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少数民族党员参加宗教活动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党员论文,也谈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信仰是人生奋斗的精神动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为终生信仰，并为之前赴后继，奋斗不息。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党员表面上信仰共产主义，内心里却信仰上帝。特别是在四川藏区少数民族党员中，参加宗教活动的比较普遍，有的甚至虔诚地信仰宗教。这已成为当前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不容回避的问题。本文试图就此作些探讨，以便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
一、藏区民众笃信宗教的历史根源
自公元七世纪佛教传入吐蕃以后，到十世纪后半期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并与当地的原始宗教相结合，形成了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它与新兴的封建农奴主阶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农奴主阶级需要用唯心的、宿命的思想体系为其经济基础服务，大力扶持和推行藏传佛教，并逐步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组织形式。藏族人民饱经战乱，深受多重压迫、剥削，渴望安宁、幸福的生活，但在封建农奴主统治的时代，这种愿望不可能实现，只好寄托于神灵和来世。正如恩格斯在考察宗教产生的根源时指出的“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传统的藏传佛教强调宗教生活化、生活宗教化。正因如此，形成了几乎全民信教的局面。据统计，解放初期仅甘孜州就有寺庙教堂596所，僧尼教徒8万余人，占当时人口总数的14.7%（不含信教群众）。四川藏区与西藏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虽然在历史演进中有些差异，但几乎全民信教这一特点并无二致。宗教的观念、礼仪、是非标准、思维方式渗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化、艺术、教育、医学、婚丧嫁娶等等。藏民族历史上许多优秀的历史人物、学者、杰出的艺术家几乎都与佛学有一定的渊源，有些杰出人物既是僧侣又是学者。在这样浓郁的宗教氛围之中，要一个人卓然于宗教之外，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解放以后，随着西藏的和平解放，四川藏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大变革：“民改”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四反”（反叛乱、反违法、反封建、反特权）废除了寺庙的封建特权，揭露了一些反动宗教上层的真面目；平叛，镇压了由反动上层一手策划的武装暴乱。菩萨——包括人们千百年来心中的偶像坍塌了，被翻身农奴打垮了。人们从切身的体验中认识到一个真理：共产党，毛主席才是真正的救星。这一时期是宗教影响最小、无神论教育最深入、群众觉醒最快的时期，为以后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伴随这场革命出现的是一种新的信仰——共产主义。
二、在处理藏区宗教问题上的历史经验
站在历史的视角，当我们冷静、客观地估量几十年来在处理藏区宗教问题得失的时候，一方面，要看到解放初期对藏传佛教的保护，使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贯彻，这是稳定藏区、解放藏区的重要前提。民改、“四反”这样伟大的政治变革也严格区别了封建特权与宗教信仰、极少数反动宗教上层与广大爱国僧侣的界线，从而保护、团结了信教群众，使党的政治目标得以实现。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几十年中，确也有教训。笔者以为主要是三点：第一，在改造僧尼中由于一时界线不清，伤害了一些好人；对寺庙保护不力，使许多有极高宗教、文物、艺术价值的建筑遭到较大的损坏；许多珍贵的佛教典籍玉石俱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人们的宗教感情。第二，特别是文革动乱，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被歪曲破坏，信教群众受到批判，这使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找到攻击我们的口实。第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使宗教工作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正当的宗教信仰受到保护，宗教活动也逐步开放。但一些地方由于未能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如开辟宗教活动场所过多，少量管理人员变成了住寺僧尼。以甘孜州为例，1991年，全州恢复寺庙教堂478所，平均每县达26所之多。有的寺庙建筑规模之大，现代化程度之高，旧寺庙不能相比，从而增大了群众负担。全州有僧尼教徒45100余人（不含信教群众），个别地方在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甚至出现以信教为荣，不敢宣扬无神论的情况，许多一心跟党走的积极分子、老党员受到排斥、积极性被严重挫伤。
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有浓厚的历史积淀的原因，也有在处理宗教信仰问题上由于矫枉过正而引起的反弹，还因为一些干部对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误解所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部份少数民族党员参加宗教活动甚至信仰宗教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对一些党员参加宗教活动现实状况的分析
据了解，少数民族党员参加宗教活动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大致是：
（一）部分原本出身就是僧人（扎巴），民改、“四反”中还俗，现在从内心里信仰宗教。这部分人主要是当年寺庙的小扎巴。他们民改时年纪尚小，在革命的大潮中奋起反封建，有文化、觉悟早，工作表现积极，被发展入党。多年来他们一直跟党走，现在年纪大了，根深蒂固的佛教启蒙教育在一定的气候下又重新表现出来。有的尽管已经结婚生子，也重返寺庙，有的甚至主动提出退党。他们说，我们内心并不反对党，但双重信仰的问题解决不了。
