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诅咒”国外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外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0)09-0035-06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在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比较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十分令人沮丧的事实，即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增长绩效远不如资源贫乏的国家。这一明显有悖常理的现象使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仿佛由“天使”变成了“魔鬼”。
1993年，奥蒂(Auty)在研究产矿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首次在正式经济学文献中使用了“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这一概念，[1]从而掀开了国内外方兴未艾的“资源诅咒”研究热潮。国外学者通过全面、深入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将对其进行综述，以帮助我国学者熟悉这一领域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进而加强对“资源诅咒”命题的研究力度。
一、“资源诅咒”的由来
自然资源可能阻碍经济的增长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资源诅咒”这一命题的基本思想可追溯到16世纪。根据一个流行的传说，阿兹特克（今墨西哥）皇帝莫克特苏马(Moctezuma)临终前曾立下诅咒：任何闯入自己的领地并掠夺财富的陌生人都将遭受病痛的折磨。不论这个传说是否真实，这一诅咒在西班牙皇帝菲利普二世去世后真的开始应验。从1550年开始，西班牙从美洲殖民地掠夺来的白银等贵金属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并在菲利普二世在位末期达到顶点。然而，1598年菲利普二世去世后，西班牙经济便开始衰退。美洲殖民地大量白银的流入在西班牙引发了“荷兰病”，也带来了诅咒。[2]
二、“资源诅咒”存在性的实证检验
要对“资源诅咒”展开研究，首先必须确定“资源诅咒”是否存在，在这方面主要存在如下三种观点：
（一）“资源诅咒”存在论
该论点的代表首推萨克斯和沃纳(Sachs and Warner)。他们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在控制住贸易政策及投资率等通常认为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的变量后，自然资源丰度依然与经济增长速度成反比。[3]帕皮拉克斯和格拉夫(Papyrakis and Gerlagh)发现，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负的间接效应要大于正的直接效应，从而导致“资源诅咒”。[4]阿尔扎基和普洛克(Arezki and Ploeg)发现，即使控制住地理、开放度和制度变量后，自然资源出口量对人均收入依然具有直接的负面影响。而且，“资源诅咒”在贸易开放度较低的国家尤为严重。[5]托尔维克(Torvik)通过发展寻租模型，认为丰裕的资源会诱使更多的人去从事“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降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人数，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变慢。[6]柯尼尔和歌德瑞斯(Collier and Goderis)通过构建商品出口价格指数对世界上130个国家1963-2003年的数据进行单位根和协整分析，发现了强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资源诅咒”的存在性。[7]
（二）“资源诅咒”不存在论
戴维斯(Davis)最早提出了这一论点，在将22个矿产资源型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并与其他57个非矿产资源型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经济绩效对比后发现，矿产资源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存在资源诅咒。[8]曼扎诺和罗伯托(Manzano and Rigobon)认为，“资源诅咒”的发生并非过多依赖自然资源，而是不完善的信贷市场和抵押品泡沫相结合的产物。[9]莱德曼和马洛尼(Lederman and Maloney)在分析了前人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利用新的计量方法(3SLS)对1980-2005年的跨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资源诅咒”并不存在。[10]
（三）“资源诅咒”条件存在论
持这种论点的学者认为，“资源诅咒”并不是一个规律性的命题，它的出现是有条件的。这一论点首先认为，指标选取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如丁和费尔德(Ding and Field)采用人均自然资源资本指标，并利用单方程模型进行回归后发现，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采用自然资源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这一指标，却发现资源对增长具有负效应。[11]其次，利用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进行分析时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萨拉—伊—马丁和苏巴曼安(Sala-I-Martin and Subramanian)在对尼日利亚进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只有石油和矿产资源才会通过弱化制度质量形成“资源诅咒”，其他资源则不会。[12]最后，制度质量的差别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论。文和金(Wen and King)认为，资源贫乏的国家只要其制度能够展现足够高的交易效率便可得到发展；相反，资源富足的国家如果缺乏更高的交易效率和更优良的制度，便会陷入“资源诅咒”。[13]罗宾逊等人(Robinson et al)认为，拥有能促进政府的责任心和能力的制度的国家将会从资源繁荣中受益，而不具备这种制度的国家则可能会遭受“资源诅咒”。[14]
