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我国处理边界冲突危机的回顾和总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后论文,边界论文,冲突论文,危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曾同印度、苏联在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由此引发了国家或地区性的危机。这些危机都是由国家间政治关系日益恶化演变而成，决定了危机出现和冲突爆发有一个较长时间逐步升级的过程，中国领导人做出反应和考虑处理也有较充裕的时间。
从新中国成立起，处理边界事件便确定了高度集中的“大权独揽”体制，发生冲突时无论大小事件都要上报最高领导者决断，作战开始后才可由前线指挥员临机处置实行“小权分散”。在中印边界、中苏边界冲突中，各项决定最后都出自毛泽东。在研究边界冲突的危机处理时，不能不偏重对领袖人物的活动和决策进行分析。
一、对印度由争取其友好中立转向被迫采取边境反击战
中印边界出现危机并引发军事冲突，是两国发展战略目标的矛盾难以调和造成的。1949～1969年之前，中国的战略防御重点在东部，在西部边境采取力求维护稳定平静的态势。当印度蚕食边境领土、破坏现状时，毛泽东又采取攻势防御，以将对手“打狠打痛”的方式给其教训，争取了西部边境长期的安定。
（一）印度对华建交之初实行两面政策，使中国在争取友好时便预有警惕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印度于12月间便给予外交承认。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中将印度列为需要争取的和平中立力量，不过也清楚地认识到其对华采取的是两面政策，在争取团结时也有适当的外交斗争。
20世纪50年代，中印间的主要矛盾是西藏问题，而不是边界问题。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国大党在领导独立运动时，虽反对英国统治却继承了其殖民主义观念，认为未来印度要在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直至中东的广大地区内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并以中国为主要假设对手。（注：[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712页。）印度独立后，马上继承了英国妄图将西藏当成其北部“缓冲区”的思想。
1950年秋天，解放军进入西藏时，印度政府公开表示反对。中国中央政府于1951年5月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时，第一条便写明“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注：《人民日报》，1951年5月24日。）这也包含着取消印度继承的英国在西藏侵略特权的寓意。中国人民解放军（简称解放军）进入西藏后，因驻军靠牦牛、骆驼无法维持供应，被迫以重金借道印境内转运粮食，虽不承认却暂时未取消印度在西藏的特权。1954年中国修通川藏、青藏两条公路，能够保障驻军供应，才于同年与印度谈判使其撤退在西藏军队并接收其控制的电讯设施和驿站。
印度政府被迫放弃在西藏的特权时，于1954年对从未定过界的2000公里长的中印边界自行划出了一条界线，将已占的东段9万平方公里争议区和从未控制过的西段3万平方公里争议区都宣布为印度领土。在边界东段，1951年印军全线推进到“麦克马洪线”，而此后几年间解放军在西藏腹地的1万多驻军只限于“守点保线”，尚未接近边境。1954～1956年，印军又占领了边界中段的争议地区。在边界西段，1951年解放军进驻争议区并随后修筑了新藏公路，印军则还未接近这片无人的海拔4000米以上的阿克赛钦高寒区。直至1958年秋天，印军巡逻队才首次进入边界西段中方境内，被中国边防人员扣留解送出境。
在1956年秋达赖访问印度时，尼赫鲁政府比较露骨地表示了支持“藏独”。这时中国领导人从国际全局考虑，仍以争取印度为重点，对印方斗争也只主要采取了内部交涉的形式。
（二）西藏叛乱发生后，中国对印度的反华浪潮适当反驳却力避军事冲突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发动了全区性叛乱。发现达赖有逃往印度的企图后，毛泽东于3月12日提出：“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27页。）这既表现出政策的宽容性，也是想让印度更暴露出支持叛乱的真面目。
中国政府在西藏平叛并控制了局势，印度将当地变为“缓冲区”的梦想破灭，其国内掀起反华浪潮。1959年3月20日，尼赫鲁致信周恩来，要求将有争议的12.5万平方公里领土全部划归印度。当时毛泽东强调：“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同年5月，毛泽东修改定稿了以中国大使潘自力名义致印度外交部的书面谈话，说明了中国的战略方针：“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377页。）当解放军追击叛乱武装接近中印边界东段时，中央军委要求部队不得越过也不要太靠近中国并不承认、却已是印军实际控制区边缘的“麦克马洪线”。
