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蓉[1]2003年在《WTO条件下我国政府支出改革研究》文中提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当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并通过加入WTO来融入国际经济主流体系时，也就意味着中国选择了市场竞争并接受了相关规则的约束。因此，如何按照WTO规则提出的规范、灵活、效率、透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我国政府支出的改革是当前一个重大的课题。 笔者在分析了WTO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的基础上，将WTO规则灵活运用于政府支出改革中，归纳出WTO对政府支出改革提出的要求；然后运用统计、比较分析等方法，对政府支出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试图从实证分析中发现问题；再次，借鉴国际经验，将理论运用于实际，在遵守WTO一般原则的前提下，兼顾我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WTO的现实，充分利用WTO中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和优惠措施，制定相应的对策，推进改革，探讨今后政府支出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具体思路。即：科学界定政府支出的范围，优化政府支出的结构；推进部门预算、政府支出方式、国库集中支付制的改革，共同构筑高效的政府支出管理体系；按照WTO的要求，革新传统的政府支出方式；进行绩效考核，追求政府支出的效率等。
张岩[2]2014年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世界各国的经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同时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与协调也日益加深,经济大国,尤其是美国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国际影响越来越明显,美国的经济震荡随时都以更为强烈的冲击波影响着其他国家。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出现了严重失衡,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使整个世界被卷入到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之中。全球经济结构的失衡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的美元信用本位制,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彻底取代黄金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资产,一个以信用美元为核心的货币制度由此形成。当美元本位制摆脱黄金的约束之后,美元供给的外部硬性约束便完全消失,这为美国经济的滞胀以及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寻求出路提供了条件,促成了美国长期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及其债务的货币化,结果不仅导致了全球美元的泛滥及世界性的通货膨胀,而且也给美元流入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国作为美元持续净流入国,其经济发展与结构变迁正面临着来自美国与美元因素的严峻挑战,面对愈来愈复杂的外部环境,我们应如何从战略上审视它给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经济结构变迁可能带来的冲击,以及我们应如何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等都是事关中国经济未来走向与前途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论文首先对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理论发展进行了梳理和评价,在对模型的评价中指出,M-F模型作为目前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其模型结构存在着重要的缺陷,主要包括模型扩展逻辑的不一致、模型结构的非一致性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含义不明确。随后它依据市场分类的完整性和模型结构的一致性对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宏观模型进行了扩展,重新提出了开放条件下IS-LM的扩展模型,并以该扩展模型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接下来,它将复杂的外部环境与美元经济因素抽象为美元无限供给弹性,利用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扩展模型,并结合美元无限供给弹性的假定条件,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两个方面分别对美元不断量化宽松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及经济结构的影响、外部冲击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影响效应、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效应和政策实施风险以及财政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美元信用的不断扩张会导致我国经济体中虚拟经济占比的不断上升,即出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背离的发展趋势,最终造成虚拟经济部门蓬勃发展而实体经济部门衰退萎缩的“二元经济”格局,最终引导我国经济结构向虚拟化的方向发展。随后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美国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无论在短期还是在中长期均会对我国虚拟经济占比产生正向的冲击,即我国虚拟经济占比在美国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影响下不断提高,并且其短期的冲击效应要大于中长期；另外,我国虚拟经济占比在美元信用扩张的冲击下还表现出明显的趋势性。2.在美元无限供给弹性下,外部利率冲击和预期汇率冲击对大国经济的冲击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二者是否会对大国经济产生影响效应,以及影响效果如何,不仅取决于各个宏观经济参数的取值,而且还与相应的结构性参数有关；然而,相比外部利率冲击,预期汇率冲击对大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效果会更加复杂,其不确定性更大。实证结果表明,外部利率冲击和预期汇率冲击对我国经济均产生正向的影响效应,但是冲击效果在我国汇改前后两个阶段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与汇改前阶段相比,在我国进行汇改之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影响有所减弱,而美元兑人民币1年期远期汇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作用则有所增强。3.在美元无限供给弹性下,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会因政策传导路径的多样性导致政策实施效果的非确定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以及政策效果如何,均取决于各宏观经济参数的取值,不同的参数关系不仅决定了政策效果程度上的不同,甚至还决定了政策效果的方向,当政策效果的方向与宏观调控目标相背时,不仅不能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而且还会加剧经济波动；然而,相比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实施效应要简单很多,其至少能够保证不会使经济状况变得更糟糕,由此决定了选择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运行要优于货币政策。