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陕蒙接壤区生态环境变迁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环境论文,晋陕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以考古资料为主，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对晋陕蒙接壤区生态环境进行初探。一是阐述春秋战国前，这里草茂林丰，河湖广布，先民们过着渔猎生活，生态环境呈良性循环；二是进一步阐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除汉族外，少数民族也建立自己的政权。由于各自都想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区域，就时常发生民族战争。每次战争都得实行移民实边屯垦政策，以解决士兵粮食供给问题。这对生态环境均有不同程度影响，尤其是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屯垦即：秦汉、唐宋及清末等。三是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以来在单一重粮思想的影响下，也出现了三次较严重的开垦高潮，使本区植被再一次遭到破坏，环境质量急剧下降，生态环境变得很脆弱。为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追源溯史，最后提出防治生态环境变劣的简要对策。
晋陕蒙接壤区属鄂尔多斯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包括晋西北的河曲、偏关、保德、兴县，陕北的定边、靖边、横山、神木、府谷、榆林市及内蒙古的伊金霍洛、东胜、达拉特、准格尔、托克托和清水河，共16个县（市、旗），地处黄河流域中游，区内土地资源丰富，草场较广阔，光、热资源充裕。同时区内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天然气、石油等8类40多种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炭资源极为丰富。 目前已探明全区储量达280亿吨以上，现已列为国家今后重点能源化工基地之一。
然而，该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沙漠化与水土流失现象日趋严重，在黄土高原地区最为剧烈，除河套平原有土壤盐碱化现象外，本区干旱现象也很严重，冰雹、霜冻、鼠、虫灾害也时有发生，加之河床的提高、空气污染等问题，使本区生态环境很脆弱，严重地影响着本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多数县（市）经济落后，被列为全国连片的老、少、边区生活贫困地区之一。因此，探讨该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原因，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加速本区农牧业及能源化工业的发展，带动国民经济腾飞，具有重要意义。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多次对本区多数地方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了不少新、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与居住遗址，表明在全新世中期，自然环境并非严酷，而是一派草茂林丰、河湖广布的景象，非常适宜人类生活与农牧业生产，这可从下述新、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居住遗址出土文物加以说明。
首先是内蒙古南部地区，进入人类社会以后，在大约三四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当时正处于地质时代的第四纪全新世时期，鄂尔多斯地区干燥的气候又变得温湿，质地疏松的地表物质自然固定，在相当大地区形成了森林草原植被，并有人类在这里活动〔2〕。 他们出没于原始森林，以石器工具从事采集野果和猎狩活动。进入全新世以后，由于人口增多，石器（角弓、石镞）改进，农业兴起（仰韶文化时期），从此拉开了破坏森林的序幕〔3〕。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更多， 且分布密集，如伊金霍洛旗境内乌木伦河与乌素河交汇处黄土台地上架子圪旦遗址，南北宽约500米，东西长约1000米，面积约5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2.5米〔4〕。又如伊金霍洛旗桃林乡诺干布拉格遗址，不仅规模大，而且从出土遗物判定，其年代自仰韶文化早期延续到汉代，长达五六千年〔5〕。还有清水河县白泥窑子遗址、托克托县海生不浪遗址等， 这些遗址均位于黄土丘陵区。目前这些遗址被小沟割切得支离破碎〔6〕。这也可以证实那些被侵蚀的沟是在氏族公社居民的后代放弃这些居住地址后形成的。但至今在河套平原南、北河之间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甚少。这也表明当时这里仍属黄河摆动泛滥之区，多湖泊、沼泽，不能为先民提供安全稳定的居住场所。同时在鄂尔多斯高原上，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除有网坠外，还发现有贝壳，这就充分说明当时的鄂尔多斯高原海子甚多。
