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理论之后：安全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步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安全领域正在经历变革并成为备受瞩目的研究领域。该领域的本科课程与运用相关理论的博士生项目数量都在增加。如今安全研究已发展为一个独具魅力的领域，这一方面是由于安全在“全球反恐战争”与“气候安全”时代具有显著地位，也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理论学派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我们将安全理论(security theory)界定为旨在理解或管理安全议题的理论。这些理论在某些时期反映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般发展趋势，在其他时期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则不那么密切。国际关系理论的某些主要发展对安全研究影响比较小，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相互依存理论和政体理论；某些安全理论起源于安全研究领域，例如威慑理论或哥本哈根学派；其他安全理论则既是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安全理论，例如建构主义、女权主义或民主和平论。安全理论既不同于国际关系理论，也不同于整个安全研究领域，因为相当多的安全研究著作并没有明确使用理论。因此，安全理论是安全研究的子集，它经历了独特的发展阶段。
与比较研究相比，安全研究更加壁垒分明地分裂为相互并不认可的子集，这些子集通常没有意识到其他子集的存在。在欧洲的学术期刊、会议、大学和研究中心之中，近期出现了一系列关于研究路径的讨论：探讨批判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巴黎学派以及这些研究路径相对于“传统路径”的优势。在美国多数大学或者《国际安全》和《安全研究》这类领军杂志，大部分学者根本不知道那些在欧洲和发展中国家成为争论焦点的学者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反之，美国的主要讨论大多集中于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争论，观念变量的相对重要地位以及权力和制度对秩序(和帝国)的影响。在世界其他地区，多数学者并不认为这些争论具有决定性意义。
当代战略研究发端于美国，并在那里展示出典型形态。安全研究在其他地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复制或引进美国经验的努力，美国战略研究成为其他地区安全研究效仿的对象。安全研究的美国学派和欧洲学派只是在后来才沿着两条平行轨迹发展。笔者试图评估我们在哪里，我们从哪里来，特别是我们将走向何方。这呈现出一种非对称结构，这一领域首先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具有同质性的、统一的中心—边缘结构，随后分裂为两个平行轨道。笔者按照时间顺序追溯了安全研究的起源，它在战略研究形成期步入黄金时代，随后又出现了短暂的衰落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了关于安全研究和认同(亚)学科身份的反躬自省的辩论，集中表现为各种理论创新。最后，笔者从目前的理论宝藏中探寻未来，期待这些理论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有所变化，同时也将影响政策议程上的主要议题。
安全研究的起源和制度结构
几个世纪以来，战争与和平、威胁与战略、人口统计与流行病这些议题一直在主导思想家和学者的议程。然而，直到二战结束前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安全研究才发展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一般一个领域建立起来后，就很容易发现此前阶段的先行者和准备性工作，因此安全研究可以追溯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关于战争起因及其预防的著述。
然而，20世纪40年代新的发展趋势就是在军事经验和以大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交叉点上，产生了一类独特的以宽泛的跨学科学术知识为基础的研究，旨在提供与政策相关的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核武器对战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也受到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全方位挑战(在意识形态、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影响。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然科学家(研制新武器、解码)和社会科学家(例如在战略轰炸方面提出建议)赢得了普遍声望，民事专家如今可以凭借其安全研究专长而成为军事问题专家。领军的战略思想家主要是民事专家，这正是1945年以后的研究与此前及西方之外研究的典型差别。
这一制度创新发生于安全概念进入中心舞台之际，安全成为高于防务和国家利益等此前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口号的理念。在美国，导致这一变化的一般条件包括：对科学用途的乐观判断，理性地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亟待解决的重要新兴安全议题(核武器及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的出现，研究得到了慷慨资助以及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
在二战结束与冷战开始的时期，战略研究形成的关键因素在于需要民事专家来制衡军事领袖。这一方面受到了科技发展的影响(核武器及预防战争研究的迅速发展是关键的战略诉求)，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更宏观的政治考虑，旨在避免军事动员所造成的长期不良政治影响。
