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报告的讨论修改情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千人论文,大会论文,情况论文,报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 在北京举行的有全国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是在全国经济形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央原来设想开10天，通过总结几年的经验教训，鼓舞人们的士气，达到反对分散主义、实行集中统一的目的。结果会议在讨论中央的报告（注：报告共三个部分：一、目前形势和任务；二、关于集中统一；三、党的问题。）时，与会人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困难局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批评或者疑惑，呈现出一片议论纷纷的景象。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广泛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决定延长会期，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讲话，提意见。同时决定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一面吸收大会的讨论意见，一面在起草委员会内部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加以修改，使全党干部在中央报告精神的基础上统一认识，加强团结，鼓舞士气，促进工作。
报告起草委员会由21人组成，刘少奇主持讨论修改。从会议记录来看，共有16人在会上发言。他们是：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各中央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宋任穷、乌兰夫（李雪峰因病住院，由乌兰夫代表华北局参加）、陶铸、刘澜涛、李井泉，还有王任重；其余5人不详。 （注：关于参加报告起草委员会的人数，笔者有另一种考虑，似是以下一种组成方式：他们分别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林彪（毛、朱、林没有参加会议）；中央一些分管经济工作的同志彭真、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各中央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李井泉、陶铸、乌兰夫、刘澜涛、宋任穷，还有王任重；具体负责报告起草工作的陈伯达；再加上田家英、吴冷西。这样算来正好是21人。值得指出的是，当时分管农业工作的谭震林没有参加，不是中央局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参加了讨论。）
看得出来，这个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对问题的讨论和认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会议从17号开始，每天下午讨论，一直到24号，整整讨论了8个半天。 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基本反映了他们在当时的困难形势下，对各种问题的探索和见解。本文拟从五个方面介绍一下起草委员会对大会报告的讨论修改情况。
一、报告要不要整体推翻？
在讨论会的第一天，刘少奇首先介绍了到毛泽东处谈修改报告稿的情况，成立这个起草委员会的原因和任务，起草委员会讨论报告稿的原则等等，归纳起来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现在对稿子显然有不同意见、不同看法，所以毛主席主张成立这个起草委员会。
第二，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都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但是，正确的不能推翻。主席说，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
第三，讨论的原则，凡是在问题没有决定的时候，有意见可以自由发表，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主席说，委员会内充分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各种议论都可以发，贯彻三不主义。现在是发表意见的时候，我们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
第四，时间问题，从今天起讨论到星期天，到下星期一要拿出稿子来。（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周三才拿出稿子，1月25 日拿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的。）
刘少奇最后说，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个总的问题，就是这第一个本子，基本上可以还是不可以？反分散主义是不是主要问题？国内形势要不要重新估计？任务要不要重新提？也就是基本上推翻不推翻的问题。
刘少奇讲完，邓小平又介绍了毛泽东同他们谈修改稿时所讲的话。邓小平说，主席谈了每个阶段的党的任务，提出要善于找出主要矛盾，找出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能找到，就能解决得好。还讲了到陕北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从阶级矛盾转为民族矛盾，现在我们也要找主要矛盾。