实证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总体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加入WTO前后两个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却不同,在加入WTO前阶段,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加明显,并且货币政策的实施风险要小于财政政策；在加入WTO后阶段,财政政策效应显着增强,货币政策变成一种纯粹性的被动调节工具,并且财政政策的风险明显降低,货币政策风险却有所增强,即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的优势地位发生了逆转,我国应注重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4.在美元无限供给弹性下,政府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样是不确定的,二者均取决于相关宏观经济参数的取值；但是通过比较发现,无论美元是凭借单渠道还是双渠道无限流入时,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始终大于政府支出的效果,即税收政策的实施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作用更加明显。同时,实证分析显示,政府支出和税收收入无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均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作用,但是二者对经济的影响效果恰好相反,扩大政府支出将促进经济增长,而增税将抑制经济增长,并且二者对经济的调控作用都会随着时间的延续逐渐减弱；然而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始终大于政府支出。此外,政府支出对投资的影响只在短期有效,并且作用效果呈现正负交替的起伏变化,而中长期这种影响效果消失；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始终具有负向的影响作用；而税收收入对投资和私人消费均产生负向的影响效应。
何蓉, 赖荣璇[3]2003年在《我国政府支出改革的探讨》文中研究指明为了按照WTO的要求 ,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我国政府支出的改革 ,我们应科学界定政府支出的范围 ,优化政府支出的结构 ;推进部门预算、政府支出方式、国库集中支付制的改革 ,共同构筑高效的政府支出管理机制 ;按照WTO的要求 ,革新传统的政府支出方式 ;进行绩效考核 ,追求政府支出的效率等。
张天勖[4]2011年在《GPA框架下的我国地方政府采购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目前,许多国家都已加入了WTO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以求公开政府采购市场、促进政府采购市场的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中国加入WTO以后,承诺在条件成熟时,按着GPA要求,尽快开放本国政府采购市场,初步拟定了中央政府采购出价清单,欧美等国家非常关注我国中央实体政府采购和次中央实体的政府采购,我国中央、地方政府,面对欧盟等GPA成员国全面开放,面临的问题也相当多,这是地方政府融入国际经济的真正开始,因而,研究国际政府采购理论和实际操作方式,掌握相关法律政策,对于目前中国的各个省市地区的政府采购实践是十分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基于政府采购制度理论研究和发展的现状,着重研究地方政府采购的理论基础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政府购买的乘数效应分析入手,推导了地方政府采购的乘数效应,论述了实施国际化的地方政府采购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而研究了我国地方政府采购的弹性系数以及地方政府采购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并对我国《政府采购法》、《招投标法》与GPA成员国家采购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我国地方政府采购制度的基本框架。研究认为:我国应当推进、完善国际范围的地方政府采购制度,因为它是促进地方开放、转变政府职能的一个平台和契机。
侯锐[5]2006年在《中国农业支持政策研究》文中认为目前，中国己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工农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农业不再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农业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而不是受“挤压”的部门。从经济发展来看，中国在总体上已具备了反哺农业的实力，农业需要合理的支持。但加入WTO后，中国农业必须在世贸规则下，构建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措施。同时，还要注重农业支持实施的方式和效果，使其真正起到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新阶段农业支持政策的理论进行研究分析，针对中国农业发展“瓶颈”，找出中国农业支持政策的基本点、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我国己经或将要采取的农业支持政策进行绩效评价，最后提出中肯实效的政策建议。 论文在借鉴与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下，深入研究，力争在理论上归纳和论证国际上农业支持政策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新阶段中国运用农业支持政策的背景与客观条件；在方法上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农业生产支持政策与价格支持政策对农业生产者的影响以及国家财政对农业支持的效果、效益和效率；在案例上着重对粮食直接补贴模式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在宏观上通过判断新阶段农业支持特征，建立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在政策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为各级政府制定农业支持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论文共分八章，可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至叁章，属总论部分。第一章主要是从宏观角度来论述本文研究的范围及其必要性。第二章是课题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深入剖析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如美国、欧盟及日本农业支持政策，从而寻求对我国农业支持政策改革具有借鉴与启示意义的有益经验。第叁章是在经验事实描述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政策的发展进行历史考察和现状评价。第二部分为第四章至第七章，是论文的核心部分。第四章详细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的供给与效益，运用DEA模型探讨了支农支出的政策效率。第五章详尽阐述了在WTO背景下，我国粮食直接收入补贴政策的运作方式、对农民收入和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第六章则运用趋势分析、相关分析和福利分析等手段对农业价格支持政策进行实证研究。第七章是从规范经济学的角度对农业支持政策制定和执行进行系统分析，研究最终落脚于对我国农业支持政策制定、实施的指导。第叁部分为第八章，是结论部分，在提出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目标及发展思路的基础
郭平, 何蓉[6]2003年在《论我国政府支出改革》文中认为按照规范、灵活、效率、透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我国政府支出的改革,应科学界定政府支出的范围,优化政府支出的结构;推进部门预算、政府支出方式、国库集中支付制的改革,共同构筑高效的政府支出管理机制;按照WTO的要求,革新传统的政府支出方式;进行绩效考核,追求政府支出的效率等。
