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纽约论文,学派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文学批评的文化维度是一股从未中断的血脉，即使在新批评甚嚣尘上之时也始终存在。当美国新批评派的理论余绪凝定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操作方法时，文化批评的维度就更加鲜明了。纽约学派的文化批评自觉地接纳了多方面的影响，提倡运用多种文学分析方法。对于纽约批评家而言，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可以进行各种分析的文化现象。文化是多维的和动态的，既与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民族传统和道德规范、宗教信仰和批评实践相关，也与政治体系和价值准则、知识趣味和艺术传统相关。其中，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历史维度，成为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的重要理论来源。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群体，纽约学派的重要支撑就是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的坚定信念以及把文学批评置于广大的文化背景之中的理论抉择。纽约学派的文化批评所提供的文学想象和社会存在的结合，是纽约批评家作为一个群体的基石，也正是这一点把他们与同时代的美国新批评派区别开来。①
无论是在政治立场较为一致的1930年代，还是在观点走向分歧的1940年代以及之后的岁月，纽约批评家主要通过《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结成了一个群体。《党派评论》作为约翰·里德俱乐部(The John Reed Clubs)纽约支部的刊物，作为美国共产党参与文学运动的延伸，1934年创刊的最初定位就是要更偏重文化功能，专门发表文学作品和批评文章，提供具体的作品分析和广泛的文化批评，以弥补《新群众》(New Masses)偏重政治功能的不足。这也是1934年约翰·里德俱乐部所拥有的一系列“小刊物”的办刊宗旨，与美国共产党成立这个俱乐部的初衷保持了一致，即通过参与“组织作家，培养日益增长的读者，为这两个基本要素在文化生活中提供联系”，②以便成为连接文学与人生的手段。《党派评论》创刊伊始就是美国左翼文学运动的激进批评的知识分子阵地。
作为一份享有盛誉的左翼知识分子刊物，《党派评论》当然不可能与马克思主义脱开干系。但是，这一刊物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批评，其间的错综复杂尚需仔细考量。在1930年代的激进主义文学主流中，纽约批评家成为富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典范，保持着一种“独立左翼”的声音，时刻不忘自己的自主性和反抗的天职。为此，《党派评论》经历了1936年的停刊，又在1937年复刊，并且提出了三点重大修正：一是重新评价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二是在文学和批评中采取自主、宽容、活泼的新态度，三是争取现代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的联合。③这标志着《党派评论》不再是政治运动的先锋，纽约学派旗帜鲜明地宣告了自己作为文学、文化的先锋派的立场。
《党派评论》与纽约学派在思想倾向上不能够完全画等号，前者的激进色彩更浓，后者的知识分子色彩更浓，尤其是在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这位温和而敏锐的最外围成员的制衡之下。纽约学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文学批评，在总体上是把马克思主义视作一种批评方法。即便如此，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视野，还是在纽约学派的文学批评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诚如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④在《党派评论》1937年复刊宣言的最后，编者明确提出“我们的编辑重点主要放在文化及其更为广阔的社会影响因素上”，“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是首要的一个分析和评价手段；如果最后它胜过了其他体系，也是通过民主论争的媒介达到的。《党派评论》将愿意提供它的版面，成为这样的媒介”。⑤
尽管纽约批评家也站在美国左翼的政治立场上关心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但其首要目的却在于重建激进传统与现代文学传统的和谐关系。这一追求体现了纽约学派综合均衡的理想。特里林把他们自己称为“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anti-Stalinist Marxist)”。正是出于这种理想，纽约学派认为，文学既要保持现代主义作品的精致大胆，又要融合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社会分析，二者通过对历史发展方向和目标的积极理解紧紧地结合为一体。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激进主义，单独看来都很有价值，但发挥的作用都是不充分的，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发展一种成熟的美国文学。尽管现代主义文学的审美主义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已经更好地契合了对历史进程的深入把握，现代主义运动的审美实践本身仍然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纽约学派就是要使这种文化价值也能够服务于新的美国文学的建设。