参加讨论报告的各位领导同志，态度十分认真。对报告可以不可以，要不要推翻的问题，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文件写得合乎情况，我们赞成，不是推翻。在六个中央局书记中，有的同志认为报告很好，写得合乎实际，对报告很满意；有的对报告采取了稍有保留的态度，认为报告关于党的部分，写得特别好，是整个报告的高潮；而对另外两个部分却表示异议；还有的直接对反对分散主义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总的说来，几个中央局对报告整体上是拥护的，不是推翻的态度。只有个别同志表示了相反的观点，说这个报告存在很多问题，越看越没劲。
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也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陈云说，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报告，鼓得起劲。陈云一向不轻易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在讨论这个报告的时候，态度十分鲜明。在他看来，这个报告成绩和缺点讲的是适当的，抓反对分散主义也是抓在了点子上，这符合毛泽东为这次大会定的调子，要开一个鼓劲的大会；也符合当前人们的思想状况，是鼓得起劲的。李先念谈了他那个系统对报告讨论的情况，说大家对报告的精神、方针一致赞成。周恩来比较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表示同意报告的方针，强调二、三部分写得好，并对报告的第一部分如何修改，谈了自己的意见。
二、反对分散主义是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
反对分散主义，是报告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也是这次大会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大会召开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央领导同志在调整工作当中，感到来自地方的阻力很大，本位主义严重，小天地太多，中央的很多政策难以贯彻落实，所以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地方的同志对此则有不同看法。因此在讨论中，大家各抒己见，有的比较直率，有的比较委婉。大体说来有以下几种意见：
第一，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认为抓集中统一是对的，是抓住了要害。现在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上下都有，如果不反，当前的许多问题无法解决。陈云说：什么叫计划经济，就是要集中统一。半计划就是无计划。周恩来说：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鼓实劲而不是鼓虚劲，报告就是这个精神。在周恩来看来，这次大会讲这讲那，如果不反掉分散主义，鼓了半天劲，也没有鼓到实处，是不起作用的。李先念说：集中统一非常同意，要讲北京话，讲标准话。李富春说：中心问题就是集中统一，什么叫集中统一？统一思想，统一方针政策，统一行动。
刘少奇、邓小平更是把反对分散主义提到了一定的高度来认识。刘少奇说：我们现在有些现象，类似南斯拉夫，企业所有制，自己搞原料，南斯拉夫就是这样。企业所有制，侵害了全民所有制。阎锡山搞过村公有。这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也能接受。请大家考虑一下，我们不反，修正主义来得快，搞不好也要出修正主义。刘少奇还说，满天飞商业，全国最少一百万人。是国营企业？社会主义商业？半社会主义商业？还是南斯拉夫？什么叫全民所有？省、市、企业、部门的商业是什么性质？如何管？这里面有个南斯拉夫性质的问题。邓小平强调说，反分散主义是向全党提问题，一定要这样抓。下面只看到小天地，这不怪他们。我们要用正确的思想去引导他们。内蒙乌兰察布盟和辽宁的例子，说明加强全局观念的教育，不会伤害农民和基层的积极性。群众自动检讨，有什么不好？群众是战略家。长征时，伙夫关心的是向南走还是向北走。前一阶段，把群众觉悟估计得过高，现在是否估计过低了，要在群众中树立全局观点，整体观点，要让他们看到长远目标，光明前途，这些很重要。他还说：是1958年以前中央领导更集中？还是1958年以后？我脑袋里是1958年后分散，不是集中。真正的集中是少而精。最集中时，最民主，最能发挥积极性……
第二，一部分地方同志对反对分散主义提出种种疑问。他们认为，分散主义不是现在的主要矛盾，换句话说，反对分散主义并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柯庆施说，现在考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想是1957年以后，群众积极性发动起来了，和盲目性存在矛盾，就是要集中统一。可是报告中如何写？言外之意，中央就是强调集中统一，也不要从反对分散主义入手，因为那不是主要矛盾。陶铸婉转地表示，集中的原则没有问题，问题是分散主义是怎样产生的。是下面搞的，还是个结果？分散主义如何反？弦外之音，分散主义的根源并不在地方，而是在中央，是中央这几年的失误造成的。
王任重不是大区第一书记，但他也参加了起草委员会的工作。王任重当时担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在湖北对反对分散主义的反应比较强烈。他说，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就曾明确表示，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是主观主义。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是主观主义。问题出在主观主义上。反分散主义，不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现在反分散主义，可不要反到县以下去。王任重提出：湖北对过分集中和分散哪个是主要的，意见不一致。要办供给制，一下都办。对1959年毛主席的六条指示是地方反对，还是庐山会议吹掉了？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是省委负主要责任，还是下面负主要责任？地委同志不赞成把反对分散主义搞到县以下。王任重在讲了湖北同志的意见后，又讲到他自己的态度，说我个人赞成全党加强集中统一，尤其在目前困难时期是十分必要的。对报告总的讲满意，但相互关系、经验教训是什么，好像和集中统一不大衔接。分散主义是不是工作不好的原因？是一个错误，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
