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世界经济衰退:中国的经济前景与机遇_世界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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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灾难,中国传统智慧的哲学理念大多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对于这种理念,美国《华盛顿邮报》前不久的一篇评论做了如是诠释:汉语中“危机”(crises)一词,由“危险”(dangerous)和“机会”(opportunity)两个词构成,因此面对正在袭来的世界经济衰退,中国人多半将其视为机会。我们的问题是,对于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企业和政府而言,这场多年不遇的世界经济衰退,真的孕育着机会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机会又在何处?

中国经济由热转冷:价格型放大了数量型

中国经济业已由几个月之前的过热急转直下,变为过冷,这是个无情的事实。同样无情的事实是,这种急速转冷同时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清楚地显现了出来。

宏观上四大指标同时走低:其一是经济增速下滑。2008年三季度GDP增速回落。构成中国GDP一半左右的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回落最为明显:2008年9月份还在两位数以上(11.4%)增长,10月份降至8.2%,11月份更降至5.4%,创数年来最低。其二是物价急速回落。由2008年 8月份之前的通胀高企转为持续回落。反映这种变化的两个价格指数即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时快速回落。前者由9月份的4.6%下降到11月份的2%,后者则由9.3%跌至2.4%(参见图1)。进入2008年11月份之后,中国事实上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威胁。其三是国际收支由强势转弱。两个最重要的指标即外贸和外汇储备同时走低。其中进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外汇储备多年来首次减少。最后是就业形势严峻。虽然迄今尚未有官方最新数据,但民工提前返乡、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等问题骤然凸现,表明就业形势相当严峻。这和2007年底之前沿海地区招工难恰成比照!

微观上四方面的数据或指标也急转直下,趋于恶化:一个是企业利润大幅度减少。最新数据显示,2008年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仅为4.9%,而1月至9月份还高达19.4%,上年同期增幅曾经高达36.7%。另一个是居民收入增幅下降。2008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仅为5.4%,创最近5年来最低,估计四季度增幅还会下降。第三个是政府税收减少。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2008年10月份以来全国税收收入首次出现负增长,其中10月份同比下降0.5%,11月份加速下跌,同比下降11%。最后是企业歇业与倒闭案例增加。这方面虽然有很大争议,但就一些典型地区来看,的确遇到问题。其中民营企业最为发达的浙江温州,2008年9月份调查揭示,全市36个工业强镇的18000多家企业中,有1460多家歇业、304家关闭,分别占企业数的8%左右和1.6%。

从经济学上来看,上述经济指标的全面回调,尤其是外贸增幅与工业增加值增幅的回落,既有数量型的又有价格型的。我们知道,数量型收缩反映了产出实物的减少,而价格型收缩则仅反映产值的收缩,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一般而言,数量型收缩可能导致就业同步减少,价格型收缩不一定会导致就业同步收缩。客观地来看,在全球能源、原材料以及制成品等价格大幅度回落的背景下,在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由大幅度增长而趋于下跌的背景下,无论外贸进出口总值还是工业增加值的回落,都带有一定程度的“价格型”因素。具体就对外贸易来看,作为石油进口大国,原油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对外贸进口的价格型收缩效应最大。而作为全球主要钢铁生产国与出口国,钢材价格的大幅度回落无疑会对出口产生价格型收缩效应。价格效应放大了经济增速下滑与贸易收缩的幅度。

考虑到上述现实,对于中国经济实际回落程度,要有个准确认识,必须剔出价格型收缩因素。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剔出价格型收缩因素,实体经济增速的数量型下滑仍然明显可见。因为在前述较为虚的数据后面存在一些较为实在的数据,其中最实在的要属电力生产。最新统计显示,2008年11月份电力生产同比减少7%。

世界经济衰退:何以影响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与早先的金融风暴和近期正在袭来的世界经济衰退之间肯定存在联系,这一点毫无疑问。但需要分析的是,这种下滑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外部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导致的,又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政府历时一年多的宏观调控政策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在此次世界经济衰退袭来之前,中国政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宏观调控,调控的初衷就在于抑制经济过热,尤其是不断走高的物价指数。

客观地来说,判断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负面影响的机理是较为容易的,但要从内部宏观调控减速效应之外单独剔出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尤其对这种影响程度进行计量,则不仅是困难的,而且近乎不可能。

先来看影响机理。理论上来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开放经济承接外部振荡或冲击的重要渠道,当不少于五个:

(1)银行信贷系统,即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与企业之间形成的业务链条。就此次衰退所形成的机理来看,这个链条所触及的美国、欧洲的私人抵押贷款尤其是“次贷”以及与之联系的金融创新产品,构成了商业银行最大的风险所在。

(2)资本市场以及货币市场。由于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的跨境交易以及对冲操作,已将国际分割的市场联结为一个体系。