美国知识界在1930年代普遍设想美国的社会变革必须超越政治变革的范畴，坚持对文化进行新的调整。在这一思潮中，处于鼎盛期的纽约学派文学批评，呈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文学批评深受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影响，对美国文学批评传统的建构以及欧美一些现代主义作家经典地位的确立影响很大。他明显沿袭了圣伯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和阿诺德的文学批评方法，在综合了传统人文主义批评、传统社会历史批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弗洛伊德心理批评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自己对文学批评的独特见解。以赛亚·伯林认为，威尔逊是20世纪最重要的批评家。韦勒克也谈到，威尔逊是“惟一在欧洲遐迩闻名，同时拥有广泛读者的美国批评家。在美国他是(确切地说，曾经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一代文豪，一位首席社会批评家”。⑥威尔逊一直对社会问题感兴趣，1926-1931年曾经担任《新共和》(New Republic)的副主编。《新共和》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坚强的堡垒进入1930年代，承继了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的影响，强调传统的自由主义观点，即思想和个人应该完全不受束缚。然而，威尔逊却对《新共和》的胆怯和保守日益失望，“不仅不再相信自由主义政治，而且也不再相信美国知识分子会以其独特的方式拒绝表态，拒绝采取行动，拒绝在不依赖于空想的抽象概念和呆板的方程式的条件下直接体验生活”。⑦在他看来，1930年代旷日持久的大萧条永远粉碎了克罗利式的自由主义，即相信资本主义有能力约束自己，相信传统政治和法律促进社会改革的有效性，拒绝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因此，美国知识分子要变得有所作为，就必须抵制自由主义从思想的价值准则逐步退却，皈依一种新的共同文化，为生活带来稳定和意义，于是，威尔逊转向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对一个衰亡的制度所提出的道义上的挑战支持了他自己的激进主义。但是，威尔逊对文风的关心大于对政治学说或策略的关心，鼓励作家把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威尔逊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38)一文中指出，完全从政治的意义和倾向来评判文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他对当时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可笑与不当提出了批评。他主张政治、社会与文学紧密结合，反对宣传鼓动式倾向，指责左翼文学的艺术水准低下，要求保留美国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他特别提到一些左翼批评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指出了苏联无产阶级文学批评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偏离。左翼批评是以历史与阶级意识作为文学批评的思想依据和动力的，威尔逊则认为对于必须赋予知识分子政治角色以及文学作品和政治行动而言，应当突出后者，这些最初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组成部分。⑧马克思主义不等于苏联革命，也不是一个教条的体系，而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一部分。⑨威尔逊在《到芬兰车站》(1940)一书中，以人物为主线，追溯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其所承继的18、19世纪以来的人文主义脉络，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革命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巡礼。这也是威尔逊调和马克思主义和人文主义最系统、最有力的一次努力。威尔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以及那些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行动都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延续，建立“第一个真正的人类文化”的理想从根本上就是人文主义的理想。马克思主义是启蒙主义思想的产物，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的遗产，把全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当成自己的终极目的。⑩威尔逊主张用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主义与美国共和理想相契合，来唤醒美国精神，推动美国文学、文化的发展，为危机中的美国提供一种未来。卡津(Alfred Kazin)盛赞威尔逊的批评丰富而精确，“不追求美学的批评，也不追求社会的批评(而在近代批评中，这种非此即彼，真是最大的致命伤)”。为了揭示一部文学作品在文化之中的意义，威尔逊混合了美学批评和社会批评，使得文化能够给予文学作品以意义——“文化成了一件作品的背景”，“一切社会的，环境的以及智识的历史都被利用了来帮助这个作品的被理解”。(11)这样，威尔逊赋予文学批评的意义，就是使文学获得历史阐释，使文学批评演变为人生批评。
在1930年代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中，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灵活性，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是一个公式；至少对文学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可以不断地进行试验的方法。他试图把纽约学派所有关注社会背景的文学批评都归属于马克思主义，主张在复数的意义上谈论纽约批评家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这种丰富多样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有助于把批评家的关注中心从文学创作本身转移到文学批评的实践。当批评以自己的方式来确认文学从社会生活中赢得的价值，进入社会生活之流，举起棍棒去抗击使其僵化的各种学院作风，批评就分享了文学一直拥有的种种创造的可能。文学批评家不仅要揭示文学家的感性和观念共同构成的价值体系，还要履行均衡形式特质和社会事实、均衡文学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功能。(13)在近半个世纪之后，菲利普斯的《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1980)一文谈到马克思主义批评时，仍然把它作为新批评的另一极；同时，他仍然反对其忽略文学文本的艺术特质并将自身完全等同于历史阐释，反对其将文学作品的文本整体性、独特性和异质性统统简约为它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内涵。这与卡津的《扎根本土》(1942)的观点非常一致。卡津也十分忧虑美国文学批评界堕入庸俗社会学批评和形式主义批评两极的简单割裂，希望综合二者以便更有效地阐释文学作品。纽约学派整体上都抵制“静态的”观念，本能地追求灵活与开放，相信积极的变化的可能，相信流动的自由思考的可能。
