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凯蒂给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收入分配论文,凯蒂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托马斯·皮凯蒂在中文版序言中表示担心：中国读者读《21世纪资本论》“可能会觉得事不关己”，因为欧美国家对不平等现状的烦恼“与中国相去甚远”，但他“恐怕是完全想错了”。中国人对其研究的关注程度可能比欧美国家更甚，至少不会比欧美国家更少。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不平等程度比他们更高，而是因为我们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型与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在体制与机制的选择上有更多余地。皮凯蒂的研究虽然以欧美国家为样本，却对中国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一、最大启示在于构建事实的理论方法 多数论者认为：皮凯蒂的主要贡献是“通过数据构建历史进程”，他用时间序列数据描述了主要西方国家三百年的收入与财富分配事实，验证了市场经济导向不平等分配的长期历史趋势。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皮凯蒂给出的对历史事实的理论解释却引起争论，被许多人认为并不成功。那么皮凯蒂的工作对中国研究的启示究竟在哪里呢？难道仅仅是给出了市场经济收入分配趋势的“参照系”，以便于中国能够从别人的历史中看到自己的未来？事实并非如此，皮凯蒂的启示首先在研究方法，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是解释事实的理论方法，而是建构事实的理论方法。 皮凯蒂用以解释事实的理论方法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的增长理论。这个理论试图以资本与收入、储蓄率与增长率等若干宏观经济的恒等式解释市场均衡增长。皮凯蒂从历史数据中发现了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事实，进而修正新古典的增长模型，以解释“财富的不平等将无限地拉大”①的市场经济不均衡趋势。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在这里，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特别是资本收益率长期保持5%，这件事本身恰恰是需要理论解释的。皮凯蒂的理论没有给出相应解释，因此它没有说服力。 所幸这并不是皮凯蒂理论方法的全部。皮凯蒂用以构建历史事实的理论不同于其解释事实的理论，它更多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皮凯蒂在搜集、整理，进而构建历史事实的过程中全面地利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其要点包括：①阶级或阶层分析的方法。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里，经济概念与社会概念是相通的。皮凯蒂的历史研究虽然没有套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概念，但根据个人收入和财富数量将社会人群划分为若干阶层，进而讨论其财富占有、职业分布和收入来源等，具体直观地描述了社会分配的总体情况。这种研究方法不受传统理论的教条约束，却增添了社会分层的事实依据。②要素收入的分析方法。市场经济的生产要素可以划分为劳动与资本两大类，古典政治经济学将二者的关系作为理论研究的主线。皮凯蒂认同并利用了这一研究套路，在历史数据中努力区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在分别给出时间系列数据的前提下，综合讨论二者对分配不平等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显然触及了经济关系的基础层面。③财产所有制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生产资料分配决定收入分配，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视所有制研究的原因。皮凯蒂并不认同马克思的理论，但他在收入分配研究中首先将注意力放在国民资本的核算上，以资本数量的变动来说明资本收入的变动(在皮凯蒂看来，资本收益率在长期中是不变的)。他花大力气搜集了足够数量的历史资料，分析了财富数量和结构变化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这构成皮凯蒂分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皮凯蒂对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有益启示，主要表现在他构建事实的理论方法中。 二、分配表是研究财富分配的最佳工具 讲收入分配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少数上层富人收入有多高，多数底层百姓收入是多少，二者在全部国民收入中各占多少份额。在此前提下，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弄清楚，富裕阶层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高收入从何而来；低收入的芸芸众生又是些什么人，他们主要靠什么维持生计。所谓中产阶级，其状况也只有在了解了两头的信息之后才能正确界定。没有这些基础信息，我们对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认识就始终是模糊的、不可靠的。可惜的是，这就是当今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现实。 我们的收入分配研究大多采用基尼系数或者泰尔指数这些综合指标，把全部收入分配数据归结为一个量化指标。