其次是陕北的榆林地区，早在原始社会初期就有古人类活动，现已在神木、府谷、榆林、横山、靖边等长城沿线一带发现有一连串的旧石器时期与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陕北与陇东一带产木材，竹、榖、
等林产品。据司马贞《索隐》注，榖是一种树，皮可做纸；是山中生长的一种纻，可以织布。到了50年代后期，又陆续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时期的仰韶与龙山类型遗址。至1987年春的文物普查，在这个地区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近千处，其中：仰韶文化类型遗址近百处，龙山文化类型遗址达800多处。 这些遗址大多数分布在南边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内，其北边沙漠区也有不少遗址分布，如榆林市城北沙漠草滩区的金鸡滩乡井界遗址与城南的黄土丘陵沟壑区的古塔乡李庙遗址，代表了这一地区两种地貌类型新石器时期遗址分布的特点。再根据无定河上游旧石器时期“河套人”遗址和榆林市城北塌崖畔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与动物骨骼考证分析，当时榆林市城北是一片广阔的草原，城南是茂密的森林，原始人类走出森林，来到广阔的草原上，过着渔猎游牧生活。如井界遗址，位于金鸡滩乡南，明长城外的沙丘上。除流沙移走后裸露出来的黄土染上散布有大量夹砂陶器碎片外，并发现有一处陶窑的遗址。该陶窑在井界以西 2公里的草滩边缘上。由此可见，这一带当时并非遍地流沙；相反，黄土梁上草木葱笼，草滩上有河溪或湖泊。要不然，氏族社会之先民决不能生存繁衍下去。又如李庙乡遗址位于古塔乡政府东南1公里之黄土峁顶，李庙村在遗址的下方低约20米，周围沟壑纵横，由谷底至遗址所在坡面之相对高差在100米上下。从目前的自然状况看， 不要说从事农牧生产获取食物条件十分不利，就是汲水也相当困难。由此可推断距今5000前，这一带黄土丘陵地形较今天平缓完整，沟壑也要浅得多。这充分反映了两种地貌类型区近五六千年来自然环境的变化。
再次是晋西北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同样是数量多，分布也广。从东边的太行山，沿太原盆地经吕梁山，晋西北的河曲、偏关等“龙山文化”遗址，直至包头、河套这一整个地区，龙山与殷商时期原始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属于一个文化类型或文化圈。本区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虽然以庙底沟类型的居多，但也有半坡类型的。
上述本区的新石器时期遗址，普遍发现有石斧、石刀、石磨盘、石磨棒及纺轮、网坠，骨制的生产工具，如刀、镞针、椎等农牧业生产工具。这些充分地反映了这一地区的原始先民们在仰、龙山文化时期生产方式是以农为主并兼营狩猎与捕鱼等。由此也可以看出， 距今3000 -8000年，本区生态环境远较今天优越得多，其东南边的黄土丘陵地区水土流失较轻微，地形较平整，沟壑较小，切割也较浅；其西北的鄂尔多斯高原与河套平原，海子较多，为湖积平原，或为固定、半固定沙丘，其上草灌茂密，间有林地，气候也较今天湿润。所以旧石器与新石器时期之先民能在这一地区获得适宜的生存条件，并得以栖息繁衍下来。据史料考证，先秦时期，黄河下游水患频数每百年仅为0.47次〔7〕。 这足以表明本区农牧业生产处于原始生产方式，植被未遭破坏，生态环境呈良性循环。
二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除汉族外，少数民族也建立自己的政权，在与中原汉族封建王朝的共处过程中，由于各自都想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区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民族战争。本区自秦汉至1949年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基本上属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错杂居的地方，其中鄂尔多斯地区最为突出。由于战争的缘故，人们的经济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农牧业交替或农牧业并存的格局。但今天这里生态环境变得恶劣，除了自然生态系统脆弱外，还与人类不适当的经济活动有很大关系，秦汉、唐宋、清末三次大规模的农业开垦，特别是唐宋以后的农业开垦，是导致自然环境质量急剧下降、生态环境变得脆弱的主要原因，现分别简述与分析如下：
（一）生态环境开始破坏