黄小舟[7]2010年在《财政支农支出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表明,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业、农民、农村“叁农”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就是首先从农村开始的。农业要从传统落后的小农经济中走出来,逐步建设现代农业,这就离不开政府对农业的大力支持,这是被世界上发达国家和新型的工业化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改革开放前,我国政府为实现工业化,走的是一条牺牲农业、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和提高工业品的价格,通过剥夺农业部门利润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的原始积累,满足城市和工业化优先发展的战略需要,极大地削弱了农业自生的积累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产生的激励机制,推动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劳动效率的提高,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没有多大变化的情况下,农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农产品短缺问题。但是农业的脆弱状况和自身积累发展能力依然没有改变。现阶段,我国农业已进入发展新阶段,需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改善农业基础设施,优化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就必须要加大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农业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但同时也是由于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其最优产量难以确定,实际的供给量都会小于最优(或称均衡)供给量。在我国的财政支农的实践中就表现为支农规模的不足,财政支农结构的不合理,结构失衡。规模不足、结构失衡等严重地制约了财政支农绩效的发挥。因此要确定财政支农的合理规模,求解适宜的财政支农结构,提高财政支农绩效,发挥财政资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巨大作用。本研究综合运用农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应用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和农业自然科学等学科的知识与原理,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理,采取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及比较分析与统计分析等多种方法,系统地梳理了财政支农的理论基础,研究财政支农及其结构对农业GDP的增长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间的数量关系,评价各项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比较了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型化工业化国家提高财政支农绩效的做法,总结这些国家农业部门发展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改善我国财政支农绩效的政策措施。论文按照内在逻辑顺序共分为六章。第一章阐明了本研究的目的、意义与国内外研究动态,概述了论文的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基本思路和框架结构,归纳了论文的主要创新点；第二章对财政支农绩效的理论进行了介绍分析。首先界定了本研究中的几个基本概念及财政支农支出分类,然后介绍了财政支农绩效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有经济增长理论和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第叁和第四章为实证分析,主要运用描述性的统计分析方法分析了财政支农绝对规模的绩效、相对规模的绩效和比较规模绩效,运用了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计量模型,从动态和静态的角度分析财政支农总量和结构对农业GDP和农民收入的实际效果,得出了财政支农中的一些结论和存在的问题,为制定提高财政支农绩效的路径选择提供依据。第五章为比较分析,主要是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型的工业化国家农业部门的发展历程中财政支农的情况进行比较,找到财政支持农业发展的规律,总结出对提高我国财政支农绩效的经验借鉴。第六章为提高财政支农绩效的路径选择,本章主要阐述了财政支农的总体原则,以及在财政支农过程中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最后,针对在第叁、第四章分析财政支农中存在的影响财政支农绩效问题并借鉴发达国家财政支农的经验,提出了我国未来财政支农的相应政策措施。
丁文[8]2004年在《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政府采购制度作为一种先进的政府支出管理制度，在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随着1994年部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签署《政府采购协议》和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通过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的实施,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采购进一步向规范化、国际化发展，采购规模不断扩大，采购过程更加透明，政府采购已成为许多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管理公共支出、调节经济运行、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制度。实行政府采购的目的与意义主要是：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节省采购开支；保证采购对象的质量；发挥政府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宏观调控作用；强化支出管理；有效抑制腐败等。在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支出管理主要采用封闭、分散型采购方式。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发展，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1996年开始试行政府采购制度。虽然我国实施政府采购制度起步较晚，采购规模不大，但这项工作得到各级政府和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各项工作有效推进，规章制度逐步完善，用于政府采购的资金每年大幅度增长，发展势头良好，目前已逐步成为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物资采购的最主要方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换,我国政府采购量将不断增加，政府采购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这篇论文结合国际、国内政府采购的实践，较全面、系统地介绍政府采购制度的历史演变、原则、目标、方式、运作以及发展方向，并探讨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建立现代政府、反腐倡廉中的重要意义。论文着重研究了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采购体制问题。论文在总结我国政府采购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基本架构，论述了我国政府采购的市场竞争机制、管理体制、实施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论文不仅对政府采购制度作一种理论性的研究，而且结合我国开展政府采购工作的实际，对政府采购过程中的操作程序、环节和办法进行研究和具体分析。论文还对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之后，如何使政府采购工作与国际接轨这一新课题进行探讨，探索既适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通用惯例相吻合的政府采购制度,力图为政府采购<WP=4>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方向推进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并对我国政府采购的实践性层面进行了可操作性的总结、研究和探索。
