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贾的忏悔与元明文人的自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贾论文,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7)03-043-10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商贾形象，不仅分为好贿贪财、狠心盘剥的奸商或义利兼顾、乐善好施的儒商，而且他们的品行是多样的，心态也是相当复杂的，例如元明文学中出现了若干忏悔赎罪的商贾形象，这对于当时文人自悔自赎的心态颇有影响。而明代中后期文人群体的自省自悔，是明代中后期尤其是晚明文艺启蒙思想的标志之一。
从《老生儿》中富商刘从善的“回心忏罪”说起
元代武汉臣所撰的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1](P365 385)写了一个商贾以“回心忏罪”的方式解决家庭由财产继承问题引出纠纷的故事：富商刘从善老年无子，女婿张郎为争夺遗产而排挤堂弟刘引孙、陷害刘从善已怀孕的侍婢小梅，绝境之中这位富商“回心忏罪”，以“散家财”而感天动地，终于“天赐老生儿”，并将财产平分给老生儿、女婿、侄儿，解决了家庭财产的继承问题。其中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刘从善“散家财”得到好报，其内在的动因则是这位富商“回心忏罪”，如该剧第一折中刘从善的道白：
我想人生在世，凡事不可过分。到这年纪上身，多有还报。则我那，幼年间做经商买卖，早起晚眠，吃辛受苦，也不知瞒心昧己，使心用倖，做下了许多冤业，到底来是如何也呵！[1](P368)
刘从善妻子的解释是“今日老的为没儿女，不昧神天，回心忏罪。”[1](P373)刘从善自己也说：“刘从善为人一世，做买卖上多有亏心差错处。我今日舍散家财，毁烧文契，改过迁善，愿神天可表。”他还表白道：
【呆骨朵】则俺这做经商的一个个非为不道，那些儿善与人交。都是我好贿贪财，今日个折乏的我来除根也那剪草。我今日个散钱波把穷民来济，悔罪波将神灵来告：则待要问天公赎买一个儿。也等我养小来防备老。[1](P373)
诚然，富商刘从善等在财富的积累之中，既有他们的辛劳与智慧，也沾有老百姓的血汗，他们有的在“好贿贪财”、盘剥发家之中带有“原罪”，所谓“瞒心昧己，使心用倖，做下了许多冤业”。正因为如此，刘从善要“回心忏罪”，“舍散家财，毁烧文契，改过迁善”。最后，喜得“老生儿”，顺利地解决了家产分割的问题。这从宗教层面来说，带有因果报应的意味；但从现实生活的层面来说，则是生动地反映了富商忏悔的心态及其赎罪的行为。
元杂剧《庞居士误放来生债》中的商贾忏悔将《老生儿》中商贾在宗教层面的忏悔强化了。巨商庞居士(名蕴，字道玄)不仅有千百顷良田，而且有“十只大海船，一百小船儿”，“家中金银宝贝玉器玩好”要用大船装载。他一方面施散家财，另一方面又做出异常的举动，将装有“金银宝贝玉器玩好”的大船沉入大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对自己经商暴富的行为深感忏悔，如第三折中有他一段唱词：
【越调·斗鹌鹑】我弃了这千百顷家良田，便是把金枷来自解。我沉了这万余锭家私，便是把玉锁来顿开。玳瑁珊瑚，砗磲琥珀，你当初生处生，今日个可便来处来。再不做那天北的这经商，我也再不做那江南的贾客。[1](P307 308)
庞蕴的忏悔不同于刘从善仅仅对盘剥暴富“原罪”的“回心忏罪”，而是对商贾价值的全盘否定，所谓“再不做那天北的这经商，我也再不做那江南的贾客”。这是因为庞蕴一家四人都“好参礼这佛法僧三宝”[1](P294)(《来生债》楔子)，注重“自省自悟”[1](P302)(《来生债》第二折)，深受“色既是空，空即是色”等佛教思想的影响，正如庞蕴唱道：“也非是我胸襟大，将金宝与船载，我只待跳出这尘寰得自在。”[1](P308)“跳出尘寰”，追求“自在”，却否定了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积极意义的商贾精神。
在元杂剧中，《东堂老劝破家子弟》中商贾子弟的忏悔则将《老生儿》中商贾在现实层面的忏悔强化了。秦简夫的《东堂老劝破家子弟》在塑造“有古君子之风”[1](P206)的商贾李茂卿的形象，张扬儒商精神的同时，展示扬州大商人赵国器的儿子扬州奴“临危自省”[1](P224)、浪子回头的心态与转变的过程。《东堂老》中扬州奴的自省自悔不同于《来生债》中庞蕴受佛教“色空”等思想的影响，而是自己在浪败家产、沦为乞丐的现实生活中得到的惨痛教训，其中儒商李茂卿的多方劝导也起了相当的作用。《东堂老》中扬州奴的自省自悔的问题也不同于《来生债》中庞蕴是针对他南北经商的正当事业，而是针对他昔日吃喝嫖赌而浪败家业的荒唐行为，这涉及到商贾子弟如何守业乃至将先辈艰苦创业的精神发扬光大等现实问题，而庞蕴在忏悔中带来的消极性在《东堂老》中的扬州奴“临危自省”则转变为积极的社会意义。