第三，认为分散主义首先是中央，不是地方。彭真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反对分散主义提出了意见。他说，分散主义首先是中央，不是地方。各部门逼得中央签字。中央各部门有各式各样的分散主义。第二才是省、市、委。他针对报告将分散主义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说法说，分散主义不能统统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北京市的来料加工，有的是给中央各部干的，有的是给天津干的，有的是给军委干的，这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计划缺口很大，只给1／3的材料，这能叫无产阶级思想？我们给人家的材料就是不够，你叫马列主义，他叫资产阶级思想，叫目光短浅，市侩习气，政治庸人！你就那么马列主义呀！
听到这里，邓小平说：这一段可以改一下（指分散主义一段），改为：分散主义助长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助长了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滋长，说明分散主义给那些坏分子以可乘之机。刘少奇也说，要承认这几年老实人是吃了一点亏。
刘少奇还表示：中央的集中统一，不要影响发挥地方、部门的积极性，而是要更好地、实事求是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有些规章制度，过去搞得好的，要坚持执行，不恰当的，要修订。这方面，地方也要提意见。
第四，对反对分散主义，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彭真建议：可以加一段，说明要千方百计完成国家计划，也要完成地方计划。企业完成了任务，七凑八凑再搞一些，应该是可以的。产品分配集中了怎样搞，要研究，像机器就很复杂，有这样的，有那样的，是否都能管得了？企业成分问题也需要具体研究，他们分了材料，允许干什么？还有，这个问题要搞清，不论是南斯拉夫办法，还是分散主义，要从制度上考虑。我不是因为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就推卸责任，也不是犯了错误不承认。所有不同看法，要弄清楚。再有，集中和分级管理是矛盾的统一，要很好处理这个矛盾。不要说下放，什么都下放；说集中，什么都集中。1958年下放时如果规定几条什么不能下放，这几年的毛病可能会少一些。现在集中也要具体规定杠子，哪些集中，哪些不集中。地方的合理的积极性留下了，更便于集中统一。
陈云也发表意见，说：集中统一，要有个办法，把劳动、物价、物资、钞票管起来。物资分为工业物资和商业物资，如果没有物资的统一就谈不上集中统一。物资怎样管？有老口径可以管起来。所有物资统统都要列入计划。1957年我搞的地方财政分成，企业分成，利润分成，适不适当，这几年口子散大了，中财委有个物资局，1958年后，聋子放炮——散了。收回下放的工厂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你的产品归我管。把物资分配都列入计划，老一套章程，并不困难。再一个，要清仓，把通用的东西统统拿出来。集中统一要确保地方必需几个方面的财政。投资、物资，中央和地方两家互不侵犯。
陈云还说：中央集中统一，产品统一分配，是指主要物资，即过去所说的统配、部管物资。至于茶杯、茶碗一类的东西，不可能由中央统一管。这类东西的生产，如一年生产多少万元的茶杯、茶碗，有总数（多少钱）就行。机器的分配也要有具体办法，规定哪些统一分配，哪些不统一分配。这个问题还相当复杂，要有许多具体规定。
邓小平说：为了能够很好地实行集中统一，地方的积极性要留下，前门开大一些，后门堵死。陈云说：中央、地方不要互相打对方的“主意”，事情就好办。
周恩来提出：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要很好解决，经验教训中要写这一条。
这个时候，邓小平提出要加强地方计划机关的问题。他说，要有一位书记专管计划工作，使他真正成为党委的助手，成为财政经济工作的综合机构。陈云马上表示赞成，刘少奇拍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要建立强有力的计委，统一领导经济工作。
当李先念向大家交底，说去年挖了20亿库存，发了30亿票子，调用了黄金、白银，实际上的赤字是60多亿时，与会者纷纷表示：统一集中，克服困难，把小仓库打开。这时出现了极为感人的场面，刘少奇说，首先从杨尚昆开始，把中南海的小仓库打开，把库存的毛巾减少一半，留下一半准备招待外宾。可见当时的中南海几乎和老百姓一样贫穷，在他们的仓库里，只能拿出些毛巾来救急了。
三、指标是低了，还是高了？
报告的第一个问题“目前形势和任务”，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部署了1962年的工作任务，提出了10年（1963—1972）的远景计划。关于10年计划，决定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4000亿斤，1972年达到4500亿斤；1967年棉花达到3500万担，1972年达到4500万担；1967年钢达到2000万吨，1972年达到3000万吨；1967年煤达到3.8亿吨，1972年达到4.5亿吨。
在指标问题上，应该说人们的教训是刻骨铭心的，这几年的教训之一，不就是因为全党片面地追求高指标吗？这是经过1961年全党开展调查研究以后深刻认识到的，这是血的教训。四川省直到大会召开的时候，还有不少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所以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说：农业指标还说低了？要达到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鼓干劲，还要解决具体问题。