拉夫(Philip Rahv)的文学批评更具有政治倾向性。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把拉夫直接列在了“马克思主义批评”一章。韦勒克认为，拉夫之所以值得称赞，是因为他重视以往为人所忽视的文学的社会来源和社会含义，但他最优秀的批评是“从教条主义框架体系中解放出来之后著书立说，即使他依然标榜恪守马克思主义的总体信条”。(14)拉夫在1932年发表的第一篇批评文章中就提出，文学是文化的神经中枢，要让文学重新发挥应有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变革就必须紧跟政治的变革，激发作家的创造才能，反映这个沸腾的时代。这就要建构一种能够把文学和宣传结合起来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这种文学理论的基础。(15)1934年，拉夫参与创办了《党派评论》，这个刊物最初的宗旨就是推动“无产阶级文学”。在《无产阶级文学：一种政治解剖》(1939)一文中，拉夫认为，现代美国文学批评几乎都会在某一时刻介入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论战。文学批评家们探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的联系，但他们没有注意到这种联系不是总体性的抽象的联系，而从根本上是与特殊的政治历史相联系。(16)
在论托尔斯泰的文章中，拉夫表现出非常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其中的伦理视角也非常突出。托尔斯泰就是怀着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怀着对人类命运的无比真诚，描写了俄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时期社会伦理秩序的剧烈变迁，将道德的自我完善作为人生的理想目标，并视之为救治社会痼疾和救赎人类灵魂的良方。拉夫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与约瑟夫·凯》(1940)一文中指出，伊里奇作为现代都市中一个无名的商品拜物者，已经不再拥有宗主制俄国那种简单明了的社会关系，非个人的现代力量已经颠覆了那个备受尊崇的牧歌式的世界。他所遭受的突如其来的灾祸，如同古老制度的幽灵在复仇。伊里奇的死，寓示了“剥夺者的被剥夺”。(17)在《托尔斯泰：绿嫩枝和黑树干》(1946)一文中，拉夫直接提出，托尔斯泰作为“最后一个未被异化的艺术家”，他的小说的主旨就是不容人质疑也不容人改变的生命过程本身，他“对文明的抨击本质上就是对造成异化的社会现状的抨击”。(18)
卡津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提出现成的文学理论，但他们都深爱文学，有着极高的鉴赏力，而马克思主义也是伟大的现代思想。但是，庸俗马克思主义批评却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的仪器”教条化了，过度地追求绝对性，无意之中鄙视了过去的一切作家，或者认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所处时代的阶级力量，或者认为他们没有站在当时“进步的”一面。对于这些批评家而言，“马克思主义早已不是原来的为群众底主义了：早已不是混乱底唯一的均衡力量，早已不是正确地引导历史底一个世界观，早已不是一个‘科学的’行动纲领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一种“形式的宗教”，一种“历史中的形式”。在卡津看来，马克思主义不可能系统地解释美国文学，它不是宗教性的法典，而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工具之一；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重要性表现在影响大于行动，“在马克思主义之下，批评常常成为文化精神之一种”。(19)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引批评家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进行文学批评，能够帮助人们看到文学作品如何在时间的川流中移动。
就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而言，蔡斯(Richard Chase)也很值得一提。在其代表作《艺术、自然和政治》(1950)一文中，蔡斯不仅在反斯大林主义、世俗主义、道德论调、机智好辩这些方面，而且在坚持促进一种大规模的文化批评事业上，都采取了纽约批评家最典型的姿态。他明确表示，文学批评家将发现他自己无法逃脱政治，因为文学涉及道德行为、情感、习俗、神话等，甚至可以说，文学的主题就是社会的建立、瓦解和重组。(20)较之其他人，蔡斯更加强调文化批评的政治视角，把政治看成这种批评的固有特性，但他还是把政治放在社会生活中，作为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凌驾于其他因素之上。其他纽约批评家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则较为轻浅。他们同威尔逊、拉夫一样，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把文学批评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自主看得高于一切。通过公共知识分子兼批评家的这种身份意识，他们希望在对美国履行义务的同时，保持其独立自主。也可以说，他们认为只有保持了自身的独立自主，才能履行对国家、民族的义务。卡津曾明确表示，纽约学派只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没有纯粹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
在纽约学派的文化批评视野中，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价值是知性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即它首要的并不是政治运动的指南，而是文学能够获得长足发展的思考路径。批评家的任务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高度发达的、现代主义和激进主义相融合的文学进行必要的分析。菲利普斯和拉夫都觉得，马克思主义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分析方法，而不是政治压力和策略。他们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真正的激进主义者(truly radical in the Marxist sense)，所谓的政治就可以概括为一种独立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独立于所有的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批判地重新检验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个进程，以便理解其目前所处的困境。(21)迈克尔·伍德认为，威尔逊是被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发现的道德勇气和良知所深深打动而并未真正接受任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特里林的忠于马克思主义体现为同一种很接近真理的谬误持续不断地进行辩论、较量的执着，拉夫实际上继承了马克思的自由开明的文学鉴赏准则，强调精明练达的判断力和一种对于作品上下文关系的敏感意识。(22)
