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说我们对盗版无能为力_非法出版物论文

我们不能说我们对盗版无能为力_非法出版物论文

对盗版咱们不能说无可奈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可奈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盗版活动猖獗,不仅影响到我国图书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作者、出版者的利益,使我国出版业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声誉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我国历来对著作人的权益十分重视。近几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制订了一系列保护著作人权益的条例和法律,行政部门也一再采取措施对违反版权的现象加以制止。但是总有些人要以身试法,用盗版手段来侵犯著作人和出版单位的权益,以谋取暴利。只要一种书受到读者的青睐,很快就有盗版书问世,甚至有的书还在制作中,市场上就已经出现了它的身影。盗版者在加大盗印正规出版物力度的同时,在盗印的手法上也越来越“出格”:盗用、伪称出版社、印刷厂之名甚至发展到伪称一些名作家之名炮制出一本本欺世盗名的假书;一些名家的著作被任意组装;一本被读者看好的著作甚至有几种“花式不同”的盗版本。

据有关资料透露,陕西名作家贾平凹迄今已出版了92种、上百本著作,被侵权的就多达20多种。自1993年起,贾平凹出版的十几种书中,只有两本没有引起盗版者的兴趣。贾平凹的作品最为盗版者“看得起”且盗得花样最多的是《废都》。这本书尽管在五年前就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禁销,但时至今日全国各地的书摊上仍然有其踪影。贾平凹自己说,他已发现了50多种盗版的《废都》;知名学者何清涟曾因《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而引起学术界、书界轰动,可随后一本名为《现代化陷阱背后》的书出现了,并署名“何清涟著”。何清涟得知后大为惊讶,因她从未写过此书,当她看完全书后更是光火,因为其中竟出现她有了外遇、情人这类的内容。后来,何女士又得知该书根本就没有出版社名和书号,属非法出版物;而内地版、香港版的《天意》及北京《××导报》连载的《陈希同和他的女人们》系女作家徐小斌的三篇代表作《吉尔的微笑》、《双鱼星座》、《敦煌遗梦》重新“组装”而成。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名字变成了陈希同和王宝森。

台湾作家刘墉曾从第九届全国书市上收集了14种与他有关的盗版书,但甚是无奈。商务印书馆有关人士也曾向新闻界透露,该社1998 年8月初向全国首发的《新华字典》1998年修订本,发行不久就出现了盗版本。尽管修订本扉页有水印防伪标志,但仍逃不了被盗的命运。近几年来,盗版《新华字典》至少使该社损失了1亿元。 而湖南人民出版社每年约有20%的书被盗版。

香港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吴小莉自传还在印制中,而盗版书却已上了书摊。自1998年12月初在上海第一次发现盗版书以后,吴小莉自传《圆人生的梦》的盗版书已经遍布全国很多城市。名人出书曾经是出版界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五六年来,全国近百家出版社争相出版名人的自传或其他作品,正规发行量高达1200余万册, 而盗版发行量约为5000万册至8000万册。仅1998年各出版社就出版了1100 余位名人所著图书,总发行量高达500万册以上,盗版发行量估计将达2500至3800万册。

而随着“拉链门事件”的发生,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绯闻上了因特网,市场上就出现了一本很“火”的盗自网上的《克林顿性报告》一书,此书是以盗用青海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合法”进入市场的。该社有关人士说,仅1997年该社的名义就被盗用了120起, 这类的“黑书”极大地损害了该社的利益和声誉。

另外,各类的教辅读物和儿童读物,更是为许多盗版者“看好”。

据有关人士透露,盗版书及其他各种非法出版物的成本约在定价的10%左右。由于可以逃税,批发价格为定价的25—30%。对于书商而言,选题是关键。要想赚钱就要做“畅销书”,书商要有抓大众关注的热点与焦点的能力。即使有的选题不符合国家出版政策,但也有书商为了暴利不惜铤而走险。非法出版物从印刷到出书,每个环节的专业化程度都很高,提供书稿者、撰稿人、印刷商、书商之间的配合也比较默契。而一本书的赔与赚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发行这一环节。据说书商发行新书有几种方式,一种是代销,书商将书全部交给零销商代销;一种是书商自己承揽发行;一种是全部批发给发行代理人。这几种方式各有优点和风险。

据业内人士分析,因为非法出版物无需交税,5000册以上的印数已足以收回成本。可见要想扼杀非法出版物于摇篮中,就必须堵住流通这个口子。现在大量的非法出版物出现在书店、书摊上,与进书渠道杂乱有关。许多书商和代销商,往往见利忘义,甚至主动寻找非法出版物的源头,以图暴利。

面对猖獗的盗版,有关方面的人士似乎也有苦衷,他们认为虽然打击盗版活动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其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原因主要一是执法人员太少;二是缺乏固定经费;三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很完善,让不法书商有机可乘;四是一些执法人员存在执法不严的现象。对盗版,他们好像有无可奈何之感。

而有些盗版书的源头正是出在出版界内部。据知情人透露,在盗版书产生的初期是有人走私书号,后来有人干脆连书号都不要了,拿了书就直接找印刷厂翻印,然后通过种种渠道在书摊和书店倾销。有的则是作者本人为绕过审批部门或想得到更高的稿酬而与不法书商达成私下协议做成某种交易。

为此权威人士大声疾呼,盗版的盛行已不完全是利益的问题,而牵涉到整个出版业的生存和再发展,若再不加以重究,整个出版界将面临全行业塌垮的危险。也许这不是危言耸听。据报载,一本价值很高的辞典早就编纂修改完毕,但迟迟不敢付印,原因是凝聚着许多人心血的这本辞典一旦出版,必将遭到盗版,付出千辛万苦的劳动总不应是为了盗版者而作。

对盗版和其他非法出版活动,为什么时有越禁越盛、越打击越猖獗的现象?也许是惩罚太轻,也许是得到了好处,也许是得到了默许……总之,有些管理部门表现出多么地无可奈何,甚至居然还有人认为,盗版书对图书出版的繁荣客观上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真值得人们深思。

为了中国出版业的将来,对盗版,咱们不能再说无可奈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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