(3)对外贸易。这个系统的后面则是彼此连接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借助国际直接投资流动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运作而日益密切,空前庞大。

(4)货币汇率。虽然人民币还不是可充分自由兑换的货币,但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开放,已经造成事实上的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决定中的市场力量越来越大。市场力量决定的汇率变动无疑会影响到进出口贸易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

(5)大众心理。这通过境内外人员相互走动与交往以及各种形式的信息沟通而传递。由于无线通信和互联网技术的空前发展,当今世界的境内外信息交换几乎不增加任何成本,这些系统都成了传递恐慌情绪的渠道,由此对投资者和消费者构成巨大的心理影响。

经过30年持续转型,中国经济在上述所有方面都具有了开放经济的特征,只是开放程度在各具体领域有所不同罢了。因此,这次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外部冲击,也无疑借助上述主要渠道展开。

我们知道,此次衰退是分阶段展开的,具体路径是:由次贷危机而金融危机,由金融危机而实体经济衰退。与这种逐步展开的路径相适应,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迄今为止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次贷危机到金融风暴发生;第二个阶段由金融危机到实体经济衰退。客观地来分析,无论是前一个阶段还是后一个阶段,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都借助了上述五个渠道,但程度不同。具体说,在危机的第一个阶段,外部振荡通过银行及外贸系统的影响要大于别的系统。但总体上对中国的影响不大,且多半限于心理渠道。由于两个基本事实,其实际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一个是中国金融业国际化程度较低,商业银行受“次贷”灾难的影响较小;另一个是中国国际收支中资本账户尚未开放,金融危机的大部分冲击被屏蔽了。除此而外,中国近2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对于稳定中国金融业的信心以及人民币汇率,都起了巨大作用。外部冲击的影响多半是借助外贸渠道传导的。具体说来,次贷危机导致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企业流动性短缺,许多厂商因资金链断裂而无法履行贸易合同。由此不仅导致了中国出口增速下降,而且导致外贸赖账风险增加。浙江温州的数据是,2008年1到9月份外贸赖账比上升了91%,其中美国企业占30%、欧盟企业占40%。

进入危机第二个阶段即金融危机演变为实体经济衰退,尤其是在“三大经济实体”同时显现疲态的情形下,五个渠道同时发挥传导作用,由此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加大。

客观地来分析,在外部危机对中国经济形成冲击的五个渠道中,心理渠道首当其冲,破坏性最大。具体说来,愈演愈烈的世界经济衰退,首先挫伤了国内厂商以及消费者的信心,厂商与消费者由于对经济前景骤然看淡,因而变得谨慎起来,决策犹豫不决。各方的犹豫不决则导致决策进程大大放缓,由此损害着实体经济。

对外贸易渠道影响其次。三大实体经济同时陷入衰退,意味着全球最大的三个市场的总需求同时收缩,这种收缩同时包括了进口需求。笔者早先的研究(赵伟,2009)已经揭示,此次衰退实质上是由虚假资产价值支撑的过度消费因赤字消费链条断裂引致的,因此它对于消费品需求的负面影响是即刻的,链条突然断裂即刻引致消费需求收缩。作为全球最大的日用消费品出口国,发达国家消费者需求的突然收缩对中国外贸出口的影响也是即时的。

相对于上述两个渠道,通过资本市场渠道的影响要小些。虽然中国股市经历了巨大的振荡与下跌,但其振荡下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政策导致的,而非外部振荡导致。外部振荡的影响也主要限于心理层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经济由次贷危机而金融风暴,由金融风暴而实体衰退的两阶段演进中,中国政府曾经实施了严厉的紧缩性宏观政策。客观地来分析,紧缩性宏观政策对于迫使企业与产业的转型调整,尤其是优化升级非常必要,政策力度的把握也较为适宜,只是由于世界经济这一外部环境突然恶化,显得有些矫枉过正,这当是多数经济学家与决策者所始料未及的。

中国经济转危为安前景:三个视野

面对正在袭来的世界经济衰退,中国有无转危为安实现平稳发展的机会?回答是肯定的。中国机会首先与两个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是此次衰退源自最发达经济实体,危机的基础因子由这些经济的赤字消费构筑,其破坏性影响对于发达经济与新兴市场经济将有程度上的不同;另一个是,中国经济与发达经济实体的巨大差异。关于前一个现实,早先的分析(赵伟,《浙江经济》2009年第1期)业已证明,按照其迄今为止的展开方式,此次衰退对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实体的影响将远大于“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因为这些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经济,消费赤字最大。关于后一个现实,可从三个视野予以分析:

