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线女的艺术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线论文,成就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红线女表演风格小论
在距今40多年的1956年，青年红线女同粤剧前辈马师曾等第一次从南国来到祖国首都北京，合作演出了粤剧名作《搜书院》。当时京剧大师梅兰芳看了戏十分高兴。梅大师待人宽厚，但并不轻易对青年演员给以溢美之词；然而看了红线女的表演，却热情地写了一篇剧评，称赞红线女的表演艺术。说她塑造了“一个刚烈而又腼腆可爱的少女形象”，即《搜书院》中女主人公翠莲。说她演得“细致深刻”，“优美精炼”，赞扬她“在柴房一场的独唱，表面上好象没有一个身段，其实处处是身段，时时有‘脆头’”，“唱腔运用着正确的发音方法，并且也富有感情”……我是在这篇文章收入《梅兰芳文集》之后才读到，戏已演出多年，未多注意。直到1996年，在我有了观摩红线女的若干代表作品的积累并着重思考她的艺术成就之后，再读梅大师的文章，才深感他的真知灼见和恰如其分。我揣想红线女当时是很可能受到前辈品评的影响、启示，在艺术创造上由自发逐渐转向自觉，由此沿着自己创出的这条路走了过来。直到现在，她在表演上更成熟、更精炼，而道路不变，说明梅大师对她的论证、分析，仍然是准确的。
梅兰芳为什么如此欣赏比他要年轻30多岁的红线女？我想，这是因为，虽然一是京剧，一是粤剧，相距千里，但他和她在艺术风格、艺术方法上是有声气相通之处的。梅兰芳的艺术风格，过去人们常说是“雍容华贵，端庄大方”，固然不错，但如果深入探讨，联系到他的许多代表性剧目，比如《宇宙锋》中的赵艳容，《生死恨》中的韩玉娘，《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抗金兵》中的梁红玉，《霸王别姬》中的虞姬，直到他晚年挂帅的穆桂英等等，不难发现，这些艺术形象，显然都不能仅仅用这八个字所能概括。我以为是不是加上有如“英气袭人，外柔内刚”这类意思的词句，方可比较全面。而红线女，看她的精华剧目，比如《搜书院》（翠莲）《关汉卿》（朱帘秀）、《昭君出塞》和《昭君公主》（王昭君）、《山乡风云》（刘琴）、《桃花扇》（李香君）一直到她于古稀之年在《赤壁周瑜》中串场独唱“大江东去”，等等，都很鲜明地显示出一种不仅雍容华贵、端庄大方，更英气袭人、外柔内刚的风格和气质。在这次红线女从艺60周年庆贺活动中的两台晚会上，我看了她本人演唱的和她的学生们演唱的各个节目，更感到她确实称得起这十六个字的赞语。即使象《昭君出塞》、《打神告庙》、《蔡文姬》等戏中许多悲痛场景中的演唱，一般表演很容易流于哀怨哭泣，如引得观众一掬同情之泪，但红线女和她的学生们演来，则大都不止于哀怨而更强调其悲愤、抗争之情。京剧和粤剧各有其性格特点，很难简单类比，但不同剧种的演员在塑造自己的角色形象时的创作心态和审美追求是可以相通的。这种相通的前提或基础是要有对角色和角色所处的社会环境（规定情境）的正确理解。这正是表演艺术上现实主义思想和方法所要求的。梅兰芳、红线女以及其他许多大演员，成就各有不同，在这一根本点上则都是会相互莫逆于心的。
在这次庆贺活动中，我还看到红线女在40年代初主演的一部现代题材故事片《家家户户》，使我大为惊喜。惊喜的一是没有想到半个世纪之前在香港就曾出现过如此相当优秀的影片；二是更不知道红线女那么年轻时就如此游刃有余地在银幕上成功地塑造了这么一个精采的妇女形象。影片写的是自《孔雀东南飞》以来的老故事：市民家庭中婆媳之间琐屑而紧张的冲突。婆婆和搬弄是非的邻居愚昧落后，媳妇（红线女）较有文化又温顺善良，儿子则夹在当中。媳妇对婆婆的无理高压百般忍受，最后终于忍无可忍愤而出走。也只是通过出走的坚决抗争，才迫使婆婆有所悔悟。这部电影故事有些落套，也不够精炼，然而却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一种要求家庭民主以抗争封建专制，要求以现代科学（把婴儿送去医院看病）抵制愚昧落后（请巫婆看病）的精神。红线女演媳妇，细声细气，大动作很少，却显得内心充实，有感情有性格，毫无锋芒而刚强自在，诚于中而形于外。这里少有雍容华贵，但有端庄大方，更有外柔内刚的袭人英气。我不知道这部影片是否能算红线女的代表作之一，但我以为它最少可以同她的那些舞台戏代表作同样，体现了“女姐”（这次在广州才知道那里对她有这么一个亲切的称呼）的艺术风格。
红线女的艺术观
我认识红线女比较早，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就有了了解，以后陆续有所接触。因为地处南北，工作没有固定的关系，见面的机会不多，理解不够深。虽然如此，但红线女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鲜明。她的艺术成就很高，创造了“红腔”，形成了“红派”，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有社会意义的人物形象，不仅南方的观众对她印象深，而且影响到全国，影响到海外。她有高尚的艺术道德，特别是敬业精神和她对艺术理想的执著追求，遇到困难也不怕。
