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角下中国乡村旅游扶贫效应研究评述 *
何 红1※，王淑新2
(1.西安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121； 2.陕西理工大学汉水文化研究中心，汉中 723000)
摘 要 [目的] 通过梳理国内旅游扶贫效应研究成果，全面把握我国乡村旅游扶贫效应研究脉络，为合理评价旅游扶贫工作成效和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价值参考。[方法] 采用文献分析法从研究视角、研究尺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多个维度对国内乡村旅游扶贫效应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和评价。[结果] 不同维度视角下旅游扶贫效应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差异； 早期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尺度，主要探讨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及漏损等经济效应，并逐步由经济效应向综合效应转变； 旅游扶贫的差异化效应研究是未来宏观尺度下重要的研究方向。微观尺度下，贫困人口的受益效应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主要围绕贫困人口收入增加效应、社区参与、收入差异效应及自我感知效应等方面展开；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关注贫困人口的旅游参与和综合受益。[结论] 深刻认识旅游扶贫的本质和目标； 建立全面、科学的旅游扶贫效应评价体系； 创新旅游扶贫效益研究方法； 不断完善乡村旅游扶贫效应研究内容。
关键词 多维视角 乡村旅游扶贫 宏观效应 微观效应 研究评述
0 引言
乡村旅游扶贫是指在具有一定旅游资源条件、区位优势和市场基础的贫困地区，通过扶持旅游产业带动乡村地区经济发展，进而实现脱贫致富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旅游扶贫工程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成效显著。2010年至2014年，中国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实现1 000万以上的人口脱贫，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10%以上[1]。2015年8月18日，在全国乡村旅游提升与旅游扶贫推进会议上，国家旅游局、国务院扶贫办联合提出乡村旅游扶贫攻坚战略，以乡村旅游建设为载体，到2020年实现乡村旅游带动全国17%(约1 200万)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国家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观测中心统计数据显示， 2015年我国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实现脱贫的人数占脱贫总人数的30.5%。2016年国家旅游局等12部委制定的《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提出，在“十三五”期间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实现全国25个省(区、市)2.26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230万贫困户、747万贫困人口脱贫。乡村旅游扶贫正成为中国扶贫攻坚的新生力量，将在我国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和“三农问题”解决上发挥重要作用。
学术界对旅游扶贫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20世纪90年代末期，英国国际发展局提出“面向贫困人口的旅游”(PPT，Pro-Poor Tourism)，将旅游开发与消除贫困联系起来。旅游扶贫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学者们针对不同区域，使用多种方法，对不同内容进行了考察，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和重要进展。近年来，随着旅游扶贫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在我国扶贫攻坚力度加大的背景下，乡村旅游扶贫的效应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旅游扶贫效应是指乡村旅游发展对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其影响和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过程不仅表现为旅游发展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影响，还包括对乡村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思想观念等非经济影响[2]。纵观国内旅游扶贫效应研究进展，大致经历了研究对象从模糊到具体，研究内容从单一到综合，研究视角从宏观到微观，研究范围从大尺度到中、小尺度演进的过程。为全面把握我国乡村旅游扶贫效应研究脉络，文章尝试从多个维度(内容维、尺度维、视角维)梳理国内旅游扶贫效应研究成果，分析宏观尺度下旅游扶贫的综合效应，微观尺度下的贫困人口受益效应。同时对当前旅游扶贫效应研究的方法、研究趋势等进行梳理和评价，以期为不同尺度乡村旅游扶贫政策的制定、调整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 宏观视角下的区域综合效应