第一个是国民收入—工业化视野。中国虽然经历了30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与工业化推进,但迄今尚未完成工业化,人均国民收入依然很低。在世界银行最新国家分类(2008年7月1日公布,按照2007年国民收入计算)中,中国刚刚被归入“中下收入经济体”。这个分类按照人均国民收入将全球200多个经济实体分为四个阶梯:(1)“低收入经济体”,2007年的人均GNI(国民收入)低于935美元;(2)“中下收入经济体”,人均GNI在936美元至3705美元之间;(3)“中上收入经济体”,人均GNI在3706至11455美元之间;(4)“高收入经济”,人均GNI在11456美元以上。世行计算的2007年中国人均GNI为2380美元,由此将中国划入“中下收入经济体”之列。按此推算,2008年中国人均GDP还将在3000美元以下,仍然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NI距发达国家的水平依然很低。而按照结构主义方法来考察中国工业化,即使沿海发达地区也不能轻言工业化完成(参见赵伟,2007)。

第二个是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视野。笔者早先的研究(赵伟,2007)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经济正在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经济史研究揭示,这个阶段在美国是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降临的,在西欧是在战后50年代降临的,在日本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降临的。与这些先行工业化经济相比,中国晚了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然而,就目前中国社会经济涌动的消费浪潮来看,比之先行工业化国家进入这个阶段来毫不逊色。所有消费浪潮中,四个方面最为强烈:(1)高档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化。其中形形色色的家用电器在沿海及大城市业已普及,接着而来的则是私家小轿车的普及浪潮。(2)住宅建设与装修热潮的涌动。(3)闲暇消费热潮的掀起。由于工作日的减少与长假的增多,推动着度假旅游等闲暇消费的快速增长。2000年至2007年,国内旅游人数翻了一番以上,由7.44亿人次猛增到16.1亿人次,出境旅游热潮迅速掀起,近5年以22%以上的速度增长。(4)高等教育的普及化。

第三个是制度转型视野。虽然经过30年持续的市场化制度转型,但中国的制度转型远远没有完成,市场在配置战略性资源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政府干预及参与经济的能力,超过任何市场经济国家。

面对袭来的世界经济衰退,上述三个视野的中国经济现实,至少有如下涵义:

其一,目前中国经济所达到的发展层次,尚难与发达工业化经济同日而语,因此中国经济周期不可能与发达经济同步,发达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属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冲击”。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走势主要取决于中国内部因素,尤其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因素。

其二,随着大众高消费时代的降临,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空间迅速增大,不仅存在空前巨大的国内市场空间前景,而且存在巨大的来自国内的增长动力。经济增长阶段论的提出者罗斯托教授(1990)的研究显示,一个经济实体一旦进入大众消费阶段,社会关注以及经济增长动力都会随之发生转折。反观中国近年的情形也不难得出类似判断。与大众消费浪潮的持续涌动联系在一起的是两个转变:一个是社会关注重心的变化。与先行工业化大国一样,新世纪以来中国大众关注正在从片面强调生产而转向更多地关注消费。先是淡化GDP等纯经济指标的呼声鹊起,接着是环境关注的迅速升温,最后是扩大社会保障体制、改善医疗、基础教育条件呼声的加剧。另一个是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折。随着消费热的持续,中国经济显然正在改变过分依赖投资驱动的态势,而向更多地倚重消费拉动变化。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衡量的消费增速,近3年来持续攀升:2004年由上年增长9.1%攀升到13.3%,2005年与2006年分别为12.9%和13.7%,2007年则突破15%,2008年则接近22%。

其三,作为转型尚未完成的经济,在干预及参与经济方面,中国各级政府政策运作的空间之大,是一般市场化经济国家政府所无法比拟的。面对外部冲击,各级政府完全可以通过积极的刺激内需政策,引导国内经济避免衰退,实现又一次快速增长。

基于上述三个视野的判断与分析,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尽管遇到严重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依然存在持续快速增长的坚实基础,各级政府也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和手段,促成经济转危为安,实现平稳快速增长。

世界经济衰退下的中国机会:三个层次

无论就国际经济环境及此次世界经济衰退展开的机理来分析,还是就国内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及其趋向来看,扩大内需刺激国内投资与消费显然是中国经济应对衰退实现平稳增长目标唯一可行的路径。经济学意义上,这一路径可视为一个较硬的约束条件。在这一约束条件下,面对世界经济衰退的中国机会,至少表现在三个层次:

层次之一:要素需求。工业化的下一步推进和进入大众消费时代的发展大势意味着,对于目前中国业已形成的基础设施难以支持下一步发展的巨大需求。这方面几个大的发达经济实体提供了最好的先例。与全球排名前位的经济实体比较,中国重要基础设施差距很大。就几项最重要的“硬件型”基础设施而言,铁路总营业里程仅及美国的1/3,公路及高速公路里程也仅及美国一半,电力装机只相当于美国7/10,而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长度还不到美国的7%。至于机场数量,则差得更远。如果考虑到中美之间人口的巨大差距因而人均基础设施状况,则中国差距更大。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大众高消费浪潮推动下,中国实际上正在掀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一次基础设施建设浪潮。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无疑需要大量要素尤其是战略性资源支撑。别的不说,即使考虑钢铁及有色金属原材料需求,以及由此引出的各种金属矿石的需求量,就非常巨大。客观地来分析,此次衰退袭来之前三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增长,因而加剧了对战略性资源的需求,推动了这类资源价格飞涨,大大增加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此次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的衰退,则意味着这类要素需求的骤然收缩,其价格正在或已大幅度回落。这无疑给予中国以难得的机会,使中国企业和政府能以较低的成本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层次之二:产业转型。产业转型是沿海地区喊了多年的呼声,但迄今成效不大。原因也在于供给一边的约束。转型升级需要物质基础。最关键的物质基础有三:(1)企业研发能力;(2)创新型人才;(3)内外市场对中高档产品的需求。在面临持续时间较长衰退的情形下,发达国家研发能力闲置率提高,在众多新兴产业企业面临困境、裁员渐成浪潮的背景下,无疑给予中国产业和企业延揽此类人才以难得的机会。此外,目前世界市场上制造业设备过剩,许多先进制造业设备订货被取消,期盼新的买主。诸如此类,都为中国产业与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层次之三:作为一个现代化大国的和平崛起。截至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每一个现代化大国的崛起几乎都会引发紧张的国际政治局势,甚至引发国家之间的对抗。作为世界上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现代化也在改变着世界政治与经济的现有格局,和平崛起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和平崛起”需要先行工业化大国对中国在维护世界经济与政治方面积极作用的认识与认可。全球大的经济震荡则提供了这种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危机给了中国一次难得的机会,那次危机使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得以显现,正是中国的经济有为使世人认识到中国正在成为亚太经济的稳定器。此次世界性的衰退也给予中国新的机会。事实上目前全世界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都寄予中国以厚望,希望中国能够引导全球经济走出困境。这无疑给中国融入全球大家庭的一次绝佳机会。

背景资料

世界经济下滑将超过预期

目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不是短期调整,而是深度的周期性下滑。“新技术扩散速度的递减”、“全球化红利的消失”以及“世界不平衡的逆转”等三大力量将使世界经济调整的幅度和周期超出预期。在诸多国际机构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将2009年的世界增速调为1%和1.6%。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2009年世界超预期深度下滑的可能。2009年世界经济为何会出现超预期的深度下滑呢?

一是世界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将在2008-2009年发生全面的逆转,尤其是与中国贸易直接相关的三大经济板块会出现深度下滑。世界经济的产出缺口将由2008年的-0.7%扩大为-1.1%,而发达国家、欧元区的产出缺口则由2008年的0.005%和0.163%分别下滑为2009年的-1.568%和-1.097%。这表明世界经济将面临总供给过剩的局面。

二是在全球贸易流量增速大幅度缩减的前提下,支持发达国家2008年维持正增长的外需将在2009年大幅度下降,实体经济深度下滑成为定局。2008年G7国家经济增长之所以为正,其核心原因就在于,出口对GDP的贡献由负转正,支撑了整个G7的宏观经济增速。但是,发达国家出口增速提升只是昙花一现,世界贸易将在2008-2010年出现大幅度的下降,这将直接冲击发达国家脆弱的增长基础。

三是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调整不同的是,此次调整是世界经济全局性的危机,发达国家三大板块、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下滑将产生强烈的同步叠加效应。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将在2009年转为负增长,都陷入经济萧条。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陷入衰退,全球衰退在各大经济板块共振中幅度将更为剧烈。

四是金融危机在次贷危机的引领下已使全球银行流动性发生逆转,金融市场于2008年9月开始进入一个强烈的“资产杠杆下降→价格下跌→投资者赎回→流动性枯竭”的恶性循环。由于信贷萎缩的恢复以及金融衍生品的去杠杠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将使本轮金融危机深度和长度超越前几次危机。各种债券利率与基准利率之间的利差在2008年10月出现大幅度上扬,这表明金融市场风险依然在扩散,金融危机远没有见底。本轮金融风暴不可能在2009年上半年见底。

五是此轮经济危机是实体经济下滑与金融紧缩同步出现的危机。在2009年实体经济下滑与金融大幅度紧缩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使实体经济下滑和金融下滑的深度超出一般预期水平。

六是此轮周期调整在本质上是以房地产调整周期与实体经济调整周期的重合为特点的,这将使实体经济的恢复更为漫长。从库兹涅茨周期来看,2008年正好是美国房地产的下行区间,该周期与美国实体经济周期刚好重合。同时,从全球房地产来看,世界各国房地产都在2007-2008年处于调整拐点。这种全球房地产的深度下滑以及实体经济的同步下滑,将使各国分别陷入深度衰退。

(杨瑞龙 刘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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