我对她的理解还很肤浅，这次参加红线女从艺60年庆祝活动，对我来讲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看了红线女和她的学生们的演出，读了一些有关红线女的书，使我对她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
红线女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是非常突出的，她的艺术有的着漫长、曲折的奋斗过程。她在自己写的书中有一句话很深刻：“我的粤剧艺术观是：艺术良心、继往开来。”“艺术良心、继往开来”这八个字概括得很广泛、很深刻。没有漫长、曲折的奋斗过程，就没有这样的总结。这里面包含着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感，以及她与广大群众的关系，她的艺术追求理想等等，有着很丰富的内容在里面。
为什么红线女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没有这样一种艺术观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追求的。对人民、对艺术、对时代的态度，对理想的追求，这是艺术家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这是红线女最宝贵的东西。特别是她从香港回到祖国内地之后，这种思想境界比以前就更自觉、更明确了。这种追求并非容易，艺术创造是最复杂、最细腻的，如红线女这样高的成就，我们可以想像她是全身心地投入了。我们的艺术创作环境提供得好，但也有困难、曲折，但她没有动摇过。在最困难的时候，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她没有对粤剧动摇。她相信，她的艺术人民是需要的，“总有一天我还要为人民服务”。粉碎“四人帮”以后，红线女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到她们所钟爱的艺术事业上，特别是现代戏这个十分困难的工作，她一直是知难而上，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如《白燕迎春》、《祥林嫂》等。戏曲事业碰到许多困难，大家的思想很复杂，红线女坚信戏曲的前途。记得上次剧代会期间，红线女由于家里有事提早回去了。她委托我转达她的意见：“戏曲决不会灭亡，她是有前途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领导问题。”我把她的意见在剧代会上做了转达。我认为，她的信心是来自于人民。有一次，红线女来北京，对我说：“我不叫你郭老，虽然你的年纪大，但你对事业的态度并没有老。”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在以后的工作中，她的话对我有很大的鼓励。红线女对艺术创作上的态度是非常严格的，“女腔”的创作不是纯技术性的问题，她是在理解人民的感情上从事创作的。现在商业化在影响着艺术，红线女的艺术观便显得尤为重要。这次庆祝会的召开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相信，戏曲不会灭亡，但我们也要为之奋斗。红线女的精神对我们克服困难非常重要，这种精神不仅仅限于红线女一个人，也不仅仅限于粤剧一个剧种，而是对整个文艺都有很大的作用。我们会继续前进，迎接戏曲最光辉的发展。
红线女的挑战自我
80年代初，红线女率团到香港，“红迷”奔走相告，如醉如痴，演出盛况空前。当地一家报纸说：“港人有不知英国女皇者，但没有人不知道红线女。”
作为当代岭南文化的杰出代表，粤剧艺术大师，红线女以精湛的艺术征服了香港，也征服了海内外难以数计的观众。在60年的艺术生涯里，拍摄了70多部电影，演出了近200个剧目，既有传统戏、 新编历史剧，又编演外国名剧和现代戏。作为民间“艺术大使”，多次向东南亚和美洲的广大观众传播中国戏曲文化，以优美的乡音、乡情滋润着无数华侨的心田，而至今仍能登台一展歌喉使听众疯魔者，唯红线女一人，这是中国现代戏曲史上的一个奇迹。
探索红线女的艺术道路，人们不难发现，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是她在艺术上不断精进，并形成独特艺术个性和审美品格的动力。
40年代在香港从艺期间，她已是红得发紫的双栖明星。但她羞于做资本家、“斑蛇”的摇钱树，决心与靡靡之音决裂，用私房钱组建真善美剧团。这反映了她对真善美艺术境界的自觉追求：在纸醉金迷的殖民文化市场上，为健康的艺术争得一方净土。挑战自我使她走向艺术的“涅槃”。