元杂剧中的忏悔意识对明代文学影响最直接的是《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凌濛初编撰的《占家财狠婿妒侄，延亲脉孝女藏儿》[2 ](卷38)以小说的形式改编了元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虽然强化了“狠婿妒侄”、“孝女藏儿”等情节，但同样展示了商人刘从善忏悔的心态与散财自赎的过程。邹玉卿的传奇《双螭璧》[3]虽出于凌濛初编撰的《占家财狠婿妒侄，延亲脉孝女藏儿》，但向上追溯，显然也离不开元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的影响，裴硕与刘从善一样，是“富并陶朱”、“乐善好施”的富商，并常在佛前忏诲，祈求子嗣。明代小说中写商贾忏悔方面颇有典型意义的还有冯梦龙编撰的“三言”中的《桂员外途穷忏悔》[4](卷25,P377-397)、《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年轻的商人蒋兴哥在敬业精神与家庭幸福的矛盾冲突中的忏悔心态，当蒋兴哥经商回家而得知妻子王三巧红杏出墙时，忏悔之意油然而生：“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5](卷1,P23)对自己“重利轻离别”深表忏悔。这是现实生活的教训促使商贾蒋兴哥忏悔，而《桂员外途穷忏悔》则是现实生活和宗教思想等两个方面的结合上促使商贾桂迁忏悔。桂迁经商受挫，本利俱耗，在逃债之中得到施家的慷慨资助，但他忘恩负义，偷挖了施家祖上埋藏的一千五百金，突然暴富后翻脸不认人，当施家衰败时又见危不救，因而“轮回果报”，桂迁家产被拐骗，妻儿也转生为“三只黑犬”。这促使他“持斋悔罪”：“桂迁罄囊所有，造佛堂三间，朝夕佞佛持斋，养三犬于佛堂之内。桂女又每夜烧香，为母兄忏悔。如此年余，忽梦母兄来辞：‘幸仗佛力，已脱离罪业矣！’早起桂老来报，夜来三犬，一时俱死。桂女脱簪珥买地葬之。至今阊门、外有‘三犬冢’。桂老逾年无恙，乃持斋悔罪之力。”[4](卷25,P396)在“持斋悔罪”方面，桂迁与《金瓶梅》中集恶、淫、贪于一身的商人兼地主、官僚西门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面对现实生活还是佛教教义，西门庆都缺乏真正的忏悔意识，他在捐款修永福寺后对吴月娘说：“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6](P753)虽然《金瓶梅》中荒淫贪婪、至死不悔的西门庆的形象影响深远，但也不可忽视刘从善、庞蕴、扬州奴、蒋兴哥、桂迁等忏悔自赎的商贾及子弟形象的影响，尤其不可忽视他们忏悔的意识和自赎的行为对文人心态的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明代小说戏曲中更注重以文学家的视角写奸商的盘剥发家的“原罪”，例如《初刻拍案惊奇》中的《卫朝奉狠心盘贵产，陈秀才巧计赚原房》写典当老板卫朝奉在资本积累中狠心盘剥的“原罪”：“那卫朝奉平素是个极刻剥之人。初到南京时只是一个小小解铺，他却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假如别人将东西去解时，他却把那九六七银子充着纹银，又将小小的等子称出，还要欠几分兑头；后来赎时，却把大大的天平兑将进去，又要你找足兑头，又要你补给成色；少一丝时，他则不发货。又或有将金银珠宝首饰来解的，他看得金子有十分成数，便一模一样，暗地里打造来换了；粗珠换了细珠，好宝换了低石。如此行事，不能细述。”[2](卷15,P246)因而，卫朝奉这样的徽州奸商往往被一些憎恨者被骂为“徽狗”[2](卷15,P249)。而文学作品中夺人财、喝人血的奸商形象，正是当时现实生活中奸商的真实写照。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二月，工部给事中杨应文在奏章中说：“奸商张泽等侵冒军器钱粮，乞行严办，以清库藏，以防积蠹。”[7](卷305,P5707)因而，明代小说戏曲中写商人的忏悔意识更具有针对性。正是在这些方面，对明代文人更有震动，更有影响。如晚明文人袁中道将儒商吴文明与依附“渔猎民间”的宦官进而“得官进贤，取黄金如瓦砾”[8](卷17,P738、739)的奸商进行对比，从而大为触动，有所醒悟(下文将进一步论述)。当然，商贾的忏悔侧重于道德层面，而文人的忏悔侧重于艺术精神层面。
商贾在伦理道德层面的忏悔与文人在艺术精神层面的自悔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明代中后期文人不仅自立门户、争霸文坛的意识最强，而且自悔自赎心态也最为鲜明，如李梦阳、何景明、康海、徐祯卿、边贡、王九思、王廷相、王慎中、唐顺之、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屠隆、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钟惺、谭元春、陈子龙、张岱等，都有一个从自守到自省的过程。他们的自省乃至自赎，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其中有的受到佛教的忏悔意识的影响，有的则受到商贾忏悔意识的影响。