宏观视角下的旅游扶贫效应研究以省、市、片(区)、流域等为基本空间尺度。早期的关注点在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和经济效益，研究经历了从对区域单一的经济效应分析扩展到对旅游扶贫的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综合效应的全面探讨。
1 .1 乡村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
旅游乘数理论是旅游经济影响研究的主要理论。乡村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研究多以宏观尺度为视角，主要测量旅游发展对贫困地区的综合效用或旅游乘数效应[3]，通过描述旅游收入在旅游地经济中的流动与扩散说明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4]。蔡雄[5]教授在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旅游扶贫老少边穷地区乘数效应”中，通过大量的调研数据表明，旅游扶贫在老少边穷地区乘数效应大，在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繁荣，加速人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效果明显。张小利[6]以西部12省区为研究对象，探讨我国西部地区旅游扶贫效应问题，指出旅游扶贫在提供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繁荣地方经济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乘数效应，发展乡村旅游对西部消除贫困具有重要作用。
宏观视角下的旅游扶贫效果评估以定性的描述和简单的统计为主，研究旅游对贫困地区的经济贡献，重点分析目的地的乘数效应和旅游投入产出关系[7]。阳国亮(2000)[8]对旅游投资的乘数效应分析指出，由于贫困地区边际消费倾向大，旅游投资乘数效应更大，旅游扶贫的效果更加显著，因此旅游扶贫既是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旅游发展的重要方向。总之，在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研究方面，学者们多运用宏观经济指标衡量旅游扶贫的经济效应，借助投入—产出模型，量化分析贫困地区旅游业的收入乘数、产出乘数和就业乘数。近年来，条件价值评估法、模糊评价法[9]等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估中，学者们运用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或调研数据对贫困地区旅游业的经济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和预测，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1 .2 乡村旅游扶贫的漏损效应
在关注旅游扶贫乘数效应的同时，旅游扶贫的漏损效应同样得到学者们的关注。特别是PPT(Pro-Poor Tourism)理论提出以来，旅游与减贫的关系受到质疑。杨建春和肖小虹(2011)[10]对贵州省乡村旅游扶贫效果研究发现，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持续效应偏短。乡村地区普遍存在旅游产业与三次产业关联度低，旅游漏损严重等现象，尤其以贫困地区表现最为突出[11]。贫困地区在旅游发展中常常面临“旅游飞地”的威胁[3]，旅游业带动当地经济整体增长的扩散效应降低，甚至可能造成当地资源的“低价出售”，为微小的所得付出经济、环境、社会和文化等高昂代价[12]，从而使贫困地区陷入“贫困的陷阱”。在短期内难以提高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前提下，通过增加地方政府的干预、加强旅游产业与相关行业部门的合作、提供资金投入的优惠政策和技术人才的培训等方式可以有效减少经济漏损[6]。对此，国内外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Blake对巴西的研究结果显示，旅游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贫困者脱贫，但从相对贫困上看，旅游发展扩大了群体间的贫富差距，政府需要通过税收等政策和手段平衡旅游收益在贫富群体间的分配[13]。
3)如图6c所示情况，机体轴线与设计轴线平行，存在偏移量，此时需调节支撑油缸，使掘进机向设计轴线靠拢，转变为图6b状态。
从目前研究来看，对贫困地区旅游漏损研究的方法还停留在以理论说明、案例分析等定性研究方面。由于贫困发生的区域性、贫困地区分布的不均衡性及数据获取的困难性，使得数学建模方法、投入产出分析法、旅游卫星账户等定量研究方法运用不足，影响乡村旅游扶贫漏损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1 .3 乡村旅游扶贫的综合效应
（5）菌苗基础研究较为落后。从目前的具体实际分析，菌苗生产和使用的菌种都是20世纪60～70年代分离的菌株，由于时间过长，在免疫特性方面与现代流行性的菌株存在一定的差距，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免疫失败。
1 .4 乡村旅游扶贫的差异化效应
贫困的多维性和旅游扶贫的多目标评判标准，使乡村旅游扶贫效果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差异。张琦，陈伟伟综合运用多维动态评价理论和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我国13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乡村旅游扶贫开发效果评价后发现，四省藏区、秦巴山区、燕山—太行山及滇西边境四大片区扶贫成效较为显著[22]。除受宏观经济基础、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等外在条件影响外，乡村旅游扶贫的模式和机制是产生差异化最主要的原因[23]。因此，兼顾当地旅游资源特征和政府的宏观扶贫政策，因地制宜地采取差异化的旅游扶贫模式显得尤为重要[24]。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旅游扶贫效果的时空差异化问题。