军事因素显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逐渐意识到核武器将如此深刻地改变安全等式，也需要不同于经典军事知识的专业知识。问题在于不应该打仗，而应该避免战争，应该探寻核武器的部署方式与战争爆发可能性之间的联系，并借此实现政治收益。研究重心从战术和操作性层面转向了真正的长期战略，从运用某一特定科技，转向面向未来推动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
尽管最初威慑游戏似乎受制于实战的真实情况这一要素，但将核战略视为需要进行单独分析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领域，逐渐变得十分必要。它需要单独的专业知识，这种知识绝不是军事专家所掌握的知识。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精辟地指出：“核战争推动了理论化过程，因为它具有理论化特质，而不是实证性的——这种战争从来没有爆发过。”或者用理查德·斯莫克(Richard Smoke)的话说，安全研究出现的首要前提就是“抽象分析无法解释的复杂性”。
尽管这一对安全研究起源的解释很可能相对没有争议性，但应该注意的是核武器和冷战的结合意味着需要更紧密地协调军事和非军事的考虑。特别是在美国，战争的经验已经证明，协调经济、政治和军事计划是多么具有挑战性。随着冷战清晰地展现为一场竭尽全力、无所不包的生存斗争，需要融会贯通各种形式的知识来理解它的观念也开始扎根。这也是在1947年通过《国家安全法案》的理由，那就是必须增进不同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并开展情报改革。
美国有“不设常备军”(no standing armies)的传统，必须要组织民众才能实现长期动员，美国所面临的具体挑战促使民事和军事要素在战略研究之中相互融合。在美国政治思想之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长期的军事制度将会对民主构成威胁，因为它可能遭到反民主的执行官“暴君式”的滥用。同样，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高级军官才在制定国家对外政策中发挥了核心和前所未有的作用”。因此，促进美国军事动员以前所未有的水平趋向制度化的因素，并不单纯是“战争”或者“防御”，而是“安全”这一术语的兴起。这一术语试图用更具包容性和“民事”的方法来解释动员过程，并在以军事为中心的领域为民事专业知识保留一席之地。冷战的动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国自由主义与军事职业主义之间的张力，战略研究的形成正是对这一张力的制度化回应。
安全研究的黄金时代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安全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影响力不断扩大，并形成了一以贯之的延续性，因此得到普遍赞誉。这一领域包括广泛多样的其他类型的作品，核心和最典型的领域就是博弈论与核战略。我们出于两个因素而特别关注这一时期。首先，它是新兴学科的形成期，因此，所谓黄金时代的发展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小插曲，它们界定了我们以何种方式看待安全研究——无论是好还是坏，这些发展都是安全研究的关键著述；第二，这标志着安全研究的第一个理论化高峰，我们将指出在安全研究内部理论发展的消长模式。
博弈论和威慑理论研究是知识发展的特例，它们兼具很高的理论创新性、复杂性以及重大的政策意义。学者往往需要做出取舍——政策意义和实用性以及理论抽象性和复杂性不可兼得。然而核武器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一遍又一遍地研判形势急转直下可能导致的各种后果，这一高度复杂的理论浪潮就占据了政治的中心舞台；同时，这一发展在知识界变得极具影响力，因为可以对研究对象作出高度抽象和规范化的表述，即使采用一种新的、更加“科学”的国际关系标准，也能成功。
在冷战以及美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科技乐观主义情绪以及支持社会研究以解决部分社会挑战(包括冷战斗争与各种形式的社会问题)的意愿等背景下，新的分析路径得到了很大回报，并似乎在推动国际关系走上使用科学方法和工具的道路，从为事件数据编码以用计算机做信息处理，到控制论模型和试验心理学，再到博弈论。在这一情境下，威慑理论由于两个因素而成为成功的范例。一方面，它塑造了一个看上去高产的“进步性”研究项目，其中理论作品制造了新兴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又可以通过新的理论举措来解决；另一方面，所有这些似乎都是极其有用的，因为理论本身确实塑造了抽象现实——一个“确保第二次打击能力”、“拓展威慑”和“升级主导”的世界。这一点反映在和平研究和批判理论对此的批评之中，整个“黄金时代”的观念不过是学者自命清高的做法。他们真正的成就就是让那些道德败坏的政府政策——相互确保摧毁、越南战争——看上去受人尊敬并且必不可少。
某些批评家指出，政治家和军队无论如何都要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发展庞大的核力量、推动军事凯恩斯主义，而这些文献都在为其所作所为释放正当化的烟雾弹。尽管毋庸置疑的是，这些理论为威慑和核武器提供了正当化理由，然而说它们对政策具有影响力却是无稽之谈。威慑理论全面塑造了理解核武器的方式，因此它即使没有影响资助的规模，也影响了资助的形式；轰炸机、导弹、潜艇、使用或不使用战术核武器的相对价值和作用及如何避免系统的脆弱性，所有这些政策都清晰地体现出理论家和决策者之间的联系。
