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的交响”——王蒙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蒙论文,沧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4年10月15日出生的王蒙，已经度过了人生八十一年的辉煌岁月。如果从1953年他开始写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算起，迄今王蒙的文学生涯已经六十多年了。这六十多年来，王蒙已经为中国当代文坛贡献出了17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各种作品集近300部，并有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①可以说，王蒙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而且还是著名的学者，也是当代最有思想的作家之一。王蒙的创作生命力最长，年过八旬仍笔耕不辍，且充满活力，这简直是自新文学诞生以来的一个奇迹；王蒙也是最有争议的作家，围绕着王蒙的文坛“官司”六十年间不断，也应该是个奇迹。 一、50年代：青春的歌唱与变奏 王蒙的文学生涯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诞生的初期。这使得王蒙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历史同步共振，王蒙的文学创作成为一部“浓缩的当代文学史和文化遭际史”。因此，透过王蒙的文学写作，我们能够看到王蒙创作的不凡的意义。然而，文学创作毕竟属于个人的行为，我们还需从王蒙的创作说起。 1953年，19岁的王蒙开始“偷偷”地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这对于王蒙而言实在是一项庄严而伟大的工程。王蒙说：“我一定要写一部独一无二的书，写从旧社会进入了新社会，从少年时期进入了青年时期，从以政治活动社会活动为主到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写从黑暗到光明，从束缚到自由，从卑微到尊严，从童真到青春，写眼睛怎样睁开，写一个偌大的世界怎样打开了门户展现在中国青年的面前，写从欢呼到行动，歌唱新中国，歌唱金色的日子，歌唱永远的万岁青春。”② 王蒙的这些话是真诚的，有感而发的。只要我们看一看王蒙的童年生活道路一切都豁然开朗了。1948年10月10日，14岁不到的王蒙成了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一名成员，从那个时候起，王蒙的最高理想就是做一个职业革命家。③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参加革命的动机时，王蒙虽然没有直接的说法，但在他的多部长篇小说中都谈到过。在《恋爱的季节》里谈到钱文参加革命的动机：第一位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的父母感情不和；父母不和促使倪藻革命的情节在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也有同样的描述。我们从王蒙的夫人崔瑞芳(笔名方蕤)对王蒙童年生活的描述中，认证了这两部小说的准自传性质。崔瑞芳(方蕤)提到的那个曾写进《活动变人形》中去的“热绿豆汤”情结与“逛棺材铺”事件，④证明王蒙童年的不幸。王蒙曾多次声称“我没有童年”，我觉得，没有童年，主要是指这种父母感情不和与“如同梦魇”般的家庭环境：“可怕的不仅在于父母的纠纷，而且，在父亲不在的时候，被称为‘三位一体’的相濡以沫的三个长辈也常常陷于混战。……”“……她们跳起来骂：出门让汽车撞死、舌头上长疔、脑浆子干喽、大卸八块、乱箭穿身、死无葬身之地、养汉老婆、打血扑拉(似指临死前的挣扎、抽动)。有时是咒骂对方，有时是‘骂誓’，是说对方冤枉了自己，如自己做了对方称有自己辩无的事，自己就会出现这样的报应，而如果自己并未做不应做的事，对方则会‘着誓’，即不是自身而是对方落实种种可怕的场面情景。骂的结果，常常她们三个人也各自独立，三人分成三方或两方起灶做饭，以免经济不清。这母女三人确实说明着‘他人就是地狱’的命题。”⑤“不但三人吵，甚至骂到邻居。……”“我还要说，骂仗甚至发展到我的姐姐和妹妹身上，以最仇恨的言语给儿童以毁灭性的毒害。……”⑥王蒙虽然在家庭成员中地位相对优越些，但也只是“一个落后的野蛮的角落里的宠儿，这就是童年的王蒙”。⑦这样的充满“乖戾之气”的家庭环境，给童年的王蒙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王蒙在自传里曾谈到自己9-10岁时的失眠经历，并把它写进《青春万岁》，还受到恩师萧殷的批评，但王蒙自己认为“大概我的这些经验只能说明自己的心理健康方面有问题罢了”。⑧是的，按照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王蒙的失眠(上了冀高和以后的一段时间一直有严重的失眠)，“我只觉得正在向一个无底的深坑黑洞，陷落、陷落着再陷落着”，⑨这种感觉肯定是一种心理危机——抑郁倾向的表现。这种心理上的问题也造就了王蒙早熟、敏感乃至多愁善感的文学性格。饥饿、痛苦、灰色的旧时代的生活处境使得小小年纪的王蒙天然倾向于革命，他渴望着新生，他渴望着一个强有力的通体光明的“理想之父”的出现，而革命恰恰充当了他“寻找理想父亲”的最直接最便当的方式。于是，共产党、新社会就成为他的“理想父亲”，革命集体就是他的“温暖的新的家庭”。⑩正是在这样一个新的“父亲”面前，在这样一个“温馨的新的家庭”里，王蒙获得了重生。他曾经不无诗意地写到他的获得重生的感受：“我好像忽然睁开了眼睛，第一次感觉到了解放了的中国是太美好了，世界是太美好了，生活是太美好了，秋天的良乡县是太美好了，作一个团校学员是太美好了。”(11)美好的生活，幸福的时代，王蒙以主人翁的豪情投入火热的斗争。自豪感、幸福感以及光明的前途，使王蒙成为“时代的宠儿”，在人生的第一阶段他获得了少年布尔什维克式“革命干部”的身份认同。“小小年龄，我得到了激情，得到了胜利，得到了无与伦比的欢欣，我趾高气扬，君临人世，认定历史的航把就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看到父母这一代人和更老的人，想到历朝历代的过往者，我想他们都是白白地度过了一生……而今，人生从我这一代开始啦。”(12)为了参与到这个全新的时代中去，王蒙辍学成了职业革命家，但是，多愁善感的激情澎湃的王蒙，并不甘于这样的日常事务性的工作和生活，他决定要用文学记录时代，讴歌青春。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与其说是一部文学作品，倒不如说那是青春期的王蒙对时代的诗意记录。和所有的革命作家一样，从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是强烈的自信和步入天堂般的欢乐。写作使王蒙又获得了另一个身份——诗人身份，革命干部与诗人身份的统一，构成王蒙“时代宠儿”的身份。这种身份外化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就形成他的小说的文体特征——“青春体”。“青春体小说”的概念是董之林女士提出来的，她认为：“青春体小说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它既是文学在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之后，对建国初期除旧布新时代的反映，对古老的中华民族所展示的青春风貌的描绘；同时又是对这一特定时代赋予作家的青春心态的抒发，有其自身的表现形态。”(13)董之林认为，王蒙写作于50年代的一些小说是典型的“青春体小说”，而《青春万岁》更是典型中的典型。这部小说以1952年北京女七中的一群青年高中生的日常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塑造了杨蔷云、郑波、李春等青年群体形象，表现了共和国初期青年人的昂扬的理想主义精神，饱满的新时代激情，纯真热烈美丽动人的青春风貌。 由于小说是一个19岁的青年人所写，又写的是同龄人的青春生活，同时又与青春的共和国同步，因此，这部作品天然地就具有永恒性，它圆润、饱满、美丽、生动，直到今天，仍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青春万岁》并不是一部故事化的小说，而是一种感觉化生活流式的小说。小说结构上没有所谓的主线，而是类似于交响乐式的结构。关于小说的结构问题，《青春万岁》有过周折。1954年底，小说完稿，王蒙交给了父亲的同乡同学潘之汀老师，潘又转交中国青年出版社。在焦急的等待中，王蒙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小豆儿》，这应该是王蒙发表出来的处女作。终于在等待了一年之后，1955年冬，责任编辑吴小武(萧也牧)和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老作家萧殷找到王蒙谈话，称赞了稿子的基础和作者的“艺术感觉”，但也指出了作品结构上的“主线”缺乏问题。为了帮助王蒙修改文稿，萧殷还为王蒙请了半年的创作假。在修改小说的过程中，王蒙愈来愈充满自信，找到了感觉。“我愈来愈感到长篇小说的结构如同交响乐，既有第一主题，又有第二第三主题，既有和声，还有变奏，既有连续，有延伸、加强、重复又有突转与中断，还有和谐与不和谐的刺激、冲撞……结构的问题，主线的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格式一种图形不如说是一种感觉，对于小说写作的音乐感韵律感与节奏感是多么迷人！像作曲一样地写小说，这是幸福。”(14)然而《青春万岁》也和共和国与王蒙一样，注定了它多舛的命运，小说未能如期出版，直到1979年才正式出版。其中甘苦，真是一言难尽啊！ 在修改《青春万岁》的过程中，21岁半的王蒙又写出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5)这篇小说在《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上发表，便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由于小说发表在“双百方针”提出的“百花时期”，这篇小说自然被归入“干预生活”潮流中，认为是一篇“反官僚主义”的代表作品。