陈云算了一笔账，他说，钢的指标，到1967年实现2000万吨，看起来低，可是不简单，要过六道关：1.煤，即使每年增加2000万吨煤，到1967年才能炼钢1700万吨，可见任务艰巨。2.钢铁工业本身要解决选矿、烧结、轧钢等一系列问题才行。3.要解决有色金属（镍、铬）的问题。4.要解决木材问题。5.要解决机械制造问题。6.要解决投资问题，另外还有运输问题。很不简单。不是曾经达到过1800万吨钢吗？那是用挤掉其他的办法达到的。现在再也不可能用这个办法了，不按比例是不行的。1967年2000万吨钢究竟能不能达到？我看有三种可能：一是达到或者超过：二是差一点；三是差得相当远。第三种可能性要估计进去。关于工业指标，10年规划，特别是头5年，过渡不可能快，再一个10 年会快些，因为农业要恢复。报告中的指标不要改了。我们要和帝、修争气，但争的方法，不在数字，而是在按比例、配套，踏踏实实前进。让他们笑好了，只追求数字，靠不住。
事实上，报告中谈到的各项指标是被迫下降的，也是被迫调整的结果。周恩来回顾前两年的情况说，早两年，是否能很好的调整？很难。因为还没有认识，对错误的东西还没有彻底批判，就无法彻底调整。1959年庐山会议调整了指标，还是浮夸。一听到粮食收9000多亿斤，棉花收了3500万担，四大指标又上去了，高速度变成追数字，完全不按比例。我也讲过15%、25%，也是浮夸，当时没有认识，现在比较清楚了。现在的情况如少奇同志所说，是被迫下降，如果真是把品种质量搞上去，1967年到不了2000万吨钢，也是好的。我们是一步一步退，被迫调整。另外，许多超阶段的东西，没有批判，也不能很好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体系，理论上站不住。指标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
刘少奇毫不客气地说：现在还有人不当事后诸葛亮。有这样一种观念，指标高就有干劲，这种干劲靠不住。现在的许多积极性，是解散公共食堂、实行农业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调动起来的，并不是高指标调动起来的。
四、关于犯错误的原因、错误的责任等
参加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同志，这几年的风风雨雨都是亲身经历过来的，而且都是重要人物，当他们坐在一起反思这几年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时，颇有许多的感慨。讨论会上，他们比较集中的谈了这几年犯错误的情况，包括犯错误的原因、错误的责任等等。这也是整个大会上人们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
关于犯错误的关键时期。大家的认识不太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关键出在庐山会议，一种认为关键是1960年。李井泉说，毛病比较大，是在庐山会议以后，反映了一种不正常情绪，给农村带来严重创伤。感到最苦的就是1959年冬到1960年春。
陶铸说，郑州会议反“左”的指示，我们开始有抵触，后来真正贯彻了。可是庐山会议一来，一下就吹了。如果郑州会议的指示一直贯彻下去，情况会完全不一样。郑州会议反“左”的精神贯彻不彻底，庐山会议后全面反右，不反“左”，事情就坏了，广东、湖南情况稍好一点。形势变化，我们掌握不住。陶铸又补充说，反倾向斗争，主要是庐山会议以后。
彭真说，1960年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大出口，基本建设也是1960年搞得最多。1960年的毛病出在没有调查研究，首先是我们书记处。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对1959年灾情估计不足，对城市人口增加估计不足，农业养不活这样多的城市人口。农业上又有浮夸。1960年提出“八字”方针，是句空话。先进部队走得很远，后续部队跟不上，没有措施。指标不下来，调整不了。真正调整，是去年北戴河会议（有人说：是去年的庐山会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迟了一年。
刘少奇插话，关键是1959年庐山会议。
关于错误的原因。不少同志谈到了没有经验的问题。陶铸说，水利问题，主席在武昌会议说，这样搞法，中国人要死一半，最少也死1 ／10，5000万。可是我们还是大搞。搞水利是可以不死人的，结果还是死了人。哪里想到搞多快好省会死人呢？没有那个经验。不是不拥护主席指示，把主席、中央同志的思想变为全党的思想要有个过程。
王任重说，在速度问题上，过分乐观，还搞平均主义，以为供给制没有问题，现在明确了，50年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也不懂得按比例搞综合平衡，犯错误就在这里。
刘少奇说，国民党叛变后，李立三说打倒国民党只要两三年，结果整了10年没有整倒，才知道长期性。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问题，真进了北京，还有点不大信。看来时间准备长些就快，准备短了反而慢了。
刘澜涛强调，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是党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人们不敢讲真话了，这几年忠臣受到迫害，对立物是“风马牛”，即看风使舵、拍马吹牛。
关于产生困难的原因。陶铸说，困难来自三方面，错误、灾害、修正主义。彭真插话，三年灾害不可低估。刘少奇说，有个人主义，有反革命，加重了困难。邓小平说，有些人就是想办坏事的。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没有展开讨论。
关于错误的责任。彭真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账。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邓小平婉转地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毛主席也是有错误的，也是可以批评的。实际上，他是支持了彭真的意见。当然，邓小平也谨慎地谈到，主席的指导思想是对的。