1952年前后，她在演出《一代天骄》《王昭君》，改编《蝴蝶夫人》和莎翁名著的实践中，根据自己的天赋、嗓音条件，在传统旦角唱腔基础上，融入西洋美声技法，创造了使观众疯魔的“红腔”，把粤剧旦角唱腔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挑战自我是攀登艺术高峰的阶梯。
1954年，她面临着改变人生道路的考验。她勇敢地抛弃了在香港演艺界的显赫位置和极其优越的物质生活，回国参加广东省粤剧院之后，如饥似渴地学习。学后而知不足，拜梅兰芳为师，请教梅派唱法；请程砚秋帮她设计身段、水袖；请俞振飞指点《桂枝告状》；请周小燕为她丰富《思凡》的唱腔；还有昆曲名家朱传茗，歌唱家郭兰英、王昆等她都虚心请教。正如古典画论所说：“旁通曲引，以观其变；泛滥诸家，以资其用”。她把所学、所识和所获，化为艺术血液，丰富了自己的艺术素养，在《搜书院》《关汉卿》人物形象塑造中，最终完成了红派艺术的创造。
她的审美观念也是在上述几次超越自我中，发生了新的变化。正确的反思使她产生了足够的勇气：“过去在香港，我演的多是少女戏，唱腔尽嗲。”“太嗲”两字，表明她对过去审美品位低下的演唱的彻底否定。自我挑战的结果，才换来高品位的“红腔”艺术。
在和一位记者的谈话中她说：“我们决不能把自己变成摇钱树。我们奉献给观众的是美的艺术。这个美是真善美的‘美’，不是靡靡之音的‘靡’，也不是媚俗的‘媚’。”这是说，演员表演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商品，但决不能商品化。不能以低品位的媚俗（媚美），讨好观众，而应以真善美的艺术奉献给观众。她演出的剧目，除了少数的风情喜剧。多为“苦情戏”和悲剧。她塑造的王春娥、焦桂英、林黛玉、李香君、王昭君、翠莲等一系列妇女形象里，不论小家碧玉、大家闺秀、宫庭贵人或青楼妓女，都能荡尽艳丽的铅华，清除庸俗的珠光宝气，展示出东方女性清秀淡雅的气质，高洁端庄的风韵以及在抗拒苦难或悲剧命运中磨砺出的富于韧性的品格。而在《关汉卿》的朱帘秀形象里，则又透露出敢爱敢恨、藐视豪强的侠肝义胆和凛然正气。正如田汉的吟诗，“壮似长江浪，愁如秋月光，一歌一荡气，一唱一回肠”，形象地概括出红线女创造的悲壮美之意境。
抛弃媚美，经过长期的实践，逐渐形成在秀美（婉约美）中兼容悲壮美的艺术风格，这是红线女审美理想的飞跃。
1988年国庆前夕，63岁的红线女在粤剧独唱晚会上向自己的高龄挑战，人们惊喜地发现，她的歌喉还是那么清脆、圆润，“红腔”还是那么醇美、委婉，沁人心脾。
艺术青春的魅力，使这令人难忘的奇迹，在10年后重新出现。这就是在纪念她从艺60周年的演唱晚会上，73岁的红线女再次向自己的高龄挑战。除了在《苦凤莺怜》片断中，惟肖惟妙地饰演了一个机智活泼的青楼妙龄少女，还独唱了《昭君出塞》的〔塞外吟〕，当她哽咽地唱到“烦把哀音寄我爹娘，莫惜王嫱，莫惜王嫱”时，一些听众已眼含泪水，而她自己还处在忘我心境，完全沉浸在悲伤氛围之中。我感到她是在用整个生命来歌唱。在60年的艺术生涯里，她始终把生命溶解到艺术之中，用天才的艺术创造出自己的人生价值。
霜叶红于二月花
红线女老师“说风唱雨六十年”，大体有三个形象、两次超越。所谓三个形象，不是指她塑造的翠莲、朱帘秀、刘琴。她成功塑造的角色何止三个，还有王昭君、李香君、崔莺娘等等一系列舞台形象，更不用说还有我们不大熟悉的许多银幕形象。我要说的不是她的艺术形象而是社会形象。她六十年来呈现在公众面前的社会形象是：香港红伶→新中国艺术家→改革开放新时期戏曲事业的拉动者。拉动一词，得自传媒常用语，如“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赶个时髦。
这三个社会形象的转换，是经过了两次超越的。
第一次超越，从时间上说，1955年12月14日她从香港归来是个起点。在此之前，她是香港剧影双栖的走红艺人。她在那里拍了数十部电影，已成明星，然而她又心系粤剧，把粤剧舞台当作自己艺术生涯的最终归宿。她是从1938年开始唱粤剧的，至1952年，在拍电影的同时，创办了真善美粤剧团。对剧团的这个命名，反映了这位年轻红伶的戏剧观，这是红线女能够向艺术家攀登的一种内在动力。经过两三年拼搏，她深感心力交瘁，认识到在那个环境里难以实现艺术理想，于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香港——她的艺术发祥地，奔向新中国。这种选择要有勇气。除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之外，还要有接受革命环境锻炼改造的充分的思想准备。她自己说：“我下大决心，放下明星、红伶的‘架子’”，“一切都从零开始”（《难忘的回忆》）。我们都有体会，在五六十年代做一个知识分子是不那么轻松的，红线女“下大决心”之后该付出多少艰辛啊！实践证明，她的选择是正确的。