纽约学派不赞成把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与人类经验和历史的其他领域相隔绝，坚持作家必须塑造把阶级斗争作为实际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的人物，坚持作家必须把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作为激进主义文学背景的一部分。考利认为，如果说，象征主义者躲进了缺乏人类温情的“白色象牙塔”，那么，纽约批评家则从火热的政治实践退回了“红色象牙塔”。(23)这恰恰从对立面肯定了纽约学派坚守独立的知识分子身份，既不附属于政治派别但又具有政治关怀的批评立场。对于纽约学派来说，这种政治关怀必须附属于文化关怀；文学反映政治，但只是把政治这种社会力量作为对现实总体理解的一部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成为激进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真正的文学作品是不能仅仅依据政治煽动性的大小来判断它的优劣的。(24)
纽约学派始终坚信，对一部具体文学作品的理解，不是通过其所关联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而是通过其内容和形式的具体结合。如果仅仅凭着所谓革命性质的强弱来评判文学作品的优劣，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内容与形式的分离。激进主义文学应该能够把二者结合起来，但并不是提供一个内容与形式对应的简单公式。在菲利普斯看来，形式与内容相互关联结成一体，内容当然决定了形式，但无法预见一种内容就一定会采取某种形式。为了使作品内容与形式融为一体，激进主义作家必须在延续传统文学感性的前提下，培养出一种新的感性。这种新感性的形成，需要重估文学遗产，建立新的文学标准，修正对传统文化的态度。(25)只有把文学作为一个处于历史进程中的整体进行彻底的审度，才有可能收获值得珍视的批评标准，才有可能收获对文学现状以及未来的更深刻的理解。
特里·库内指出，马克思主义至少在三个方面吸引了纽约学派：一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提供一个统一的哲学，来结束美国文化长期存在的分歧；二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体现并继续发扬世界主义的价值观；三是马克思主义支持在对持续变革的赞赏中尊重过去。(26)纽约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只认定历史价值取向而不追求政治目标，赋予“人的尺度(human dimension)”以鲜明的知识分子色彩。在《党派评论》创刊之初，菲利普斯和拉夫就明确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来关注文学，反对把文学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纽约学派以《党派评论》为中心的身份认同，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排除异己，而是为了更为宽广的人文关怀。他们吸收、超越和保留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的独特价值，这不仅贯穿了1930年代的讨论，而且延伸到了1940年代。纽约批评家在二战前后不再以重建马克思主义为中心，但也没有与此完全隔绝。他们对曾经的一切抱有质疑的态度，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这种质疑本质上出于纽约学派反对静止、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视作一个恒定不变的真理的一贯立场，也是随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不断深入以及社会局势的不断变化自然出现的。尽管收效甚微，他们仍然抱着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希望，以质疑的方式继续关注马克思主义，既不赞同保持传统形态，也不赞同全盘抛弃，而是坚持其作为一种扎根于社会历史分析的科学方法在文学批评中发挥其强劲的力量。
注释：
①Vincent B.Leitch,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the Thirties to the Eight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88(文森特·利奇著《美国文学批评：从30年代到80年代》第88页，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Earl Browder,Commu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5,p.314(艾尔·布尧德著《共产主义在美国》第314页，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35年版)。
③Harvey M.Teres,Renewing the Lef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41-42(哈维·特瑞斯《左翼的复兴》第41—42页，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④[英]佩里·安德森著、高铦等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9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⑤Editorial Statement(1937),in William Phillips ed.,Partisan Review:The 50th Anniversary Edition,New York:Stein and Day,1985,p.13(编者按，1937，威廉·菲利普斯编《党派评论：五十周年文集》第13页，纽约：斯泰恩和戴出版社1985年版)。尽管此时《党派评论》编委会有六位成员，包括威廉·菲利普斯、菲利普·拉夫、弗瑞德·杜贝、德怀特·麦克唐纳、玛丽·麦卡锡、乔治·莫瑞斯(George L.K.Morris)，这篇复刊宣言却主要是由威廉·菲利普斯、菲利普·拉夫精心策划的。
⑥(14)[美]雷纳·韦勒克著、杨自伍译《近代文学批评史》第6卷第182、18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⑦[美]理查德·H·佩尔斯著，卢允中、严撷芸、吕佩英译《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大萧条岁月中的文化和社会思想》第68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⑧Edmund Wilson,Marxism and Literature,in The Triple Thinkers:Twelve Essays on Literary Subjects,New York:Octagon Books,1938/1977,pp.197-212(埃德蒙·威尔逊著《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38)，《三重思想家：关于文学话题的12篇文章》第197—212页，纽约：八角图书1977年版)。