力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李梦阳是明中叶复古派的开创者，又是自省与自赎的先驱。早在正德五年(1510)，他就在《庚午除日》诗中写道：“于今将四十，始悟昔年非。”[9]卷23这样的自省与自赎，一是与他得民歌风气之先有关，据钱谦益说：“有学诗于李空同者，空同教以唱《琐南枝》。”[10](卷32,P552)清新的民歌之风，吹拂着盲目复古的李梦阳，才使他“怃然失己，洒然醒来”而作自我反省：“予之诗非真也”；“今真诗乃在民间。”[11](《诗集自序》)二是他深受到商贾忏悔意识的影响。在“学诗于李空同者”之中有商贾，例如《潜虬山人记》中详细地记载着徽州商人佘育向李梦阳学诗的情况：
山人在山则又日闭关诵吟更苦，尝夜吟，独绕庭行，侵旦不休。或又病之，曰山人年五十余耳，发须皤尽矣。山人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予诚不能以百岁之劬而易一日苟生。”山人商宋梁时，独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无骚哉。”山人于是又究心赋骚于唐、汉之上。山人尝以其诗视李子，李子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遗兹矣，故曰无诗。”山人曰：“仆不佞，然窃尝闻君子绪言矣，三百篇色商彝周敦乎？苔渍古润矣。汉、魏佩玉冠冕乎？六朝落花丰草乎？初唐色如朱甍而绣闼，盛者苍然野眺乎？中微阳古松乎？晚幽岩积雪乎？”李子曰：“夫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山人之诗其昌矣。”[9(卷48)
徽商佘育年五十有余而闻道自省，由学宋诗转而学唐诗和汉赋屈骚，深得李梦阳的赞许，所谓“由斯道”而“山人之诗其昌矣。”当然，在李梦阳引导徽商佘育的转变中，既有“以情立格”(“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等比较符合审美创造的艺术观点，又有“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等极端的说法，在师法古人上将徽商佘育引到一种偏向乃至极端。其实，李梦阳与商贾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李梦阳的祖父王(李)忠“为小贾能自活，乃后十余岁而为中贾”[9](卷38)。他的《空同集》中，不仅有《处士松山先生墓志铭》、《梅山先生墓志铭》、《明故王文显墓志铭》、《鲍允亭传》等为兰阳商人丘琥、徽商鲍弼和鲍允亭、蒲商王现等商贾列传，而且有为士而商、商而士者的诗文集所写的序记等，如《潜虬山人记》、《方山子集序》、《缶音序》等，这些都是李梦阳重要的文论。例如，李梦阳在《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中写道：
文显之为商也，善心计，识轻重，能时低昂，以故饶裕。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助其资斧，又善审势伸缩，故终其身弗陷于井罗。……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9](卷46)
由于坚持“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因而“商与士异术而同心”，在义利兼顾的层面上沟通了文人与商贾的心灵。正德四年(1509)，李梦阳为兰阳商人丘琥撰写墓志铭，其中写道：
经营四十余年，遂起家至千金。顾尽散诸弟男女及族若所识贫乏者，已而金辄复集，集而复散，终不为自计。尝起第大梁东门，结亭莳木芙蓉菊亭旁，更为诗，先后所为诗积万余数。造词巉削棘涩，大类黄、韩。亦为金元曲，而比事假托，谑浪不恭，大抵玩世而泄所不平。[9](卷45)
丘琥乐善好施的行为，颇同于元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中的富商刘从善。而其中说到丘琥“亦为金元曲”，他是否也受到包括《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在内的“元曲”的影响？《潜虬山人记》中不仅写徽商佘育闻道自省的心态，而且写他散财自赎的言行：
山人少商宋梁间，然商非剧廛不售也，非交豪官势人即售，受侮压，售未有不赊者也，非豪势人力，赊鲜有还也。山人寓剧廛则治静屋，日闭关苦诵吟，弗豪势人交，及终岁算息盈缩则顾与他商埒。他商怪问之，山人曰：“商亦有道焉，夫价之昂畀，岂一人容力哉？君既靡力，吾随其昂昂畀畀焉，已是以吾身处剧廛而心恒闲也。夫争起于上人，吾既随其昂昂畀畀，息与诸埒也。侮压又胡从至矣？吾是以弗势豪交而息罔独缩，故曰商亦有道焉。”此尔乃后山人有子矣。于是始弃商而归潜虬山，云山人。既归山则于山间构潜虬书院，以馆四方交游暨来学者，而收训其族子弟。于中又构屋数十以居其族无屋者，云厥费不赀矣。或谓山人曰：“夫商人出入风波盗贼中，远父母兄弟之亲而生尺寸于千万里之外亦难矣，宜若是费乎？”山人笑而不答，退谓其族子弟曰：“夫散者圣贤之懿，而聚者啬夫之琐行也。若以为金帛果足使子孙守哉？”[9](卷48)
