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女权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五四时期是中国女权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国女权运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着重探讨了当时的女子教育、经济和婚姻问题。值五四运动78周年之际，发表此文以示纪念。
主题词 女权运动 五四运动
一、争取教育平等权
中国传统上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女子很少有读书识字的机会，进学校受教育更是不可能。民国成立后，教育部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女子与男子一样，能够接受中学教育、实业教育以及高等师范教育。五四时期的女子教育内容，是以“三从四德”、“贞操节烈”等为教育宗旨，以造就“贤妻良母”为教育的目的。
到了五四时期，重视女子教育的文章颇多，许多鼓吹重视女子教育的人认为，教育是解决“女子问题”、达到妇女解放的根本办法。1919年，有人主张：“必先使妇女的生活能够独立；要使妇女生活独立，必使妇女先有职业技能；要有职业技能，非受过教育不可。”[①]又如解决婚姻问题，必先使男女有社交的机会；若要有纯素的社交，则非男女均受相当的教育不可。另外，在谈到贞操、参政等问题时，也都主张应该先从教育入手。胡适的《美国的妇人》批评中国良妻贤母主义的狭小，他观察了美国妇女的一言一行，认为是表现了一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也就是一种“自立的精神”，而自立精神的培养全靠教育。所以他主张中国的女子教育应趋重于“独立的人”的培养，也就是一种超越了贤妻良母式的教育。[②]
五四时期所鼓吹的男女平等教育，除了反对贤妻良母式的教育外，另一个重要的观念是反对“贵族式”的教育，主张普及教育，提倡平民教育。而谈到平民教育时，有人认为，要实现平民教育，首先就必须使女子教育得到重视，理由是：“女子占人类全体的半数，他们是改进社会文化的重要分子，那么女子与男子在教育上当然须绝对的平等，要是不平等，就不得谓之‘平民教育’”。[③]因此，平民教育的实行，自会重视那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女子。
五四时期的女子教育，在“男女平等教育”的呼吁下，不论是质或量，都较此前有了显著的进步。自1907年至1919年，女学生的比例由百分之二增至百分之五。以中等教育为例，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1919年以前，政府设立的女子中学9所，学生622人，教职员132人。[④]1919年以后。国立私立大学开始兼收女学生，各处均增设私立女子中学。
五四时期女子教育的内容有了明显的进步。当时人们已改变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以为教育是“培养独立人格”的最佳途径。中国女子能走出家庭，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实是五四新思潮鼓吹的结果，也是中国女子教育的进步。
男女同校是五四时期女子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罗家伦主张男女同校，他认为中国妇女的解放，非实行男女共同教育不可。他的理由是：“（一）要谋人类的平均发展，就有实行共同教育的必要。（二）男女共同教育，可以增高女子的地位。（三）为谋男女间正当的交际起见，不能不实行男女共同教育。（四）要谋成立真正良好的婚姻，也非实行男女共同教育。（五）由于中国妇女知识的落后，要谋妇女的解放，更非实行男女共同的教育不可。”[⑤]罗家伦认为男女接受共同的教育，可以促成男女正当的社交、美好的婚姻，以及提高女子的地位，达到妇女解放的目的，从而使人类得到平均的发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胡适在《少年中国》中表示，他是主张大学开放女禁的。他认为理想的进行次序是：“第一步，大学当延聘有学问的女教授，不论中国女子外国女子；第二步，大学当先收女子旁听生；第三步，女学界的人应该研究现行的女子学制，把课程大加改革，总得使女子中学的课程与大学预科的入学程度相衔接，使高等师范的课程与大学预科相等。若能添办女子的大学预料，便更好了。”[⑥]胡适不但提出了大学开放女禁的主张，同时也提出了具体的办法，使具有能力与资格的女子能接受大学教育。
在舆论界的鼓吹下，为了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已有部分勇敢的女子要求进入大学。先是1919年春，有四名女学生要求进入北大旁听；至1920年2月止，北大的女旁听生已有9人。1920年秋，北京大学正式对外招收28名女学生，高等教育的男女同校终获实行。
二、争取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和“教育平等”，同样是五四时期女权运动鼓吹的重要主张。中国古训有所谓的“妇人从人者也”、“夫为妻纲”等等，都是说妇女为夫所养，不必独立谋生。