战略空军指挥部仍然在继续执行其主要由“第一次打击”指导的政策，这也反映出了学术研究的影响力在下降。如果我们做出反事实假设，假定根本没有民事专家，似乎核力量的整体增长更可能取决于过去最大化“攻击力量”的军事逻辑，而不太关心总体的局势稳定及指令和操纵政治的可能。核武器数量可能是半独立发展的产物，它与军工复合体以及控制防务预算的总体政治相关，然而如果没有黄金时代的理论化，那么在冷战时期不同当量的核武器的数量、部署地点及其在政策中的作用无疑会完全不同。无论是好还是坏，这一黄金时代和防务理论的沿革纪事在学科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其构造的“迷思”(myth)与第一次大辩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这一特别插曲最独特的方面在于，政策导向的作品对一般理论作出重大贡献的程度。这不仅关系到应用其他地区的成果来解决政策问题，或者向政治界转让知识，正如我们最初对智库的预期那样，也并不主要关系到为推进特定政策而开展游说(尽管兰德公司的研究显然符合空军的普遍利益)，而且反映出根深蒂固的怀疑苏联的偏见，这并没有阻止其为博弈论做出持久贡献。即使是为诺伊曼(John Von Neuman)和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的基础研究《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撰写前言的数学家也指出：“许多观察家赞成兰德公司是在二战后第一个十年博弈论蓬勃发展的两大中心之一。”我们只需提及兰德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囚徒困境”与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将博弈论引入讨价还价领域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很容易知道这些发展如何从尤其是与核形势相关的具体挑战中发展起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这一时期对基础科学做出的主要贡献。
黄金时代政策研究的第二个重要例子是同属于一般理论的系统分析，这一方法旨在解决武力结构和资源分配问题，它使用了经济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学家发展出的“运筹学”(operational research)。兰德公司的某些开创性研究被应用于政策领域，较为突出的是沃尔施泰特(Albert Wohlstetter)等人著名的“空军基地”研究。某些领军性代表人物进入肯尼迪政府，例如麦克纳马拉等“神童”。此后，这一方法与“策划—编程—预算系统”等兰德公司的研究手法在联邦政府得以广泛推广。今天，人们也许想象不到，许多早期的战略研究不仅受到经济学的启发，它们实际上就是经济学研究。典型的早期课程或者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战略研究教科书将战略和威慑作为最大的次领域，而第二大次领域通常是“防务经济学”。考虑到美国防务预算的规模，这一点并不奇怪。冷战时期的战略研究给人留下过分关注军事议题的印象，它在一定程度正是如此。它主要是防务计划的经济学，而经济学是仅次子战略的核心关切。
围绕这一核心，战略研究也出现了许多其他发展，然而这一领域的身份和性质是由黄金时代的插曲塑造的。在核战略之外，战略研究的重要领域包括系统分析(计划、组织)、军备控制、同盟政治、反叛军、政府机构和决策的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又形成了地区研究和国内发展(官僚政治、决策)。此后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认知、军备竞赛理论、核武器扩散、先进军事技术扩散、武力有用性、战略情报、常规战略及对领域的自我反思。
许多新的发展(突出的是认知和决策)旨在应对传统安全研究所面临的困难。完全理性的博弈论由官僚政治这类“非理性”理论所补充。这一点与越南战争一起成为走向第二个阶段的转折点。在美国卷入战争的时候，所有战略研究的工具都享有盛誉。在肯尼迪政府与麦克纳马拉担任国防部长时期，对于社会科学领域安全知识的洞察力的信心达到了巅峰。然而，用克林·格雷(Colin Gray)的话说，战略家对于“东南亚的农民民族主义或者反革命战争的机制”几乎“一窍不通”。
制度化与停滞
然而，安全研究的危机——或者被大卫·鲍德温(David Baldwin)称作走向“衰落”的阶段——不仅关系到一种不同的完美理论的建构面临的外部挑战。此前的时期已经目睹了主流战略研究的某种“内部削弱”。即使在核(与其他形式的军事)战略核心领域，早期的高度理论化和学术研究也屈从于“狂热的实证主义”。安全学术研究的任务就是赶上科技的飞速发展与政治形势的跌宕起伏。因此，越来越多的努力转向了愈发细致的有关技术专长的研究，或仅限于完善相互孤立的知识碎片。
然而，政策的腐化效应并不是唯一的解释。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威慑逻辑的抽象概括或多或少地在其自身复杂性的重压下土崩瓦解(有限的核战争、理性的争论)，导致其筋疲力尽地转向一般威慑或者生存性威慑。黄金时代黯然失色也是因为其关键贡献的内部逻辑的萎缩。
政策和学术互动的进一步复杂性还关系到一个在今天的辩论中时常被忽视的要素，更具批判性的研究或者欧洲安全研究更容易忽视这一点：在后黄金时代，这一领域的特点是安全研究开始逐渐国际关系化。它从跨学科的领域逐渐演变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并列的国际关系两大支柱之一。这不仅意味着国际关系几乎正式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在美国由《国际安全》和《国际组织》两个领军杂志代表)；更重要的是在目前情境之下，从安全研究的视角看，这意味着国际关系已成为安全研究理论化的主要学科背景，这一点与黄金时代的早期形成鲜明对比。此前，领军学者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如社会学、数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经济学。政治学这门学科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反思性主流安全思考的建构中，(新)现实主义和战略研究开始被视为几乎是同义词，然而在历史和现实中，它们是作为分开的共同体而形成的，由不同的动力塑造，研究人员的重合也是有限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战略研究”成为一般的国际关系或政治学系具体课程的主题，也成了专业化研究所的研究对象，这些项目时常得到政府支持，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萨尔茨曼研究所和哈佛大学约翰·M.奥林(John M.Olin)研究所。军事研究院与每个服务部门的“战争学校”也开始系统讲授安全研究课程。特别是在美国，有军事或者民事背景的学者，成为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美国国际研究协会(ISA)和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国际安全研究”和“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部门的参与者。安全理论几乎只是在民用的、以大学为基础的部门发展，而不仅是智库的专利。这一点对理解安全理论的现状是重要的，这一领域如今已经密切地与大学的国际关系(次)学科联系在一起。