刘少奇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错误的责任，他说，有些地方不承认天灾，或者只承认三分，七分是人祸，像河南、甘肃。西北有些县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中央应首先负责，第二是省委，再是他们。我看，这个话许多人心里有，只有没有讲，现在他们讲出来，就是提高了。
周恩来强调：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说，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经验现在还不能完全总结，还是初步总结。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夸，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图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
五、关于“三面红旗”的问题
“三面红旗”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没有错误，只是一整套完整的具体政策没有跟上。这几年出现的问题，不是指导思想错了，是因为刮共产风、瞎指挥，实行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另外还有供给制，办公共食堂等造成的。大会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对报告中关于“三面红旗”是“站得住的”、“正确的”、“基本上正确的”等提法，指出应当改为是“完全正确的”。在报告起草委员会议上，柯庆施明确表示，人民公社讲少了，至少抗灾有作用。三个口号取消了也不行。此外，大会上也有不少人对“三面红旗”提出了质疑，他们说，“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具体问题不好讲；“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自己也不怀疑，但是，为什么实际上出了这么多问题，而且这么严重，这么普遍，造成这么大的困难？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表现在哪里？甚至有人说，这次会议，把“三面红旗”讲清楚，就算开好了。当时在中央领导层中，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周恩来等人也是有所考虑的，从以下的意见可以看出他们对“三面红旗”是持有某种程度上的保留态度的。
比如，“三面红旗”究竟怎么讲？刘少奇说，比较难说的是“三面红旗”。陈云指出：有些问题，只能在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容许他怀疑几年。1月25日， 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报告时也强调允许怀疑。在后来公开发表的刘少奇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上，谈到“三面红旗”时，他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显然，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是持一定的保留态度的。
关于人民公社。周恩来的想法是，报告中有关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要多说几句。邓小平说，人民公社如果经过试点更好。既然早产了就应当好好爱护他，对早产的孩子有四种态度，一是不要，这是右派；二是对对付付，不认真；三是拔苗助长，多给猪肉吃，多运动。这三种态度都不对。主席的态度是重视他爱护他，想办法解决问题。四种态度跟哪一种走？当然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刘少奇说，人民公社还是有点一大二公，将来会看出来，现在难讲。
关于“大跃进”这面红旗。在大会上人们提出了种种疑问，有人说总路线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也有人说，这几年农业减产，是否能说是跃进？在邓小平看来，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可是不提跃进，“三面红旗”就少了一面。刘少奇说，“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还是要提跃进。那么怎么向大会解释清楚呢？会上对“大跃进”重新作了这样的解释：一是从长时期来看，可以说是跃进，速度是波浪式的；二是同资本主义国家比，同苏联比，就一个时期说，还是跃进；三是跃进不能总是以钢作标准，要全面的看，无数小的跃进，可以组成大的跃进。今后几年产量下来了，品种、质量上去，也是跃进。也就是说，品种齐全了，质量提高了，也是跃进。今后几年内，我们要在品种、质量、技术方面来个跃进。最后，在修改过的报告中，其完整的表述是：“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接近现代工业大国的水平。”
除了上述五个问题，起草委员会在讨论修改报告时，还涉及到其他一些问题，如彭真提出，把成绩讲足，把错误讲透，错误有多严重讲多严重，这样才能轻装前进等等。对于刘少奇提出的国内形势要不要重新估计的问题，会上没有展开讨论。但修改后的报告加进一句话，即“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会议的讨论是民主的，大家的发言是积极的。大体说来，讨论后的报告较前做了如下的修改：