争论的双方也基本在这方面做文章。就连毛泽东主席也说：“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16)直到今天，多本文学史都把这篇小说归入“干预生活”潮流，并未做深入的研究。 实际上，早熟聪慧且有着较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王蒙，面对现实的复杂性，他的理想主义和廉价的乐观主义遭遇了尴尬和困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正是这种尴尬和困惑的产物。如果说，《青春万岁》是对理想和青春的高歌，那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则是理想和青春在现实中受阻之后的一种颤音。可见，从一开始，青春所遭遇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就深植在王蒙的心灵深处，成为他人格心理结构的组成部分。这个时候，王蒙的干部与诗人的双重身份开始错位。浪漫的诗人身份决定了他对乌托邦理想的天然憧憬和向往以及对光明的渴求，文学使他一直生活在别处；做过实际工作的革命干部的身份则又使他对现实保持了一份清醒。正是这双重身份，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不同于他人的独特品质。在这一作品中王蒙的重心并不在于要批判什么，而是表达处于青春期的青年对生活的混沌和困惑的感悟。因此，它仍然属于“青春体小说”的范畴，它是“青春体小说”的一个变奏。正如作者当时就说过的：“林震、赵慧文和刘世吾、韩常新的纠葛是由好几个因素组成的：其中有最初走向生活的青年人的不切合实际的、不无可爱的幻想。有青年人的认真的生活态度、娜斯嘉的影响，有青年的幼稚性、片面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幼稚性、片面性的珍视和保卫，有小资产阶级的洁癖、自命清高与脱离集体，有不健康的多愁善感；有做了一些领导工作的同志的成熟、老练，有在这种老练掩护下的冷漠、衰颓，有新的市侩主义，有把可以避免的缺点说成不可避免的苟且松懈，也有对于某些不可避免的缺点(甚至不是缺点)的神经质的慨叹……多么复杂的生活！多么复杂的各不相同的观点、思想与‘情绪波流’！……”(17)可见，王蒙所要表现的就是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对生活复杂性的一种艺术感悟。作为小学教师的林震是单纯的，他怀揣着苏联作品《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来到组织部，都象征着林震的初涉社会的青春理想化身份。作品突出了他的“年轻”和“新来”，正是突出了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同现实的距离。王蒙塑造的林震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他的单纯幼稚怯生生以及同赵慧文听音乐吃荸荠缠绵微妙关系等特点，都和当时主流意识话语所排斥的小资情调有关。一方面，有一个叙述声音肯定了林震单纯热情执着于理想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在深层结构上，还有一个叙述声音却在不断地探究甚至是怀疑着这种生活方式。比如，当林震在现实中碰了壁，他看着苏联小说扉页上自己写的“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不禁自言自语：“真难啊！”“娜斯嘉的生活方式”就是理想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与现实显然是脱节的。作品中的刘世吾曾是一个被指认为官僚主义者的形象，但这个“官僚主义者”却并不讨厌，个中原因正是王蒙给人物留有了余地的缘故。刘世吾不是坏人，他只不过是一个“意志衰退”的不那么单纯的人而已。他的一句口头禅“就那么回事”，表现出刘世吾的某种超脱、某种难言的苦衷。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当王蒙塑造刘世吾的时候一定是充满矛盾的，一种既爱且恨、既尊敬又不满的态度，这种态度同儿子对父亲的态度十分相似，因此，当写到刘世吾劝告赵慧文在婚姻问题上要实际一些，特别是对林震思想情况的分析：“年轻人容易把生活理想化，他以为生活应该怎样，便要求生活怎样，做一个党的工作者，要多考虑的却是客观现实，是生活可能怎样。年轻人也容易过高估计自己，抱负甚多，一到新的工作岗位就想对缺点斗争一番，充当个娜斯嘉式的英雄。这是一种可贵的、可爱的想法，也是一种虚妄……”的时候，林震感到被击中要害般地震颤起来。很显然，在这里也有两个声音，一个不赞成刘世吾的“条件成熟论”，一个却拿不出反驳刘世吾的理由，反倒对自己莽撞幼稚不切实际充满怀疑。正是王蒙文化心态的矛盾赋予刘世吾性格上的矛盾，刘世吾在馄饨铺对林震的坦言表明他对梦想的、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现实的失望，理想与现实的裂隙难于弥合，“就那么回事”成了他的口头禅。刘世吾内心深处的对理想的向往和对现实的厌恶，固然同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有关，但建国初期“极左”政治对知识分子的压抑不能不是根本的原因。当然，年轻的王蒙和林震一样不可能意识到这些，然而作家价值观上的矛盾所赋予人物的客观性为我们今天的重新阐释留下了空白。 另外，林震与赵慧文的关系是耐人寻味的，这种朦朦胧胧、缠缠绵绵的关系固然在王蒙的初稿里与发表稿之间还有一些差距，(18)但林震对比自己大好几岁的赵慧文的好感甚至是依恋的情感取向还是明确的。无独有偶，在王蒙9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里，写到年轻的钱文的初恋(单恋)对象也是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女性吕琳琳。甚至在钱文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就幻想着与一位女电影明星“结婚”，这位明星“腰里围着围裙正在厨房里做饭的场面，使他悟到‘媳妇’两个字的意义。”我觉得，钱文对年长女性的爱恋，与其说是一种爱，倒不如说是一种依恋。“女明星”的形象实际上是小小钱文对温柔母亲形象的一种怀想与依恋。 从钱文身上，我们是否可以看出王蒙由于童年家庭不幸的痛苦经验所产生的某种类似弗洛伊德式的“恋母情结”呢？ 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写于21岁时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王蒙初涉社会时对实际生活的不适感。从《青春万岁》的对理想“父亲”的赞颂和崇拜，到此时对有缺点“父亲”刘世吾的失望，以及对具有母性特征的赵慧文的朦胧的依恋，表明了王蒙对“长大成人”的恐惧感。这一推论我们还可以从《恋爱的季节》和《青狐》的“互文本”中得到印证。在《恋爱的季节》里，王蒙写道，钱文“又盼长大又怕长大，怕自己总有一天会变得冷漠和庸俗起来。吕琳琳的信给他一种逼近感，成长在逼近他，爱情在逼近他，所有同志们的成家在逼近他……我可怎么办呢？”(《恋爱的季节》第23章第419页)。在2004年出版的《青狐》中，王蒙再一次写到这一情节：当20世纪80年代初，钱文在海滨再一次见到吕琳琳时，他为她的“终于长大了……”这一句话而百感交集，“他当然想起他与她相识的时候他才是中学生，他更想到他们这一代人似乎是不愿意长大的一代人，然而现在是长大了。”(《青狐》第22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29页)。这里的“害怕长大，不愿意长大”，体现的是一种青春期身份认同的危机。用埃里克森的话说就是“他们需要一个合法延缓期(moratorium)，用来整合在此之前的儿童期的同一性各成分；只是到了现在才有了一个较大的、然而轮廓模糊却有迫切需要的单元，代替了儿童期的环境——‘社会’。”(19)埃里克森的“合法延缓期”概念是他的“同一性(Identity又译认同)”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所体现的是青年人试图解决“认同混乱”的一种心理现象。合法性延缓的是“时代宠儿”的身份，王蒙害怕丧失，他渴望保持： 他渴望保持年轻，他想保持爱情，他想保持心灵的平静，他想保持心弦的无声，他想保持希望的永远生动和失望的推迟到临。他想保持所有的美好记忆和他的那一串又一串的梦。梦，就让它是梦吧，梦只是梦，它永远不会被得到，所以也不会失落。 ——《恋爱的季节》(第418页) 由此可见，王蒙对“长大成人”所恐惧的是“现实”，他“合法性延缓”的是“理想”，是青春，因为面对50年代以来的现实生活中愈来愈“左”的现实和各种不如意，王蒙也愈来愈不能把建国初期的那种理想与现实统一起来。作为诗人，作者所要维护和建构的正是这种理想的纯洁性，而作为曾经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又使他对现实的粗粝和不那么完美留有了余地。他渴望理想但并不是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他害怕现实，但也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绝对的“反现实主义者”。相反，他的透明坦荡与理性随和的个性，使他在保持理想的纯洁性的同时也随时准备去理解现实。他预感到，不管他愿意与否，现实总是要如期来临，就像他总是要长大一样，延缓只能是暂时的权宜之计罢了。因此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王蒙感到无法驾驭，他甚至“无法给自己的小说安排一个结尾”。(20)当他“隔着窗子，他看见绿色的台灯和夜间办公的区委书记的高大的侧影，他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了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时，他不过是在寻找一个更加权威的“理想父亲”，好将自己宠儿身份的“合法延缓期”继续进行下去而已。