冉清文[9]2003年在《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职能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转型时期的政府职能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关于政府职能问题，西方理论界争论了几百年，总是摇摆于或政府或市场之间，始终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当政府干预不利于或阻碍经济发展时，便出现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当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出现经济危机时，又回到政府干预理论上来。各国政府奔波于政府干预和经济自由主义两种理论之间，以不同的理论为指导，就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政府。 与西方政府职能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似乎找到了解决政府职能问题的最终结论，即抛弃市场，实行计划经济。然而，经过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检验，这个结论还不适应今天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现状，又不得不向市场回归或过渡，重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转型时期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渡时期。这种过渡虽然也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调动并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但与西方的市场经济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一方面，要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保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不走西方国家经过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发展，再进入市场经济“现代体制”的道路，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直接进入到市场经济“现代体制”。因此，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政府行使着重要的职能和角色。 正确认识转型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定位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是顺利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关键。本文主要是从理性认识、理论定位和实践定位叁个层面，对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在理性认识层面，是从转型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入手，对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进行理论剖析，形成“理性认识”。政府的职能和角色，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转型时期的。转型时期的政府正是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过渡的过渡型政府，政府职能和角色正处于转换之中。在此，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职能和角色转换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及其提出的新要求，强调：政府必须根据这些客观环境提出的新要求，不断转变自己的职能和角色。明确了转型时期政府的职能和角色与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职能和角色的异同，提出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职能和角色的特点，从质、量、度叁个方面界定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提出有效政府才是转型时期最佳政府的命题。 在理论定位层面，也是从转型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入手，对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进行理论定位，形成“实践理念”。阐述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范围和领域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构建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必须树立的新观念，从观念上构建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认为:在转型时期，应该以市场经济“现代体制”为着眼点和目标，界定和研究转型时期中国的政府职能和角色，树立制度、服务、法制和市场等观念。阐述了不同经济体制的政府的职能和角色，从框架上构建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职能和角色。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和角色是无所不能的“家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和角色是“警察”、“调控者”和“救生员”;在转型时期，政府职能和角色是“家长”、“兄弟”和“警察”. 在实践定位层面，同样是从转型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入手，对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职能和角色予以实践定位，回答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应该干什么，能够干什么和必须干什么的问题。强调:在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是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市场主体，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法人实体。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和培育市场，完善市场体系，造就替代者。不断完善自我，建立宏观调控体系，强化宏观调控职能。建立健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