从总的来看，秦汉两朝（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是我国封建制巩固和强大时期。这与秦汉两朝都认识到“重农乃立国之本”的重农思想有很大关系，为了巩固他们既得的统治地位，就必须采用军队戍边和移民实边，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开发。
首先是军队戍边屯垦，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 结束了战国时期诸侯争权割据的局面，国内战争暂时得到了平息，但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对立却日益明显，匈奴的威胁仍未减弱，致使秦汉两代与匈奴多次发生战争。为了国家的安全和促进边疆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防止地方割据的重演，始皇下令拆除内地各国长城，同时还大力加强和大规模地修筑长城。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匈奴列传》和《史记·蒙恬列传》记载，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 西北斥追匈奴，版图抵达内蒙古阴山一带，随即在今内蒙古河套和陕北榆林地区北边建立了44个县，称河南地，并派大将蒙恬和长子扶苏统兵30万驻守上郡。在秦军的打击下，本区的无定河流域，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原来居住在境内的匈奴人纷纷向漠北迁移。继秦以后，西汉王朝面对匈奴的侵扰也多次采用军事行动，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汉武帝时期，大将卫青、霍去病率兵北出云中、五原（今内蒙古河套地区）逐匈奴于数千里之外，又一次使游牧民族向漠北迁移。这两次迁移，造成这一地区游牧民族人口大为减少，而农耕民族人口增多。这些新增加的人口主要来源于戍边的兵士。当时，军队的供给主要来自国家的赋收，但对戍边军队粮食供给，难度较大，因路途遥远，辇运粮食不便。蒙恬率30万士兵和民工在今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开垦耕种，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戍边、屯垦，为解决军队粮食供给问题起了积极的作用。又据《汉书·食货志下》记载，元鼎六年（公元前110年），最多的一次出动60 万兵士，屯田于上郡、朔方、河西郡。这些做法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对巩固边防、保证国家安全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同时开始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
其次是移民实行屯垦。始皇占据榆林地区和鄂尔多斯地区后，所实行的另一项重要战略措施，就是通过移民实边屯垦的办法，把关中农业区的范围逐步向本区内延伸，以解决中原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秦朝开始，移民实边开发农业，尽管时间不算很长，成效不太大，但在防御匈奴侵犯中起了重要作用。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避免了由内地向遥远的边疆运送大批军粮的麻烦，而且可把中原地区比较先进的农业种植和农耕技术向本区广为传播，这对本区农业开发，在客观上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如汉文帝时期，西汉政府提出了移民屯田的办法。当时晁错上书云：“今远方士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无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备之，使远方无屯戍之事。”〔8〕后来， 屯田的办法成为明确的制度。汉武帝时，为拓宽疆土，设置新的郡县，又有更大的举措，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朔二年（公元前127 年）大将军卫青从匈奴手中夺回河南地后，立即募民徙朔方10万人，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一次迁徙72.5万人。 这些移民主要被迁往陇西、西北、西河、上郡等地〔9〕， 又据《汉书·地理志》所载略加推算，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陕北上郡有23个县， 西河郡有36个县， 北地郡有9个县，总人数达151.62万，相当于当时久已的农业昌盛闻名的关中平原总人数的近二分之一。这对本区农业发展无疑起着推动作用，从而使本区许多地方呈现一派田畴四布，人口繁衍的兴旺景象。如榆林市城北的古城滩就是西汉时上郡龟兹县城故址，以水草丰美，土宜畜牧而负盛名。到了西汉末年，已变为五谷丰登的产粮区。秦汉的屯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垦荒。由于经秦汉两代农业经营，使得长期处于原始状态的农业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畜牧业失去了绝对优势，而农业却上升到主导地位。当然，还应看到尽管农耕民族迁入本区人数较多，但与其分布的辽阔区域相比，人口密度还是微不足道的。未垦的草原仍保持相当的面积与繁盛的草原面貌，给畜牧发展仍留有余地。再加上朝廷出于对军马和畜产品的需求决定建立官牧场，同时迁入本区农耕民族也逐渐意识到畜牧之利，所以也出现了养畜和放牧的现象，据陕西绥德汉墓画像石刻中《放牧图》、《牛耕图》、《收割图》并存于同组画面，充分说明墓主属农牧兼营的人家，也可作为当时黄土高原上农牧兴旺的象征。