龙祖坤(2015)等[25]分析了旅游扶贫效率的时空效应，发现旅游扶贫效应在时间演进路径上有渐进式、往复式和复杂式等3种形式，在空间上有聚集效应和明显的区域差距，存在区域旅游经济效益和旅游扶贫效率不协调等问题。为实现旅游扶贫效率与旅游产出效益的平衡发展，必须实行多样化的旅游扶贫投入机制，发展新业态，延长旅游产业链，打破区域界限，缩小区域内部旅游扶贫差异，发挥旅游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区域旅游扶贫效率。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多借助投入—产出模型[26]、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27]，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28]，对不同行政区域间乡村旅游扶贫的效率量化分析和对比评价，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研究尺度上，学者们多聚焦于宏观层面，以县域、省域为基本研究单元，对微观层面的旅游扶贫效率研究有待深入。
针对当前研究不足，中国乡村旅游扶贫效应研究需要进一步统一对旅游扶贫本质和目标的认识，构建全面科学的旅游扶贫效应评价体系，不断创新旅游扶贫效应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充实完善旅游扶贫效应的研究内容。
2 微观视角下的贫困人口效应
在介绍张之洞时，“洋务派后期首领”译为“one of the leaders of Westernization”,中英文不对照，“洋务派后期首领”仅仅被翻译成“洋务派的其中一个首领”，“后期”没有翻译出来，向外国游客传达了错误的信息，没有体现翻译的目的性。这里翻译成“theleader in thelateperiod of Westernization”更为恰当。
其次是有效营销。旅游行业市场影响进行流程中，旅游产品、旅游渠道、旅游价格，此类要素和大数据采集、大数据分析密切关联。凭借数据信息内容获取，通过统计分析模式分析市场信息，全面了解和熟知商情和竞争者一方发展态势，不仅如此，还可以分析消费者档案数据等，对旅游消费行为信息和价值取向信息予以分析。消费群体大数据库的建立，可借助统计与分析等来掌握消费行为内容和兴趣偏好内容等，掌握市场中产品口碑，基于此，按照上述内容进行最终总结，制定优质营销方案和营销策略，做到“投其所好”式的旅游产品建设，循序渐进的提升大数据应用效率，为旅游行业发展提供动力、为旅客提供便捷旅游过程和优质旅游体验、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2 .1 贫困人口收入增加效应
上述系列研究表明，贫困人口收入差异在旅游扶贫过程中客观存在。究其原因，一方面，贫困人口不是均质的社会群体，参与旅游开发、利用旅游业发展和地区经济增长的能力不同； 另一方面，受其参与旅游的方式、社区旅游发展阶段、旅游扶贫模式和政府的宏观政策等的影响。深入调查并梳理分析旅游扶贫人口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并从跨区域大尺度上作对比研究，是后续研究的重要方向。
随着对旅游扶贫内涵认识的逐步深入和乡村旅游扶贫负面影响的凸显，乡村旅游扶贫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受到与经济效益同等的关注。赵伟兵(2003)[14]指出，如果只注重经济效益，旅游扶贫的社会文化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将会加剧，不利于对乡村旅游扶贫效益的公正、全面评估。综合考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平衡并兼顾旅游扶贫的正负效应成为学术界的共识[15， 16]。相关研究以评估模型构建、对案例区实证研究与测度为主。向延平等(2012)[9， 17， 18]对武陵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的经济、社会、生态绩效进行评估，是较早关注贫困地区乡村旅游扶贫综合效应的文章。何红，王淑新(2014)构建了基于贫困人口受益、资源可持续利用及产业关联的经济、社会、环境“三维一体”的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体系，对旅游扶贫效果的评估具有一定借鉴意义[19]。黄梅芳，于春玉(2014)运用层次分析法，从长期和短期两个层面建立了民族地区旅游扶贫评价体系，并以广西龙胜县为例对旅游扶贫绩效进行定量评估[20]。罗伊玲，窦志萍提出要摒弃只使用经济一维视角来评估旅游扶贫效应，通过构建多维贫困指数模型，探索多维度的乡村旅游扶贫路径[21]，为乡村旅游扶贫综合效应研究指明了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对旅游扶贫人口收入状况的调查研究多局限于短期内，一般以一年为单位，缺乏长期、动态的跟踪调查研究。贫困村、贫困人口能从旅游发展中获益多少，带动增收幅度有多大，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贫困人口旅游收入增加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2、一人户建筑面积不小于20平方米，两人户建筑面积不小于30平方米，三人以上户建筑面积不小于人均13平方米。
2 .2 贫困人口社区参与效应
社区参与是实现贫困人口脱贫的有效途径。相关研究表明，在贫困地区，旅游发展带动了相当多的贫困家庭参与到旅游相关产业中来，促进了贫困家庭年均收入大幅度提升。李佳和田里(2016)[30]对四川藏区旅游社区贫困家庭的调查表明，社区村民参与旅游的方式多种多样，参与旅游从业最低的被调查社区参与率已达到67.74%，旅游真正成为社区居民新的替代生计。党红艳和金媛媛(2017)[2]对山西省左权县建档立卡贫困村旅游情况调查数据分析显示，贫困人口通过直接参与、间接参与和提供就业岗位等3种方式获取经济收益，通过必要的技能培训，大大提高了贫困人口的参与水平和参与能力，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事实上，旅游扶贫的社区参与效果既受贫困人口的参与态度、参与方式、参与水平、参与能力、参与范畴等主观因素影响，也受到贫困地区旅游发展阶段、乡村旅游资源类型、旅游扶贫模式、政府的宏观政策及法律制度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李佳，田里(2016)认为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旅游扶贫地区，实施分阶段的社区参与，可以有效提升贫困人口的参与水平。在旅游开发的起步阶段，充分发挥政府在扶贫开发中的主导作用，提高旅游扶贫的效率和质量，确保贫困人口的参与率。在旅游发展和成熟阶段，坚持政府引导监督下的社区主动参与模式将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充分受益[31]。目前，我国贫困人口参与乡村旅游的实效性普遍偏低，受益效果差异较大。财产及权利资本等制度缺失是影响贫困地区参与主体内在动力和制约旅游扶贫开发实效的主要因素[32]。通过建立明晰的产权关系，确保贫困人口有权参与，创新扶贫开发模式，提高贫困人口的参与能力与参与激情，才能保证旅游扶贫的可持续性[33]。