如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达到0.49，不平等程度很高，近两年在0.47上下，不平等程度有所缓解，但仍然偏高，与同期美国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大体持平。我们的官方机构曾经发表过若干年份的基尼系数，有时还公布相应的10等分收入数据。但研究者很少利用这些数据编制类似皮凯蒂那样的分配表，最多只是据此计算了百分位比，如最高10%人群收入与最低10%人群收入之比。 皮凯蒂认为，用基尼系数这样的综合指标测度分配不平等程度“有时有用，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用一个数据概括所有不平等信息，“乍看起来简单明了”，“但难免让人误入歧途”。②因为过度简化把不同性质的事物混为一谈，不能概述社会分配的多维现实，如财富分配不同层级之间的不平等，同一层级内部的不平等，劳动与资本的不平等，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资本收入的不平等，等等。基尼系数把所有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混淆起来，使事实更难理解，而不是更加清晰。如下图两条洛伦茨曲线，显然对应着相同的基尼系数，但是二者体现的社会不平等有很大差别。细线体现的分配差异更多在90%的社会大众与10%的富裕人群之间，而粗线显示的分配格局则是更加贫困的下层50%和更加富裕的中上层50%，社会被割裂为人数相等的两半。可见，单是一个系数并不能反映这些信息。
皮凯蒂主张用一种区分财富层级的分配表来分析不平等。他设计的分配表简单而实用，基本的层级只分为三个，最下层50%，最上层10%，以及处于二者之间的中间层40%。特别的，他对最上层的10%做进一步的区分，观察其中顶层的1%，有时候还有最顶层的0.1%。下表是皮凯蒂编制的不同时空下的总收入分配表，这里的总收入包括了全部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 皮凯蒂用“更具体直观”、“前后一致、更加透明”概括了分配表的优点。③对此我基本认同。自上而下地将社会人群(成年男人和女人)按收入或者财富占有划分为10%、40%、50%三组，分别计算他们在总收入或者社会财富中的比重，这对于描述一个社会的分配结构，既简单明了，又具体直观。不管你是不是经济学家或者社会学家，立即可以从上表了解社会不平等的大体状况，而不需要求助任何专家的解释。在2010年的美国，占人口10%的上层阶层平均收入为社会平均收入的5倍，是其余90%人群平均收入的9倍；其中最上层1%人群的平均收入是最下层50%人群平均收入的50倍。皮凯蒂将此称为“高度不平等”，并且认为美国的社会不平等程度还在继续扩大。 也许有朋友感觉，50倍的收入差距似乎比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富豪与一般老百姓的收入差距要小。这显然有误解。要知道，一个人口大国顶层1%的人群数量是很庞大的。假定成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70%，则13亿人口中有成年人9.1亿，1%就是910万人。这个数字与《福布斯》公布的顶级富豪100人或者1000人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但1%的确是社会人群中的少数，这个数量级上的统计应该更加能够反映社会不平等的总体情况，而不仅仅是特例。正如皮凯蒂所言：“前10%和前1%群体是有趣的研究对象。”如果不能“认真考察这两个群体，评估流向两者的国民财富和收入比重”，人们很难有其他办法比较区分诸如“1789年的法国和2011年的美国社会不平等”状况。④具体来说，从资本占有情况看，1789年的法国前10%占有90%的社会资本，前1%占有50%的社会资本；2011年的美国前10%占有70%的社会资本，前1%占有35%的社会资本。当下美国的财富不平等好于一个世纪以前的欧洲。
中间40%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对象，皮凯蒂称之为中产阶层，因为这个经济收入稍高于社会平均数的统计群体符合多数人对中产阶级的理解。事实上，中间40%的际遇在一个世纪中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初的欧洲，“中间的40%只占有国民财富的5%，只是比最贫穷的50%稍强”。因此当时中产阶级并不存在。这个社会阶层的崛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在欧洲和美国，这个群体占有的国民财富逐步上升到30%和25%。“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重大变化”，⑤它缓解了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稳定。 下层50%是人数最多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是经济发展中受惠最少的群体，他们极少财富存量，几乎完全靠劳动收入谋生，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更难摆脱贫困，走向小康。特别对一个工业化进程中的前农业大国而言，这个50%几乎完全是农村人口，他们更应当成为收入分配研究的对象、收入分配改革关注的对象。 分配表所包含的不平等信息十分丰富，描绘出比0.49的基尼系数更加具体直观的社会图景。按道理说，我们的官方机构在测算基尼系数的过程中必须掌握详细的资料，有时也公布相应的百分位收入数据。但因为统计目的不同，综合指数的测算过程可以容忍数据的反常和矛盾，尤其是分配顶层的信息模糊，资本收入的数据往往被遗漏，这种情况在分配表的编制中会受到很大的制约。分配表更加透明的信息，要求数据的前后一致，对前10%，特别是顶层1%数据质量的要求会明显提高。 可惜的是，我国收入分配的大量研究文献没有使用这种看似简单、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研究方法(包括与此类似的方法)，而是在不平等综合指数上竞相展开越来越复杂高深的数理分析，试图从中发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秘密。