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显示了王蒙成为大作家的潜质。这篇小说使王蒙一夜成名，赞扬的批评的相互交锋，一时间热闹非凡。“仅《文艺学习》一家刊物就收到300多封读者来信，肯定这篇小说，甚至有发出‘林震是我们的榜样’这样的呼声的。《文艺学习》的主编韦君宜是一个很会办刊物的人，这家刊物从1956年第12期到1957年第3期开辟专栏，连续4期发表了27篇文章，专题讨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些更有分量、更有影响的报刊，如《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等也纷纷发表评价文章。在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文章中，有刘绍棠、丛维熙的《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邵燕祥的《去病与苦口》等。”(21)批评的文章也不少，特别是马寒冰和李希凡，分别在1957年第2期的《文艺学习》和1957年2月9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准确地去表现我们时代的人物》、《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文章，对这篇小说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批判。“有篇没有发表的文章必须一提，就是部队评论家马寒冰等人的文章，题为《是香花还是毒草？》，主要观点是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当作毒草来批。文章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清样已经打了出来，毛泽东看了清样，很不满意。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发表，但给毛泽东很深的印象。因为还是这位马寒冰，曾于1957年1月7日在《人民日报》上，和另外三位部队评论家陈其通、陈亚丁、鲁勒联合发表了一篇《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批评了文艺界种种他们认为不好的思想倾向，与毛泽东倡导的‘双百方针’唱了反调。”(22)这种“棍子式”的批评，惊动了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曾在不同的场合五次谈到王蒙的这篇小说。主要针对的就是李希凡和马寒冰等人的“棍子”批评的。毛泽东批评李希凡：“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文章的头半截使人读不懂。”批评马寒冰等人：“现在有人围剿王蒙，还是部队的几个同志，好家伙，大军围剿啊。我要为王蒙解围！”(23)毛泽东的批评使马寒冰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24)王蒙在看到李希凡的上纲上线的文章后，感到不满，于是致信周扬，求见求谈求指示，周扬接待了王蒙，并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从此王蒙与周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正是毛泽东同志的保护，1957年反右高潮中，王蒙并没有被划成右派。为什么到1958年5月了，王蒙却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呢？王蒙在自传里说：“时过境迁后，人们透露，是在中宣部周扬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了命运的。北京市委杨述副书记坚持不同意帽子，单位负责人W坚持一定要划，争了好久，W提出一系列王自己检查交代出来的错误思想为根据，如被启发后想了想，觉得海德公园的办法也不赖。最后周扬拍板：划。”(25)在自传里，王蒙认为W坚持划自己为右派并不是公报私仇，而是当时的情势和极“左”思维方式有关，并承认“最后一棵压倒驴子的稻草，是王蒙自己添加上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王蒙自己把自己打成了右派，毫不过分。”(26) 二、70年代：戴着镣铐的舞蹈 2013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王蒙写于1974年10月到1978年8月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27)这部70余万字的小说是王蒙写于新疆取材于新疆的作品，它在尘封了近40年之后的出版，不仅填补了王蒙在新疆16年写作的空白，也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文革”后期写作的空白。 如果把《这边风景》放置在“文革”结束前的27年的文学史链条上来考察，这部小说究竟与当时的作品具有怎样的关系，也许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文革”结束前27年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两类上，而现实题材作品尤以农业合作化为最。50年代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虽然已经形成比较雷同化的人物模式和情节模式，但还是较为真实地表现了农民在走向集体化过程中的心理风貌。到了60、70年代的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则明显地增加了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概念化的内容，显得不够真实了。但在“文革”年代，浩然的小说却是“最像小说”的小说了。王蒙在《王蒙自传·半生多事》一书中说：“比较起来，我宁愿读浩然兄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浩然毕竟是作家，而作家与非作家并非全无区别，虽然作家都是从非作家变化而来。经过这个过程与从未有这个过程，并不相同。我喜欢他写的中农，小算盘，来个客人也要丢给你一把韭菜，让你帮他择菜。我喜欢他写的京郊农民的俗话：‘傻子过年看隔(应读介)壁(应读儿化与上声)’。……当然，‘金光大道’就更有‘帮文学’的气味了，有横下一条心，六亲(指文学艺术之‘亲’)不认地豁出去了去迎合的烙印。另一方面，我看他写的英雄人物萧长春，高大泉，也为他的惨淡经营，调动出自己的全部神经与记忆，力图按要求写出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力图使自己的文学才能、文学经验为上所用而摇头点头，这样的苦心使我感动，使我叹息不已。”(28)由此可见，王蒙的《这边风景》也属于这一写作序列中的一环，而且也步着浩然等“文革”流行写作的后尘的。作品从1962年伊塔边民事件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四清”运动，其人物设置、结构布局、情节模式均与以上作品类似就不难理解了。这说明王蒙并没有也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小说的人物设置明显分为对立的两派，以伊力哈穆为代表的正的一派和以库图库扎尔为代表的邪的一派的斗争，成为贯穿全书的主要情节线索。 主要人物伊力哈穆一出场就面临着严峻的自然灾害和伊塔边民外逃事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伊力哈穆首先拿出的是毛主席与库尔班叶鲁木的合影照片。这里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巧帕汗老太太误把库尔班叶鲁木认错为熟人，王蒙写道：“这是不需要纠正的，人们谁不以为，那双紧紧握住主席的巨手的双手正是自己所熟悉的，或者干脆就是自己的手呢？”然后作者又让伊力哈穆肯定地说：“这就是我们大家。”“毛主席的手和我们维吾尔农民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毛主席关心着我们，照料着我们。看，主席是多么高兴，笑得是多么慈祥。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毛主席挑起了马克思、列宁曾经担过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担子。所以，国际国内的阶级敌人，对毛主席又怕又恨。领导说，目前在伊犁发生的事情，说明那些披着马列主义外衣自称是我们的朋友的人，正在撕下自己的假面具，利用我们内部的一些败类，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疯狂挑战，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猖狂进攻。但是，乌鸦的翅膀总不会遮住太阳的光辉，毛主席的手握着我们的手，我们一定能胜利，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样的情景、这样的语言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大概都不陌生。在第二十一章，伊力哈穆在大湟渠龙口的深思，我们似乎也曾见过，它与“文革”期间的样板戏中主人公在遭遇困难时的独白式的咏叹调多么相似啊，当伊力哈穆面对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一筹莫展的时候，“伊力哈穆拿出了随身携带的毛主席接见库尔班吐鲁木的照片。毛主席！是您在解放初期指引我们推翻地主阶级，争取自由解放。是您在50年代中期给我们又指出了社会主义大道。去年，又是您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现在，您在操劳些什么？您在筹划些什么？您将带领我们进行什么样的新的战斗？