将散财济贫、散财办学视作为商“有道”，乃至提到“散者圣贤之懿”即圣贤美德的高度。与之相关联的是，李梦阳将文学上的自省自赎提升到追求“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的审美境界。
与李梦阳一样，前七子多受商贾的影响而自省自赎。何景明有《樊懋昭墓志铭》、《明处士钱公墓志铭》等为信阳商人樊亮、上元商人钱进立传，又有《裕州行》哀叹寇盗为害而使裕州城中“名商大贾岁不集”，还有《送卫进士推武昌》赞赏仙风估客、良辰美景：“仙人楼阁春云里，贾客帆樯晚照余。”他在正德十一年(1516)为上元商人钱进所写的《明处士钱公墓志铭》中说：
公少机敏恂质，身若弗胜衣。好读书，日诵数千言，攻书法，始授学吴太常，既乃精思摹索晋唐诸名帖，尝曰：“法者，迹也，巧者所以神妙也。吾将心致其巧，终不至泥古法迹。”故其书成一家，而士大夫珍之。天顺间，有荐之朝者，不报，公乃叹曰：“吾读书思进取行志，今人以一艺荐而又不获达，此殆天也。吾何愿焉！”乃深自剷晦，终身不仕矣。家贫力贸易，事其父母，父母所欲有为极办之，无不称指意。……公性好施与，宗族不能举火者，皆待于公。冬月，见无衣者辄衣之。尝自合秘方膏药以施病者。出城见枯骨蔽野，心怆焉，购地瘗之。[12](卷36)
这可与他的《海叟集序》对读，其中有云：
景明学诗，自为举子历宦，于今十年，日觉前所学者非是。盖诗虽盛称于唐，其好古者，自陈子昂后，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体诚有可法，而古作尚有离去者，犹未尽可法之也。故景明学歌行、近体，有取于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诸人，而古作必从汉、魏求之。虽迄今一未有得，而执以自信，弗敢有夺。
今年罢官归，自以有余力得肆观古人之言，又欲取我朝诸名家集读之，然弗多得。其得而读之者，又皆不称鄙意，独海叟诗为长。叟歌行、近体法杜甫，古作不尽是，要其取法，亦必自汉、魏以来者。其所造就，盖具体而未大耳。噫！其所识亦希矣。[12](卷34)
显然，商人钱进等的忏悔精神与何景明的艺术心态上的忏悔有相关联的方面。而在何景明艺术心态的忏悔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何景明诗歌创作中师法的范围从“诗必盛唐”，扩大到“学歌行、近体，有取于二家(指李、杜)，旁及唐初、盛唐诸人，而古作必从汉、魏求之”；二是公然宣称：包括前七子在内的本朝诸名家集“皆不称鄙意”，唯独以袁凯(海叟)的诗“为国初诗人之冠”[12](卷34)。对于袁凯的诗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袁御史凯》中引何景明《海叟集序》中的评语后，又引程嘉燧(字孟阳)语曰：“海叟诗，气骨高妙，天然去雕饰，天容道貌，即之泠然。古意二十首，高古激越，雄视一代。七言古诗，笔力豪宕，鲜不如意。七言律诗，自宋元来学杜，未有如叟之自然者。野逸玄澹，疏荡傲兀，往往得老杜兴会。空同(李梦阳)诸公，全不悟此。”[13](甲集，P73)正当李梦阳等人“全不悟此”之时，何景明则在“日觉前所学者非是”之中对此有所悟。这在李、何之争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一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12](卷32)中云：“追昔为诗，空同子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仆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这就是说，李、何在师法“古范”中有停留于“模仿形迹”的表层或锲入到“领会神情”的深层之别。所谓“领会神情”，就是强调“领会”古雅范本中的“神情”，在情感等深层的拓展中活跃创作主体。而“临景构结”，就具体地说明了创作主体在意象(情景)构造中随事、随时、因地、因人而变化的能动性、灵活性。显然，这与上元商人钱进学习书法中所主张的“法者，迹也，巧者所以神妙也。吾将心致其巧，终不至泥古法迹”[12](卷36)，是息息相通的。二是“舍筏达岸”。在李、何之争中，李梦阳认为“翕辟顿挫，尺尺而寸寸之，未始无法也”[9 ](卷62)，将师古的方法单一化、凝固化，而且强调“本诸法”[9(卷62)]，将形而下的“法”抬高到形而上的本体的地位。何景明也重视诗文创作的方法：“仆尝谓诗文有不易之法者，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也。”