到了五四时期，有些人认为妇女运动的方向，除了教育外，还应强调经济独立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中国妇女之所以处于从属地位，是因为妇女不能独立生活，而须依赖男子的缘故。经济不能独立的人，意志上自然也不能独立，妇女如欲得到平等的地位，必须首先谋求经济上的独立。
胡适的《美国的妇人》一文中指出了“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倡导“美国妇女精神”，鼓励中国女子自立。他说：“美国妇女的社会事业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自立’精神，并且可以表示美国女界扩张女权的实行方法。”[⑦]他认为妇女从事社会工作，不但可以自立自足，并且能达到提高妇女地位的目的。罗家伦的《妇女解放》一文提出：现代文明的国家，没有一处女子的职业不发达。他还批评了中国妇女的缺乏知识及职业的现状，他说：“中国女子因为没有正当的知识，所以没有人生正当的职业，因为没有人生正当的职业，所以只能作寄生生活，靠男子供养，自然降为男子的奴隶了。”[⑧]他认为，中国妇女谋求解放除了要接受教育、充实知识外，还要发展妇女的职业。除胡、罗二人外，还有些人主张废除不平等的法律，以达到妇女经济独立的目的，也就是要争取妇女择业的自由权及财产继承权。
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学说启蒙着人们的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考察.诸多的社会问题。李达说：“女子果能如此有经济独立的能力，……男女间一切不平等的道德与条件，也可以无形消灭了。”[⑨]据《妇女杂志》1919年统计，当时中国有170名女医学博士，其中约百人毕业于上海官立医院。女医生多数从事妇科及小儿科专业，也有少数家传的女中医。除教师、医生外，大中城市还有不少妇女当佣人、奶妈、伴娘、小贩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绝大多数女学生毕业后无职可谋，她们的出路便是出嫁成家、生儿育女。[⑩]
总之，五四时期，有小部分的妇女已能挣脱家庭的束缚，从家庭进入社会，从事职业，谋求经济的自主与独立，妇女的职业领域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只是妇女就业现实与旧传统存在着矛盾，因此，妇女的就业问题可以说仍是妇女问题中亟待解决的一个方面。
三、争取婚姻自由
在传统的宗法社会中，女子对于自身的婚姻大事无权决定，离婚更是男子的特权，女子唯一的义务只有“顺从”而已。到了五四时期，随着“妇女解放”呼声的日涨，抗拒旧式婚姻成为当时女权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旧式婚姻，往往造成不幸的事件。1919年11月，湖南省发生了一个婚姻惨剧。长沙女子赵五贞，因不满父母包办的婚姻，出嫁当天以剃刀自杀。湖南的报纸以大篇幅报道了这个消息，《女界钟》的作者一致认为赵五贞是“改革婚制的牺牲人”。《大公报》的报道中，认为这是“旧式婚姻的流毒”；[11]有人提出这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思想不独立，恋爱不能自由”[12]的结果。针对这个事件，几乎所有人都把错误归之于旧式婚姻的罪恶。
到了五四时期，由于西方新思潮的影响，人们渐渐认识到旧式婚姻的缺陷，许多人提出恋爱自由、男女社交、婚姻自由、离婚自由、贞操节烈问题等一系列主张，主要内容包括：
1.恋爱自由。旧式婚姻全凭父母作主，男女结合不以爱情为基础，往往造成“无爱情的结婚”以及“有爱情而不得结婚”的痛苦，因此，恋爱自由遂成为青年男女普遍的追求。正常的婚姻，应该是直接的内心的结合，应该以恋爱为基础。因为：第一，男女有了恋爱的维系，可以使性情因了解融合而更近于高尚、光明，不致沦入悲观堕落；第二，恋爱的男女所生的子女更聪明、更纯良，儿童的教育更格外有希望。
2.男女社交。中国女子没有社交的机会，无法与男子接触，自由恋爱的机会很少。为了造成恋爱的婚姻，许多人提出男女社交的要求。若女子有社交的自由，男女就有了交际，有了友情，从真挚的友情发展成为爱情，这才是实现男女平等的自由的真正恋爱，所以社交公开，是恋爱的第一步。社交公开不应以“恋爱”为目的，自由恋爱与社交确是两回事，然而社交的公开，却从实际上给青年男女提供了较多的恋爱机会，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3.婚姻自由。男女社交公开了，恋爱自由了，并不能保证婚姻的自由，因为旧式婚姻的大权不在男女双方，而把持在父母手中。到了五四时期，对于父母决定的婚嫁，有人说是“无恶意的父母做的恶事”。父母央媒求神问卜算命，替子女定婚嫁，无意中铸成大错；而青年人不知道婚嫁以后的关系，往往种因至早，指腹为婚，从小就由父母决定了婚事，这种落后的模式往往造成不美满的结果。总之，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婚姻是男女两个人的事，不容第三者干预。[13]
4.离婚自由。不仅结婚要自由，离婚更应该自由。有些人认为男女关系应当从纯爱情为主，绝对自由，并且主张振兴中国的女子教育，提高中国女子的知识，追求男女社交和自由婚嫁，使结婚能普遍自由，离婚容易，离婚制度能在中国施行。[14]