上述大规模地从内地移民开垦农田，对本区农业开发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既有利于巩固边防、安定局势，也有利于加强中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联系，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均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农业开发必然会给本区生态环境带来消极的影响，如本区的鄂尔多斯地区，因为土地肥力和降雨量变化的制约，这里垦荒一般2-3年后就因为地力不足、收不回种子而撂荒弃耕。犁耕破坏了草原植被，松散了草原土层，裸露而松散的弃耕土地在干旱风的袭击下极易受风蚀，下层的沙质沉积物也易被风力吹起，由此引起了土壤沙化。这个后果到东汉后期就可以看出了。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期比起西汉时期，旱灾发生次数多，危害程度也严重得多。如《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内蒙河套以北地区“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从历史上看，黄河中下游地区干旱少雨和湿润多雨的时期交替出现，常以100年为周期。 进入东汉的公元1世纪正逢少雨时期，因而旱害较频繁〔10〕。 旱害有促进沙漠发育的作用，由此导致水土流失加快。据专家考证，在公元前221 年——公元25年期间，黄河下游水患频数每百年增大到5.5次〔11〕， 生态环境开始遭到破坏。
东汉至南北朝时，本区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构成同秦汉时期相比截然不同，尤其是鄂尔多斯地区游牧民族增多，农耕民族大为减少，很多已开垦的耕地，又重新由农耕转变为牧场，这一变化起于王莽时代。至东汉初年，当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得到东汉政府的允许，入居美稷县（即今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北）。南匈奴的内迁，带来游牧的习俗，农业地区自然而然地缩小。再加上由于国内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导致了国内政权不断更迭，数十年内朝廷忙于内战，国力逐渐衰竭，无力北顾，只有被迫放弃治边。所以到了东汉中叶，匈奴时常骚扰边境，迫使一些郡县不得不内迁。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上郡原治肤施县，这时由榆林迁到韩城县南。东汉末年，匈奴陆续南迁，羌人也陆续从塞外迁入，居住地区不断扩大。因骚扰过甚，所以一些郡县不得不继续迁徙。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上郡由原来榆林徙于白水县北。郡县南迁，农耕区域也必然被迫向南萎缩。
到了西晋初年，据《晋书·江统传》记载，匈奴已居住在运城北、雁门关南的大部分地区，羌人居住泾河上游、洛河下游和石川河流域，氐人居住在关中的大部分地区。陕北高原成了羌、胡等少数民族占绝对优势的地方，成为一个纯粹的畜牧区，从而使畜牧业生产上升到主导地位。公元5世纪初，大夏国在这里建立，据《元和郡县志》卷四记载， 赫连勃勃在游无定河畔时赞曰：“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岭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后经西魏、北周，直至隋代，在这一带增建4 郡29个县，人口也逐渐达到西汉时期的规模。但农耕发展只靠在这里生活了几个世纪的汉化的胡人来推进，发展极慢，屯垦不屯，实边人员迁离，农田荒芜，植被经过多年恢复，使水土流失得到控制。据考证：公元25--618年，黄河下游水患频数百年下降到1.2次，与公元前221 年——公元25年相比，黄河下游水患频数每百年减少78%〔12〕。这说明从东汉到隋朝，这一时期生态环境基本上呈良性循环。
（二）生态环境开始严重恶化
继秦汉两代之后，唐、宋两代（618-1270）600余年，对本区内蒙古南部鄂尔多斯地区及陕北的黄土高原地区进行开垦，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开垦。在此期间，虽然有些年代少数民族入住该区，但依然没有改变农业垦殖持续发展的状况。