国内研究在收入分配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乃至行业差别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一个侧面解释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特殊性。但是在社会阶层收入与财富占有的不平等这个市场经济的共性话题上研究不多，建树很少。因此事实上，我们没有真正具有国际视野的不平等比较研究，对借鉴国外有效收入调节政策理论依据的研究不够。读《21世纪资本论》，不禁自问：中国的前10%、中间40%和后50%究竟有多少收入、多少财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否可作为估计依据？皮凯蒂估计“中国前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2000-2010年为10%～11%”，⑥这个估计靠谱吗？中国中间40%人群的收入到底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几？他们与下层50%人群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如果这些基本情况不明了，我们又凭什么认定当前的分配格局是“哑铃形”，凭什么认为“提低扩中限高”是适当的收入分配改革方针？ 三、劳动与资本收入分割是分配的基础 我国收入分配研究对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划分的研究是不充分的。有一些讨论劳动报酬的成果，但是没有相应的资本收入的数据，更不用说综合研究劳动与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及其历史演变的文献了。 皮凯蒂将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分割视为社会分配的基础性结构，在《21世纪资本论》第六章做专门讨论。值得注意的是，皮凯蒂强调这一基础性分配结构的初始性，它是税前和转移支付前收入，是两大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中的初次分配(这里的资本是包括农地与房产在内的全部有投资回报的社会财富)。因此基本平衡公式是：国民收入=资本收入+劳动收入。皮凯蒂根据这一公式估计了1770-2010年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劳动划分，⑦计算了1975-2010年八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⑧发现这个比重在19世纪以前在35%～40%，而在20世纪中叶以后曾下降到20%上下，20世纪70年代后逐步上升，目前在30%～35%。相应地，当下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则在65%～70%。 以劳动与资本的划分为基础，皮凯蒂研究收入分配不平等结构：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资本收入的不平等，以及作为二者综合的总收入不平等。皮凯蒂强调，理解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劳动不平等与资本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拥有高劳动收入的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也享有高资本收入”？⑨曾经有过这样的不平等社会，“资本不平等极为严重，资本所有者根本没有必要工作”，因此，社会被割裂为食利者阶级与劳动者阶级两个截然分开的部分(如19世纪的欧洲)。当代资本主义则表现出新特点，高资本收入与高劳动收入高度相关，一个超级经理阶层凌驾于社会之上(以今天的美国社会为典型)。但不论什么时候，资本分配总比劳动分配不平等，⑩如在财富分配最平等的社会(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50%，或者更高，最下层50%拥有的国民财富不到10%；而在劳动收入最不平等的社会(2010年的美国)，收入最高10%的人拿到工资总额的35%，最低50%的人拿到25%。由此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市场经济中资本收入不平等是影响总收入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任何收入分配研究都不能忽视这一基础问题。 而恰恰在这个基础结构上，国内研究明显较弱。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搜索2004年以来主题为“收入不平等”的论文，有767篇之多，主题为“财富不平等”或者“财产不平等”的论文仅26篇。显然，财产不平等并没有进入大多数研究者的视野。但是，2008年以来，人们对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关注度却越来越高。这类研究的“中国特色”在于，突出政府部门收入与居民部门收入之间的矛盾，并且以此解释劳动报酬下降的原因。最近谢攀、李文溥、龚敏在《财贸研究》发表论文称：“当前，中国居民部门最终分配收入比重远低于美国、日本、英国。美、日、英初次分配呈现‘大社会、小政府’的特征，再分配多向居民部门倾斜，而中国初次分配格局向政府部门倾斜，‘建设型财政’的支出导向加剧了这一倾斜。在相近发展阶段，美、日、英三国劳动报酬比重均呈现上升趋势，资本性收入比重缓慢下降，而中国则恰恰相反。”(11) 此类专家意见包含了一系列误解：首先，劳动报酬比重是对应资本收入比重而言的，政府部门收入与之并不在一个理论层面上，前者属于初次分配，而后者关系到再分配。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划分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基础。其次，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数发达国家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上升，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而并非如上文所说，劳动报酬比重上升，资本性收入比重下降。