在这一学术化的发展过程中，美国智库角色的逐渐演变为解决政策所面临的潜在问题。在早期，领军智库——最著名的是开拓性的兰德公司(在其社会科学部门)——开展了繁重的理论研究和大型创新性项目。如今，理论研究已经转移到了大学，智库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压力，需要提供快速有用的政策指导。某些智库已经政治化，不仅从政治视角运作，也成了(新)保守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政治战略之中的关键要素；其他人仍然与服务部门存在密切联系，然而仍然在追踪政策议程。如今明确讨论理论的智库作品越来越罕见，然而它们显然在使用理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链条式的结构，其中学者、智库和政策决策者之间分工明确，分别发挥着更加专业化的作用。个人可能游走于不同类型之间，从智库到大学或者决策层，然而这些机构各不相同。在美国以外，这种分界并不清晰(很可能是因为知识市场面临的竞争性压力更弱)。
要探讨最初几十年美国与西欧研究的差异，应该将其置于对不同类型学术机构的结构观察的基础之上。之所以由此入手，是因为这一对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重要。在欧洲甚至英国，智库最初扮演的角色正是其今天的主要作用：影响政策向某一具体方向发展，动员公众支持政策，以及最好地消化、传播并以对政策制定者更有用的方式应用于其他地区的研究。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对外政策研究所”开展的大多是政策导向性研究，而很少从事理论化研究。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是一个例外，其成立后最初几十年发表的《阿德尔菲研究报告》(Adelphi Papers)，通常是来自世界各地到研究所从事研究的访问学者的成果。然而总体上，在冷战时期，欧洲人时常在美国提出的理论的基础上发表反对美国政治和军事战略的主张。
在美国之外对战略研究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可以说是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关于军控的基础研究，以及在经典军事战略领域逐渐突显出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与英国研究传统之间的互动。法国国际关系领军学者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对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多次做出的评论反映出了美欧之间的显著差异。这一差异也表现为法国对战后战略思想史的主要贡献就是两位将军提出的本国发展独立核力量的理由。这一点与在美国以现代社会科学为基础的战略占据中心地位、古典军事战略具有相对独立性形成对比。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在整个冷战时期及此后，皮埃尔·哈斯内(Pierre Hassner)对安全的政策层面做出了一系列以政治理论为基础的独特分析，然而却并没有成为一种独特的安全风格或研究路径，在冷战时期，其大部分作品作为“法国章”(French Chapter)出现在关于当今挑战的政策导向的选集之中，其理论研究却很少得到认可。
欧洲战略研究的典型情况显然是引进了美国的研究专长。对这一不对称关系最赤裸裸的分析就是1963年沃尔施泰特夫妇关于欧洲战略研究现状极其傲慢的报告。他们给不同国家的研究共同体打了分(瑞典好、英国不怎么样、德国有希望等)。安全研究在这两个地方并不是同时诞生的，它们的发展也不是相互孤立的。它诞生于美国并出口到欧洲。因为欧洲的安全研究主要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型，它成为一种后黄金时代、制度化及完成理论研究的状态，努力追踪最新的科技发展，以评估西方应对苏联的最佳军事政策。
欧洲防区之外的战略研究(日本、第三世界和以色列等地)基本上是政治评论加上一点事实和技术专业知识，而很难做出“基础概念分析”。与美国的情况并行的有意思的例子是苏联的研究，在这里，智库这类“研究所”获得了一席之地，可以开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主流学术机构有不同理论倾向的研究。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不能对这一发展进行详细分析，然而，与美国惊人地相似的是，现实世界的挑战成为了创新研究的基础，研究的制度环境体现了两种创造性的张力：一是与高层学术保持联系的同时也保持距离；二是与政策也同样保持联系和距离。这两种创造性张力之间又形成了密切的创造性关系，在欧洲却没有出现同样的发展趋势。
“兰德公司有能力从事长期、系统的‘创造性’研究，而不仅只是在短期内摆弄其他人的思想”，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的独立战略研究领域均没有出现类似发展。如果我们按照编年顺序，追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安全研究的历史，将注意到当时的智库(也最先)从事政策导向的研究，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性，同时也进入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编年史。在“政府研究研究所”(随后成为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基金会、外交学会、胡佛研究所及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等智库均出现了类似的发展。它们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秩序计划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上大多数作为“理想主义”记录在案的思想都与之有联系。
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二战刚刚结束之后，美国安全研究的特点在于大学与研究所独立完成的政策和理论研究同步发展，直到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了变化。“经济学家在威慑理论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到20世纪70年代在军事事务学术研究中难以找到经济学家的踪影。兰德公司也已经演变成为既是智库，又是一个官僚化的契约研究组织，不再像20世纪50年代时那样成为理论热潮的温室”。