2 .3 贫困人口收入差异效应
非均衡经济发展模式下，弱势群体的利益和整体经济利益并不能实现同步增长，弱势群体的利益不能自动实现。乡村旅游扶贫实践表明，贫困人口在旅游发展中的受益状况存在区域差异、阶段差异和个体差异，突出表现为贫困人口收入分配不均衡和收入增速差异化两个方面。
由于贫困人口的非均质性特征，其拥有的能力和资产不同，旅游收益在贫困人口之间的分配存在不均衡现象。贫困人口不可能在旅游扶贫项目中平等地受益，贫困人口中最贫困的20%，从旅游业中获益的概率很小，甚至为负数[34]。刘卉(2011)[35]对车溪景区周边11个村和家庭旅游扶贫的经济效益研究发现，车溪旅游扶贫经济效益存在空间分异特征，扶贫效益呈现不均衡型。实践调查显示，真正能够通过开办农家乐、乡村旅馆等方式参与到旅游过程中，并享受政策红利的往往是村里的能人大户。贫困人口由于缺乏参与发展的资金和技能，大多数只能通过打工或参与土地流转等方式获得收益[36]。也有学者研究发现，精准扶贫背景下，虽然贫困人口受益效果参差不齐，但旅游扶贫对贫困人口的收入影响存在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起步阶段，旅游收入增长较快，旅游扶贫对当地经济和贫困人口收入的拉动效果明显[37]。二是旅游扶贫对乡村低收入人群的影响较为显著。“企业开发+农户参与经营”的旅游扶贫模式精准程度最高[31]。
贫困人口受益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发展增收方面。学者们运用多种调查方法，分析不同空间尺度下贫困人口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获益情况，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如蔡雄和连漪(1995)对黄山汤口村乡村旅游调查发现，村民的人均纯收入从1984年的不足500元增加1995年的8 600元以上，旅游发展成为带领社区居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5]。冯旭芳(2011)[29]对山西省陵川县锡崖沟景区所在的村落进行走访调查表明，乡村旅游发展使社区居民充分受益，人均收入由1997年的211元提高到2005年的3 500元，村民经济状况明显改善。李佳和田里(2016)对四川藏区3个不同类型的旅游社区贫困家庭的调查显示，社区居民家庭收入的2/3以上来源于旅游相关行业， 3类旅游社区平均家庭年收入分别由旅游开发前的6 088元、16 205元和30 316元提升至旅游开发后的16 956元、29 900元和65 442元[30]。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虽然乡村旅游发展在贫困人口收入增加幅度方面存在时空差异，但不可否认，乡村旅游发展打破了贫困地区的封闭状态，促进了对外交流与融合，促使贫困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旅游的广泛参与性降低了贫困人口的发展成本[4]，带动了特色农家乐发展，促进传统手工艺品，乡村土特产生产、加工、销售链条完善，推动了乡村旅游产业结构升级和贫困人口收入增加。
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人口是否从旅游发展中受益是近年来旅游扶贫效应研究的热点。微观尺度下的贫困人口受益效应研究主要围绕贫困人口收入增加效应、贫困人口社区参与、贫困人口收入差异效应及贫困人口的自我感知效应等方面展开。
2 .4 贫困人口自我感知效应
贫困人口对旅游扶贫效果的自我感知是综合评判旅游扶贫效应的另一重要方面。与贫困人口收入增加效应、社区参与效应和收入差异效应更多关注扶贫人口的经济受益不同，学者们对贫困人口自我感知效应的研究，则更关注从多层面、全方位评价旅游扶贫的感知效果。感知评价涉及旅游扶贫的经济效应、社会文化效应、环境效应等多个方面[38]。学者们运用调查问卷法、数据统计法、实地调查法、访谈法等获取相关数据，通过构建综合评判模型，利用AHP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因子分析法等多种分析方法，对贫困人口的自我感知效应进行综合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贫困人口对旅游扶贫的感知普遍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39]，其中对旅游扶贫带动贫困社区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增加的经济效应感知最强，社会效应影响次之，对思想促进效应和资源环境弥补效应普遍不敏感[40-41]。从贫困人口对旅游扶贫效果的满意程度来看，贫困居民对社区基础设施条件和环境的改善满意度较高，对旅游扶贫精准性、收益分配的公平性、参与旅游决策的机会及扶贫的长效性、满意度有待提高[42]。
不同旅游社区和不同旅游经济受益的居民在旅游扶贫态度和政策评价感知差异明显[43]。冯伟林、陶聪冲(2017)[44]对重庆武陵山片区5个区(县)的农户访谈调查结果表明，旅游扶贫对贫困户收入的增加具有显著效应，受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对旅游发展政策的了解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贫困人口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在不同人口特征的贫困人口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陈南希(2018)[45]等对德夯苗寨景区周边贫困地区居民的旅游扶贫利益感知研究显示，性别、年龄、职业、居住时间、是否从事旅游活动、家庭人均月收入等因素均对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存在影响。