一出《搜书院》不仅在内地唱红了马师曾和红线女，也刷新了人们对粤剧的看法，用夏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话说，对粤剧“现在应该刮目相看了”，以至周恩来总理也说：“前些时候粤剧被一些言论委屈了”。《搜书院》进京是1956 年5月，中国剧协为此召开了规格很高的座谈会，田汉主持，发言者有夏衍、叶恭绰等，《戏剧报》作了热情报道。那年红老师是29岁。我25岁，有幸看了演出，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无论台上台下，她都引人注目。随后，粤剧《关汉卿》进京为国庆十周年作献礼演出，她的一曲《蝶双飞》，不知倾倒了多少观众。那时是不作兴随便称优秀演员为表演艺术家的，但从张庚、袁雪芬等名家评论中，可以体会到红线女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1960年，红线女作为粤剧界旦行的突出代表，参加了以梅兰芳为主任的表演艺术研究班，同学有越剧袁雪芬、京剧言慧珠、汉剧陈伯华、蒲剧王秀兰、川剧陈书舫、豫剧常香玉……都是当时戏曲界的一流人物。
第二次超越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文革”结束后，红老师恢复了舞台生活，直至今年5月，她还新排了《祥林嫂》的一个片断， 我们在庆贺演出晚会上欣赏到了。那晚我们还欣赏了她的保留剧目《苦凤莺怜》的片断。全场观众被征服了，真是艺术奇迹！但应当说，在新时期，她已不单纯是一个表演艺术家、一个舞台上的美的创造者了，她把许多时间精力智慧和无形资产（海内外的号召力），转移到了拉动粤剧事业的振兴上来。她“历来认为，有志气的青年是粤剧的希望”（《回顾就是力量》），所以非常重视对青年人才的培养；青年演员要有实验基地，她就办起了红豆粤剧团；剧团的活力在于剧目建设，她亲自抓了好几出新戏的创作，近年来我就参加过几次她所抓剧目的研讨会。她并非事事得意，但锲而不舍。作为戏曲事业的拉动者，这个社会形象，迄今还在进展之中。而新落成的由政府支持建立的红线女艺术中心，又为她进一步发挥作用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不了解这个艺术中心的方针任务，但我相信，它不会只是以建筑、雕塑、图片的形式把红线女的艺术成就加以“定格”，供钦慕者参观；它必将以红老师为核心，凝聚起一股巨大的力量，使之成为促进粤剧艺术，弘扬岭南文化，推动海内外戏剧交流的多功能机构。在我心目中，红线女对于艺术的虔诚，近似宗教精神；为了维护自己的艺术青春，生活上的自我管束极严，像个苦行僧；为了事业的发展，对青年，对剧团，对剧目，也都要求严格，我戏称之为“红衣教主”。她真是“一线三红”：红伶，红色艺术家，“红衣教主”。由于管得严，管得具体，有时难免招来一点埋怨。时过境迁后，人们的感受又会不一样了，未见得不是深化怀念的因缘。她还是个泛爱主义者，一直关注着支持着其他戏曲剧种的“有志气的青年”。她写过一篇黄梅戏《红楼梦》的“学习手记”，题为《成功的闯关与改革》，以敏锐的审美感觉和生动的笔墨；描述了这出戏独有的艺术魅力，对于马兰则深加赞扬，称之为严凤英之后“出色的‘艺术火炬’接力递送者”。她佩服茅威涛的不倦的艺术追求，认为多一些这样的青年艺术家，中国戏曲会出现新的辉煌。她对京剧程派新秀张火丁（今天正好在座），也是爱护备至。红线女不仅属于粤剧，也属于整个戏曲文化。她的一位朋友黄霑先生称她是“女唐吉诃德，在挑战时代的风车”。红老师对于民族戏曲是充满自信力和自豪感的，她相信，只要这种“挑战”顺应时代的发展和艺术的法则，是可以避免失败，赢得胜利的。精美的《红线女从艺六十年庆贺演出晚会》节目单中印有两幅枫林彩照，繁茂热烈，秋光正艳，使人想起古人名句：“霜叶红于二月花”。这不正是今天红线女老师人生境界的一种很好的象征么！
贺红线女艺术中心落成暨从艺六十年
去岁将末接到祝“广州市红线女艺术中心落成”的邀请，感到非常高兴；我听说广州市政府要建立“红线女艺术中心”不过三年，现已落成，可说神速。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速度。
我当然非常乐意去参加这一盛典，并又借此机会去南中国某些地方作短暂游。
如果自己不声称我是广州市人，别人已很难在我身上找到那些特征。我已在外边飘泊留连六十三载。由于眷念故土的天性，在每一特殊阶段，我都在关注广州市的变化。