陈立兴[10]2006年在《国际经济协作背景下的中国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接受西方宏观经济学观点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宏观调控理论的研究大都着眼于国家内部或单边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效果分析。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经济事物当中，宏观调控政策调整的外部性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中国的财政政策等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不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国内改革和融入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提高周边国家和全球经济增长率、保证世界经济稳定运行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是中国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全新领域。因此，中国当前参与国际经济事务过程中所奉行的经济理论和执行的财政、货币政策面临重大变革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多数研究仍然处于消化和应用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偏重于微观层面应对单一冲击或实现单一目标的对策研究，没有过多地突破传统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在解释现实经济运行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没有对客观存在多年并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做出系统的经济学分析，二是忽视了在宏观层面通过合作使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国际经济协调政策研究。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的过程中，一直积极参与不同层次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在这种国际经济协作趋势下，在这种国际经济协作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宏观调控理论也正在不断丰富和形成，在“和平崛起”这一指导原则提出之后，研究崛起的中国将对区域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什么影响、周边国家如何看待综合国力不断上升的中国以及如何在崛起过程中保持和平等一系列问题，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界理论研究中国的重点。作为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中国财政政策将在政府采购、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税收、国债发行等几个方面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研究和探讨国际经济协作背景下的中国财政政策的这些变化是本文的主要内容，各部分紧紧围绕这一主题，探讨不同层次的国际经济协作对中国经济特别是财政运行的影响，并针对快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从财政政策调控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的应对措施。第一章从回顾亚当·斯密创立财政学开始，阐述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理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蒙代尔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货币政策配合研究、国际财政研究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理论的研究，认为目前财政理论的发展和财政政策的研究的范围已经逐步扩展到国家以外。因此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战略和“和谐世界”新理念对财政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财政政策理论研究和实践必须具有全球视野。第二章应用博弈理论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在各种层次的国际经济协作趋势不断扩大的新背景下，并没有一个超国家政府的权力存在，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政策不再由纯经济理论所决定，而是受到各个参与方的影响，是所有国家进行博弈的结果。通过博弈模型分析，在国际经济协作过程中尽管始终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但实力不同的大国和小国都可以通过国家间的政策协调和合作实现帕累托改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还在博弈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亚太地区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财政政策方面转变和实践，阐述了不同国家通过财政政策的协调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经济发展所做的努力。第叁章首先回顾了日本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财政政策，对财政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评价，总结了日本在参与国际政策协调、应对石油危机和日元升值的冲击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由于日本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崛起的亚洲国家，又是中国的近邻，其发展的轨迹以及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其次回顾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在一体化过程中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方面的协调措施。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国家、非洲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安排，因此欧盟一体化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其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财政税收安排对中国当前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这一章的最后总结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的税收调整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新趋势。第四章首先比较了近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崛起的异同点，中国经济崛起将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更大的空间，同时也会形成更大的冲击。因此中国实施“和平崛起”战略，无意于在经济实力壮大过程中寻求霸权或支配世界事务，而是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贸易和投资的发展等和平手段来获取世界资源，摆脱国内资源短缺、环境压力和社会矛盾的困扰，并通过不断扩大国内市场为其他国家带来更多的机会而不是威胁；其次，重点论述了“和平崛起”战略对中国制定财政调控政策、参与不同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的指导作用，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对周边地区和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中国财政理论的发展和财政实践使中国财政调控能力日益增强，各种财政调控措施成为“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章首先阐述了WTO的主要原则和WTO框架下的博弈格局、中国在WTO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参与WTO的利益，然后在分析加入WTO对中国财政运行的影响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在WTO框架下财政政策调整策略，主要是关税水平逐年下降、出口退税政策的优化、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化以及履行对政府采购制度的承诺等等，还分析了中国参与多哈回合谈判过程中的策略和谈判过程中一些与中国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财政政策调整效果。