3 中国乡村旅游扶贫效应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宏观视角下旅游扶贫效应研究着眼于“贫困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从乡村旅游发展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及由此产生的减贫效果入手，逐步扩展到对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的综合影响研究转变。虽然旅游扶贫效果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差异，但乡村旅游已成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探讨乡村旅游扶贫效应差异化的原因，深入分析其内在机理，并直面旅游扶贫的本质成为学者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对测试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后发现，处于亚健康状况的50名同学在实验检测的20多个器官中出现问题.主要集中在膀胱、肺、肝、胃、大肠等器官.测试结果见表2.
3 .1 形成对旅游扶贫本质和目标的统一认识
对旅游扶贫效应的科学评判必须以形成对旅游扶贫本质和目标的统一认识为前提。按照国际社会对旅游扶贫(PPT)概念的界定，旅游扶贫的核心要义是关注贫困人口发展，强调贫困人口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净受益。国内外旅游扶贫的实践表明，旅游扶贫正沿着“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贫困人口发展—贫困地区经济与贫困人口协调发展”的路径演变。贫困人口这一“人本”主体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旅游扶贫效应研究的重点[46]。作为新时期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我国旅游扶贫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总体目标在于通过培育特定贫困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消除绝对贫困、进而减少相对贫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其具体任务在于实现贫困地区永久性脱贫和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充分意识到扶贫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从贫困人口(户)个体发展目标来看，旅游扶贫旨在实现贫困人口“从低物质均衡的原生幸福向高物质均衡的次生幸福”[47]转变，注重旅游扶贫速度与效果的平衡，使贫困人口获得有尊严的幸福感。
1.3.1 学生评价 发放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4项，每项分为5个等级，对应相应评分（见表1），由学习兴趣、自主学习能力、临床思维能力、理论知识的运用方面组成。
只有形成对旅游扶贫本质和目标的统一认识，从总体目标(社会目标)和个体目标(个人目标)两个层面对旅游扶贫及其扶贫效果进行评判，才有助于提高旅游扶贫质量，增强贫困人口的尊严感和幸福感，从而促进旅游扶贫社区可持续发展。
3 .2 建立全面科学的旅游扶贫效应评价体系
科学的评价体系构建是准确评估旅游扶贫效果的前提和关键。长期以来，贫困被理解为一维概念，以经济发展水平(或经济收入)作为主要衡量指标。加之对PPT(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和ST-EP(减贫的可持续旅游)的本质和目标认识不到位，导致旅游扶贫效应研究存在偏差，旅游扶贫效应评价体系构建缺乏科学性。近年来，人们已经意识到贫困是一种涉及教育、健康、住房及公共物品等多个维度的复杂综合社会现象[21]。
多维贫困和精准扶贫背景下，旅游扶贫效应评价体系研究应坚持以目标性、全面性、系统性、动态性和可持续性为原则，综合借鉴国外多维度贫困研究视角，运用人类贫困指数(HPI)、人类发展指数(HDI)和多维贫困指数(MPI)等理论，不断完善旅游扶贫多维评价体系。内容上，不仅要关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收入增加等直接经济效应，还应关注旅游发展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贫困地区环境面貌的改善，贫困人口参与度的提高，贫困人口能力的培养，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素质和社会地位的提升等间接的非经济效应； 尺度上，不仅要关注贫困地区整体宏观扶贫效应，更应关注以贫困人口受益为核心的微观扶贫效益评价体系的构建。在评价指标选择过程中，为了能更准确地衡量旅游扶贫微观效应，应重视对“旅游扶贫收入指数”的应用[48]； 视角上，不仅要充分考虑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旅游扶贫的政策效应，从时间、空间多角度对旅游扶贫政策的变迁和绩效进行评估[49]，也应考虑以贫困人口感知为主的自下而上的扶贫效应评价体系的构建。
由于扶贫开发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为确保旅游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在关注旅游扶贫短期效应的同时，应综合考量旅游扶贫的长期影响，对旅游扶贫效果进行长期动态监测，以保障旅游扶贫效应评价的科学性和施策的准确性。
3 .3 不断创新旅游扶贫效应的研究方法