首先是公元7世纪初建立的唐朝， 对鄂尔多斯地区的开垦与秦汉时期相似。当时，唐朝统治者的出发点，一方面是采用历史上移民屯垦的办法充实边防，抵御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另一方面，也是出于重视农耕、推广农业的传统观点和基本国策。所以在鄂尔多斯等边塞地区，除了那些为安置突厥等游牧民族而先后设置的“羁縻府州”境内还保留着畜牧业生产外，凡是有利于开垦荒地的地方都进行了军垦和民垦，并取得了一定经济效益。但在农业开发中，超越了自然条件的承受能力，致使鄂尔多斯地区自然环境质量又一次下降。唐人沈亚之（781-832），对这里普有简明的描述：“夏之为郡，南走雍千五十里，涉流沙以阻河，地当朔方。名其郡曰朔方。其四时之辰，大暑而延冬，其人毅，其风烈。”“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沙”〔13〕。关于夏州风沙气候，史籍多有记载：贞元十四年（798），“夏州沙碛，无树艺先生”〔14〕，连屯垦戍边的士兵也不愿前往。长庆二年（822）“十月，夏州大风， 飞沙为堆，高及城堞”〔15〕，“无定河边数株柳，风沙满眼堪断魂”〔16〕；“苍茫塞上城，沙漠无宿雁”〔17〕；“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18〕等。这些记载和描绘，充分说明夏州地区夏热、冬长、风大、多流沙的自然面貌，这和今天毛乌素沙漠的情形大体是一样的。因沙漠一经形成，就存在着沙化范围自行扩展的趋势。所以自唐以后，夏州一带沙化的发展很快，至宋初，夏州城已“深在沙漠”〔19〕。宋朝于淳化五年（994）毁夏州城。这是由于唐宋两代过度军垦、 民垦的结果。
其次是唐代对陕北榆林地区移入大量农耕民族，并在陕北设置9 州、39个县，其中本区就有夏州（今靖边县）、绥州（今绥德县）、银州（今横山党岔）、麟州（今神木县）和宥州（今定边县）。至天宝元年（742）移民达15万人。安史之乱（751）后，大批农民为逃避繁重的赋税，就到陕北垦殖维持生活。据《唐会要》记载：“荒闲陂泽山原，五年之外，依例征税。”又据《唐陆宣公翰苑集》记载：“一俟期满又复弃逃，另垦新地。”这是由于官府规定新垦荒五年之内不收税。所以农民为了逃避赋税，采取垦种几年后弃耕又另垦新荒的办法，造成大量不宜耕种的丘陵、山地也被开垦，致使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日趋严重。据《宋会要辑稿·方域》记载，横山山脉是北宋的一条界山，山上森林是巩固边防用的，然而在滥砍、滥伐盛行时，横山山脉森林破坏，农业是发展了，可是水土流失随之就发生了。据《范文正公集》记载，由延安北上横山，经过山谷中川道，“暴雨之期，湍流大石”。据考证，唐宋两代600年间，黄河下游水患频数每百年达35.7次，与秦汉两代相比， 增长了5.5倍。这足以说明唐宋两代生态环境开始严重恶化。
（三）自然环境质量急剧下降，生态环境变得很脆弱
通过秦汉和唐宋两次大规模农业开发后，本区绝大部分地区植被遭到破坏，致使生态环境开始严重恶化。但到了元朝，由于北方社会经济残破不堪，人民流离，生产落后，蒙古贵族为了巩固对中原的统治，于是放弃原有的生产方式，学习农耕文明，重视农业，禁止把耕地改为牧场，兴修水利，总结和推广农业技术，使黄河两岸“丛蓁灌莽，尽化膏腴”。中原地区的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西北地区却成为官营牧场的主要分布区。本区的蒙南地区和陕北的榆林地区在元代曾是蒙古贵族忙哥刺的领地，忙哥剌及其儿子阿难答将这里辟为牧场，有4000户从事放牧〔20〕。因为这里草场资源丰富，所以很适宜发展畜牧业，后来元代国家监牧也设在这里。在这一个世纪里，这些地方成为元朝畜牧业基地，牧畜有了一定增长，草原植被也得到相应的恢复与发展。到了元末明初，由于战争频繁，造成黄河流域人口普遍稀少。据《进沿边事实疏》记载，绥德、榆林土旷人稀；据《总题该官条仪疏》记载，花马池、定边地多闲旷。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为抵御少数民族南进，在放弃了内蒙古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后，先后修筑内、外长城。为了修筑长城，便在北陲设置了九边镇。据《明九边考》记载，明初沿边九镇屯兵，带甲40万。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九镇屯兵达53万多人。榆林卫建有怀远堡、定边营、靖边营；驻兵5万多。为解决边防士卒粮饷， 政府号召开垦。据《宪宗实录》记载，榆林屯田每军通常100亩， 如土地肥沃不一，就不以100亩为限。《明经世文编》记载，神宗万历年间， 榆林卫屯田有37960余顷。不仅军屯田，而且还商屯田， 商人为避免运送军饷路途烦费，便雇人在边地垦种，就近缴纳。这就加速了对本区植被的破坏。据《明经世文编》记载，三关和长城沿线皆有茂密森林，虎豹穴藏，人鲜经行，骑不能入。到了明代中叶，已彻底破坏。据《明经世文编》记载：“百家成群，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村区被延烧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数里为扫，原茂密的森林，突然砍伐殆尽，了无余迹。”由于植被被破坏，所以就加速了长城沿线沙化的进程。据《河防一览》记载，黄河到明朝含沙量达60%-80%〔21〕。据考证，明朝近300年间，黄河下游水患达452次，其中：溢136次，决301次，徙15次〔22〕。