[13](卷32)但他始终将“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等法度置于“用”的地位，坚持以情为“(本)体”和以法为“用”，并切以佛家说筏比喻诗文创作的方法论：“佛有筏喻，言舍筏则达岸矣，达岸则舍筏矣。”对此，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已注引《阿梨吒经》中有关以筏喻正法的经文，并指出：“佛家以筏喻正法，到达涅槃彼岸，即正法亦应舍弃。此以喻学古有得以后，应舍弃古人陈法。”[14 ](P73)何景明的“舍筏达岸”说，虽是借鉴，但也是他在“李、何之争”中自省自悟而有所得的一种表现：“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大复《与空同书》引此，正自言其所得耳。”[15](卷，P83)。显然，何景明的“舍筏达岸”说受到了元明商贾忏悔意识中借鉴佛教思想的影响。
受商贾忏悔的影响而在艺术心态上自省自悟，在明代前七子中有一定的普遍性。例如，徐祯卿曾创作《贾客词》[16 ](卷1)，其中有云：“万里长舻转贩频，愁风愁水亦辛苦。”他有几次自省自悔，一是受李梦阳的影响(李梦阳又受到商贾的影响，见上文)，“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明史·徐祯卿传》)，一次是受王阳明影响①，在“俯而思”中反省，终于“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为萌甲，吾且为流澌，子其煦然属我以阳春哉！”[17](卷25，P932)又如，王廷相自称“行年四十觉前非”[18](P315)，并认识到：“拟议过贪，则援取必广；性灵弗神，则诠择失精。”[18](P750)他这种对“拟议过贪”、“性灵弗神”等复古之风的反省，又与他受商贾的影响有关。王廷相在《明故例授南京飞熊卫指挥签事李公墓志铭》中说上元县商人李昊：“贾于廛，浮海辇山，货饶物集，征贵征贱，致金万镒，有陶朱氏之能焉。……又积而能散，里族有饥困弗振者，公无不资而济之。恩德洽于骨肉，信义重于乡里，以故内而愉愉，外而怡怡，皆得其欢心无怨。”[18 ](P572)他又在《明故封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杨公墓志铭》中记载开封商人杨文秀：“少长，学小贾；中年致大贾，然亦即弃去。常曰：‘贾乃丈夫贱行也，不若务农力本。’乃买田沙河之阳，稍鞘渐广，晚至数千亩，杨氏之业遂称饶益。……夫人以适性为美。……厚积于家，则施于可以神物，以有易无，随所意欲而无不可得，美与贵埒，无贵之患，岂非上邪？公运厥财智，乃贾乃农，以致丰富，又能教其子，以高亢其宗阀，陶朱、刁间之徒，执一偏以利生者，不可同日论矣。故君子于公之所能，每慨于心，要亦贤智之俦也。”[18](P1002、1003)显然，“积而能散”和“适性为美”的商贾精神，对于王廷相在自省中强调“性灵”有一定的关系。康海受商贾之风的影响，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家庭方面，康海的叔父康銮为“长安人言善贾者”[19](卷40，P442)；二是康海也曾为商人作传，如《明故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张公墓志铭》、《扶风耆宾樊翁墓志铭》、《凤翔处士毅庵毛君墓志铭》、《叔父第四府君墓志铭》。而且，康海曾亲自参预商业活动。在他因党附刘瑾而谪居家乡之后，“尝病武功贸易之寂寥也，乃于城东神庙报赛，数日间乐工集者千人，商贾集者千余人，四方宾客男女长幼来观者数千人”[20](卷10，P295)。顾祖训《明状元图考》卷二《状元康海》中又说他“尝贾于维扬，以混其迹”。正是由于谪居生活与商贾之风的直接影响，后期的康海放荡形志：“仆自庚午(正德五年，1510)蒙诏之后，即放荡形志。”[19](卷22，P252)因而，他在师古方面不拘泥于汉魏、盛唐：“人谓唐子(唐龙，字虞佐)机轴本于左氏而无隐僻艰深之习，议论肩于董、贾而有温柔简重之致，然其歌吟篇什，又言不下带，道罔不存，固不待上法汉魏、中契盛唐而后善也。”[21](卷3)他后期的文论跳出模拟汉魏、盛唐的窠臼而主张因情命思，缘感自鸣：“夫因情命思，缘感而有生者，诗之实也。比物陈兴，不期而与会者，诗之道也。”[19](卷32，P377)。将“情思”与“兴会”提升到“诗之实”、“诗之道”等文学原则上，较之于李梦阳在格调说中孕育情感论因素，则是向性灵说跨近了一大步。由于康海在文学理论上往往主张缘感而起情，缘情而自鸣，因而他的诗歌创作中也有不期而兴会之作，如《秋风词》[1 9](卷8，P145、146)等诗歌乃是即事名篇、缘情自鸣之作，倾泻了他内心“时势摧人著处生，英雄遇抑常迟钝”的抑郁之情，气势奔放，震撼心灵，颇有李白之遗风。康海缘情而作的实绩主要体现在他的古文创作中。他在“前七子”中以善古文著称，在他三四百篇古文中，时有“逸气往来，翛然自异”[22](卷171，P1499)的上乘之作，如《秦州画卦台新建伏羲庙记》、《横渠先生经学理窟序》等直抒胸臆，情理兼备，有胆有识，切中时弊，文笔酣畅犀利而言简意赅，隽美清新。《与彭济物书》等说理透辟，抒情真挚，寓郁勃于婉转之中，堪称渗透着那个特定时代和康海个人文化意识及审美意识的《报任安书》。