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完整地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基本路线，将武装我们迈出怎样的第一步？”如此这般我们在全书中还会找到很多，这充分说明王蒙的写作模式正是当年流行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当时意识形态的产物。王蒙夫人崔瑞芳女士谈到《这边风景》时说：“这本书写成于‘四人帮’统治时期，整个架子是按‘样板戏’的路子来的，所以怀胎时就畸形，先天不足。尽管有些段落很感人，有些章节也被刊物选载过，但总的来说不是‘优生’，很难挽救，只好报废。”(29) 然而，王蒙的写作却没有滑向极“左”的泥潭，而是在作品中处处反“左”。第三章当库图库扎尔建议把萨木冬的老婆乌尔汗逮捕审讯批斗的时候，伊力哈穆却旗帜鲜明地为乌尔汗夫妇说好话，强调要重证据而不是动辄上纲上线的极“左”做法。第十七章上级要求麦收要突出政治，要求十天割完麦子，这种明显脱离实际的口号，也是那个年代极“左”思维的突出特征。 以“左”的写作模式来写反“左”，使我们看到了王蒙在“文革”后期的矛盾处境。小说的重点在写“四清”运动，“四清”作为“文革”的前奏，已经显现出政治生活中的强劲的“左”倾风暴，但王蒙却巧妙地抓住了反对“桃园经验”极“左”做法的“二十三条”作为挡箭牌，以获取政治正确的筹码。“桃园经验”被指陈为形“左”实右，而工作队的章洋又是极“左”路线的代表，如果说库图库扎尔的“左”是为了掩盖他的右的真面目而披上的皮，那么章洋的“左”则是骨子里的“真左”，在王蒙看来，这种真“左”恰恰是最为可怕的。因为这种“左”是毫无顾忌的，气势汹汹的，因而其破坏力也是无与伦比的。章洋实际上就是王蒙新时期小说中的宋明、曲凤鸣的前身。 我发现小说的上册与下册对极“左”批判的比例并不协调，下册对章洋的极“左”的批判明显坚决和彻底。这应该与世事的大变有直接关系。《这边风景》开始写作于1974年，1978年8月7日完稿，如果以1976年10月为界，这部作品恰好处于这两个时代的交界处。王蒙夫人崔瑞芳言，1974年10月15日是王蒙40岁的生日，这一天王蒙真正受到触动，决心写一部长篇小说，于是“整个1975年，他几乎一直在我们的斗室里伏案疾书”，(30)1976年“四人帮”垮台，历史发生了巨变，反“左”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这一新的意识形态不可能不对王蒙产生巨大影响。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8月这一年半多的时间里，王蒙的写作心态正在发生变化，这在王蒙的《王蒙自传》里已有交代，1978年6月16日，王蒙应中青社邀请到北戴河修改《这边风景》的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此前写作发表的小说《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31)中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狠揭猛批来看，王蒙对极“左”的批判由隐蔽谨慎到公开坚定当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这边风景》正是两种意识形态作用的产物，极左与反极“左”的内在抵牾龃龉，体现出王蒙内心的极大矛盾。正如崔瑞芳女士所言：“他在写作中遇到了巨大的难于克服的困难。当时，正值‘四人帮’肆虐，‘三突出’原则统治着整个文艺界。王蒙身受20年‘改造’加上‘文革’10年‘教育’，提起笔来也是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作品中的人物又必须‘高大完美’，‘以阶级斗争为纲’，于是写起来矛盾。在生活中他必须‘夹起尾巴’诚惶诚恐，而在创作时又必须张牙舞爪，英雄豪迈。他自己说，凡写到‘英雄人物’，他就必得提神运气，握拳瞪目，装傻充愣。这种滋味，不是‘个中人’是很难体会到的。”(32) 王蒙在酝酿写作《这边风景》时，就曾说过：“我也真的考虑起写一部反映伊犁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来。我必须找到一个契合点，能够描绘伊犁农村的风土人情，阴晴寒暑，日常生活，爱恨情仇，美丽山川，丰富多彩，特别是维吾尔人的文化性格。同时，又要能符合政策，‘政治正确’。我想来想去可以考虑写农村的‘四清’，四清云云关键是与农村干部的贪污腐化、多吃多占、阶级阵线不清做斗争，至少前二者还是有生活依据的，什么时候都有腐化干部，什么时候也都有奉公守法艰苦奋斗的好干部。不管形势怎样发展，也不管各种说法怎么样复杂悖谬，共产党提倡清廉、道德纯洁是好事情。阶级斗争嘛总可以编故事，投毒放火盗窃做假账……有坏人就有阶级，有坏事就有斗争嘛，也不难办。就这样，以不必坐班考勤始，我果真在‘文革’的最后几年悄悄地写作起来了。”(33)在这里，王蒙最关注的还是“政治正确”的问题。为了“政治正确”不得不“主题先行”、图解概念。然而，王蒙毕竟是一个在50年代就文名大振的作家，他的成名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曾引得议论哗然，连毛泽东主席都在不同场合五次谈到王蒙。因此，王蒙不能不追求小说的艺术真实性。长期的新疆生活积累，使他十分明白原生态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于是，我们在《这边风景》里，看到了流行的先验的政治概念与原生态的生活真实纠结缠绕在一起的矛盾现象。 浓郁的伊犁边地风味，维吾尔人民的民族风情、文化习俗等在这部小说中都浓墨重彩地加以描述，成为这部小说最为亮丽的风景。伊犁的电线杆子都能发芽成树，乌甫尔打钐镰，以及烤肉打馕酿啤渥等的维吾尔人民的日常生活描写，既显示了王蒙作为外来者的新奇眼光，又证明了王蒙新疆16年与维吾尔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的对生活的熟稔而信手拈来的自信和自由。由此带来的是鲜明生动的现场感，现场感是指小说场面描写和细节描摹的功力。曾几何时，我们的小说写作现场感减弱，代之以叙述人的讲述和议论，特别自先锋小说以来，纠正了“文革”前小说过分写实的问题，想象力得以张扬，但在一定程度是削弱了小说的现场感。现场感需要深厚的生活积累，想象力如果离开了坚实的生活积累的基础，有时候会变得模糊缥缈，也就失去了小说的厚重笃实。记得作家格非在某个地方说过：“小说描写的是这个时代，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你进行仔细考察，而一个好的小说家必须呈现出器物以及周围的环境。……你要表现这个时代，不涉及这个时代的器物怎么得了？包括商标，当然要求写作者准确，比如你戴的是什么围巾、穿的什么衣服。书中出现的有些商标比如一些奢侈品牌我不一定用，但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向我提及，我便会专门去了解：‘这有这么重要的区别吗？’他们就会跟我介绍。器物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真实性。”(34)“也可能有人觉得这是在炫耀，我毫无这种想法，而且我已经很节制了。《红楼梦》里的器物都非常清晰，一个不漏——送了多少袍子、多少人参，都会列出来。但《红楼梦》的眼光不仅仅停留在家长里短和琐碎，它有大的关怀。”(35)格非在这里所说的表现“器物”的能力实际上就是作家生处理活经验的功力。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很多作品，特别是历史题材的小说，作者不熟悉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也不做案头和田野工作，只是靠想象和猜测来臆想当时的生活场景，古人的生活起居、服饰器物谁人敢于细致描摹？结果只有靠议论和讲说来搪塞敷衍，历史的生活场景成为今人假扮的木偶，作品的现场感严重失实。《这边风景》现场感之所以鲜明丰厚，正是王蒙对新疆生活经验刻骨铭心的体验之深。王蒙把这种对生活经验的深厚称之为“迷失”，比如在谈到曹雪芹写《红楼梦》时说：“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在他的人生经验里在他的艺术世界里的迷失。因为他的经验太丰富了，他的体会太丰富，他写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事，他走失在自己的人生经验里，走失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他的艺术世界就像一个海一样，就像一个森林一样，谁走进去都要迷失。”(36)王蒙也迷失在他的伊犁生活中，他写维吾尔人民粉刷房屋打扫卫生，写打馕，写喝茶吃空气，写维吾尔人见面痛哭等如没有切身体验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边风景》的现场感还体现在丰厚与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塑造上。小说有名有姓的人物一共82个，其中大部分人物都血肉丰满，栩栩如生。主人公伊力哈穆虽然略显概念化，但他与人为善，木讷厚道，从不张牙舞爪，咋咋呼呼，是一个梁生宝、萧长春式的人物；反派人物库图库扎尔精明强悍、锋芒毕露、爱出风头，口若悬河，但却言行不一，虚伪而自私，是一个郭振山马之悦式的人物；另外里希提的质朴严厉，阿西穆的胆小怕事、谨慎保守，“翻翻子”乌甫尔的快人快语、不讲情面，穆萨的风流油滑，艾拜杜拉的正直实在，尼亚孜泡克的无赖、自私，还有雪林古丽的美丽温柔单纯善良，狄丽娜尔的泼辣，章洋的教条古板偏执等都跃然纸上。这都充分说明王蒙生活在他的人物之间，他无须刻意编造，只是顾手拈来就已经够丰厚的啦。 可以说《这边风景》重点写的就是边地人民的原生态的日常生活，但王蒙处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情势，使他又不可能挣脱政治概念的藩篱，我们也没有理由说王蒙不是真诚地相信这些政治概念的正确性的，但原生态的日常生活又的确消解了先验的政治概念的正确性。 《这边风景》的这种矛盾叙事，实际上也不是王蒙特有的现象，而是“文革”结束前27年的许多作品共有的现象。“十七年”时期的几部有影响的作品“三红一创青山保林”(37)都是如此。