到了清代，曾以长城为界，限制蒙汉两个民族的农牧活动，清政府一再发布禁令，禁止开荒，特别是长城外50里以内不能开荒，这一政策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牧场和畜牧业的作用。在清代200多年时间里， 伊盟从事畜牧业的蒙古族人口比较稳定，植被也得到了恢复，对沙化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所以在没有自然灾害的年景，牲畜的数量就会有所增加。但这种局面未能维持多久。据《榆林府志》记载，康熙二十一年（1682），准许蒙古族人于近边40里外放牧；康熙三十六年（1697），准许内地汉民与蒙古族人合伙种地；乾隆元年（1736），又规定蒙古王公情愿招汉民入界种地收租收利者，听其便。因蒙古王公有意招徕长城以南的汉民开垦，而汉民又由于生计艰难，使越界耕种者日益增多，其势不可阻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最大规模的开垦，主要是从清末开始的。据清道光二十年（1840）修订的《榆林府志》记载，长城沿线榆、横、神、府四县，当时长城墙内的村庄共3300个，而长城墙外的伙盘亦有1515个。当时所说的伙盘，是指定例春出冬归在长城外种地的汉民修建的伙聚盘居处所，从这些史料表明，清代长城以内的土地已被普遍开垦出来了，长城以外的草地的开垦规模很大。从明代中叶后，至清末期间，由于战争、垦殖、建筑用材、樵柴等诸因素，森林消失，草地所剩无几。据《靖边县志》记载，草地仅十分之二三。同时这一时期内蒙古库布其沙漠与毛乌素沙漠也继续蔓延和扩大，如清末到民国期间，仅伊盟开垦的土地至少在4万顷以上。这种大面积的滥垦草原， 实际上是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这不仅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起来，而且也大大加快了自然环境质量急剧下降的速度，生态环境变得更脆弱。在《续行水金鉴》中记载：“清代黄河计水，沙居其七。”据考证，清代近300年间，黄河下游水患高达480次，其中：溢83次、决383次、徙14 次。〔23〕。
到了民国时期，本区绝大部分地区的滥伐、滥垦有增无减，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退缩到伊盟地区，使蒙南地区沙化更严重，并逐步向陕北榆林地区发展。广种薄收积习深久，林草只砍伐不培育，土壤沙化进一步呈恶性发展，水土流失日趋严重。据考证，仅民国前期的25年间（1911-1936），黄河下游水患即达103次，每百年频数高达412次〔24〕。
从上述元明清至民国期间垦殖史料来看，滥伐、滥垦最为严重是清末以后，这是导致本区自然环境质量急剧下降，生态环境变得很脆弱的最关键时期。
三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本区农田水利建设，修塘坝，建水库，积极发展引黄提水工程，从而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 到1990 年达230.21万亩，占耕地面积近19%。同时，坚持植树造林，飞机播种牧草，到1990年林地面积达2292.4万亩，与1949年相比，增长了50倍，并建设了一批稳定的人工草场，为发展畜牧业打下了基础。
尽管这样，由于长期以来单一重粮思想影响，导致本区植被屡遭破坏。其中比较严重的有三次开垦高潮，第一次是“一五”期间（1953-1957），晋陕蒙三省、自治区，开垦1144万亩，其中内蒙古为785.8 万亩，占三省区开垦荒地面积的68.69%； 第二次是“二五”期间（1958-1962），特别是三年调整时期，开垦荒地面积3613.6万亩，其中内蒙古2561万亩，占三省区开垦荒地面积的70.87%； 第三次是十年动乱期间（1966-1976），开垦荒地面积1648.4万亩，其中内蒙古1400万亩，占三省区开垦荒地面积的84.93%。1953-1990 年三省区不完全统计：共开垦荒地7864.3万亩，其中：内蒙古5574.9万亩，占三省区开垦荒地总面积的70.89%。同时本区又因地处库布其和毛乌素沙地东南， 春季干燥多风，这是造成本区生态环境脆弱的又一重要原因。其表现如下：
（1）干旱缺水。多数地区年降水300-400毫米， 全区地表径流水不足30亿立方米，加上地下水，总计不足50亿立方米。不仅工矿用水和人畜饮水有困难，农业用水更困难。
（2）水土流失严重。流失面积约占全区土地面积的70%， 年平均输入黄河的泥沙量约4-5亿吨，主要发生在黄土丘陵和土石丘陵沟壑区，分布在晋西北四县及陕北神府等东部及准格尔旗南部、伊金霍洛旗东部。
（3）沙化现象严重。目前全区土地，沙化地和风沙地约占66.75%，这和滥垦草场、放牧过载有很大关系。
（4）河床提高、河道淤塞。随着煤炭工业的发展， 目前开采挖煤，造成大量泥沙流入河道，如乌兰木伦河，原河道宽300米， 现变为30米，如果今后不采取有力措施，后果不堪设想。
四