商贾的忏悔与明代复古派后劲在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上的自悔
后七子在复古模拟方面继承了前七子，在自省自悔方面也与前七子有某些相似之处，例如谢榛告诫儿子们应及早有自悔精神：“绿发稍变白，临镜悔已迟”[23]卷1，P2；王世贞“迨乎晚年，阅世日深，读书渐细，虚气销歇，浮华解驳，于是乎淟染汗下，遽然梦觉，而自悔其不可以复改矣”[13](丁集上，P436)；还有吴国伦“幡然悟昔非”[24](卷30，P432)，这一方面受到禅宗与阳明心学的影响，另一面也受到明代中后期崛起的商贾思潮的影响。谢榛有诗云：“烟沙漠漠水淙淙，估客千帆入汉江。天畔高楼动秋兴，白云红日坐开窗。”[23](P卷19，P836)王世贞是明代中叶与商贾交往最多，受影响最大的名士。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中墓志铭(包括墓表、神道碑、墓志铭、墓碑、行状)总数340篇，为商人所作59篇，约占17％。其实，《弇州山人四部稿》和《续稿》中还有多篇为商人所作的传记。②在此，主要以吴国伦为例。吴国伦的先世曾为“商隐”，其伯兄吴国佐也是一位在商旅上“每有奇胜”的商人：“先世则商隐。……君负性跌宕，美丰仪，在龆年已有成人度，俯睨市井儿，龊龊一切耻为之。初游经师业儒家言，已见先大夫劳于家，颇以为患，年十五即奋然曰：‘家有长子，是谓家督，吾安得终岁手一卷而以门外事勤吾亲。’于是从阓阇逐十一之利，每有奇胜，赀且殷殷起。属四方商贾鳞集，求货于市场预，市侩率攘攘不能平，间籍君一语平之，无不称善，曰‘吴郎信义人，可任也。’即持千百金委君不疑，君亦视千金故物，每得赢赀，悉以归先大夫，一钱尺帛不入私帑。”[24](卷36，P432)他还有《敕赠文林郎锺祥县知县敬甫张先生墓表》、《中宪大夫刘公传》为商贾张慎、刘宾等立传。《明史·吴国伦传》中说：“万历时，世贞既没，国伦犹无恙，在七子中最为老寿。”天假之年的条件，商贾家庭出身的特殊背景，使他较多地沐浴万历时期包括商品经济在内的新思潮，在对复古模拟之风加以自省乃至自赎方面更有特点，他在《李尚书集序》中指出：
予闻公故负奇南州，少即从事性命之学，已复博综群籍，冥悟玄理，又所过燕赵齐鲁吴越三楚之地，诸民风国俗、气候形胜皆得目猎而掌运之，故学洽而气完，神澄而智密，益足以闳襟宇而发其才情。[24](卷39，P463)
既强调“博综群籍”，又注意“民风国俗”和“气候形胜”即“得山川之助”[24](卷43，P511)，更是立足于“闳襟宇而发其才情”，在内心世界的开拓上较之于王世贞的“匠心缔而发性灵”[25](卷35)又大大推进了一步。而且，吴国伦对“闳襟宇而发其才情”的强调，是以对七子派复古模拟之风的反省为前提：“当年七子名空大。”[26](诗部卷8，P770)“空大”，即白白地大有名声。正是这种反省意识的作用，吴国伦在论及七子派常说的情感与格调、法式之间的关系时，十分强调“诗以情志为本，以成声为节”[24](卷41，P489)和“情足以赴法不为法束”[26](文部卷7，P916)。
吴国伦的创作颇为丰富，著有《甔甀洞稿》50卷、《甔甀洞续稿》27卷。从《甔甀洞稿》和《甔甀洞续稿》中，我们可以看到吴国伦的创作实践印证并张扬了“闳襟宇而发其才情”的文学理论。这里以他有关商贾的诗歌为例加以说明。明代中后期，江浙、湖广以及福建等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繁荣，商业往来，交通频繁。这股经商热也折射到吴国伦的诗歌中，例如：“孤亭缥缈石嵚岑，一缕长江堑古今。樵径倚空悬作栈，贾樯依渚集如林。飞扬欲夺三山胜，览眺偏惊万里心。海气乘潮荡云日，青枫绿草自阴阴。”[26](诗部卷11，P807)又如：
浙江楼望浙江潮，八月长风海若骄。万马蹴涛惊地轴，千鲸喷沫撼星杓。天连巨浸疑相荡，雪卷重山忽自消。却怪商帆空际落，翩如六翮下扶摇。[24](卷 20，P206)
前三联以驱走风云、震撼海岳的气势展示了浙江潮的壮观。但尾联却想落天外，局外生变，写商人的帆船空际扶摇直下，直接展示了当时那种势不可挡的商品经济的热潮。虽然从创作意图来说是写观潮，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则是前三联以惊天动地的浙江大潮衬托尾联中所写的商品经济热潮。
这是由于明代中后期人们的经济环境在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变：由传统的重农抑商、重义轻利变为趋利致富、经商致富，随之而来的官贵商贱的社会观念也发生了动摇。吴国伦的《阊门九歌》其二，就是这种社会观念的一个缩影：
大贾轩轩水郭盈，五方淫巧市门争。金多自挟侯王重，县吏那能问姓名。[24](卷33，P398)
因而，当时包括文士在内的人们往往对商贾有一种颇为艳羡的心态：
估客一何乐，江北复江东。江东船比屋，江北马如龙。
闻郎客南海，中有珠树林。愿采径寸珠，为侬饰双簪。[24](卷2，P78)