中国政府竭力避免与印度发生冲突，印军却在边境向北前移控制要点，在多处越过“麦克马洪线”。1959年8月25日，西藏军区同中央驻西藏外事办公室联合组织考察团到边界勘察，于夜晚接近朗久附近马其墩村时遇印军岗哨射击，警卫部队还击打死打伤印军各1人，其余印军逃走。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印军越界。（注：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
中印之间首次发生流血冲突后，1959年9月12日，尼赫鲁在人民院讲话也承认朗久在麦克马洪线以北，并说印度军队已经撤出该地。同年10月21日，一支约70人的印度巡逻队又在新疆西部空喀山口侵入中国境内并首先开火，被中国巡逻队击溃。此后，印度驻北方边界的军队迅速增加，并开始以中国为假想敌进行训练，原先平静的中国西部边界开始出现危机。
1959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中印边界问题，毛泽东提出：“实行隔离政策，双方各自后撤20公里。如印方还不干，我单方后撤。”（注：雷英夫等：《统帅部参谋的追怀》，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同年11月7日，周恩来正式向印度提出双方在边界实际控制线各后撤20公里的建议，印度却拒绝接受。1960年，中国边防部队仍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两国军队在边界脱离接触达两年多，暂时避免了发生武装冲突。
为改善中印关系，中国领导人还决定尽快谈判划定边界。1960年4月周恩来赴印度，提出在东西边界互谅互让谈判划界。尼赫鲁却声称“边界问题上不存在物物交换”，既要保留东段已占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还索要西段的中国3万平方公里地区。此时边界争端虽无法解决，中国政府仍采取了先行搁置争端，维持现状的方针。
（三）针对印度武力改变边界现状采取反击，随后迅速撤回以求得缓和
1961～1962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对苏关系也趋于恶化。印度错误估计形势，认为中国无暇西顾，便从1961年冬季起在边界西段开始实行“前进政策”。当地是高寒区，隔离带内许多哨所夏天才有人看守，印军利用这一空隙派遣军队深入建立据点。
1962年初，解放军发现了中印边界西段出现的新情况，4月间即恢复在西段巡逻，中国政府又提出谈判要求。此时印度政府却拒绝谈判，继续采取蚕食行动。1962年7月间，毛泽东指出尼赫鲁实行的是“赖皮战术”，总参谋部将毛泽东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概括为：“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1页。）中国前沿部队根据这个“二十字方针”，规定敌向我进攻，要先对其发出警告，一次不行，可两次、三次发出；敌进至我阵地前50米，不自卫无法生存时，始准自卫；敌若撤逃，不许阻击、追击。
新疆军区边防部队根据“武装共处”方针，与印军对峙，遏制了其进一步入侵。从1962年夏季起，毛泽东分析国际战略全局时，已将印度划为国际反动派的代表，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并列为三个打击对象，只是放在最末位。根据这一战略考虑，西藏军区于1962年6月间建立了前线指挥所，部队以印军为假设敌开始了临战训练，并开始储备作战物资。
同年9月初，印军在边境西段中国境内建立了43个军事据点（兵力1300余人）。为向印度施加适当压力，根据中央军委命令，9月8日西藏军区以一个连进入中印边界东段的克节朗河（印方称为“僧崇”）地区，在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建立的据点对面设立哨所。印度政府在当天以此为借口进行战争动员，其步兵第7旅紧急进驻克节朗。
印军的这一反应，证明不采取军事打击已不能制止其入侵行动。毛泽东在1962年9月18日接见总参谋部领导时初步提出了准备给尼赫鲁一个打击作为教训，并确定主战场在便于展开较大兵力的边界东段。9月下旬，克节朗河地区的印军对中国哨所开火，解放军被迫有限还击。印度政府于10月6日最后拒绝谈判后，毛泽东才确定了反击决心。当天总参谋部传达了毛泽东指示：“如他进攻，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痛。”10月8日，中央军委下达了调部队入藏参战的命令。为争取国际同情，中国政府于当日向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说明了在中印边界如遭进攻将进行反击。印军于10月10日开始了连级规模的攻击。西藏大雪封山即将到来，此时美苏两国在加勒比海又出现了“导弹危机”，赫鲁晓夫为争取中国支持言不由衷地在内部表示支持反击。鉴于形势有利，10月17日毛泽东主持军委会议决定采取行动。10月20日，中国以1个师的兵力在东段、1个多团的兵力在西段展开了反击。