这一阶段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和平研究与安全研究并行的轨迹。这两条轨迹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才开始汇合，尽管其主题有重合之处(军备竞赛、军控、战争)，它们互相将对方视为政治对手，它们之间的分歧在于是否可以接受具体的核威慑架构，以及战争在人类历史上的主要作用。和平研究有时被视为安全研究的“左翼”，其他情况下则被视为(在很大程度上)不属于安全研究的范畴。和平研究极其经常地受到这种待遇，认为自己当然不属于“安全研究”。早期和平研究具有讽刺意味地出现在战略研究的综述之中，成为主流国际关系的科学替代品。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关系大部分被建构为旨在制造和平，因此可以很容易把和平研究的历史追溯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二战刚结束时期的经典著作中，例如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的《战争研究》(A Study of War)、路易斯·弗莱·理查德森(Lewis Fry Richardson)的《对外政治学概观》(Generalized Foreign Politics)、《军备与不安全》(Arms and Insecurity)和《致命争吵的数据》(Statistics of Deadly Quarrels)。
1945年以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战争研究得以创立。新兴的国际关系学科却拒绝接纳这一学科。因此，和平研究的形成主要源于社会学和心理学这类更“软”或者更人文主义的社会科学，赫伯特·凯尔曼(Herbert Kelman)和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成为该领域的先驱。其讽刺意义在于，这种建立“科学”分析路径的动力促使战略研究的发展主要以博弈论和经济学为基础。某些最“科学”的作品，例如定量事件数据与心理试验既属于和平研究，也属于安全研究和国际关系(例如战争相关性研究项目及《冲突解决杂志》)。特别是在欧洲，和平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经历了极端化过程，所谓批判和平研究在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建立了桥头堡，并开始认为战略研究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在迪特·森格哈斯(Dieter Senghaas)对威慑理论的批评这类分析与约翰·加尔通关于暴力的著作中，主流理论被理解为恐惧、两极体系、冷战军事化系统、超级大国主导地位及剥削第三世界的部分平衡。主流学者或批评家经常将和平研究视为战略研究甚至安全研究的一部分。批评家并不以安全的名义写作，更经常以和平的名义将“安全”描述成为一种破坏性诉求。和平与安全是冷战时期对立双方的代表。
许多观察家认为，从1965年到1980年这一时期成果寥寥，鲍德温甚至称之为“衰落期”。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某些新的发展到80年代已成为更清晰的关注焦点。传统路径的批评者开始呼吁应该探讨来自经济和环境领域的安全挑战。
学科的质疑与理论的重启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关于拓宽还是缩小安全领域的辩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最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大西洋两岸同时出现并沿着不同轨迹发展的越来越抽象而且雄心勃勃的理论化趋势。美国主流安全研究关注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辩论，建构主义和民主和平论的某些讨论，以及构建帝国与秩序方面权力相对于制度的辩论——这一切都由追求经验证实的关于因果关系的总结所塑造。一种形式的知识在学科当中具有主导性地位：那就是在数据基础上归纳因果关系，或者更常见的是通过历史案例研究归纳因果关系。在欧洲，一系列或多或少带有批判性的理论之间展开了争论，包括批判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巴黎学派与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
在欧洲，不同形式的知识与涉及政策关系的冲突性概念有关，不那么倾向于归纳因果关系，以协助政策制定者规划政策，更倾向于政治反思，也就是说，学者扮演的角色更像公共“知识分子”而非“专家”。然而，这一点是令人震惊的，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洲的理论都发展了许多具体的“技术专业知识”，这些知识分歧不像理论那么鲜明。在这一实际经验知识之上，形成了两组不同的理论化。这一一般分裂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社会科学与欧洲批判研究相比，具有一种更倾向于“解决问题”的传统，然而近期的发展比通常模式更加极端，大西洋两岸对冷战时期的安全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同一性，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形成了深刻分歧，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
尽管从政策需要角度解释这一差异很可能是错误的(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科学社会学)，这一模式显然被21世纪初的世界权力模式所强化。当今世界格局可以说包括一个超级大国和四个大国；也可以说是一超多极的世界，其中美国以单极视角对待世界，而其他大国却按照多极逻辑行动。观察世界的不同角度导向不同形式的知识：美国决策者和学者认为美国是世界的缔造者，因此他们需要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以理解如何处理其(在世界)行动的素材。