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带来了社会风俗的变化。张瀚的《松窗梦语》卷4《商贾记》中有云：“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趋效之。”吴国伦以此入诗，其中有《阊门九歌》其一(《甔甀洞稿》卷33)写道：“吴王台榭水烟空，千载吴州尚侈风。鹤市鸡陂今万户，谁家不似馆娃宫。”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明代中后期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也遇到了阻力，因而引起了吴国伦等文人的担忧，并将忧商与忧国结合在一起：“估客停关市，司农借水衡。岂无忧国意，南北又论兵。”[26](诗部卷12，830)尤其是封建朝廷的横征暴敛与频繁暴发的水灾等，摧残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标志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而对于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到摧残，吴国伦感到无比痛惜，他在《次嘉兴即事》一诗中写道：
津亭落日系兰桡，檇李城临海国遥。百里鱼盐长水市，万家烟雨瑞虹桥。青楼越女歌相属，白纻吴儿舞自骄。最是江南佳丽地，可怜机杼日萧条。[24](卷20，P260)
先以清丽的笔调刻画了一幅江南水乡的风俗画。接着，将笔锋突然一转，以悲慨之情带出了“机杼日萧条”的哀景。而“可怜”二字，饱含着诗人对某种特殊的经济形态(我们今天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的珍惜之情。
商贾的忏悔与晚明文学革新派的自悔及其意义
明代复古派如前后七子有自省自悔，革新派如公安派中的袁中道也有自省自悔，他在《答钱受之》中说：“诗文之道，昔之论气格者近乎套，今之论性情者近于俚，想受之(按指钱谦益)悟此久矣……如弟二十年学道，只落得口滑，毕竟得力处尚少，以此深自悔恨。欲于此后打叠精神，归并一路，期到古人大休大歇之地乃已。”[8](卷25，P1073)这种自悔精神也受到商贾精神的影响，如袁中道在为道士兼商贾的一瓢道人所作的《一瓢道士传》中说：“(传主)久乃厌之，以赀市歌舞伎十余人，卖酒淮扬间，所得市门资，悉以自奉。……道人栖古庙中，一日，于炉灰里取金一挺付祝云：‘为我招僧来礼忏。’”[8](卷17，P704、705)这种忏悔，既有宗教意识，也有商贾的自悔意识。袁中道虽然见汪道昆、王世贞等文集中胪列商贾的墓志铭，“私心厌之。故自予操觚有类此者，辄谢绝，不忍以尘吾籍”[8](卷18，P772、773)，但是，他的文集中还有《吴龙田生传》、《新安吴长公墓表》等为商贾所作的传记和墓志铭。他在为徽商吴文明所作的《吴龙田生传》中说：“公去儒而贾，年十三。囊中仅数金，乃间关江湖间，冒霜露，犯虎狼者屡屡，竟一一如所策。公为人淳朴，人往往负之。受廛广陵，其侣尽噬其有，公竟委之去。又屡为豪猾所倾，亦不与争。竟以诚壹故，生计大振。近三十始室，定居广陵。异日，中贵人渔猎民间，附之者得官进贤，取黄金如瓦砾。人以邀公，公笑曰：‘此雪中狻猊也，独不虞羲和出耶？’竟闭门谢之。其后隆隆者皆败，人以此服公卓识。公贾也，而行实儒。……公外朴拙，而胸中了了。中郎游广陵，公乐与亲近，尝云：‘吾虽游于贾，而见海内文士，惟以不得执鞭为恨。’中郎亦爱其贞淳，有先民风，与之往还。每得中郎一纸，即什袭藏之。予过广陵，待之如中郎。以二子纳贽从游。予校新安，长君竟入新安校。是时公为人所负几千金，夜饮与予言之。予曰：‘昔予家世殷富，后予弟兄以经术起家，遂渐减。夫富于文藻，与富于赀财，常不并立。世固少扬州鹤也。’公怡然，自浮三大白云。予见公以拙诚昌其家，始悟太史公巧拙之语，言人而不言天，启世间浮嚣之窦。”[8](卷17，P738-739)又在为徽商吴元询所作的《新安吴长公墓表》中说：“自新安多素封之家，而文藻亦附焉，黄金贽而白璧酬，以乞衮于世之文人。世之文人，征其懿美不得，顾指染而颖且为屈，相与貌之曰：‘某某能为义侠处士之行也。’……长公讳元询，字允卿，柏轩其别号也。世居歙，先世以好义闻，至长公益著。以赀雄，而粪土其赀，廉取之而奢于与。其生待哺，没待瘗，从囹圄而出之衽席者，不可胜数也。有友人张姓者，负官物，几毙杖下。公捐百余金出之。从弟澍，客死资阳，负数百金，公代偿其负，而更归其葬。凡中表兄弟及知交辈，取于公之笥中若寄也。公为人有剸决才，遇事以片言剖之，人无不心折。惜其不大用，而仅用之鱼盐之市。……予曰：‘若其真也，即其人为真人，而予文为真文矣。’”[8](卷18，P772-773)徽商吴文明、吴元询等以散财积善的方式自赎，深深地打动了袁中道，使他破例为他们立传。正是在包括商贾自悔自赎精神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袁中道在“深自悔恨”中表示“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8](卷10，P459)，也就是既不取前后七子“论气格者近乎套”的极端，亦不取公安派早期“论性情者近于俚”的极端，主张“归并一路”[8](卷25，P1073)，也就是对七子派与公安派各去其短而扬其所长，力求使诗文的“色泽(颜色光泽，指诗文的形式)神理(思想意致，指作品的内容)，贵乎相宜”[8](卷24，P1047)，追求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这标志着公安派在自省自悔中由性灵张扬、激情狂放的浪漫主义回归到传统的古典美学。
