二元经济条件下的税收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收政策论文,条件下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税收学一般是以单一经济结构和生产要素稀缺性为前提，研究税收政策与现有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此基础上，凯恩斯理论以发达国家的有效需求为研究对象，将宏观经济困境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主张通过适度的税收政策刺激消费和投资，以扩大解决总需求供给不足的投资乘数效应，进而解决宏观经济问题。但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区间资源差异极大，经济不能平衡发展的发展中大国，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中，一方面“二元结构”的工农产业差异、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突出表现为城乡发展差异；另一方面，传统的优先发展城市、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相关体制和政策，更加强化了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城市与农村的差异。所以，二元经济理论所指出的城市现代工业与乡村传统农业的巨大差异使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均衡发展的问题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由此可见，凯恩斯理论的分析模型与我国现实的经济条件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它的税收政策主张。
但是，近年来理论界在对我国宏观经济需求不足问题及税收政策有效性进行研究时，都在不同程度地引入凯恩斯理论来分析我国的经济问题，并且主要是从经济转型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这种分析既忽视了西方国家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基础是发达的市场经济，税收政策发挥拉动经济的作用有着特定的前提；又忽视了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最不能忽视的问题——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二元经济结构是以我国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为基础，以劳动力无限供给为前提，将剩余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与收入分配、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凸现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工业化经济转型的动力、过程与阶段。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换与变革，直接影响着收入、储蓄、消费和支出以及其它经济流程量变和质变，而这正是解决我国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选择适度的税收政策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对税收资源配置的影响
二元经济结构对我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必然对我国税源，进而对我国税收规模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税收总体规模上。随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换与变革，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和自然资源会得到更好的利用，地区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城乡经济将进一步增长，而这必将带动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如果结合我国目前通货紧缩和需求不足的原因来分析，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滞后导致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能得以解决，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方式导致需求的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的问题能得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巨大的收入分配断层使得我国社会总需求存在着结构性矛盾的问题能得以解决，经济转型、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导致制度变迁影响社会总需求的问题能得以解决，我国经济有可能走上新一转快速增长轨道。果真如此，我国的税源就更不成问题，税收规模会得到进一步扩大。因此，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对我国税源和税收规模的影响，总体来看是有利的。
但另一方面，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对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和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必将给我国税源和税收规模的结构带来重大的变化。结构问题如果处理得好，会带来总体税收规模的扩大；反之，会造成总体税收规模的缩小。具体分析，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与变革对我国税源和税收规模结构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从产业结构看，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对产业结构调整将产生重大影响，我国具有优势的产业将会得到较快的发展，而不具优势的产业会有所萎缩，有的甚至会遭到被淘汰的命运。体现在税收结构上，我国税收收入来自于优势产业，如纺织、服装、家电、玩具等城乡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和煤炭、冶金、矿产等初级产品的税收份额会进一步增长，而来自劣势产业，如汽车、通讯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和部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产品的税收份额会有所减少。
2.从内外资结构看，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标志着我国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以及国民待遇的实行，外资进入我国的步伐将会进一步加快，外资规模会进一步扩大，外资企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会有很大的提升，从而使得我国税收收入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来自于外资企业的税收比重会有较大的上升，内资企业的税收比重相应下降。
3.从国内生产和进口结构看，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经验，当一国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时，贸易项目通常表面为赤字，而赤字往往依赖于资本项目的盈余来弥补。体现在税收上，则是来自于国内生产环节的税收总体上会有所下降，这部分税收损失通过进口税收的增加来弥补。根据国际通行的消费地纳税原则，进口产品的税收（流转税）应体现在进口国，我国税收又是以流转税为主体，因此，进口产品对国内产品的冲击，对我国税收收入总体上不会有影响，只是影响税收收入的结构。来自于税务部门组织征收的收入比重会有所下降，而来自于海关代征的税收比重将会上升。
4.从地区结构看，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必然会体现在地区经济结构上。也就是说，既具有国内比较优势又具有国际比较优势产业较多的地区，其经济发展会快，税收收入增长潜力较大。原来只具有国内比较优势而不具有国际比较优势产业的地区，会受到较大负面影响，税收收入增长乏力；而原来虽不具有国内优势但属于具有国际比较优势产业的地区，也会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换中受益，税收收入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除此以外，由于来自于进口环节的税收增长较快，沿海、沿边地区的税收收入增长较快，而内陆地区的税收增长较慢。
5.从中央与地方收入结构看，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使出口进一步增长和退税率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额会出现较快增长。而按照现行体制，出口退税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因而会使中央收入的比重有所下降，地方收入的比重有所上升。
6.从收入分配断层和社会总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看，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巨大的收入分配断层和消费断层，与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某些生产要素闲置的供给状况，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因而要解决我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必须解决总需求结构性问题，只有解决总需求这一问题，才能根据产品周期理论，解决产品向人数最多的中、低收入阶层扩张，并形成最大的生产规模，从而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税源和税收规模在总体上得以扩张。