相比之下，欧洲人更倾向于认为安全领域的主流声音来自外部(美国)，因此这一关系充满了张力。以安全名义提出的行动可以视为美国试图领导世界努力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最近全球反恐战争的口号之下。因此，欧洲采取的安全态度意味着什么构成安全议题的说法是成问题的(即非安全化)，而应该坚持更宽泛的安全概念。例如，对恐怖主义与反恐的解释强调经济和政治机制。因此，关于什么应属于或不属于安全议题以及如何将安全概念化这样的整体问题更贴近欧洲而不是美国的政策议程。
这样的差异也表明了一个普遍的元理论(meta-theoretical)分歧，美国更加理性主义，而欧洲更加反思主义，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至少还需要考虑两个其他因素：一是与安全概念的不同关系。在欧洲，这方面的辩论仍然属于这一领域。它被视为安全分析家持续实践的一部分，反思并将概念问题化，以理解并揭示实践者以安全名义采取的行动，以及学者在政治和道义上的自我反思。这些学者在以安全为名工作时，不可避免地在“实践安全”。在美国，安全概念的问题被视为至多是必要的“界定术语”的行动，以描绘什么属于安全、什么不属于安全，这一概念本身已经不再趣味横生了。
另一个要素是有价值的知识的具体形式。泛泛而言，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特别在20世纪90年代由理性选择主导，随后又受到多案例定性研究的影响。相比之下，美国安全研究领域则完全不是以理性选择为核心的，或者只注重量化分析。领军安全理论杂志《国际安全》和《安全研究》极少发表正式的理性选择的文章，即使是运用经济学理论或者组织理论的柔性理性选择也得不到像《国际组织》或者《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那样的重视。《国际安全》发表的典型论文运用历史案例分析，可能是深度历史案例分析，来检验被表述为因果关系的假设。这些研究时常会陷入一般辩论，一方面追求无所不包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局限于衡量一个或几个变量，例如进攻性与防御性(国家是追求权力最大化还是安全最大化)动机、观念因素的重要性或者国际秩序的基础究竟是纯粹的权力还是也包括制度和合法性。尽管每一个这样的辩论都很容易被描述为宽泛的哲学议题(正如此前辩论中的议题那样)或者伦理的困境，但是美国安全文献还是将这些问题建构为严谨的因果关系机制的一部分，其中逻辑如何展开这一单一、关键的问题将由经验知识来解决。
最受关注也最持续的辩论很可能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加上新古典自由主义)，其中一系列著作试图运用历史案例分析来解决重大的因果关系问题。同样，建构主义的挑战在欧洲转向了主要关于学术条件和责任的自我反思性的辩论，因为在美国安全研究主要涉及检验观念变量在更大因果关系架构中的影响力问题。
在美国自我认定的单极秩序之下，关于美国大战略的最高层次辩论在学术上主要关注对其他人均势行为的合适预期，这一点再一次主要取决于来自进攻性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普遍问题，其次是制度的力量。后者导致了一场聚焦于这一问题的辩论，很容易被程式化为(或者在教学中称作)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与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的辩论。现实主义的传统观点认为单极是不可能的，而最严格的新现实主义者沃尔兹实际上假设这种状况不可能持久。那些主张某种形式的优势地位可以持续下去的人需要面对解释其相对稳定性的挑战。一方面，主要竞争性解释强调美国独特的让人放心的自由霸权，它部分源于美国的国家性质，部分表现于美国的制度建构及自我约束政策；而另一方面，在纯粹以权力为基础的稳定局势下，美国是如此强大，意味着势力均衡是不可能的。
这一辩论明显对美国大战略的最优化产生了直接影响。然而这场辩论并不是一种未来导向的、有目的的、并带有一定伦理色彩的关于追求何种未来的辩论，而基本上是一场关于什么理论可以解释过往历史的理论一经验辩论。在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关于民主和平的辩论也有同样的地位：似乎安全研究可以向政策制定者提供的最有用的知识，就是在民主与和平之间是否存在可靠的因果联系。在布什时代的全球“无所不能主义”(can-do-ism)瓦解之后，美国学术研究开始纳入了更多关于恐怖主义运动及其内部动力与可以预测到的关于支持或反对美国衰落的大辩论的研究。
将这些欧洲与美国的差异联系到一起的共同特性是对安全研究作用及其政策功能的不同理解。在美国，这最清晰地被理解为关于世界政治运作的原因法则的理论，以便政策制定者就此做出正确抉择。这反过来反映出一个正在发挥能量的大国的情况，它必须决定如何塑造世界事务，并反映政治、政策建议与学术研究之间清晰的劳动分工。
在欧洲一方的圈子中，出现了发展不同类型批判理论的趋势，这些理论反映了政策实践并将缔造安全问题化。阿伯里斯特威斯风格的批判安全研究、围绕迪迪埃·比格(Didier Bigo)并受到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启发的作品以及哥本哈根学派、女性主义和狄伦(John M.Dillon)和德·代元(James Der Derian)这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是如此。在这里，学者们仍然在探讨安全的概念，知识的形式不同于美国主流知识，而更接近公开反思其自身政治责任的批判知识分子——他们按照其政治影响来提出其分析和理论选择的主张。
这一沿革关系到和平研究的作用及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历的变革。随着和平运动新的发展，和平研究突然获得了新的实践意义。哈坎·威伯格(Hakan Wiberg)提出，“新的和平研究运动”必须发挥其自然的知识顾问的职能。这导致大部分北欧和平研究转向了新“现实主义”。和平研究变得亲安全而又亲欧洲(此前它以和平的名义反对安全，以第三世界的名义反欧洲)。防务也被再定位为替代性防务(非进攻性防务)。
在这一时期，安全成为了战略研究的集聚地，此前战略研究以“权力”作为指导概念，而和平研究显然以“和平”为关键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安全成为了一个更具建构性的分析概念。国家关注权力思考，并认为无政府状态是不可避免的，而历史的结局是普世和平，并宣称要想实现任何的“善”，就必须消除无政府状态。相比之下，安全是一种关系概念(即在国家和世界主义之间)，并将无政府状态视为一个谱系，这一谱系的状况可以朝着成熟无政府状态的方向得到改善。在这种意义上，安全成为中间地带，并越来越明显地成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大部分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