中国展开反击作战后，在东段歼灭印军1个旅，并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占了达旺，西段的解放军部队也在5天内清除了大部分印军越境据点。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谈判要求，前线部队也停止进攻，尼赫鲁政府仍拒绝谈判。11月中旬，解放军又在东段以近4个师的兵力展开更大规模的反击，歼灭印军最精锐的第4师大部，击溃其第2师。当印军大败之际，毛泽东根据预想决定收兵。11月21日，中国政府声明主动停火，并宣布将军队撤退至1959年11月的实际控制线20公里之内。这一声明显示了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英国前外交部次官卡西亚勋爵曾对此说过：“一个大国不利用军事胜利索取更多的东西，有史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注：[英]《星期日泰晤士报》，1966年6月12日。）中国对印反击只是对印度武力破坏边界现状的一次惩罚，最终还是为和平解决争端服务。毛泽东当时曾说过：“中印边界上打了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注：张彤：《对印自卫反击战前后的回忆》，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历史证明，这一仗改变了中印边界形势，印度由咄咄逼人的“前进政策”改为“北守西攻”战略，即对中国取守势而对巴基斯坦采取攻势。此后几十年来，中印边境形势基本上是安定的，这就较好地达到了在边界实施反击的基本目的。
对印实施反击作战的经过，体现了毛泽东处理边界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在采取外交方式阐明中国力求维持现状的立场时，必要时也以武力向对方传递信号。使用武力的方式又分为威慑、实战两种，分别视危机的严重程度而定，同时严格限制其升级。随后，中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措施，证明化解危机的努力基本还是成功的。
二、中苏对立后由边界冲突发展为长期军事对峙
1960年以后，中苏同盟关系破裂，边界冲突便成为两国关系对立下的一个摩擦热点。毛泽东决定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进行斗争，主要是为捍卫中国的权益，但当时一些决策却是“左”的错误在对外政策上的延续，值得深刻反思并引为教训。
（一）中苏两国由友好转入严重对立，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便激化起来
中苏两国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由友好转为严重恶化，有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利益冲突两方面因素。邓小平于1989年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曾总结说：“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页。）中国被沙俄占去大片领土以及苏联对华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是当年激起中国领导人对苏强烈不满的最主要原因。
中苏关系破裂起自1958年。究其起因，是苏联对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而不同其保持一致不满，并采取了施压手段。同年夏天，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与潜艇联络的长波电台和“共同的潜艇舰队”，毛泽东则气愤地说：“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又来了”，并当面指责赶到北京解释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为了报复，继1959年拒绝提供原子弹制造技术后，又于1960年夏天召回在华专家并中止多数经济技术合同。从这一年起，苏联边防军又在边界驱赶中国边民造成纠纷。1962年春，苏联煽动新疆6万边民外逃。翌年夏，苏军又重新开进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不服从自己的盟国动辄施加军事压力并进行颠覆是苏联的一贯作风，这更引发了毛泽东的警惕。