三、“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
丰裕的自然资源为什么未能带来良好的经济绩效，反而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呢？关于这方面原因的研究称为“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中心—外围”论
这一论点是由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毕斯奇(Prebisch)首先提出来的。普雷毕斯奇把世界各国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西方高度工业化国家，它们出口工业品或高附加值产品，进口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它们是技术创新的源头，但也占有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几乎全部利益；另一类是没有实现工业化或畸形工业化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往往有增长而无发展，常常出口单一的原材料，换回各种工业制品。前者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后者处于外围。中心与外围进行着严重不平等的交换，中心的存在以外围的存在为前提，并以损害外围的发展为代价获得发展。其逻辑结论是，只要“中心—外围”结构（即所谓国际经济的旧秩序或旧的国际分工）不改变，或者说外围国家不脱离资本主义世界关系，外围国家的发展就没有希望。沿着普雷毕斯奇开拓的思路，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一大批第三世界的学者都得出了这个结论。[15]
（二）贸易条件恶化论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开始从对外贸易的视角关注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其直接表现是资源出口使本国贸易条件恶化。20世纪50年代初出现的“贸易条件恶化论”，最初是由长期在联合国供职的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毕斯奇和德国籍经济学家辛格(Singer)提出来的，因此，人们常常把它叫做普雷毕斯奇—辛格假说或普雷毕斯奇—辛格命题。[15]
（三）经济类型论
默尔斯迪(Murshed)在辛格等人的基础上将资源—经济类型划分为点源型经济(point-source economies)和散源型经济(diffuse-source economies)。前者是指国家的经济产业集中在石油、矿产等少数几个资源型领域，后者是指国家的经济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石油、矿产等点资源（或集中性资源）往往会导致集中型的生产和收益模式，而农业耕地等散资源（或分散性资源）的收益则遍布全国。因此，相对于散源型经济而言，点源型经济更容易出现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实证研究也表明，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属点源型经济的国家相对于东亚某些属于散源型经济的国家更容易发生“资源诅咒”。在论及资源同增长和发展的关系时，重要的是资源类型而不是资源丰度。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单纯依赖于少数几种资源的生产和出口，劳动、资本和技术就会向单一的资源生产部门集中，农业、加工业等资源原本薄弱的产业就会进一步弱化，社会发展的基础就会严重受损。从长远来看，一旦资源繁荣消失，资源和非资源型产业就会同时遭到重创，给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毁灭性打击。[16]
（四）“荷兰病”效应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荷兰北海一带发现储量极为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然而，荷兰在60年代大量出口天然气获得巨大财富的同时，荷兰盾也大幅度升值，导致国内其他工业特别是传统的机械制造与出口工业逐步萎缩，不断失去国际竞争力，出现了所谓“反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现象。后来，人们把这种“因富致祸”的现象称为“荷兰病”。早期文献认为，“荷兰病”是“资源诅咒”最主要的传导机制。[17]
（五）挤出效应
丰裕的自然资源挤出了某些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驱动作用的因素，从而导致资源富集经济体失去了长期增长的动力。而这些重要的因素主要体现在教育、投资和创新方面。
1.挤出教育。在资源丰裕的经济体中，构成经济活动主体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并不需要高技能的劳动力，所以，人们更容易忽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阿西亚和拉赫瑞(Asea and Lahiri)通过建立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论述了丰裕的自然资源通过提高非熟练劳力的工资而挤出教育投资，从而导致“资源诅咒”的机理。[18]格尔法森(Gylfason)发现，政府教育公共支出，女孩预期上学年限以及中学入学率等指标均与自然资源占国民财富的比重成反比。[19]帕皮拉克斯和格拉夫(Papyrakis and Gerlagh)利用美国州一级的数据对投资、教育、开放度、研发及腐败等“资源诅咒”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挤出教育是最重要的传导途径，占资源负面影响的25%。[20]
2.挤出投资。丰裕的自然资源会通过对储蓄、就业等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抑制物质资本投资，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缓慢。格尔法森和佐伊加(Gylfason and Zoega)认为，自然资源会通过挤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阻碍经济增长，而且，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可能会通过延缓金融系统的发展而间接损害储蓄和投资。[21]帕皮拉克斯和格拉夫(Papyrakis and Gerlagh)通过建立迭代模型，论述了资源意外收益通过增加未来收入造成对投资的挤出，因此产出的降低超过资源收入的增加，从而导致“资源诅咒”的机理。[22]