新的广州出现了，红线女艺术中心的落成可以说是突出的一标帜；这所建筑矗立在广场中，可算恢宏壮丽。以一位地方剧种的表演艺术家命名的艺术中心，在中国文化建筑史上也许是先声吧。走进艺术中心大厅，展览着红线女六十年来创造过的百个以上的艺术形象；包括粤剧、话剧、电影的千姿百态的人物。 二楼展厅展出她的社会活动照片； 自1956年，她从香港回到大陆，她对祖国和人民始终抱着一颗赤子之心，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她对粤剧艺术的顽强执着追求，为发展粤剧事业创立国际性的粤剧基金会，卓有成效。她辛勤培育新人，成立广州市红豆粤剧团，在戏曲界已颇具名声。以她六十年来对国家和人民的奉献，政府以她命名建立了艺术中心，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这次我到广州，还真寻到了“旧”，那就是西汉南越王宫署遗址的发现与挖掘。该遗址1995年发现，1996年底试掘，1998年底开始接待部份参观者。我有幸看到较原始的挖掘现场，和不少极有价值的出土文物。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广东省在生产建设和物质文明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过去总感到在文化建设方面有些欠缺，但近几年已显著改观。这次看到新（红线女艺术中心）旧（南越王宫暑遗址保护）两项重大文化建设，对广东省广州市的精神文明，可说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庆贺红线女从艺六十年活动中，有两场晚会：一场是粤剧红腔精选清唱，一场是粤剧折子戏。红线女本人在两场晚会上都两次登台表演。第一场压轴清唱“昭君出塞”，我听她演唱昭君历时四十多年，常听常新。我把她的唱大致分为三阶段：初时即50年代，她声腔清润委婉抑扬，凄凄切切，绕梁三日挥之不去。近二十年由于对王昭君人物的思想感情有些发展补充，因而声腔也有所改变；委婉凄切表达思乡悲怨，又加上一点刚劲豪气，这是另一种动人之情，唱得激烈豪放，动人心弦。这次又听“昭君出塞”声腔不仅凄婉，更多的是浑厚、激越、些许苍劲，听来使人感到惊天动地！我在台下屏息静听，目不转眼地盯着看，她声音的变换，感情的变化，她已泪光闪闪，我的情绪也无法自己。她把全部感情融合进去了。不，她倾注了全部生命在人物中，这真是炉火纯青的绝唱！
当我走出剧场，久久难以忘情，想到这位艺术家已过古稀之年，还能登台表演已多么不易。声音仍然清脆、甜美，加上六十年经验积累，才能达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境地。艺术和她的生命已完整结合了。她的生命即是执着地追求更完美的艺术。
祝愿红线女艺术中心，今后能延续并更好地发扬红派艺术，更能继承粤剧史上众多优秀艺术家的传统，成为继往开来的粤剧丰碑。
永远的红线女
掌声如潮，红线女身着演出服在台上鞠躬谢幕。她从艺已六十周年，广州为她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演出。她的学生手捧鲜花纷纷跑出侧幕，她的女儿虹红也从加拿大赶回，此际上前拥抱母亲，并在其脸颊留下两道鲜红的唇痕。红线女毫无所觉，依然站在台口向观众鞠躬致谢……领导和嘉宾们（多是老年男性）依序上台，只能是礼貌地祝贺成功。唯独王昆走到红线女面前时，才伸手把那唇痕抹掉……
我站在台下，想起认识红线女的过程。三年前的冬天，是王昆为红线女在北京介绍了一位按摩大夫，每天为其半日治疗。另外的半天，红线女就向我叙谈往事，随后我又去了两次广州，终于写出一本《红线女速写》……这次应邀来广州的嘉宾真多。文联主席周巍峙来了，其实当年在我为红线女写书时，就常遇到他来看红线女。那儿的楼梯很狭窄又很陡峭，但周还是坚持着爬上去。红线女握住周的手，感动地叫着“周伯伯……”著名作家王蒙谈起当年出访美洲，红线女是其中的成员。归途经过夏威夷，在一个有名的餐馆吃饭。老板是洋人，一眼就发觉红线女气度不凡，一定要她为餐馆签名。红线女让王蒙“团长先签”，王蒙坚持要她“代表大家”。推让再三，她便写下幼年使用过的本名“邝健廉”。洋人老板对此浑然不解，大家却满意地笑了。
广州这次举办了两场纪念演出，演出者除了她的学生，也有她的朋友。比较下来，要数年岁最大的红线女唱得最好。人们产生一个共同的感觉：舞台红线女是永远的，自己在舞台下却明显老了。记得我当年为她写书时，她每每要回忆到几十年之前，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说到哪里便唱到哪里，唱段的旋律随口流泻——有时清越像小溪，有时澎湃像湖海，但都浑然天成，不带斧凿的痕迹。我接触过的戏曲名家不少，像她这样澄澈自如的委实不多。她有先天的优势，天籁诚然是无法学的；但她后天的努力也是惊人的，直到这次演出举办的前四天，她忽视进医院打起了点滴。广州有关领导闻讯，吓得在十五分钟内赶到医院。她见到领导的第一句话是：“放心，我一准能登台的……”
与会者参观了一个关于她的照片展览。十分之九都是演出活动。业余生活有两张给我很深印象。一张是她在家里饭桌边上打乒乓球，桌子上的球网两头是用两叠厚书当支架，当中横陈一根戏曲大枪。再一张，是冬日她旅游照相，右手拿着相机，左肘平弯在眼前，一只漂亮的小鸟稳稳当当站在肘关节上。那小鸟似乎站立了很久，它很有兴趣观察这个手拿相机的人，是觉得她艳如花树呢，还是倾倒于她娇好的笑声？
我在这次活动的间隙，抽暇参观了南越王宫的出土遗迹。真是不可想象，在地表下面存在着七个朝代的文明断层。面对断层不禁遐想联翩：近半个世纪的新断层太多，给中国的负面影响也太大了。而红线女以及她六十年来的艺术实践，无疑是岭南地表最新也最灿烂的文化层。广州市政府花三千万元盖了一座辉煌的“红线女艺术中心”，现在趁“中心”落成之际又举办了如此盛大的纪念活动。我想，无非是为了防止新的断层产生吧。