比如杨沫的《青春之歌》，小说虽然书写的是知识分子林道静如何克服自身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分子的故事，但在小说叙事中我们处处感受到了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的缠绕纠结，是这两种话语压制与反压制的矛盾。林道静离家出走、从反抗包办婚姻到爱上余永泽，这与五四时期知识女青年所走的道路完全一样，尔后离弃余永泽爱上卢嘉川，并不意味着她走向革命，而是生性浪漫渴望冒险的林道静对卢嘉川的英俊外表与其背后神秘的革命的向往，经历了狱中锻炼最后与江华的结合，表面上是林道静皈依了革命集体，而林道静的内心仍旧并不甘心。也就是说，林道静并没有被彻底改造，她的内心始终处在启蒙与革命的两种话语的矛盾撕扯之中。同样，柳青的《创业史》也存在着一种难于克服的矛盾：即为政治服务的狭隘性与浓郁生活气息的宏阔性的矛盾，由先验的政治取舍的概念化与生活原生态的真实性的矛盾。作为党员作家，柳青为政治服务的态度是自觉的。在“第一部结局”部分柳青引用毛泽东的批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但是，柳青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原生态生活非常熟悉，于是在对梁生宝等人物塑造上，虽然也不可避免地拔高(党的忠实儿子)，但作者采取了让梁生宝围绕发展生产、靠多打粮食的优越性的方式与其他势力进行和平竞赛。小说虽然写了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但正面的、激烈的公开交锋几乎没有，而是一种思想意识上的交锋，是通过发展生产的和平竞赛来体现社会主义集体化优越性的较量。书中用县委杨副书记的话“靠枪炮的革命已经成功了，靠优越性、靠多打粮食的革命才开头哩”来作为点睛之笔，深刻概括了当时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历史特点。这是柳青《创业史》的独特之处，也是柳青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的结果，以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原生态消解先验政治概念的一种并非自觉的表现。还有宗璞的《红豆》，革命与爱情的矛盾纠结，使作品具有了深厚的人性复杂性。 虽然《这边风景》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但它在王蒙的整个小说创作中，并不能说是最好的作品，它只是王蒙写作链条上的一环。严格地说，它其实还是一部颇有瑕疵的作品。但是，它对我们研究王蒙，理解王蒙乃至研究文革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部作品之所以有认识的价值，正是它的这种现实主义的矛盾叙事，真实地表现出了王蒙乃至那个时代人们对待政治与生活的态度。在那个时代，王蒙通过矛盾叙事写出了生活的复杂性，这也为新时期的王蒙写作开了先河。 三、80年代初：最先敢吃蜗牛的人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历史的新时期对于经历了二十多年炼狱般生活的王蒙来说，更是第二次重生。王蒙在谈到这一点时说：“都说1976年把四个人抓起来是第二次解放，对于我来说，其兴奋，其感触，其命运攸关，生死所系，甚至超过了第一次解放：指的是1949年解放军席卷了全国，那一次体会的是革命的胜利，是战胜者的骄傲和欢欣。这一次体会到的却是终于绝处逢生，黑暗的地窨子里照进阳光，绝望变成了希望，困惑变成了清明，惶惶不可终日变成了每天都有盼头更有意料得到的与意料之外的喜讯。”(38)的确，80年代是王蒙的春天，也是他创作的喷涌期。这个时候，王蒙一边坚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写下了《向春晖》(《新疆文艺》1978年第1期)、《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人民文学》1978年第5期)、《最宝贵的》(《作品》1978年第7期)、《光明》(《上海文学》1978年第12期)、《悠悠寸草心》(《上海文学》1979年第9期)等；另一方面王蒙也在进行着被称为“意识流”小说的新的文体实验，创作了《布礼》(《当代》1979年第4期)、《夜的眼》(《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1日)、《春之声》(《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风筝飘带》(《北京文学》1980年第5期)、《海的梦》(《上海文学》1980年第6期)、《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杂色》(《收获》1981年第3期)、《相见时难》(《十月》1982年第2期)等。特别是后者，为王蒙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王蒙俨然成为当时中国文坛最具探索精神的作家。作家刘心武称王蒙是最先敢吃蜗牛的人，(39)主要就是对王蒙探索精神的肯定。 王蒙在80年代初的这些探索小说，如果从题材内容角度来看，仍然可以划归反思文学的范畴，但王蒙也有自己的特点。1979年发表的《布礼》是王蒙最早使用心理放射结构来创作的中篇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钟亦成是一个被冤屈被残酷迫害的少年布尔什维克，1957年打成右派，“文革”中备受凌辱，然而他坚守信念、矢志不移，始终不忘“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是一个又忠又诚的人物。这篇作品具有明显的自传性质。1980年，王蒙发表中篇小说《蝴蝶》，小说的主人公张思远由小石头——张指导员——张主任——张书记——老张头——张副部长的人生演变轨迹，串联起共和国风云变幻的政治洋流，蝴蝶取“庄生梦蝶”的意思，反思了失去有效监督的权力异化的问题。1981年王蒙发表中篇小说《杂色》，这是一篇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作品。被打成右派的落魄音乐家曹千里骑着一匹杂灰色老马去统计一个什么数字，在路上遇到各色事物，由于作品把空间与时间一一对应，通过空间的时间化，从而使曹千里与杂灰色老马在路上走的简单行为变成了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隐喻。1982年发表的《相见时难》，描写了美籍华人蓝佩玉在80年代初回国参加父亲蓝立文教授的平反追悼会，与三十多年前的战友革命者翁式含相见的情景。蓝佩玉作为当年的进步关系，由地下党员翁式含负责联系，由于阴差阳错的原因，蓝佩玉错过了联系的时间，从此改变了蓝佩玉一生的命运。蓝佩玉出国成为著名的海外学者，80年代回国成为座上宾，这使得负责外事工作的翁式含的内心颇为复杂，昔日的“逃兵”如今成为座上客，世道沉浮，造化弄人，真是一言难尽。这篇小说传达出王蒙深沉的沧桑感和命运感。蓝佩玉与翁式含跨越时空的这场相见，实在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写于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诸如《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等，在思想意蕴上都表现出机智的王蒙对时代变化的感悟和迅速反应。 小说发表以后，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评论都从两个方面对王蒙进行高度评价，一是从思想内容上称王蒙具有“少共情结”，二是从艺术形式上认为王蒙进行了“意识流”的探索。对于这两者，王蒙其实并不完全认同。特别是关于“少共情结”的说法，王蒙曾直接予以否定，王蒙在回复李子云的信时，说：“您太偏爱‘少共’了，于是您把‘坚实的乐观自信’‘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生活的全部复杂性’也归纳到‘少共’精神或‘少共’精神的发展上去，您把佳原，把缪可言甚至把冬冬不当‘高干子弟’也归结到‘少共’上去，您不觉得有点勉强吗？……”(40)王蒙之所以否认“少共”的说法，主要是要说明经历了二十多年生聚与教训的王蒙，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自己了，王蒙说：“是的，46岁的作者已经比21岁的作者复杂多了，虽然对于那些消极的东西我也表现了尖酸刻薄，冷嘲热讽，但是，我已经懂得了‘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的道理。懂得了讲‘费厄泼赖’，讲恕道，讲宽容和耐心，讲安定团结。尖酸刻薄后面我有温情，冷嘲热讽后面我有谅解，痛心疾首后面我仍然满怀热忱地期待着。我还懂得了人不能没有理想，但理想不能一下子变成现实，懂得了用小说干预生活毕竟比脚踏实地地去改变生活容易。所以我写小说的时候，比起用小说揭露矛盾、推动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我更着眼于给读者以启迪、鼓舞和安慰。所以，在《布礼》《蝴蝶》里，我虽然写了一些悲剧性的事情，却不想、也几乎没有谴责什么人。(41)这说明，“归来”的王蒙，成熟了、皮实了、现实得多了。王蒙的这一态度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逐渐务实的方针基本合拍。正是在反“左”话语、务实渐进、坚持既定理想又向前看诸方面王蒙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青睐。在王蒙的小说里，虽然有批判、有暴露，但更多的是温和、合作，是改良，是宽容，是建设。王蒙说：“我选择了建设，我相信我们的多灾多难的祖国，水深火热的人民，有权利要求知识分子帮着他们搞点建设而不是继续革命翻天覆地慨而慷了。”(42)笔者在对王蒙的私下访谈中，王蒙多次提到他喜欢整合性的思维方式，他别欣赏他的老乡张之洞的十六字箴言：“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厉行新政，不悖旧章。”王蒙说：“启沃是对上作宣传启蒙。恪守是讲纪律讲秩序。厉行是志在改革，向前看，一往无前。