袁中道文学创作上的转变与他文学主张上的转变有大致同步的一面。袁中道在中年以前的文学创作风貌如同其兄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所说，其主导方面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往往在愤世嫉俗、嬉笑怒骂中“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其偏向主要在一个“独”字，惟心独尊，无所依傍，只知疏瀹心灵，搜剔慧心，“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27](卷4，P187-188)。中年自省自悔之后，他逐步地意识到“三湖浩淼之波，粘天荡日，亦可借其秀润以畅性灵耶”[8](卷14，P625)。袁中道不仅借景物畅抒性灵，而且着力于景物的渲染。《西山十记》其三是在畅抒游山愉悦情趣之中随类赋彩、色彩相和的显例，其中写道：
自玉泉山初日雾露之余，穿柳市花弄，田畴畛畦间，见峰峦回曲萦抱，万树浓黛，点缀山腰，飞阁危楼，腾红酣绿者，香山也。此山门径幽遐，青松夹道里许，流泉淙淙下注，朱栏千级，依岩为刹，高杰整丽。[8](卷12，P536-537)
黛、红、绿、青、朱等五彩缤纷，交相辉映，而且黛之“浓”、红之“腾”、绿之“酣”，丹青竞生，酣畅淋漓。还有“浓黛”之于“万树”，“朱栏”之于“千级”，色彩随着空间的开阔而扩展，构成了一幅万树千级、绚丽多姿的香山壮景图。与此相媲美的是他的七言绝句《雪中望诸山》：
青莲花间白莲开，万簇千攒入眼来。别有销魂清艳处，水边雪里看红梅。[8](卷6，P244)
不仅是青莲白莲相间开放，红梅白雪相映成趣，而且一句“万簇千攒入眼来”，赋予色彩以广阔的空间和扑入眼帘的动感，令人有魄飞魂销之感，将以渲染色彩而畅抒性灵的诗境推到出神入化的程度。
显然，从商贾的自我忏悔(包括散财积善而自赎)到元明文人的自省自悔，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文人在艺术追求中的不断自悔与自赎，形成了明代文学演变中的一个鲜明的特色。晚明时期的谭元春(1586—1637)在《袁中郎先生续集序》中指出：
予因思古今真文人，何处不自信，亦何尝不自悔。当众波同泻，万家一习之时，而我独有所见，虽雄裁辩口摇之，不能夺其所信；至于众为我转，我更觉进。举世方竞写喧传，而真文人灵机自检，已遁之悔中矣。[28](卷22，P599-600)
谭元春有感于袁中道等人自检自悔自变的精神，将自信自省自悔作为“古今真文人”的标志之一，作为敢于独创、扭转时风的标志之一。明代中后期文人的自省自悔往往是艺术心态上真诚的追求，这不同于明清易代之际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朱彝尊等人为身仕二朝而在政治气节上的自悔。众所周知，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以《忏悔录》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在自悔中追求个性解放，张扬平民意识。谭元春则早于卢梭一百多年就提出了以自信与自悔来真诚地披露自己心灵的观点。应该说，强调“真文人”应当有自信和自悔的精神，是晚明文艺启蒙思想的特征之一。其实，谭元春上述观点，有他直接的感受与他受到商贾的影响，如他的《月泊洞庭》中写道：“全迷起止何在，忽过朝昏未惊。眼阔云消岸远，心闲月上湖平。渔人漠漠无火，商舶劳劳有声。独立清波最久，亦如山夜深更。”[28](卷9，P297)又如他在《候工部税关聂老师启》中热切地希望：“惠旅通商，万里恩波流水国。”[28](卷34，P938)同时，也是他将明代文人群体自守与群体自省的感性认识向理论层面的提升，从一个方面深刻揭示了“真文人”的心态，其中积累着明代文人中一代又一代的自省自悔的真实感情。显然，其中也有元明商贾自我忏悔精神的影响。
注释：
①王阳明之受商贾影响，参阅拙文《王阳明的儒商伦理及重商思想与明中后期雅俗文学》，见陈书录著《儒商及文化与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
②关于王世贞在士商契合中自省并由格调转向性灵的论述，已见于拙文《俚俗与性灵》(江海学刊，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