7.从制度变迁看，我国经济转轨变型、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使体制因素对需求的影响不可轻视。我国经济转轨以来，特别是1994年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力度不断加大，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对于建立权利与义务对等、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相一致的市场经济体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由于一些改革措施出台时间相对集中，在改革内容上使负担向个人倾斜，客观上导致了社会总需求的减少，并成为一段时间内影响税源增长和税收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由此而导致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的制度变迁或产生的各方面需求，将极大的推动经济的增长，使税源增长和税收规模进一步扩大。
二、二元经济条件下的税收政策选择
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困境表现为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的背后是二元经济结构及其体制变迁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中，正确和及时的处理城乡、就业、资本与劳动、消费及相关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直接影响着收入、储蓄、消费和支出及其它经济流程。这是分析我国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选择税收政策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1.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结构和体制在短期内几乎是不变的，所以在西方宏观经济分析中，通常不把长期、结构、体制目标列入考察范围，或者以此作为前提给定，集中讨论短期、总量、政策问题。具体地讲，西方国家实施的税收政策是在经济运行制度和结构既定的前提下，调节由于周期因素而失衡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对需求进行管理，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实现动态平衡。此时财政政策是一种总量扩张或收缩的政策。而我国正处在二元结构转换和经济转轨的进程中，结构和体制问题不仅是可变的，而且直接制约着短期因素、总量态势和宏观政策的选择。我国目前发生的有效需求不足，深层次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和体制变迁。所以脱胎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的税收政策是总量政策，虽然对扩张总需求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二元结构和体制变迁问题，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变异。
2.西方税收政策主要是作为一种短期、需求管理政策来运用，但它对经济长期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我国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又大大滞后，所以我国税收政策就不能仅仅着眼于短期效应，而是要兼顾长期发展问题，至少不能为长期发展设置新的障碍。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体制变迁的国情出发，目前我国税收政策在追求短期经济扩张效应的同时，也要大力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和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从根本上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必须兼顾短期和长期，协调总量和结构，着力于政策和体制联动。
3.我国分税制前后实施的税收政策优惠在刺激交通、能源及投资方面基础设施项目取得了一定经济扩张效应，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此类项目创造的投资需求基本上是一次性的，缺少持续的创造需求能力。另一方面，我国的劳动力供给是绝对过剩的，资金劳动力相对价格严重扭曲。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劳动力来说，我国的资金比较紧缺，资金的相对价格比较高。近年来税收政策优惠着力于基础设施，是一些资本密集型的项目，这就加剧了资金对劳动的替代。根据“技术二元结构论”，这对我国就业和经济结构转变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从我国有利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和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短期扩张政策不仅不能扭曲，而且要有利于资金劳动相对价格的合理调整。为此，应重新审视目前税收政策的具体公共支出项目的选择。
4.在西方，税收政策是一种宏观稳定政策而不是体制政策。在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就可以有效地作用于微观经济基础。但是在我国二元结构转换和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税收政策的有效运行需要辅以体制上的相应变革。因为，体制上的不完善不仅会使任何一个政策操作产生正负两个相反的效应，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放大负效应而抑制正效应。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如果简单的使用税收政策，而不去消除制约税收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体制性障碍和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要取得理想的效果难度比较大。因此，税收政策的能量应该释放到有利于改革和结构转换的方向上来：在城市要重点排除有碍于新的消费和投资增长点形成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在农村则要重点疏通和拓宽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农村城市化的渠道。具体地讲，如果我国税收政策重视社会性、制度性基础设施（如加大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的建设，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资，不但能刺激有效需求，而且能为体制转轨、结构调整创造必要的条件，其意义远远超过建设某些交通、能源及其它基础设施项目。所以要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有效性，必须将短期、总量、政策目标与长期、结构、体制目标衔接起来，使得启动起来的经济形态符合市场化改革目标，有利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此时各种社会性、制度性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对农村和农业的投资，可能是短期与长期、总量和结构目标的最佳结合点。
5.西方税收政策的核心是“乘数效应”，它认为政府增加的支出，通过市场运行而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最后国民收入按1／（1－边际消费倾向）的倍数增加，但其严重缺点是忽视了发生这种连锁反应的社会经济结构问题。实际上，社会经济结构中不同层次的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相等的。所以，政府对不同部门的投资，由于其所引起的连锁反应的途径不同、先后顺序不同及速度不同，最后导致的国民收入增长也大不相同。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条件下，政府对农村和农业的投资，其影响面最大，所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倍数增长也最大。因为一方面，税收政策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必然提高农民的收入和购买力，从而大大的缓解工业产品的滞销状况，增加城市停产、半停产企业的收入，于是政府对农村的投资就间接地增加了城市贫困阶层的收入和购买力。城市贫困阶层购买力的增加，又进一步推动更高层次产业的增长。由低而高地引起一系列的连锁的反应，实现政府对农村投资的倍数效应。更重要的是，对农业的投资必然导致农村的发展，促进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
我国宏观经济需求不足的实质是二元经济结构及其体制变迁。在二元经济条件下，积极和有效的税收政策应该是能兼顾短期和长期、协调总量和结构、着力于政策和体制联动的政策，其着力点应有利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和体制转轨的方向性变革，在城市要重点排除有碍于新的消费和投资增长点形成的税收体制和税收政策障碍，在农村则要重点疏通和拓宽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农村城市化的渠道，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税收政策的“乘数效应”的倍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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