不悖是减少阻力，保持稳定……中国吗？深了去啦。”(43)这种整合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上的改良主义，我称之为“后革命时期的建设者身份认同”。(44)这种身份认同使王蒙摒弃了激进主义而选择改良主义，从而成为体制内的合作者。由此看来，王蒙80年代初期的小说主要是要写出生活的复杂性，一方面，王蒙显然是执着于理想和信念的，另一方面，王蒙又对这一理想和信念的独断色彩进行了必要的反思。在《布礼》中，钟亦成对“布礼”的失而复得的虔敬的祭奠，那种把党的错误说成是“母亲错打了孩子”的情绪化的说法，尽管有非理性之嫌，但却颇能以情感人，这不仅与主流意识形态对党的形象的重塑合拍，同时也与中华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忠君思想的集体无意识有关。然而，即便是《布礼》，其中也暗含着对理想绝对化的警醒。试想一下，那个“评论新星”对钟亦成的小诗《冬小麦》的令人咋舌的分析，难道不是在理想的名义下进行的吗？我们甚至不能怀疑他的真诚。还有宋明的对钟亦成的“帮助”，以及“文革”中“红卫兵小将”对理想与信念的捍卫，又有哪一点不是真诚的呢？可以说，王蒙在不期然之间给我们展示了理想可怕的一面。“二十多年的时间没有白过，二十多年的学费并没有白交。当我们再次理直气壮地向党的战士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敬礼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我们已经深沉得多、老练得多了，我们懂得了忧患和艰难，我们更懂得了战胜这忧患和艰难的喜悦和价值。而且，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都深沉得多，老练得多，无可估量地成熟和聪明得多了。”(《布礼》)这里的深沉、老练、成熟和聪明实际上就是“现实”得多了，这是一种由激情燃烧的岁月向平淡的历史常态的过渡。如果说，《布礼》在意识层面体现的是对理想与信念的近乎情绪化的执着，而在无意识中则表达了对理想绝对化的反思，那么，《蝴蝶》则在意识层面更侧重于对理想信念的理性反省。张思远显然是作为理想化身而出现在共和国的历史幕布上的。海云们对他的崇拜，正是人民对党的崇拜，对理想和信念的崇拜。然而也正是这崇拜，使得张思远们更加膨胀起来，他们愈发觉得自己成了救世主，从而使理想变了味。《蝴蝶》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不仅写出了使理想变味的主观因素，而且写出了客观的体制上的因素。当然，对理想的这种反思，也表现出王蒙内在的矛盾。一方面王蒙反对“极左”政治对老干部的迫害性的下放劳动；另一方面，王蒙又觉得通过这种劳动可以改善党群关系，也不妨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相对于思想上的新意，评论界更加关注王蒙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意识流”的说法，是当时人们对王蒙的普遍的印象。对王蒙的这种印象主要来自于读者的反应，在当时的读者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态度四种意见：一种态度是赞扬的，另一种态度是批评的；在赞扬的态度中有三种意见，一是更年轻一代对王蒙“意识流”的极力推崇，认为王蒙就是中国“意识流”小说的代表。(45)另一种是一些与王蒙年龄相当的评论家，他们在肯定王蒙的创新的同时，却在极力否定王蒙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关系。比如何西来在一篇文章中就说过：“我不赞成把王蒙的六篇小说称为‘意识流’小说。他着重写主观的感情、情绪，他的运用跳跃变换的联想手法，以至作品的某些朦胧的意境，虽说不无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影响，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深受本民族文学的影响。首先，鲁迅《野草》的散文诗的意境和手法，就给过他不少陶冶。这从1963年他写的长篇论文《〈雪〉的联想》中就可以看出来。他对《野革》是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的。……另外，还应当看到李商隐的那种迷离、晦涩，然而很凄婉、很美丽的意境对王蒙的影响。这样就容易理解他为什么会把鲁迅的《野草》，李商隐的无题诗都干脆说成‘是意识流的篇什’了。然而，这里的‘意识流’已经是一种很宽泛的手法了。有人根据王蒙的探索，得出了轻视以致否定民族传统的极端结论，其实是并不符合王蒙实际的，而且也一定不是王蒙的本意。”(46)阎纲也说：“王蒙的小说不是西方的‘意识流’。我以为把王蒙的小说同西方‘意识流’区别开来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西方‘意识流’并不像个别同志描绘的那样，似乎他比我们的‘土’玩艺高明、好玩得多，好象我们的王蒙在东施效颦，步洋人的后尘。误会！”(47)王蒙本人对“意识流”的态度也很微妙。他在许多场合不承认自己写的就是“意识流”小说，而在一些场合却又有条件地承认受到“意识流”的影响。(48)另一种意见与第二种意见相似或者是一种折中，就是把王蒙的“意识流”称为“东方意识流”。(49)而在批评王蒙的态度中，一般认为王蒙的小说由于学习了西方“意识流”，故而看不懂。比如有论者认为：“王蒙目前的探索，与成功之间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说王蒙正在误入歧途，固然未免武断；说王蒙所借鉴的意识流方法，是当前小说创作的方向，也实在难于服人。”(50)在这里体现的是在时代转折时期的读者群体的分化。一方面，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另一方面，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是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这里有一个突破主流限制和固守主流限制的冲突。年轻的一代较少顾虑，他们对西方的现代派是不加选择的激赏，因而他们对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指认是直接的，欣赏的；而中青年读者(包括评论家)，由于他们一般都经历过“反右”“文革”等重大的政治运动，在骨子里他们对“极左”以及由此所凝定而成的习惯深恶痛绝，渴望突破渴望创新是他们的内在需要。然而，也由于政治运动恐惧症，使他们在表述上比较谨慎。他们之所以急于把王蒙与西方“意识流”择清，主要是从这一方面考虑的，同时他们对西方现代派的态度也是充满矛盾的，那是一种既钦慕又害怕的心理。“东方意识流”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的同样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把王蒙作为“意识流”而加以批评的一些读者，他们的阅读经验体现的正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改革开放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来的是社会进步经济的复兴，另一方面也直接威胁着传统的权力关系，动摇着传统信念和体制，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中，始终警惕着西方文化的长驱直入，这说明，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条件有限制的改革开放，在实质上与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较多的相似性。1982年下半年《文艺报》等展开对“现代派”的批判，批判的由头正是由于高行健的一本小书《西方现代派技巧初探》，以及围绕这一本小书冯骥才、刘心武、李陀、王蒙四人致高行健的表示赞赏的信。这一批判显然是有来头的，王蒙在纪念胡乔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乔木同志在当时的政治局分管意识形态工作。他当然熟知这些情况，更知道批‘现代派’中‘批王’的潜台词和主攻目标。1983年春节他对我一再说：‘我希望对于现代派的批评不要影响你的创作情绪。’”(51)接着是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以及后来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都是针对文艺界、思想界的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整肃运动。(52)然而具有嘲讽意味的是，意识形态的每一次批判不仅不能削弱被批判对象的影响，反而越发扩大了它的影响。“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意识形态的威权也在这种无效的批判中不断丧失。这一方面表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昔日惯性的承继以及对创新潮流的防范与试图规约的方针，另一方面也反证了王蒙突破旧有的文体限制，追求新异性的勇气。赞扬和反对的两种意见都把王蒙指认为“意识流”，说明当时的普遍社会心态就是认为创新等于西化。这种接受心理，正是当时的阅读意识形态。在这一心态下，真实的王蒙反倒被遮蔽了。 那么王蒙究竟与西方“意识流”小说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断然否定西方“意识流”对王蒙的影响是不客观的，王蒙自己也说：“我承认我前些时候读了一些外国的‘意识流’小说，有许多作品读后和你们的感觉一样，叫人头脑发昏，我当然不能接受和照搬那种病态的、变态的、神秘的或者是孤独的心理状态。但它给我一点启发：写人的感觉。”(53)可见，“意识流”对王蒙的影响主要是一种思潮式的、方法论的影响和启发。