有人反对自由恋爱的结婚，说自由恋爱致使离婚太容易。胡适为之申辩说：自由恋爱乃根据“尊重人格”的观念，离婚容易不一定表示不尊重人格。他在解释美国多离婚案的原因时说：“自由结婚的根本观念就是要夫妇相敬相爱，先有精神上的契合，然后可以有形体上的结婚，不料结婚之后，方才发现从前的错误，方才知道他们两人不能有精神上的爱情；既不能有精神上的爱情，若还依旧同居，不但违背了自由结婚的原理，并且必至堕落各人的人格，……所以离婚案之多，未必由于风俗的败坏，也未必不由于个人人格的尊贵。”[15]胡适鼓励中国女子要敢于提出离婚的要求。
5.贞操节烈问题。到了宋代，经宋儒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后，贞操的观念为一般人所重视。自那时起贞节便成为一种迷信、一种宗教。
五四时期，“贞操”的观念受到批评。周作人翻译了日本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指出贞操不是道德，道德使人人能守、人人实践，而贞操只是女子应守的道德，这便是失调的道德，是要不得的。人的爱贞操，应出于自发，与爱艺术、爱学问一样。贞操如同财富，自己有固好，别人没有也无所谓。[16]有些人认为女子不守节烈则害了国家，“人心日下，国将不国”，鲁迅对此极为驳斥。他指出中国的许多黑暗现象是不讲新道德学问的缘故，决策者全是男子，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在内，“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她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17]。他认为“节烈”是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子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所造出来的“畸形道德”。胡适指出，所谓的“贞操”，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爱情，不肯再爱别人，就是贞操，所以男子对于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如男子不能照样还敬，他就不配这种贞操的待遇。许多先进妇女以“要自由”、“要人格”的大无畏精神，勇敢地冲破旧有的藩蓠，向包办婚姻宣战，成为封建礼教的反对论者。
总之，五四时期的女权问题相当广泛，涉及了女子教育问题、经济问题、婚姻问题等许多方面。在教育上，由于男女平等教育的提倡，“贤妻良母”式的教育为人所攻击，大学开放女禁，男女同校以及女学生的增多，都显示女子教育的逐渐普及。在经济上，妇女的职业领域逐渐扩展，从女工到女医生，都有女子的踪迹。在婚姻方面，认为“恋爱是结婚的唯一前提，没有恋爱的结婚，是没有道德的”，主张恋爱自由、结婚自由、离婚自由。所有这些，都是对中国几千年来传统观念、文化的一种挑战和冲击，都是“五四”时期女权运动的重要成果。这些成果表明：“五四”时期是中国女权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女权运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注释：
①王光祈：《大学开放女禁问题》，《少年中国》第4期妇女号，1919年。
②胡适：《美国的妇人》，《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9年。
③《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第343页。
④俞庆棠：《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女子教育》，李又宁、张玉法：《中国妇女史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54页。
⑤罗家伦：《妇女解放》，《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
⑥胡适：《大学开女禁的问题》，《少年中国》第4期妇女号，1919年。
⑦胡适：《美国的妇人》。
⑧罗家伦：《妇女解放》。
⑨李达：《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3号，1919年。
⑩邓颖超：《中国妇女运动史》，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97—98页。
[11]《大公报》，1919年11月15日。
[12]《大公报》，1919年11月16日。
[13]沈玄卢：《婚姻问题》，《星期评论》第27号，1919年。
[14]张崧年：《男女问题》，《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
[15]胡适：《美国的妇人》。
[16]谢野晶子著，周作人译：《贞操论》，《新青年》第4卷第5号，11918年。
[17]鲁迅：《我之节烈观》，《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