当前我国旅游扶贫效应研究方法呈现出由定性分析向构建定量分析模型、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态势转变。问卷调查法、德尔菲法、归纳法、访谈法[50] 是最常见的定性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方面，回归分析[10]、灰色关联分析[34]、主成分分析[30， 41]、熵权法[51]、层次分析法[20]、条件价值法、支付意愿法[17， 18]、遥感定量测量法[52]、数据包络分析法[24]、产业链跟踪法[48]等成为主要使用的定量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在研究侧重、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围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从总体来看，这些方法在宏观大尺度层面和经济效应领域的运用中取得了较为科学、客观的结论。在微观领域，创新性的微观模型构建和计量分析方法仍显不足。
基于禅意文化主题，拈花湾在开发中处处突出“禅”，各类景点都体现了东方禅意美学的特征。小镇的整体构建以禅为核心理念，采用独特韵味的艺术手法，大量布置竹篱、青苔、茅屋等富有东方田园和江南水乡特色的建筑元素，使整体环境呈现出古朴淡雅的禅意风格。拈花塔、百花堂等标志景观以中国古代唐宋时期的风格为主，借由木、石等天然素材，展现出传统的唐风宋韵。其间山涧流水、竹林环绕，点缀花草、石幢、石像等，都为拈花湾营造了禅文化的悠闲意境。
未来着眼于贫困人口，如何创新调查问卷设计，在实地调查过程中，获取真实有效的数据信息； 在数据信息获取的基础上，如何设计针对贫困人口的旅游扶贫效应评价的微观计量模型，提高评价分析的准确性是值得学者们充分重视的问题； 此外，为了全面衡量贫困人口受益状况，如何将前述投入产出分析、回归分析、民生分析、面向贫困人口的本地经济关联分析及传统的产业链分析方法等进行创新性改进，使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相匹配应受到充分重视和关注。
3 .4 充实完善旅游扶贫效应的研究内容
尽管当前旅游扶贫效应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不同尺度视角下的旅游扶贫研究内容仍需完善，亟需对诸多遗漏的领域进行深入考察和探究[53]。宏观视角下，与较为丰富的旅游扶贫经济效应研究相比，旅游扶贫的社会、文化、生态效应研究仍显不足。旅游扶贫的政策效应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微观视角下，旅游扶贫对贫困家庭(人口)增收效应和参与效应研究明显不足，与其在我国产业扶贫政策中的地位不相符，与旅游扶贫所倡导的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发展机会的初衷不符。旅游扶贫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效应研究极度匮乏； 旅游扶贫的差异化效应需要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坚持多视角、多元化研究，不断扩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充实完善旅游扶贫效应研究的内容体系。
4 研究结论
基于多维度视角对中国乡村旅游扶贫效应相关研究梳理发现，在宏观视角下，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对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的经济产生乘数效应，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乡村旅游发展的逐步深入，旅游扶贫的漏损效应逐渐凸显，旅游扶贫的综合效应受到关注，但同时乡村旅游扶贫的区域差异化效应越来越明显； 在微观视角下，乡村旅游发展对贫困人口的收入增加产生一定影响，但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存在差异性，贫困人口的社区参与效应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贫困人口的自我感知和个体评判对旅游扶贫效应产生重要影响。
总体来看，我国乡村旅游扶贫效应研究正逐步由宏观到微观，从区域大尺度(片区、省、市)向村镇、农户、贫困人口小尺度转变，表现出与“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旅游”(PPT)越来越多的契合度； 从研究内容看，从以经济效应研究为中心向以经济、社会、环境等综合效应研究发展，表明业界、学界对旅游扶贫的本质认识越来越深刻，“减贫的可持续旅游”(ST-EP)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仍存在对旅游扶贫的本质和目标认识不统一，旅游扶贫效应评价体系不完善，旅游扶贫效应研究方法欠科学，旅游扶贫效应研究创新性不足等问题。据此，提出从深刻认识旅游扶贫的本质和目标入手，关注贫困地区永久性脱贫和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注重旅游扶贫速度与效果的平衡； 从多角度构建旅游扶贫效应评价体系，确保旅游扶贫效果评估的准确性、全面性、科学性； 创新旅游扶贫效应的研究方法，重视微观计量模型的构建，根据研究内容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提高研究的规范性； 充实完善旅游扶贫效应研究内容，扩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注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及不同尺度视角下旅游扶贫的差异化效应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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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RURAL PRO-POOR TOURISM EFFECT IN CHINA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