皮凯蒂计算了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在内的八个发达国家数据，认为“现有数据表明，1970-2010年，在多数发达国家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出现上涨”。(12)1970年，资本收入占发达国家国民收入的15%～25%，2000-2010年为25%～30%。(13)最后，现代国家发展的长期趋势恰恰是税收收入比重提高，进而国家支出的教育和医疗开支比重增加，替代收入和转移支付比重增加，而不是相反。根据皮凯蒂的计算，在1900-1910年之前，发达国家的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都在10%以下，2000-2010年，税收收入占其国民收入的30%～55%(美国30%、英国40%、法国50%、瑞士55%)。(14)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也不可避免地要走这条路，当前税收占比应该还在上升通道。而且，无论如何，这个变化不会影响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划分的基础性结构。 也许有专家要说，你这里只是依据皮凯蒂的一家之言，不足为信。那么好吧，就让我们像皮凯蒂那样，以尽可能的时空覆盖，计算出更加有国际可比性的数据来回应皮凯蒂吧。但是像现在这样，直接从统计年鉴下载几张截图，还没有弄清其含义，就生搬硬套地做国际比较，结论恐怕是更加不足为信的！ 四、国民资本的核算必须完整 既然资本分配的不平等对收入分配影响最大，那么，资本的积累及其总量的增加，就与收入分配关系极大。皮凯蒂重视国民资本总量及其变动趋势的估算，把它放在全部研究工作的首位。出于历史比较的需要，皮凯蒂以国民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尺度，估计了18世纪以来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资本状况：欧洲主要国家的资本存量在18、19两个世纪保持稳定，大约为国民收入的7倍，20世纪受到巨大冲击，一度下滑到国民收入的2～3倍。1970年以后逐步回升，目前大约相当于国民收入的5.5～6倍。这个财富总量的变动轨迹大体与收入不平等变动的情况对应，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库兹涅茨倒U字曲线后半段形成的原因以及它的有限适用范围。诚如皮凯蒂所言：“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的混乱以及相伴而生的经济及政治冲击，拉低了20世纪以来的不平等程度。”(15)市场经济下实现较大程度平等，不存在协商一致和无冲突的演化过程。美国的情况与欧洲国家有所不同，它在立国之初因为土地价格低廉而有更低的国民资本总值，此后又因为地理优势而避免了两次世界大战对国内资本的破坏。它的资本存量没有出现大起大落。但是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同样经历了20世纪前半期的下降和70年代以来的上升，甚至是更加强劲的上升。皮凯蒂利用资本收入不平等的发展，以及“工资不平等的空前提升”，(16)清晰地解释了美国式不平等的新现象。 皮凯蒂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弄清楚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首先要弄清楚国民财富的存量及其分配状况；其次还需要弄清楚由国民财富分配状况决定的资本收入状况及其与劳动收入状况的关系。国民资本的存量与结构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皮凯蒂的国民资本核算，最大特点在于其完整性。他的资本定义十分宽泛，认为凡是能够给所有者带来投资回报的财富都属于资本范畴，因此包括农地、住宅、其他国内资本(即包括厂房与机器设备，也包括股票、债券与其他金融资产)，以及净国外资本。(17)从收入分配研究的角度看，如此宽泛定义资本概念(皮凯蒂在同等意义上使用财富与资本概念)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资本收入的形式具有多样性，包括利润、利息、股息、红利，以及各种形式的租金，即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的各种实现形式。涉及这些收入来源的资本只能作宽泛定义，逻辑上才能周延。之前国内还没有人按照如此定义的理论范畴做过资本存量和财富分配的实证研究，皮凯蒂的工作对我们极具启发性。特别是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急剧膨胀，租金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遗漏土地与住宅价值的国民资本核算一定是不完整的，无法解释收入分配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皮凯蒂国民资本核算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明确区分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在国民资本的总盘子里讨论二者此消彼长的关系。历史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国民资本中尽管始终存在一定规模的公共资本，但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多在100%甚至50%以下，与私人资本(占国民收入的600%)相比始终处于绝对少数。考虑到公共债务的存在，多数时间里，净公共资本的数额接近于零。但是，皮凯蒂并没有因此而忽略这部分国民资本的变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表明，正的与负的公共资本的调节是改变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抓手。