西方“意识流”小说是一种流派，不是简单的技巧，这从“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一词的发现者美国哲学家兼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对“意识流”一词的定义中就可以看出来，威廉·詹姆斯认为：“意识在它自己看来并非是许多截成一段一段的碎片。乍看起来，似乎可以用‘链条’或‘系列’之类字眼来描述它，其实，这是不恰当的。意识并不是一节一节地拼起来的。用‘河’或者‘流’这样的比喻来描述它才说得上是恰如其分。此后再谈到它的时候，我们就称它为思维流、意识流或主观生活之流吧。”(54)威廉·詹姆斯认为，意识流也像鸟的生活一样，是由飞行和栖息的交替构成的：“我们可以把意识流中的栖息之所称为‘实体部分’，把飞行过程称为‘过渡部分’。我们思维的主要目的在任何时刻似乎都是要从我们刚刚有过的实体部分出发获致另一个实体部分。可以说，过渡部分的主要作用正是要把我们从一个实体部分的终结引渡到另一个实体部分的终结去。”(55)在这里威廉·詹姆斯所谈的正是人的意识的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意识流”被引入文学领域之后，它不是技巧，而是被描写的对象。美国文学理论家汉弗莱认为：“我们不妨设想，意识不但形同冰山，而且它本身便是一座完整的冰山，而不是露出水面的那一小部分。照此推论，意识流小说主要关心的则是水面下那一部分冰山。”“从意识的这个概念出发，我们不妨给意识流小说下这样的定义：意识流小说是以发掘意识的语前层次为基本重点的小说，其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人物的精神存在。”(56)既然“意识流”小说中的“意识流”是内容而不是技巧，那么这一内容有何特点呢？奥尔巴赫在《模仿》一书中认为：“意识流”就是“对处于无目的，也不受明确主题或思维引导的自由状态中的思想过程加以自然的描述，可以说自然主义的表现。”(57)由此可见，“意识流”小说中的“意识流”主要是潜意识，这种意识深受柏格森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影响，作品的基本倾向是非理性的。被称为经典“意识流”小说的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作品，就是如此。即便是这些经典作品，绝对的、通篇都在“意识流”之中的也不多见。他们也采用了诸如内心独白、自由联想、象征暗示等等手法，而这些手法并不等于“意识流”，只有当自由联想呈现为非理性的、无逻辑的、自动化状态的时候，才是“意识流”。因此，王蒙与西方“意识流”的区别是根本的。王蒙所借鉴的只是技巧。(58)在我国真正称得上是“意识流”小说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如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人的作品，把王蒙小说叫作“意识流”实在是时代的一种误读。既然如此，我们没有必要把王蒙的小说叫做“意识流”。所谓“东方意识流”的说法也没有道理，按照这种说法，王蒙的意识流是西方意识流技巧加中国的审美习惯，“是中国习惯审美方式与西方新表现技法的结合，是现实主义题旨与现代主义表现的结合，是物与我，内与外，形与神的融和汇合。”(59)这种观点看似公允，实则什么也没说，它没有深入到王蒙小说的文体肌理中去，而从文体的角度看，王蒙小说采用的正是自由联想的方式，这种联想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不是潜意识的无目的无逻辑的自由联想，而是有理性有逻辑的联想，这种有理性的联想，表现的是作家记忆中的事物，而记忆中的事物在根本上也是属于经验中的，只是由于经过心灵的过滤，而使时序颠倒，具有了感觉化情绪化的特点。 作为自由联想体，王蒙小说与我国传统文学的渊源关系更亲密。对此，何西来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我觉得，我国传统文学中的超拔的想象力对王蒙的影响是直接的。这不仅包括了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如庄子、屈原、李白、李商隐等，而且还包括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如《诗经》以来的“比兴”，《红楼梦》、鲁迅的作品中的联想等方法。对庄子的喜爱在王蒙而言是明显的，他小说的题目“蝴蝶”“逍遥游”等都明确地表示出这一点。王蒙在90年代初潜心研究李商隐和《红楼梦》，都是王蒙长久以来的心愿。20世纪60年代初，王蒙专门撰写论文《〈雪〉的联想》，对鲁迅作品中的联想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分析。这些研究文章和著作，可以雄辩地证明传统对王蒙深入骨髓的影响。在对李商隐的《锦瑟》及无题诗的研究文章中，王蒙多次提到联想，王蒙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只要对典故稍加解释，这两句便于明丽中见感情的缠绕，并不费解。典故可以是谜语，就是说另有谜底，也可以不是谜语，就是说无另外的谜底，只是联想，只是触发，触景生情，触今思(典)故，那么，引用典故便是一种‘故国神游’，是今与古的一种契合，是李商隐与庄周与望帝之共鸣与对话，李商隐有庄生之梦庄生之迷庄生之不知身为何之失落感，又有望帝之心望帝之托望帝之死而无已的执着劲儿。”(60)在谈到李商隐的诗为何具有朦胧性时，王蒙认为：“从结构上看则是它的跳跃性、跨越性、纵横性。由锦瑟而弦柱，自是切近。由弦柱而华年，便是跳了一大步，这个蒙太奇的具象与抽象，物器与时间(而且是过往的、一去不复返的时间)，有端(瑟、弦、柱都是有端的，当然)与无端之间的反差很大，只靠一个‘思’字联结。然后庄生望帝，跳到了互不相关的两个人物两段掌故上去了。仍然是思出来，神思出来的，故事神游游出来的。游就是流，神游就是精神流心理流包括意识流。”(61)由于这种思，由于这种联想，在形式层面就是“打破时空界限”，因此王蒙不无感慨地说：“近十余年谈文学新潮什么的，或曰‘打破时空界限’之类，其实，我们老祖宗压根儿就没让具体的现实时空把自己囿住。”(62)在这里，王蒙对李商隐的解读，实际上也是对自己创作经验的总结。在《〈雪〉的联想》一文中，王蒙给“联想”下了一个定义：“联想，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介于再造想象与创造想象之间的反映过程，是从某种表象创新结合为另一种表象。在文学欣赏(乃至创造)中，是思想从一个对象到另一个对象的过渡：前一个对象往往是具体的、比较简单明白的，或者是自然界的，后一个对象却往往是更有普遍意义的、比较复杂甚至不那么完全确定的、社会的。”(63)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王蒙所说的联想实际上就是我国传统文学中的“兴”体。王蒙说：“《雪》这篇文字(类似的还有《秋夜》等)，比较接近于我国古代所说的‘兴’体，‘兴者起也’，用现代的话说，也就是联想。”(64)在这里王蒙把联想与“兴”体联系在一起，是颇有眼光的，他为联想(自由联想体)找到了文体渊源。 四、80年代中期：审父与自审 1983年由于二儿子王石患了忧郁症，使王蒙处于极大的痛苦中，“没有比心理方面、精神方面的疾患更让人痛苦的了。生命，灵性，自觉，情感以及思想，原来可以使人承担这样多的痛苦。”(65)“我没有办法，我束手无策。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去医院，排队、挂号、找大夫，我倾听分析，我查询药物。我心惊肉跳，必须防止意外。我反省是不是自己在他的童年时代没有能尽心尽力地照顾好他的生长发育。我想知道他的这二十几年都经历了哪些压抑，哪些刺激，哪些折磨，而我到底能做些什么解除他的痛苦……”(66)1984年，王蒙带着逐渐好转的儿子到武汉，住在东湖宾馆，由儿子的病触动了自己的痛苦的童年记忆，他决定以童年经验为基础写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的酝酿与诞生。1985年春天，在进行了一番准备之后，王蒙到北京西郊的西峰寺开始了《活动变人形》的写作。小说最初命名为《空屋》，后又想命名为《报应》，最终定名为《活动变人形》。最早发表于《收获》1985年第5期，《当代》1986年第3期转载。1987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小说启动了王蒙痛苦的童年经验和家族记忆。作家自言，这是一部写得最痛苦的书。痛苦就痛苦在这是一部刻骨铭心的自身生命体验的书。小说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有着原型，倪吾诚之于王蒙的父亲王锦第，姜静珍之于姨母董芝兰，姜静宜之于母亲董毓兰，倪澡至之王蒙自己……从王蒙自传里，我们甚至都可以找到一一对应的痕迹。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王蒙在处理这一自传性纪实性极强的题材时，可谓颇具匠心。小说叙述的起点安排在1980年代的西方，叙述视点则是作为主人公倪吾诚的儿辈——语言学教授倪澡。这样的一个叙述视点和叙述时空，就把故事放置在中西文化交会的80年代，由子一辈来讲述、观察、审视自近代以来的父一辈知识分子的生活史和心灵史，从而使作品具有了广泛的典型意义。小说中的倪吾诚显然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倪吾诚出生于老中国的一个穷乡僻壤，他的祖父曾是参加过“公车上书”的前清举人，性情激进，精神特异，倪吾诚的伯父还是一个疯子，作为遗腹子的倪吾诚，继承了祖父的维新激进思想，天生“邪祟”，颇不安分。母亲用了对付丈夫的手段，教会了儿子抽大烟和手淫，试图以此消磨他的意志使其苟活在人世。然而，倪吾诚不愿苟活，他砸了烟枪，赶走了鬼混的表哥，毅然决然地走出了陶村，走进了城市，甚至走向了世界(留学欧洲)，不过，他高大身躯下的那麻秆式的罗圈腿，也象征着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先天不足。小说相当残酷地描写了倪吾诚蹉跎一生、一事无成的遭遇，描写了他挣扎在与三个女人的无休止的家庭战争中而不能自拔的悲剧。他留学欧美，对西方文明充满向往，对传统陋习厌恶至极。然而他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只是皮毛。他热爱科学，但也仅仅局限于为孩子买鱼肝油和寒暑表，嘱咐孩子刷牙洗澡上。他生活在“应该”里，但却没有行动的能力。