广州的做法值得深思和仿效。
红线女艺术的开放性、超越性、开拓性
在写《南国一抹嫣红——红线女的艺术生活》一书时，我就感触颇多。红线女的艺术独具魅力，这使她的表演达到了耀眼眩目的程度。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家，她是事业上的成功者，然而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她的生活并不完美，她享受了成功的喜悦与骄傲，也饱尝了在通往成功路上的痛苦与艰辛。在红线女与她的学生同台演出的两个晚会上，她是那么年轻、漂亮、快活，真个是光彩照人，风韵独具。当她的学生、观众排着长队把一束束鲜花献给她，与她拥抱，当她的面颊上印着学生吻她的红唇印痕时……鲜花堆成了小山，掌声形成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从表面看，红线女很柔弱，很文气，有些弱不禁风的感觉，但她却走过了风风雨雨六十年的艺术长途，坎坷艰辛自不待言，几次站在了生与死的“界碑”前，她顽强地搏斗，一次又一次获得了“生命”，她的倔犟与坚强是内在的，不易察觉。可以感受到支撑她生命、生活的，是粤剧。
一个经不起失败、挫折、坎坷、艰难的人是成不了大器的。我常常把红线女放在梅、尚、荀、程等艺术大师的行列中进行思考，红线女与成功的前辈艺术家有许多相同、相通之处，诸如刻苦、勤奋、好学，摆对继承，借鉴与创新的关系等，但也与前辈大师有许多不同，属于红线女特有的。就以艺术家与时代而言，梅、尚、荀、程等无不是时代所造就，使自己的艺术与世迁移，随时代发展而发展，但红线女却与这些大师很有些不同。红线女回到新中国母亲的怀抱，是她认真思考后的抉择。1956年，刚刚诞生的共和国还是很贫困的，然而红线女特别看重的是这里的人文环境，这是一片有益于艺术生长的沃土，吸引她的是练功房、排演场、艺委会制度、可以帮助她艺术提高的老师、前辈……回广州定居四十余年，就是在处境最为艰难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她也无怨无悔。新中国确实为红线女艺术的成长、成熟，走向颠峰创造了优异的条件，时代造就了红线女，造就了红派艺术，红线女为时代增添了一抹嫣红，几分靓丽，这绝不是一句套话而是有着丰富内涵的。
生存环境，创作条件是重要的，这只不过是外因，内因是起决定性的因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红线女在艺术上的开放性、超越性、开拓性是十分显著的，它使红派艺术永远处于发展之势，抵达一个又一个艺术高度。
“开放”是近年来大家常说的词，但红线女艺术上的开放性可以追朔到四十年代或是更早一些。她是粤剧演员，并涉足电影，且颇有成就，成了香港著名影星。粤剧是她艺术生命之根，虽然演戏与演电影不同，但她却把粤剧的唱带入电影之中，凡是她主演的电影，几乎都有歌——粤曲歌，近似当代的戏歌。电影注重真实、生活化的表演反过来影响了她的舞台艺术。“真善美剧团”时期她创作了《蝴蝶夫人》。红线女居然到日本去“体验”生活，吸收歌剧音乐素材为我所用。这仅是一个小例子。红线女的眼界很宽，艺术的接触面极广，电影、钢琴、芭蕾舞、曲艺、外来艺术、民族艺术等她都喜爱，都可以吸纳，幻化成粤剧的营养，她的演出剧目中有戏曲传统剧目《苦凤英怜》、《胡不归》、《刁蛮公主》等，也有《第十二夜》、《一磅肉》（即《威尼斯商人》）等外国名著。
红线女勇于自我挑战的精神是十分突出的。《昭君出塞》是她的代表作，也是她的成名之作，一曲《出塞》倾倒海内外观众，使红腔风糜世界。然而在八十年代，她把曹禺的话剧本《王昭君》搬上粤剧舞台，定名《昭君公主》，再塑王昭君形象，重写《出塞》。这一折戏是曹禺话剧本中所没有的。曹禺对红线女创作的新“出塞”是很赞赏的。
红线女是演员，但她并不仅仅囿于表演这一个领域，她似乎是在追求——“凡是戏曲创作的各个部门，我都不陌生”这样一种境界。早在《蝴蝶夫人》创作时，她就介入了剧本、音乐、舞美等方面的创作，实际是担当了一部分导演的职责。以后在《关汉卿》、《桃花扇》、《山乡风云》、《白燕迎春》、《春到梨园》等新戏的创作中，她都介入了表演艺术以外各个部门的创作，这是一种开拓。
开拓的过程也是红线女不断超越自己的过程，开拓的结果是滋润了一个演员的表演艺术。
对红线女艺术可以作多方面的探讨，她红得耀眼，如霞似火，从艺术精神、职业道德、艺术成就、艺术品格、美学理想……诸多方面探索，对于戏曲艺术的发展是很有益的。
红线女是粤剧的骄傲，红线女是民族的骄傲。
重视红线女艺术的文化意义
红线女是当代中国一位当之无愧的大艺术家，通过六十年锲而不舍的攀登，已经成为现代粤剧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了。她比在她之前的任何一位粤剧的先行者，包括马师曾、薛觉先等，都要走得更远些，攀登得更高些，尽管她曾是他们带上路的，有着真正意义上的师承关系。她是在他们的生命，同时也是他们的艺术止步的地方，独立支撑，锐意进取，把粤剧艺术推向更高的境界，把它的影响，推向更远的地方。