1.关于报告的整体。报告保持了原来的框架结构，三个问题没有变，也就是说原来的报告没有推翻再重新起草。只是对第一个问题“目前形势和任务”做了较大的调整。原来的报告，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是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同“大跃进”的错误混在一起讲的，哪些成绩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没有单独讲，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所以在大会上有人抓住这一点说，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修改后的稿子，重点总结“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是12条，缺点错误4条， 并增加了基本经验教训16条。这16条教训，重点强调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注意的问题，总的说来，修改后的稿子比原来的稿子较突出地讲了“大跃进”以来的成绩，缺点错误也讲得集中系统了一些，加上经验教训16条，显得条理清楚、翔实了许多。
2.关于反对分散主义问题。因为一些地方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去掉了一些不适当的提法。如去掉了“分散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反映”，“闹分散主义的人，……使自己成了目光短浅，市侩习气的政治庸人”等。根据大会的反映和毛泽东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的讲话精神，大会在修改报告时，在反对分散主义前面加写了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将第二个问题“关于集中统一”改题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并对不少因分散主义被点名批评的单位，隐去了单位名称，使大家更容易接受了。修改后的报告，将发扬民主和反对分散主义统一起来，在各级干部中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3.关于指标问题。在起草委员会中，绝大多数同志都吸取了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带来的严重教训，强调要实事求是地安排生产计划，在增加产品的品种和提高质量方面下工夫。对原来报告提出的一些指标，又进行了反复斟酌。如，原来的报告提出：争取到1972年，使我国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英国，修改后的报告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去掉了这一提法。原来的报告还提到要继续贯彻“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起草委员会认为“四十条”提出的亩产400、500、800 斤的指标太高了， 一时很难实现， 因此将这一条也去掉了。原来的报告提出：争取到1967年，基本上解决我国人民吃、穿、用的问题，修改后的报告将这一时间目标改为1972年，较前延长了5年。当然，现在看来，就是1972 年也还是冒进了一些。此外，对粮食、棉花、钢铁、煤炭四大指标，照原来的报告均调低了5%左右。这年1月27日，当刘少奇在大会上作口头报告谈到指标不高时，毛泽东插话：“有一种可能是还达不到。”毛泽东也同样表现出了十分审慎的态度。应该说，通过七千人大会，以及后来的实践，人们在安排生产和管理经济方面越来越接近实际了。
4.关于产生三年困难的原因及所犯错误的性质。这一问题，在起草委员会内部没有展开全面的讨论，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大。报告基本保持了原来的说法：一方面是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上述错误（高指标、高估产、共产风、高速度、权力下放过多等等）所引起的，还有缺少经验等；所犯错误的性质，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
大会对“三面红旗”提出的种种问题，如建议将报告中关于“三面红旗”是“站得住的”、“正确的”、“基本上正确的”的提法，改为“完全正确的”，起草委员会接受了部分意见，将其中“站得住的”改为“正确的”。关于错误的责任，修改后的报告在叙述毛泽东对纠正错误所作贡献的时候，加写了以下内容：“如果我们许多同志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运用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并且认真执行毛泽东同志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意见，那么，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这段话显然有为毛泽东开脱的一面，同时也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使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有些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几年来我们所犯错误的责任毛泽东也是有份儿的。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毛泽东有着崇高威望，在毛泽东肯定“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情况下，对上述问题要深入地展开讨论，彻底地总结经验，显然是不太现实的事情。但是，起草委员会的同志们还是千方百计地出主意、想办法，争取尽量正确地总结经验，以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从而为开好七千人大会，为团结全党、恢复国民经济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标签：三面红旗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刘少奇论文; 七千人大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邓小平论文; 王任重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