⑨Elena Wilson ed.,Edmund Wilson:Letters 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1912-1972,New York:Farrar Straus Giroux,1977,p.227,p.259(埃蕾娜·威尔逊编《埃德蒙·威尔逊：文学与政治书信集》第227、259页，纽约：法拉，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1977年版)。
⑩John Wain ed.,Edmund Wilson:The Man and His Work,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8,p.94(约翰·温编《埃德蒙·威尔逊生平与著述》第94页，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
(11)(19)[美]A·卡津著、冯亦代译《现代美国文艺思潮》第584，558、536、541页，晨光出版公司1949年版。
(12)Lionel Trilling,The Liberal Imagination:Essays on Liter ature and Society,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49/1976,p.xv(莱昂内尔·特里林著《自由的想像：关于文学与社会的随笔》第15页，1949年，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1976年版)。
(13)William Phillips,The Esthetic of the Founding Fathers,in Partisan Review,4(March 1938),pp.11-21(威廉·菲利普斯著《开创者们的美学》，《党派评论》第11—21页，1938年第4期)。
(15)Philip Rhav,Open Letter to Young Writers,in Rebel Poet(September 1932),pp.3-4(菲利普·拉夫著《致青年作家的公开信》，《反叛诗人》第3—4页，1932年9月号)。
(16)Philip Rahv,Proletarian Literature:A Political Autopsy,in Literature and the Sixth Sens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39/1970,p.7(菲利普·拉夫著《无产阶级文学：一种政治解剖》，1939年，《文学与第六感》第7页，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70年版)。
(17)Philip Rahv,The Death of Ivan Ilyich and Joseph K.,in Literature and the Sixth Sens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40/1970,p.50(菲利普·拉夫著《伊凡·伊里奇之死与约瑟夫·凯》，1940年，《文学与第六感》第50页，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70年版)。
(18)Philip Rahv,Tolstoy:The Green Twig and the Black Trunk,in Literature and the Sixth Sens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46/1970,p.135,p.148-149(菲利普·拉夫著《托尔斯泰：绿嫩枝和黑树干》，1946年，《文学与第六感》第148—149页，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70年版)。
(20)Richard Chase,Art,Nature,Politics,in Kenyon Review,12(1950),p.591(理查德·蔡斯著《艺术、自然和政治》，《肯庸评论》第591页，1950年第12期)。
(21)William Phillips and Philip Rahv,In Retrospect:Ten Years of Partisan Review,in The Partisan Reader:Ten Years of "Partisan Review",1934-1944:An Anthology,William Phillips and Philip Rahv ed.,New York:The Dial Press,1946,pp.680-683(威廉·菲利普斯、菲利普·拉夫著《〈党派评论〉十年回望》，《党派读本：〈党派评论〉十年文选1934-1944》第680—683页，纽约：日晷出版社1946年版)。
(22)[美]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朱通伯等译《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第854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
(23)Malcolm Cowley,Red Ivory Tower,in New Republic,97(November 9,1938),pp.22-23(麦尔肯·考利著《红色象牙塔》，《新共和》第22—23页，1938年第97期)。
(24)William Phillips[Wallace Phelps]and Philip Rahv,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in Partisan Review,3(June-July 1934),p.5,p.9(威廉·菲利普斯、菲利普·拉夫著《革命文学的问题与前景》，《党派评论》第5、9页，1934年第3期)。
(25)William Phillips[Wallace Phelps],Form and Content,in Partisan Review,6(January-February 1935),p.36(威廉·菲利普斯著《形式与内容》，《党派评论》第36页，1935年第6期)。
(26)Terry A.Cooney,The Rise of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Partisan Review and Its Circle,1934-1945,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6,p.62(特里·库内著《纽约知识分子的崛起：《党派评论》及其圈子1934-1945》第62页，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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