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平研究机构所处的地位时常类似于黄金时代的战略研究智库。它们与政策的联系极其不同，并不是政策制定者的官方顾问。欧洲安全研究获得了(更广泛的)政治意义，是因为在由和平运动、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界定的时代，安全议题得以政治化。这一背景与20世纪50年代一样，既是跨学科的，也与不同学科目前的理论发展联系在一起。与大学中的国际关系相比，和平研究受到了需要应对相关议题的压力，然而并没有人期望可以直接得出政策答案。在20世纪50年代的兰德公司，理论家被赋予极大空间，可以追求高度抽象、独辟蹊径的理论轨迹，但显然不能保证其成果能被传送给政策制定者。因此，准确地说，这些出版物时常以针对政策问题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为结尾。同样，和平研究是跨学科和政治导向的，然而与直接政策责任和学术系统的主要力量均保持距离。这样做是否有政策效果不太清晰，然而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政治参与对理论的影响。正如贝茨在传统战略研究中精辟地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过去1/4个世纪，政策经验丰富了学术研究，而学术研究却没有为政策做出如此大的贡献。”对20世纪80年代和批判性的欧洲理论的诞生的评价可能也是如此。动荡的政治局势、具备重要性和相关性意识与参与激烈的政治辩论，显然对这些理论的诞生做出了贡献，在寥寥无几的例子中，理论家所发挥的作用与和平运动、帕格沃什(Pugwash)这样的社会运动以及某些主要是反对派的政党相似，然而总体上看，实践对理论的影响很可能高于理论对实践的影响。
某些观察家(和观察家参与者)已经注意到安全研究新的批判学派之间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欧洲”的发展——已经变得出人意料地成果丰硕并产生了对总体国际关系领域具有更广泛意义和启示的理论。在美国，安全研究主要在国际关系领域得到了发展，随后在安全研究之中通过安全案例研究而被检验和改善，如新现实主义和软建构主义等。对这一点影响最深远的阐释是建构主义在美国安全研究中的作用。其中的重要作品是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篇幅厚重的《国家安全文化》(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该书主要由那些没有长期参与安全事务的学者写作。他们是在理论论战中站在建构主义一边的学者，似乎在当时采取的正确行动就是要在物质主义路径的基础上证明建构主义的正确性。很明显，这些国际关系理论家涉足安全研究是为了证明其在国际关系理论辩论中的观点。
相比之下，新的“欧洲”学派并不是从理论辩论之中指导性的象征立场中演绎地发展出来的(因此它们时常难以定位：哥本哈根学派究竟属于建构主义、新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兼而有之呢？)，它们随着其参与的独特安全情境而产生，理论创新成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道风景线。例如，我们可以在一般的国际关系期刊中发现关于安全化理论的讨论，它们构成了主要利用普遍言论——行动理论来探索国际关系中的潜在可能性的方式。同样，学科内部关于研究者政治作用的辩论(至少在欧洲)主要在安全理论平台上展开。法兰克福式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命运也取决于安全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的“第四次辩论”中，启动批判理论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流产了，后现代路径正在开始更有力地塑造元理论舞台。然而安全理论逐渐在一般国际关系舞台上博得一席之地，主要是因为肯·布思(Ken Booth)和其他人成功地在安全研究领域证明了其价值所在。
有人可能会问，在这些新学派内部及它们之间这些生动的辩论是否仍然还算得上“安全研究”。它们是否仅仅成为了国际关系研究而丧失了界定安全研究的桥梁地位？不同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布思、比格、巴里·布赞(Barry Buzan)、奥利·维夫(Ole Waever)在参与政策问题以及与政策制定者和智库直接互动的时候发展了他们的论断，然而第二代学者可能有更清晰的学术定位，并且在一种更孤立的学术环境下发展其观点。然而，从定位上看，安全理论仍然居于这种国际关系学科与技术专家和实践者之间，只是与北美在方向上有所区别(见图1)。
图1：安全理论在北美和欧洲的地位
安全专家的地位说明了欧洲和北美研究机构从事的许多研究非常类似：对流行性艾滋病、导弹技术扩散和各种反恐战略效果的细致研究。多数对外政策研究机构、欧洲国际战略研究所与美国智库均从事类似的研究，即满足政治家眼下的需求，对于昨天刚出现的问题迅速给出答案(可能主要差别在于这在美国更经常地表现为党派对具体政策的需求，而在欧洲看上去则需要中立的技术背景知识)。这里要说明的是，只要这一点反映在理论上——当欧洲对外政策研究机构或华盛顿智库中的技术专家与大学圈子通过比如某些既要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又在研究机构工作的博士生进行互动时——理论背景就有所不同。这在美国总是反映在《国际安全》的讨论之中，而在欧洲某些地区，年轻学者关注欧洲研究机构的新理论并从中获得启示，这些理论如今主要在欧洲大学蓬勃发展。
安全理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存在一种独特类型的“政策知识”，其职能是支持政策的专业知识。美国的安全理论致力于增进这类知识，而欧洲安全理论则将这些知识视为批判分析的主要经验基础。美国当前政策的批评者将会在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做出理论归纳，以科学地说明一种不同的政策更可能实现预期目标，并借此改变美国的政策。而传承欧洲传统的批评者更可能在政治上和伦理上批评目前政策的目标和效果，揭露政策制定之中的“政策知识”实际上采用了政策制定者的视角，而不会批评它是不科学而且需要修正的。