她创造了“红腔”，是以她的艺名的第一字作为这种独特的声腔艺术的标识的；又叫“女腔”，则又是以她艺名的末一字作标识的。她因而被演艺界，被热爱她的艺术的观众亲切地称为“红姐”，“女姐”，最近传媒又有呼为“红姑”的。她不仅形成了自己独创的、成熟的演艺风格，而且建立了以她为奠基者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的“红派”。红派得其真传，人才济济。他们完全有潜力，有希望把远承先辈，始自红线女的艺术精神和流派薪火传下去，同时，也会在不断的创新中，把现代粤剧推上更高的水平。
红腔，固然是红线女艺术风格的独特的声腔标识，但并不是她艺术成就的全部。在现代中国艺术文化史上，她是为数不多的在几个领域都取得了很高成就的人。她先是主要以香港为依托，加上后来在内地，先后演过八十余部电影，是公认的有造诣、有影响的明星。至于在粤剧艺术上，她当然首先是表演艺术家，但也同时通晓编剧、唱腔设计、艺术教育等，有本事参与并指导从剧本策划、排演，到舞台合成的诸多环节和全部过程。总之，作为一代粤剧艺术的宗师，她的成就是全面的。她有极其丰富的艺术实践，以及在这些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对于这些实际和经验，戏剧理论批评界已经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这就是一本《论红线女舞台艺术》，一本徐城北的《红线女速写》，一本谭志湘的《南天一抹嫣红》。当然，还有她自己写的红色装帧的《红色英彩——我与粤剧表演艺术及其它》，她的演出剧目选和唱腔选。但是，我总觉得，与红线女的实绩比，这些研究和资料，只能说是刚刚起步，还有待于深化，有待于拓展。
红线女的艺术成就，包括她所取得的实绩，她的长达六十年的实践和经验，是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可以有微观的研究，如禀赋、个性、技艺、风格、声腔等，也可以有宏观的研究，如文化角度的研究。宏观研究不只是文化研究的角度，但这个角度无疑是重要的。这不仅因为粤剧像其它戏曲剧种一样，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政府管理职能的划分上归文化部、厅、局等，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包蕴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有其独特的文化素质、文化风貌等。唯其如此，它也就成了特定形态文化的一种鲜明的艺术标识。粤剧艺术正是岭南文化，即南粤文化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艺术标识。红线女是南粤大地，包括香港，哺育起来的艺术家，本身又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既然她作为现代粤剧最杰出的代表，已经饮誉海内外，那么就完全可以把她放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中进行研究，寻找定位的文化座标，然后做出科学的评价。可惜直到现在，还没有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比如可以研究一下红线女艺术创造的地域文化特色的问题，考察南粤地域文化传统对她的影响，特别是近代以来广东以及香港的具体文化环境与她个人艺术道路的关系问题，等等。在我看来，红线女艺术道路中所表现出来的敬业的文化精神，南国的文化气韵，开放的文化胸襟，进取的文化意识等，都应该从这个角度得到论证。又因为粤剧是一个大剧种，广东、广西，香港固然是它的基地，但影响却远及东南亚和海外华人，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所以研究红线女艺术的文化意义，也就具备了某种普遍价值。
真正意义上的女声唱腔
红线女的演唱艺术被人们习惯地称为“红腔”，也有称之为“女腔”的。我对“女腔”的称谓很感兴趣。“女腔”者，女声唱腔之谓也。我对粤剧是个外行，不知道粤剧界对“女腔”的称谓有没有这样解释的。但我从对红线女演唱艺术的直觉感受是，红线女的唱腔在粤剧界来讲，或者说，在粤剧所属的皮黄系统的声腔剧种中，她是真正意义上的女声唱腔。