（二）少数是民改初期的积极分子。这部分人文化虽然较低，但当年在民政中表现最勇敢、最坚决，有的人还是当之无愧的英雄。现在年纪大了，他们所熟知的阶级斗争知识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以致在旧势力回潮的地方或边远山村、部落里受歧视，甚至被土司头人后代反攻倒算，在迷茫中一时找不到出路，于是皈依佛门以求解脱。
（三）部分青年党员，没有受到党的知识的系统培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知之甚少，在世俗的压力和亲友的规劝下，又去参加一些宗教礼仪，却表现出对宗教的虔诚。尽管人在党内，思想上却向往宗教；虽不会颂经礼佛，却表现出对宗教的虔诚。
（四）个别干部，或对党的宗教政策的误解，或本身就信仰宗教，不敢理直气壮地宣传无神论，对不正当的宗教活动不敢管，甚至对有的宗教上层顶礼参拜。这类典型在群众中造成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
（五）除了这几种典型的类别外，较多的是对唯物论缺乏基本的了解，科学文化知识少，不仅不能正确解释许多自然现象，对生死祸福，社会运动中的许多偶然性感到迷茫，产生向冥冥中的主宰禳祸祈福的意愿，或者修炼来世。所以，在宗教节日、佛事活动、群体性的宗教仪式中，参加进去，随大流，但内心又十分惶恐，怕党组织批评，怕群众指责。这类事即使在文化教育相对发达的汉族地区，乃至大中城市也并不鲜见。
四、正确处理少数党员参加宗教活动的问题
宗教问题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重要问题，正确处理宗教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组成部份。在民族地区，宗教问题又往往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在藏区，达赖分裂主义势力正是利用宗教问题与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基层政权。因此，中央要求各级党政组织深刻认识宗教的群众性、复杂性、长期性、国际性、民族性的特点，非常慎重地处理好这个问题。
对共产党员信教的问题，中央有关文件明确指出：“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在这个总精神的指导下，如何正确处理目前藏区面临的党员参加宗教活动问题呢？笔者以为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一）内因和外因的关系。要在坚持对党员进行党的知识教育、无神论教育的前提下，努力改善周边环境。对新老党员进行党章和无神论教育是一项长期任务，在藏区更为迫切。在整顿基层组织中要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教育，在平时应有计划地开设讲座，特别是在各级党校的培训中，更应该如此。还要看到环境、外因对内因的重要影响，下决心治理大环境。在藏区要理直气壮地全面准确地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理直气壮地宣传无神论；理直气壮地揭露达赖及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利用人们的宗教感情进行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复辟封建农奴制度的行径，使人们丢掉幻想；要理直气壮地肯定民主革命的成果，实事求是地把是非界线搞清楚，这里重要的问题是“理直气壮”。宣传部门应编写通俗、规范的宣传材料。党政部门应把这件事作为巩固基层政权的大事来抓。改变在宗教政策宣传上的弱势。对寺庙要加强管理，对少数恢复宗教特权、违法犯罪的人要敢于依法处理。以此鼓励党员，团结大多数信教群众。
（二）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这是原则，不容否定。但考虑到本文前述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民族地区的现实状况，在对待民族地区党员参加宗教活动问题上应该从实际出发，不要操之过急。这里有些界线需要准确把握。比如把虔诚地皈依佛门与一般参与一些宗教活动区别开来；把出席一些礼仪性、群众性的宗教活动与对宗教人物顶礼膜拜、支持组织宗教活动区别开来；把虔诚地信仰宗教与在家庭中共同进行的例行宗教仪式区别开来；把一时有糊涂认识的人与顽固坚持宗教立场的人区别开来等等，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帮助教育并区别不同情况作出处理。从团结教育的愿望出发，提高党员的党性，让他们在促进民族进步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宽和严的关系。对广大党员来说，基本上是教育问题。藏区基层党的力量薄弱，组织发展不易。有些党员哪怕参加了一些宗教活动，但他们对党仍然有很深的感情，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表现出较高的觉悟，为党作了很多工作。对这些人既要帮助也要等待，不能简单地推出去。对那些内心虔诚信教，不参加党的活动，已经到了寺庙为僧的党员，一般也用劝退、除名等和缓的办法处理为宜。但是，对两类情况应严肃对待：一类是担任乡以上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笃信宗教，或明或暗地支持宗教活动并造成损失或恶劣影响者，应给予纪律处分或免去所担任职务；另一类是不仅信仰宗教，而且从事分裂祖国、反对党的领导活动的党员，应坚决清除出党。要十分注意加强村组织的建设，选好支部书记或小组长，象培养民改干部一样给予较多的关注。古人云：“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对具体问题的处理，要因时因势具体分析，把握好分寸。
（四）传统与革新的关系。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容易出现的误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许多具有宗教、神话等色彩，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中应有扬弃，发扬其民主性的精华，抛弃其封建性的糟粕。在藏区，许多传统的民族节日虽然具有某些宗教色彩，但主流是好的，内容也随历史发展而改变。例如康定四月八日的转山会，现已赋予了全新的内容。这是在传统基础上的革新，应把它组织得更好。类似的情况，还有民族绘画“唐卡”、酥油花艺术、藏戏等等。但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地方用组织跳神、大法会等形式来搞物资交流、商贸洽谈等，这就不应当提倡了。有的人片面理解“谁具有民族性，谁就具有世界性”的含义，对传统的东西一成不变地照搬，对唯心的东西实行兼容并蓄，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混乱。对此要在党员教育中予以澄清，以免谬种流传。要看到，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将长期存在，普及科学、宣传真理的任务还很艰巨，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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