1964年2月，中苏两国开始边界谈判，因苏方不能接受历史上的中俄条约“不平等”这一观点，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为掌握主动，决定“采取攻势，说些空话”，让苏联人“紧张一下”。（注：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朝鲜领导人崔庸健的谈话、10月9日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的谈话。）同年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首次对外提出了中苏边界“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同时他赞成日本收回北方领土的要求。这一讲话经毛泽东同意在日本发表后，马上引起苏联的强烈抗议，并以此指责中国领导人“公开的扩张主义”。（注：[苏]《真理报》，1964年9月2日。）苏联又向远东地区增兵，中苏边界问题不能解决反而更趋紧张。
（二）“文化大革命”期间边界棍棒武斗冲突演变成边界战斗
中国对苏论战的升级以及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的军事施压，使毛泽东对战争危险的估计越发严重。
1964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要改变以东部对美作战为预案的“北顶南放”方针，强调北面要设防。
同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苏联新领导对华政策一时不明确，中国对苏战略调整便延缓下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苏联声言支持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并要求驻蒙古和苏中边境的苏军准备必要时入华支持“反毛力量”。两国领导人极度敌视，更使边界上摩擦冲突加剧。
从1967年起，中苏东段界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七里沁岛、吴八老岛等主航道中国一侧的岛屿成为摩擦冲突的焦点。按国际惯例，这些岛屿应属中国，但在《中俄北京条约》的附图内沙俄把边界划在中国江岸，苏方据此称这些岛属己方。早在1947年以后，苏联边防军就将珍宝岛等地划入警戒线内，对中国边民上岛生产却长期不干涉。自1966年以后，苏方便将中国军民进入这些江中小岛称为“入侵”并派兵驱赶，中方在全国“反修”气氛中，也组织民众和边防分队不断上岛，同苏联边防军争辩并发展到棍棒斗殴。
1968年8月，苏军以突然袭击方式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对苏联领导人的谴责又升级为“社会帝国主义”，毛泽东认为苏联对华威胁比美国更大，便将中苏边界斗争与鼓动全民反修和调整战略格局相联系。当时边界冲突的焦点是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这是个面积仅为0.74平方公里的无人居住的小岛。1969年1～2月间中国边防军人一再徒步登岛巡逻时，苏联边防军发现后就出动车辆运载军人上岛拦截，以棍棒殴打，还于2月6日首次鸣枪威胁。据俄罗斯档案记录，苏联领导层很重视边界冲突，并将其当做对华施加外部压力的重要手段。当时沈阳军区提出了准备打击上岛苏军，毛泽东也表示同意。此时的作战设想是把冲突限制在边界冲突这一层次，作战时间由巡逻分队根据情况而定。
1969年3月2日，中国巡逻队30余人登上珍宝岛，另一支掩护分队在江岸隐蔽跟随，并准备了支援炮火。苏军发现中国巡逻人员后，马上派装甲车和70余人前来驱赶，在发现中国掩护分队出现后首先开枪，中方则以上岛分队和江岸掩护分队两面夹击，消灭了上岛苏军大半便迅速撤出。此战中方死亡24人（另有30人负伤），苏军死亡31人（另有14人负伤）。
3月15日，中国边防部队又发现苏军在黑夜中登上珍宝岛，有伏击中国巡逻队的迹象，得到毛泽东同意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指挥了又一场作战。当天，双方在岛上发生营级规模战斗，中国登岛分队打退了苏军3次攻击。当天傍晚毛泽东听取汇报时说：“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同时又指示到此为止，“不要打了”。（注：1995年7月，采访陈锡联录音。）此后，除了3月17日苏军登上珍宝岛拖运坦克时双方发生相互炮击外，当地战斗就此停止。3月22日，毛泽东在碰头会上又说：“对这次边界事件，我是比较乐观的。2日的冲突，他们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有讨论，同我们一样。”（注：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页。）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会议上又提出了“准备打仗”，成为结束内乱的有力团结口号。不过在8月之前，中国军队并未进入临战状态。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吴旭君回忆，当时毛泽东说，这一下美国的文章就好做了，说明已考虑以此为契机从国际战略全局上准备调整中、苏、美三者的关系。珍宝岛上的边界冲突，已经成为关乎中国内部局势乃至国际战略格局的重要棋子。