在皮黄声腔系统的剧种中，如京剧、汉剧、桂剧等，我还没有听到过如红线女这样真正意义上的女声唱腔。京剧是皮黄声腔系统剧种的代表，直至目前为止，尽管是女演员演唱，但她所唱出来的腔调，基本上还是女演员学男演员所模仿出来的女声腔调，即还没能脱离开昔日男旦演唱艺术的框架，因而只能被称为旦角的声腔艺术。而粤剧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女声唱腔。这是由红线女在继承前辈艺术家的传统精粹的基础上，广泛汲取多方面艺术营养，经过长期艺术实践，刻苦钻研，为粤剧演唱艺术开拓出来的，有别于其他皮黄声腔中旦角声腔艺术的、真正意义上的女声唱腔艺术。
所谓“有别”，表象上的意义在于音质，如音乐家李凌所说：“以声论艺，红线女是音质优美、基础深厚稳实、音色清脆秀丽，富有变化，高、中、低音区的声音统一、匀称，很少有歌者能象她那样，既有嘹亮的歌喉，音域特别宽阔，又柔美而有力度”。（李凌，《散论红线女的艺术表演》，载《论红线女舞台艺术》，奥林匹克出版社1997年版，35页）深层上的意义则是红线女对粤剧传统表演艺术的赓续张扬。“唱”是表演艺术的手段之一，离开了表演，就谈不到戏曲的声腔艺术，因而，谈红线女开拓的真正意义上的女声唱腔艺术，远要追溯到粤剧历史渊源，近要论及到红线女在粤剧表演艺术上的创造革新。这是一个大话题，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但有两点是应该在这里提及的，一个是粤剧语音上的革新，即它的语音由“官话”改“白话”（粤语），粤语音调多变，有9音之说， 在这个语音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唱腔具备鱼龙变幻的先天优越；一个是由“假声”到“平喉”（真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指生行的用嗓变化，而这种变化的缘由乃在于为了更真切地表现人物情感，实际上这是声情上的革新。声情上的革新要求曲调上的广撷博采、发展变化，粤剧唱腔之所以能够把古今中外的曲调“信手拈来，任意剪裁”（欧阳予倩语）而不露痕迹，是同这两种革新分不开的。这两种革新都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红线女从艺正是在前辈艺术家对粤剧艺术进行深刻改革的时期，她耳濡目染，经过刻苦习艺，不断实践，尤其在建国之后，她广开思路，多方汲取营养，不断丰富自己的演唱艺术，通过她所演出的《搜书院》、《昭君出塞》、《关汉卿》、《山乡风云》等一系列代表剧目，完善了粤剧的旦角唱腔，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女声唱腔。
研究红线女的“女腔”，研究真正意义上的女声唱腔，是一个重要课题。本人孤陋寡闻，对粤剧更是外行，只能把这种直觉提出来，就教于粤剧行家。我感到，这个问题的探讨，不只是对粤剧艺术有益的探讨、总结，或许对其他剧种声腔艺术的革新发展也会有所启迪吧？
韩江粤海相沾润
粤剧著名表演艺术家红线女从艺六十年暨红线女艺术中心建成，广东省、广州市有关领导为之举办如此大型的、高层次的庆祝大会，是我省文化艺术界一大盛事，亦是粤剧界一大喜事，我为之欢欣鼓舞，为之热烈庆贺！
红线女这位粤剧著名表演艺术家，早在三十年代就已扬名海内外，但六十年来她亦是走过崎岖曲折的生活道路，不折不挠，拼搏向前，才达到今天如此高度的艺术成就的。她上了年纪，即转而全身心投入于培养粤剧新生力量的工作，而且卓有成效，难能可贵，可敬可钦！六十年来红线女在影视戏剧各个领域中都做出卓越的贡献，有目共睹。我虽长期远处距离广州千里之遥的潮汕，但亦和红线女老师以及粤剧有着深深的艺术因缘。切身感受有两点：
一是1987年8月7日，广东潮剧院一团带着拙作潮剧《陈太爷选婿》上广州参加第四届广东省艺术节，当时身为广东省剧协主席的红线女老师亦莅友谊剧院观摩指导。她看完《陈》剧后兴趣甚浓，即向文化厅要了剧本，请粤剧作家秦中英改编为粤剧，红老师自己则任艺术总监并参与导演及唱腔音乐设计工作。一个粤剧的《陈太爷选婿》终于由红老师亲手组建的广州红豆粤剧团于1992年元旦在平安戏院演出。当晚我应邀观看，接受了该团团长赠予的改编剧本、剧照和有关资料，并与红老师亲切交谈，同时又把我为此而赋的一首诗亲送与红老师。诗云：
“红豆鲜花两地栽，根同南国绕歌台。
韩江粤海相沾润，更有清香扑面来。”
以此盛赞由于红老师牵头有了这次极具意义的潮粤舞台上的良缘。
二是在五十年代，我曾改编粤剧院创作、刘美卿主演的现代戏《崇高的职业》，由潮剧院五团演出。当时刘美卿和文觉非老师恰好莅汕访演，亦看过此剧，并提出宝贵意见。这是我们向粤剧的一次学习。前几年粤剧院三团和广州市粤剧团同时改编潮剧而上演的《张春郎削发》，促进了粤、潮两兄弟剧种的亲密关系。1991年粤剧改编上演《陈太爷选婿》，可谓是更进一步的艺术交流，这应归功于红线女老师的“撮合”。1998年春节前，红线女老师莅汕，我得以再次与之晤谈，面聆教益，留下深刻印象。
此次我应邀参加红线女老师从艺六十年暨艺术中心建成的盛会，又一次瞻仰艺术大家的风范，愧无为礼，谨赋俚句奉贺：
“梨园曲径步香尘，六十年来风雨深。
玉润珠圆扬海宇，长留雅韵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