第六章论述了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国财政政策的转变与创新。在回顾了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合作安排、中日韩经济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参与区域协作面临的复杂外部环境，提出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协作的应对措施和财政安排。中国应该以亚洲为依托，积极参与各种层次的区域经济协作。财政政策方面，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带动周边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国家内部区域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探讨建立亚洲区域经济协作补偿机制，加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运行和政策的跟踪监测，协调好国内外政策的操作力度和方向，减小区域合作的阻力等等。最后从财政收支的角度，简要分析了中、日、韩叁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前景及其对未来中国财政收支产生的影响。第七章系统地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实践和财政理论的发展，一是改革开放后的赤字预算的实践和财政平衡理论的变化，充分利用公共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政府经常性支出要向公共财政方向转变，增加教育、健康和扶贫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二是关于国债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债在宏观调控中发挥巨大作用。对国债功能的认识，由单纯弥补财政赤字，到为国家经济建设筹集资金和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对国债运作的认识，由临时性偶然操作到长期持续运用。回顾了1981年以来，我国国内债务发行经历了重大变化以及重新启用国债、举借国内外债务的重要作用。叁是灵活运用各种税收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努力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四是通过一系列财税政策措施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措施有扩大公共消费支出，加强政府采购制度建设，增进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调整现有的外资税收政策，引导外资投向，提高外资利用水平，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出口与进口贸易的平衡发展等。第八章从调节内外平衡出发，探讨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贸易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问题。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的协调应该以保持经济的内外平衡为最终目标，当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进行积极调控。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方面，要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和组合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组合，适度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积极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宏观和微观各个层面，建立和完善规划、财政、银行的配合机制，优化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还要从加入WTO后参与世界产业分工的高度，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发挥综合效应。第九章探讨了国际经济协作背景下的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当前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内部因素主要有：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市场经济的不完善；中国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和保护市场的能力均面临着严峻挑战；社会保障机制建设步伐缓慢，尚不能满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其面临的金融风险压力增大；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外部因素主要有：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很多不利影响；外资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输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蔓延；知识产权纠纷加剧；国际资源争夺白热化：跨国公司“攻城略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强势压力等等。经济全球化还对中国地方财政运行产生较大压力，主要表现在经济全球化会加剧地方财政的支出压力和地方财政的融资困难，因此应尝试地方政府举债，加强地方财政特别是加强财政融资能力，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妥善应对挑战。当前中国应该利用WTO体制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具体的应对措施一是在发展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用开放应对开放中的危机；二是全面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参与WTO规则的制定；叁是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分散国家经济风险；四是充分利用WTO救济体系与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正当经济利益；五是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推行全球共同安全和可持续安全观念。维护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财政安排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改进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提高政府行政控制能力以控制经济风险；第二，把支持自主创新作为公共财政的重要政策目标；第叁，充分发挥政府采购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扶持功能；第四，运用针锋相对的策略，灵活应用关税、非关税、出口退税等措施应对来自各个方面滥用反倾销、限制进口、技术壁垒和环保壁垒条款：第五，注重零关税对中国市场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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