（三）危机关头虽实行了和缓措施，但两国却陷入长期临战状态
珍宝岛冲突后不久出现了战争危机，这超出了中国领导人原先的预想。苏联政府在1969年3月下旬提出谈判遭到拒绝后，军方强硬派发出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呼声。苏共政治局认为必须压迫中国迅速与之谈判妥协，而且认为“中国人只有实际上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上”。（注：[俄]《共青团真理报》，1992年2月15日。）苏联政府选择利于发挥机械化装备优势的新疆地区施压，于1969年8月13日在铁列克提伏击了中国一支35人的边防巡逻队，巡逻队员全部牺牲。
铁列克提事件发生，毛泽东感到大规模战争真有可能爆发，于8月28日发出批示“照办”的命令，要求边疆地区进入临战准备。据张云生回忆，8月份之前林彪不相信中苏会发生战争，铁列克提事件后才紧张起来。9月间他召集军委办事组讲话，开始便说：“这个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做八成打起来的准备。”（注：张云生等：《“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册，香港：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553页。）
9月上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之机，提出“途经”北京同周恩来会谈。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改变了原先不同意谈判的立场，9月11日在北京实现了两国总理会晤并达成谅解：两国军队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冲突，维持边界现状。勃列日涅夫随后却否定了柯西金关于中苏换文肯定谅解内容的承诺，只同意下达避免冲突的通知。这一倒退举动，说明苏联当局仍观望还在动乱中的中国的变化，不愿受协议束缚并想保持压力。这种高压政策不仅未达目的，反而激起中国方面更严重的对抗情绪。
由于北部边境的压力仍存在，毛泽东对苏联完全不信任，1969年10月苏联代表团乘专机前来北京进行边界谈判之前，中共中央曾认定可能是为其实施军事进攻所施放的烟幕，在全国进行疏散，全军也进入几个月的紧急战备。此后几年内，国家财政支出1/4以上用于军事项目，军队总员额上升至600万人以上并长期保持巨额支出，战备耗费之大是全国解放后空前的。
中俄的历史档案都证明，双方均无意同对方打大仗，却因苏联总想改变中国政治走向，毛泽东又针锋相对地斗争，两国便陷入长年的军事对峙状态，边界冲突的危机虽得到控制却无法消除。直至中苏两国通过改革都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思维方式，以平等方式相处，1986年苏联领导人又公开同意边界可按国际惯例以主航道划线，军事紧张局势便得到缓解。198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两年后边界问题也通过协商得到解决。
中苏边界武装冲突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却因两国政治斗争需求出现，并一度走到临近大战的严重状态。不过毛泽东晚年在政治理想与现实需要发生矛盾时，经常还是以前者服从后者，因而还能控制军事冲突未使其升级。这一边界斗争引发战争危机的出现，又是当年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不正常引发的一种特殊现象，是由意识形态争执危害到国家关系的结果。在双方出现边界冲突后，各自无意打大仗的愿望又使危机并未失控，然而双方政治目标的严重对抗性又造成危机在十几年间无法化解。毛泽东在处理对苏危机时的方式确有诸多失误，其关键在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影响了国家利益，这也是留下的令人遗憾的教训之一。
三、当年处理边界冲突危机的经验和教训
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直至20世纪80年代，周边发生了诸多军事斗争，同印度、苏联的边界冲突成为安全环境复杂性的突出表现。中国在周边的矛盾和冲突主要是由旧中国遗留下的问题以及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促成。鉴于对外边界斗争不论大小，都涉及国家的最高战略，因此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此实施高度集中的“乾纲独断”，同时也注意听取前线指挥员的意见，此种决策机制被实践证明适合于中国的国情。