纵观古今，追源溯史，本区自秦汉以来的2100多年间，滥垦草类和森林资源是主要表现。这其中除了人口的增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等社会原因外，还有不能忽视的就是人们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经营和其它活动的长期破坏；此外再加上科学技术还不怎么发达，人们认识自然、合理的利用自然的手段还十分落后；而环境变化的周期比较长，因果关系不够明显，人们对沙漠化规律认识不足。所以，人们在农业开发中，对自然资源认识上还存在盲目性。而当人们处在这种盲目状态之中时，经济活动越是有组织、有计划，农业自然资源在开发利用中所遭受的破坏也就越大。本区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开垦，就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其手段被认为是先进的农业技术向本区大力推广的结果。实践证明：当农耕民族占多数、农业占主导地位时，畜牧业就退缩、生态环境破坏就越严重；相反，当游牧民族占多数时，畜牧业占主导地位，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由此使我们懂得，过度农业开垦及单一的粮食生产，只会给农业自然环境带来破坏，使农牧业生产两败俱伤。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变已破坏的农业生态环境做了不少水土保持工作，也取得不少成绩。但本区由于历史时期的长期破坏，生态环境变得很脆弱，要想彻底改变这一面貌，任务还很艰巨。这就需要我们再作进一步治理，就要从根本上改变单一经营、广种薄收、粗放管理、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低的状况，就要立足本区煤炭和草场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商品率，提高经济效益，并努力做到以煤炭和能源工业养农，使生态环境始终处于良性循环之中，最终促成农牧业生产具备高产优质高效之特征。
注释：
〔1〕游修龄：《稻作史论集》“禾、谷、稻、栗探源”篇，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3。
〔2〕贾兰坡：《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第1-10页， 商务印书馆， 1964；裴文中：《中国石器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
〔3〕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内蒙古文物古迹简述》第3 -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6。
〔4〕据内蒙古伊盟文物工作站1987年文展文字资料。
〔5〕崔璇：《白泥窑子考古纪要》，《内蒙古文物考古》， 1986年第4期。
〔6〕王克林：《山西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上）》， 《山西文物》，1986年第1期。
〔7〕蒋定生等：《陕蒙晋长城沿线地区土壤侵蚀发展史与防治对策》，《水土保持通报》，1986（3）。
〔8〕《汉书·晁错传》。
〔9〕《汉书·武帝纪》。
〔10〕文焕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第63页，商务印书馆，1959。
〔11〕蒋定生等：《陕蒙晋长城沿线地区土壤侵蚀发展史与防治对策》，《水土保持通报》，1986（3）。
〔12〕蒋定生等：《陕蒙晋长城沿线地区土壤侵蚀发展史与防治对策》，《水土保持通报》，1986（3）。
〔13〕《全唐文》卷737，《夏平》。
〔14〕《新唐书》卷141，《韩全义传》。
〔15〕《新唐书》卷36，《五行志二》。
〔16〕李益：《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全唐诗》卷282。
〔17〕姚合：《送李侍御过夏州》，《全唐诗》卷496。
〔18〕许棠：《夏州道中》，《全唐诗》卷496。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淳化五年。
〔20〕韩茂莉：《历史时期无定河流域的土地开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
〔21〕赵江：《榆林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榆林文史资料》，1986（5）。
〔22〕蒋定生等：《陕蒙晋长城沿线地区土壤侵蚀发展史与防治对策》，《水土保持通报》，1986（3）。
〔23〕蒋定生等：《陕蒙晋长城沿线地区土壤侵蚀发展史与防治对策》，《水土保持通报》，1986（3）。
〔24〕游修龄：《稻作史论集》“禾、谷、稻、栗探源”篇，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3。
标签：生态环境论文; 生态破坏论文; 农耕文明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农耕文化论文; 考古论文; 文物论文; 汉朝论文; 黄河论文; 移民论文; 内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