He Hong 1※,Wang Shuxin 2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University of Posts & Telecommunications, Xi′an, Shaanxi 710121, China; 2.Regional Econom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Shaanxi 7230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domestic Pro-poor tourism effect, and grasp the research context of rural Pro-poor tourism,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ational evaluation of Pro-poor tourism effect and further research. 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combed and evaluated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rural Pro-poor tourism effect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dimension,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the research.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objects,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research in the study of Pro-poor tourism effect from multi-perspective. Most of the early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macro scale, mainly discussed the multiplier effects of Pro-poor tourism and the economic effects such as leakage, and gradually changed from economic effects to comprehensive effects of Pro-poor tourism. The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tial effect of Pro-poor tourism at the macro scale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At the micro scale, the poor people benefit from tourism development is the hot spot of current research, mainly discussing the increasing tourism income of the poor,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come difference effect and self-perception effect. In the future research, i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tourism participation and comprehensive benefits of the poor.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at we should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and objectives of Pro-poor tourism,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and scientific evaluation system of Pro-poor tourism effect, innovate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Pro-poor tourism effect,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research contents of Pro-poor tourism effect.
Keywords multi-perspective; rural Pro-poor tourism; macro effect; micro effect; research review
中图分类号： F304. 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121[ 2019] 04180-08
doi: 10.7621/cjarrp.1005-9121.20190423
收稿日期： 2018- 05- 26
作者简介： 何红(1978—)，女，陕西蒲城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旅游经济与管理。Email：hehongtbw@126.com
*资助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秦巴典型旅游地贫困人口受益效果与受益机制研究”(17YJC790048)； 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贫困人口受益视角下陕南旅游扶贫研究”(2015D030)
标签：多维视角论文; 乡村旅游扶贫论文; 宏观效应论文; 微观效应论文; 研究评述论文; 1.西安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论文; 陕西理工大学汉水文化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