皮凯蒂意味深长地指出，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间内实行混合经济，政府控制了国民财富的25%～30%，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国家”，其间“经济增长强劲，超过法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18)在中文版序言中，皮凯蒂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在全部市场经济国家中“是一个极大的特例”。当下中国的公共资本似乎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如果公共资本能够保证更均等地分配资本所创造的财富及其赋予的经济权力，这样高的公共资本比例可以促进中国模式的构想；”“中国可以在21世纪初的现在最终找到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妥协与平衡，实现真正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经济。”(19)无论皮凯蒂的期望能否实现，他对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在国民资本中比重的历史研究与国际比较，都使我们更加清醒地看到当代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都对我们在收入分配研究中更加重视国有经济和其他公有制经济的作用有很大的启示。 皮凯蒂在从其广义资本概念出发的国民资本核算中全面分析公共资本的权益与负债，对我们完整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之前我们在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中，关于如何理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存在许多分歧。皮凯蒂的国民资本总量与结构概念为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所有能带来收入流的财富都具有资本性质，估计它的总量和结构对于理解事实真相绝对是必要的。对于这一范围宽泛、数量巨大的国民资本的基本情况不甚了了，心中无数，理论自然是观点纷呈，莫衷一是。进行全覆盖的国民资本核算迫在眉睫，这不仅对收入分配研究，而且对全面深化改革研究的许多方面，都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现代市场经济下资本的权利扩展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种财富形式都要求分享剩余价值的“平等权利”。这一市场经济分配原则不因所有制性质而转移，但公有财富的收入归公共所有，这限制了私人资本的权利，有利于社会平等。皮凯蒂对此的理解与我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更高的净国民资本份额是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公共资本的产权形式和管理形式也需要进一步的改革。他主张“创造新的参与和治理形式”，在“极端的私人资本和纯粹的公共资本”之间寻找“中间的组织形式”(20)。这与我国当前在混合所有制经济背景下改革国有经济的思路大致是吻合的。 中国的经济研究，尤其是收入分配研究可以从皮凯蒂那里学到很多。 ①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第375页。 ②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第270页。 ③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第270～271页。 ④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第258页。 ⑤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第266页。 ⑥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第335页。 ⑦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第204、第205页。 ⑧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第226页。 ⑨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第247页。 ⑩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第248页。 (11)谢攀、李文溥、龚敏：《经济发展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国际比较》，《财贸研究》2014年第3期。 (12)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第225页。 (13)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第226页，图6.5。 (14)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第491页。 (15)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第279页。 (16)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第306页。 (17)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第119页。 (18)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第138页。 (19)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ⅩⅦ。 (20)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第586～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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