结论：理论的力量和未来的挑战
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安全研究处于强势发展的阶段。它刚经历了理论高产的第二个10年。尽管美国和欧洲的理论演进之间的联系极其有限，两套理论却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同样的发展势头。如今这一领域已经由一套理论全副武装起来，人们普遍认为这些理论意义重大，因此该领域吸引了才华出众的学生和越来越多的资金。这种发展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新的“欧洲”安全研究很可能将不再由相互隔绝的“学派”构成。跨欧洲的博士生共同体非常活跃，人数也在迅速增长，他们倾向于游走于这些学派之间。因此，它们越来越被视为理论，我们必须要理解其独特性质——它们不会融合进一个综合性的欧洲安全理论，然而单个研究计划可以受到这些理论的启发，并以之作为分析工具。尽管仍然有些著述试图通过相互批评来培养一种竞争和理论构建的态势，显然新兴的一代学者更倾向于将整个“新欧洲安全理论”视为一场共同的辩论，其中不同理论在互动中得到发展和应用。例如，就风险和安全之间关系所展开的辩论很大程度上由20世纪90年代的理论和主要的社会风险理论共同设定的条件塑造。
应该换一种角度来看待美国安全理论的未来。这些理论不像欧洲理论那样关系到具体的安全内涵，而是更加紧密地融入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体系。因此，这些安全理论的未来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总体发展前景密不可分。正如人们的一般印象那样，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辩论倾向于阐释一般理论，这些框架可以解释一切，或者至少可以解释每个重要问题的主要部分。安全领域的主要理论以这种一般方式表达，如果得到证实，它们可以成为我们对国际关系一般理解的首要框架。因此，它们作为安全理论的命运取决于其在国际关系学科一般性辩论中胜出的能力，而最终胜负目前还没有定论，甚至还有些散乱。一个可能形成某种霸权的强大理论将以理性选择作为元理论，然而即使在美国，理性选择仍然是一种弱势理论。因此，目前诸多理论中很难出现一个占据全面优势的理论，并塑造理论辩论的内部动力。
对于欧洲和美国每种理论的未来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应该是它将如何应对某些当今政治议程上的议题。这两套理论将会试图解决几套部分重合的问题。很可能欧洲理论将主要试图阐释环境安全、健康安全、认同和性别问题，而美国理论将会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全球军事稳定方面更具解释力。两套理论都在研究恐怖主义和反恐实践(欧洲人相比之下更关注国内实践，而美国人更关注国际行动)；同样，它们都将继续关注移民、安全与自由之间的联系，包括例外主义逻辑，尽管至少在目前这些理论在欧洲学派的辩论中发展得更完善，而这在美国主要是政策研究，除了某些显著的例外情况，它与主要理论联系不密切。双方都会致力于研究技术、全球化、风险社会和国际经济秩序的作用和性质。
概观这一领域，可见在目前相互断裂的理论领域之间实际上有很多相互联系的交汇点。因此，主要问题是它们会不会再次融合，不仅可以达成共识，还能在辩论中融合？在不同研究环境下能否展开更多交流？这一发展趋势已经初见端倪，例如美国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安全议程，而欧洲人则总是在研读美国所有主流的理论。乔治·W.布什政府(2001-2008)采取尤为强势的手法为其安全政策辩护，致使美国学者对欧洲理论越来越感兴趣，他们的兴趣不仅集中于安全化理论。随着国际关系“第四次辩论”极化(理性主义对反思主义)的逐渐减弱，某些欧洲批判学者也有志于再度整合关于权力和世界格局的主张，他们可能也受到了布什政府的启发。
理论在面对共同关切的问题时跨越大西洋而相遇，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它们会不会试图从不同类型理论差异显著的深刻见解中得到启发呢？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恐怖主义与秩序是首要的、最突出的共同问题，然而到目前为止，双方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尽管未来可能会有所改变，这些议题仍然没有淡出安全舞台。对环境和气候安全的关切迅速增长，这很容易成为另一个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宏大议题。中国崛起似乎也能发挥同样的作用。因为中国崛起威胁到了美国的单极地位，这已经成为美国安全研究的核心关切，美国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超过了欧洲。与后西方世界达成协议这一更宽泛的命题不太可能成为成果丰硕的理论挑战，即使在两种传统独立发展的情况下仍然如此。美国人坚持重复有关“衰落”(decline)的讨论(探讨美国的衰落，而不倾听新的声音)；而欧洲安全研究则主要与欧洲有关，因此这一挑战可能主要得靠非西方学者来承担。
不管这种大融合能否实现，这都将是一个理论成为安全研究核心的时代。笔者可以预见，安全理论联盟之间并不会出现新的重大辩论，不同的辩论将会再度重逢。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应对共同问题的劳动分工，20世纪90年代的理论必须在双重挑战中证明自己。每一个理论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它是否具有可以形成能继续演化的动态研究计划的内在生命力？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系列关键概念：它们是否足够严谨以便操作？是否足够开放以产生难解之谜和研究难题？目前来看，这一前景是较为乐观的。第二个挑战就是能否以颇有趣味的方式探讨当今的政治挑战。在这方面，安全研究将继续努力克服沃尔兹多年以前早已点破的问题：“与人一样，国家的不安全感与其自由成正比。如果想要自由，就必须接受不安全。”
(本文原载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经典教材《当代安全研究》第27章，译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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