（一）在承认实际控制线的基础上以谈判划界的方针是解决边界问题的正确途径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便确定了安定四邻、以利建设的方针，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疆域采取尊重现实的态度，不准备以武力改变已有边界。从这一方针出发，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考虑解决边界问题时，便是承认“实际控制线”，只是在对方破坏边界现状的情况下才决定采取反击战，这正是中印边界反击作战的特点。在中苏边界作战中，毛泽东的考虑是适当打击苏联的气焰，并没有以武力改变现状和收复历史上失地的意图。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确定对越实施反击，更是服从于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如何取得最大利益的思考，达到有限目标便适可而止。中国共产党内受“左”的干扰，在20世纪60年代不适当地强调过“世界革命”，不过当时中国也未打算以武力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他国，从来没有打算过主动发起对他国的进攻，过度紧张的战备也只是防御性的。不过因意识形态方面的追求，特别是错误的“反修”运动的干扰，也造成了一些争执处理过火，最后演进为较大的危机，对苏斗争便是其中突出的例子。
（二）对危机的处理应由经验决策转为建立有效的机制
当年在处理危机时，主要依靠领导人的经验决策。回顾新中国在边界斗争的重大决策也能看出，能让领导集体提出各种意见，决心下得就比较正确，考虑也比较周到。上面一言堂，决策往往粗枝大叶，执行时也表现僵化，中苏边界发生冲突时的一些表现便是重大的教训。后来中苏长期保持军事对峙，虽然促成了中美关系改善，中国把苏联当成死敌不肯缓和却大大减少了外交回旋余地，并恶化了安全环境。由此可以看出，如果缺乏一个处理危机的有效机制，领导人的失误便无法得到纠正，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
20世纪70年代末，中越关系出现危机并引发了大规模的边界冲突，从根本上讲是越南民族扩张主义的膨胀所致，此前中国领导人对越南民族运动的两重性估计不足造成了被动局面。当时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处理中越之间的危机，仍采取了以武力表达决心和传递信号的方式，有限的军事打击是迫使越南收敛其扩张行为，危机最终还是得到控制未大幅升级，中国达到了总体上稳定局势并加速国内改革开放的目标。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指导军事斗争时的区别，又在于不仅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边界斗争，还着重考虑国家的发展问题，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
（三）肯定解放后控制危机升级的成功，同时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同全国解放后经济建设几度大起大落、政治上出现过全局性动乱相比，军事工作基本上还维持了整体稳定的局面，出现的错误也相对少一些。毛泽东作为伟大的军事家，驾御战争的能力确实高于其他方面。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尽管做了打世界大战的准备，处理边界斗争时仍努力控制冲突的升级，防止影响国内安全这一战略目标。在每一次重大的局部战争和冲突中，中国领导人控制升级都是成功的，战争危机最终都未演化成全面的大战。
总结中国以往处理边界冲突危机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以下体会：
第一，要对时代的主旋律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由此确定国家的总体发展目标及军事战略目标才会比较正确。第二，要建立一个符合现代复杂多变的形势要求的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机制，树立符合未来局部战争需要的思维方式。第三，要处理好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关系，目标确定后，就要坚定、具体，不要随意扩大。第四，要处理好不同领域、不同手段的配合关系，外交与实战、使用武力与威慑、小打与大战以及争取外援和国内动员要很好地呼应配合。对大国一般不宜结成死敌，力求少用直接军事手段而多用其他方式牵制。以往的这些历史经验，对今天的人们也会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标签：军事论文;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论文; 中国边界论文; 中苏关系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苏联军事论文; 历史论文; 毛泽东论文; 关系处理论文; 麦克马洪线论文; 中苏论文; 中印论文; 印军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