3.挤出创新。丰裕的资源通过挤出创新而阻碍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自然资源限制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来实现的。萨克斯和沃纳(Sachs and Warner)认为，如果资源部门的工资高到足以吸引潜在的创新者和企业家来到资源部门工作的话，丰裕的自然资源就会挤出增长促进型的企业家活动或创新。[23]帕皮拉克斯和格拉夫开发了一个Ramsey-Cass-Koopmans变分模型来论述“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即资源对创新的挤出，并利用美国49个州1994-200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24]
（六）政治机制
这一机制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容易引发战争或冲突，影响政治程序和政治取向，并使资源丰裕的经济体偏离民主体制而采取独裁体制，从而导致“资源诅咒”。但是，由于政治机制的理论很难用具体的数量化模型来加以阐述，所以，对这一机制很难进行深入研究并给出详细说明和实证分析。[17]
1.资源—冲突论。近代历史表明，丰裕的自然资源是武装冲突的导火索之一。柯尼尔和霍夫勒(Collier and Hoffler)通过对1960-1999年间世界范围内的52次武装冲突进行研究，发现如果没有自然资源，一国爆发内战的概率仅为0.5%；而在一个资源财富占国民生产总值26%的国家，爆发内战的概率则猛增为23%。[25]
2.政治动机论。该论点认为，资源繁荣会提高权力的价值，而政客们为了获得利益和谋求连任，往往会过度开采资源，并将相当可观的资源收益用于贿赂选民，影响选举结果。这就会导致资源在代际之间以及各部门之间的配置失当，经济增长由此停滞。[14]
3.独裁体制论。该论点认为，石油和矿产资源降低了民主化的程度导致出现独裁体制，而独裁性政府解决国内冲突的能力则有所欠缺，因而更容易遭受内战之苦。[26]
（七）制度机制
进入21世纪以来，“资源诅咒”的制度机制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该机制的主要观点是，丰裕的自然资源会通过引发腐败、寻租等途径弱化制度质量，进而阻碍经济增长。
1.寻租。寻租模型可以分为两类。企业家寻租模型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会诱使更多的企业家从事寻租活动，降低从事生产活动的人数，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缓慢；[6]政治家寻租模型则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提高了权力的价值，在位者为了寻求连任就会从事利用资源左右选举结果等政治寻租活动，从而扭曲了资源的配置。[14]
2.腐败。有关自然资源与腐败方面的文献相当少。雷特和魏德曼(Leite and Weidmann)认为，资本密集型自然资源是腐败的主要决定因素，并探讨了潜在的反腐败政策。[27]艾舍姆等人(Isham et al)则认为资源对腐败的影响效应在石油、矿产等“点资源”丰富的国家最为明显。[28]巴氏和霍德勒(Bhattacharyya and Hodler)利用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论述了自然资源加深腐败的机制，他们认为，只有当民主制度的质量低于某一阈值时这一机制才会发生。[29]
四、避免“资源诅咒”的政策建议
总体来看，西方学者主要在制度和经济两方面提出对策建议来避免“资源诅咒”。
（一）避免“资源诅咒”的制度建议
由于制度因素在传导机制中的重要性，对策建议的提出首先在制度层面上展开。有关文献认为，谨慎的管理和开放的外贸政策，提高租金管理的透明度以及利用租金建立公共基金等方式都有助于租金的有效使用。约瑞(Usui)认为，印度尼西亚之所以能成功避免“荷兰病”的影响，原因就在于它采取了谨慎和保守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30]奥蒂(Auty)认为，通过建立资本基金以冻结租金，增强租金流动的透明度，以及严格评估额外公开部门收益的其他用途等措施，可以加强资源租金的有效管理。[31]阿里泽凯和普莱格(Arezki and Ploeg)认为，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有利于抵消资源的负面影响。[5]
（二）避免“资源诅咒”的经济建议
一些文献认为，高储蓄率是避免“资源诅咒”的第一个经济条件，凡是成功摆脱“资源诅咒”的国家都是储蓄率高的国家。[32]除高储蓄率外，储蓄向投资的高效转化也很重要。[30]
此外，充足的人力资本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是避免“资源诅咒”的另一个经济条件。穆尔希德(Murshed)认为，应该仿照挪威成功的经验，利用资源收益建立社会信托基金，一方面用于支付当前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所需的支出，另一方面在将来资源租金枯竭时作为特定用途用于消费和投资。[16]拉森(Larsen)系统阐述了挪威摆脱“资源诅咒”和荷兰病的经济政策。[33]
五、“资源诅咒”的未来研究方向
1.研究指标的改进。“资源诅咒”既然是研究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么如何度量资源的丰裕程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制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然而，现有研究表明，选择不同的指标和变量会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这些无疑会影响命题实证检验的可信度。
2.一国内部各地区间“资源诅咒”的存在性研究。目前，“资源诅咒”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上，深入到一国内部的研究文献则很少。然而，用“资源诅咒”现象来解释一国内部的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无疑也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3.“资源诅咒”的政治学解释。关于“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机制和制度机制方面，对政治机制的研究显得非常欠缺，而且这个缺口还有逐渐增大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政治学家无法对自己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从而弱化了“资源诅咒”研究的政治学贡献。
4.“资源诅咒”制度传导机制的理论化研究。目前，对“资源诅咒”制度机制的研究主要限于实证分析方面。尽管一些学者提出了一系列与其结论相一致的假设，我们仍然需要一套正式、严格并能加以明确检验的理论来系统、深入地阐述制度机制。
［收稿日期］201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