他甚至不能改变自己同三个女人的关系。四十多岁他还认为自己的百分之九十五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七十多岁了仍认为自己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倪吾诚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他相当有代表性地表现出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在西方文明与传统文明夹缝中的处境，表现出那些耽于幻想而讷于行动的知识分子的痛苦与可笑人生，从而对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的空幻性给予必要的反讽。 很显然，王蒙通过倪澡在对特定时期的一类知识分子进行审视。刘心武称之为“审父意识”。其实，王蒙不仅在审父，也在自我审视。小说续集第五章写到倪澡拜访一个一个的朋友，这些朋友其实也是一个一个的倪吾诚，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与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王蒙说：“然而我毕竟审判了国人，父辈，故乡，我家和我自己。我告诉了你们，普普通通的人可以互相隔膜到什么程度，误解到什么程度，嫉恨到什么程度，相互伤害和碾轧到什么程度。我起诉了每一个人，你们是多么丑恶，多么罪孽，多么愚蠢，多么不幸，多么令人悲伤！我最后宣布赦免了他们，并且为他们大哭一场。”(67) 五、90年代以来：为共和国存照的“季节系列”小说 1989年9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王蒙被免去文化部长职务。接着受到一些人的上纲上线的批判。1990年初冬，王蒙出席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召集的长篇小说座谈会，就是在此次会议上，王蒙决定“写一部一个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这，就是此后‘季节’系列的由来，也是自传三部曲的由来”。(68)“季节”系列主要包括《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实际上还有《青狐》。 1991年王蒙正式开始写作《恋爱的季节》，1992年发表于《花城》第5、6期合刊，1993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恋爱的季节》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作是对《青春万岁》的一次“重写”。所谓“重写”，是说历尽劫波后的王蒙开始自觉地审视反思50年代的理想主义的历史。小说既真实地再现了共和国初期一代青年人热烈、纯真、激情、昂扬的理想主义精神风貌，同时也没有回避理想主义激情背后的狂热、极端、简单、粗暴等弊害，从而客观地全景式地记录了50年代的历史。在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日常生活往往被看作庸俗平凡无意义而与理想主义相龃龉，于是，我们看到了诸如周碧云与舒亦冰、满莎，赵林与林娜娜，洪嘉与朱生厚、鲁若，祝正鸿与束玫香，李意与袁素华，钱文与吕琳琳、叶冬菊等的恋爱风波及情感纠葛。高挑美丽的周碧云本来与高大英俊的舒亦冰是一对恋人，但由于舒亦冰缠绵悱恻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与高歌猛进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周碧云倾心于身材矮小而激情澎湃的满莎，他们闪电般地进入恋爱并步入婚姻的殿堂，也预示着理想主义自身的危机。当高大的周碧云把矮小的满莎拥抱入怀，当舒亦冰与满莎在婚礼上相见，两人的对比，实在给人以喜剧的感觉：“一个高，一个矮。一个黑，一个白。一个忧郁，一个欢笑。一个熟悉，一个陌生。他们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他们的会面握手给大家以幽默的感觉。”这是时代的喜剧，当狂热退却，生活趋于日常的时候，这种悖谬、不协调、分裂，甚至是荒诞的感觉就会如期而至。周碧云终于明白了自己真爱的人不是满莎而是舒亦冰，当她不顾一切地声明自己的这一心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她只能在“我——无聊”中度日，甚至还发生了与凌涵栋偷情事件。 生活的过分政治化，是这个时代年轻人的共有特征。政治化渗透进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穿衣打扮、起名字、动辄写血书……甚至去厕所也要集体行动。洪嘉爱上英雄朱生厚，有一种悲壮的崇高的献祭的精神；钱文痛恨自己的名字不够革命，“甚至钱文也试图给自己起个好名字，特别是起个好姓，姓钱，这简直是腐朽，干脆是反动！”然而过分政治化的生活当遭遇日常、琐碎与个人私情的时候，就会显露出巨大的破绽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王蒙没有随意贬低那个时代，他的总体基调仍然是歌唱，他在非常严肃地表现那个虽然幼稚但又令人十分怀念的时代：“这真是一个恋爱的季节，浪漫的季节，唱歌的季节吗？哪里都是爱情到处都是爱情，人人都是爱情。爱情的幸福就这样容易地降临到每一个人的额头上。获得信念，获得爱情，获得无玷的理想和幸福，似乎比捡拾一片树叶还容易。这是何等光明的岁月！到处是光明，心底是一片光明。除了光明光明光明还是光明！能够这样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能够这样度过哪怕是一年、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就已经值得羡慕了哦！”在《王蒙自传》里，王蒙谈到《恋爱的季节》时说：“那是新中国的童年时期，难免革命的幼稚，‘解放’的幼稚。如果仅仅是幼稚，就与一个儿童的幼稚、生手的幼稚、突变后的幼稚一样，不应该受到嘲笑。不受嘲笑，但是必须正视，必须及时超越，及时前进，及时摆脱浅薄的牛皮与自说自话，更摆脱孤立与封闭，愚昧与无智无知。在我看一些港台与海外影片时，包括从凤凰电影台看到的片子，看到个别影片描写大陆，一个女青年夸张地，应该说是丑态百出地表演着豪言壮语的诗朗诵，我对这样的描写颇觉反感。同样看到把激情燃烧的岁月简单表现成野蛮专横的日子，也不敢苟同。革命的凯歌行进、大快人心都不是表演，不是朗诵而是历史的真实。问题在于，治国安邦，光靠朗诵的热烈与动作夸张是远远不够的，滥用热情是可笑的也是罪过的。同时，人就是人，人还是人，革命再伟大，胜利再辉煌，弱点仍然是弱点，失误仍然是失误，中国仍然是中国。孰能无过？孰能免祸？孰能不坚持过错，孰能不自寻大祸？谁醒悟得早，谁早早走上实事求是的大治之路。而只知道恶意糟蹋，也就丧失了对中国大陆的了解的起码客观性与自身的影响力、说服力。”(69) 1994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季节系列”第二部《失态的季节》。这部作品主要写了1957年反右运动和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右派”们在“劳动改造”过程中的种种“失态”的表现。“反右”题材的小说在80年代初期，往往是充满悲情悲壮之气的。被错划的右派，犹如背负十字架的受难的圣徒，他们道德上是完善的，精神上是高大的，他们的落难是小人拨乱，因而戏剧化的因素明显。王蒙的《失态的季节》所写的“右派”们，一反此前描写右派的悲情化与戏剧化，而是还原了“右派”们的真实生活和处境。在王蒙的笔下，大奸大恶，“好人”“坏人”似乎都很难区分。无论是管教干部曲风明、洪嘉，还是徐大进、苗二进、章婉婉、费可犁以及钱文、萧连甲、鲁若、郑仿、杜冲、高来喜等右派们，他们其实也都是芸芸众生，谁比谁也高明不了多少的普通人。王蒙既站在局内，也站在局外，体验、观察、反省着这群特定年代的倒霉蛋儿们的各种“失态”的表演。“失态的季节”不仅指的是那个时代的“引蛇出洞”、大搞“阳谋”的反右扩大化以及后来的“大跃进”和三年的天灾人祸等政治上的“失态”，而且更重要的还是表现出了在不正常的政治生态中，右派们的心灵扭曲、丑态百出的人性失态。曲风明作为划右派的“极左”分子，按理说应该是一个反面人物，但王蒙在描写他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把握了分寸的。曲风明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有一些缺陷，据王蒙在自传里讲，曲风明原型是负责王蒙“问题”的W，是当时抓运动的骨干之一。“他戴一副小眼镜，个子不高，很能分析问题。”(70)“W已经欲罢不能，搞完我后，又把他的一位副手几乎打成右派，只因为名额限制，开除了该副手的党籍，却没有给他戴成帽子。此后W两次吞安眠药自杀，一次在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机会主义之时，救回来了，他只承认是严重神经衰弱，安眠药吃多了。最后，他终于在‘文革’一开始时死去了。他的心情有特别不好的一面，他的老婆很白净漂亮。传出来是他办不了事。‘文革’后团市委给一批被‘文革’迫害致死的同志开追悼会，W的追悼会我也去了。我在追悼，在告别一个时代。”(71)可见这个原型与小说中的曲风明十分相似。曲风明对萧连甲和钱文的分析“帮助”，以及与妻子闵秀梅的离婚，被打成“右倾”，自杀等描写都来源于生活。曲风明“内心阴暗”“性压抑”，但却十分热衷于搞“运动”，痴迷于“分析”，他的分析让号称“理论家”的萧连甲也不得不折服。他对钱文“大海”诗的分析：“……你怀念大海做什么？你本来就没有去过海边，你哪儿来的怀念呢？你生活在北京，生活在毛主席身边，生活在革命的大家庭里，你不珍惜这一切，却去怀念你见也没有见过的大海。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情绪呢？你的大海究竟影射着什么呢？你对现实怎么会这样厌倦。这样不满、这样反感，而要去怀念虚无缥缈的远方的大海呢？大海那边有什么？台湾还是美国？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中国之间并不隔着大海！”这种分析实在令人瞠目结舌，荒唐至极。曲风明实际上具有了作为“坏人”“小人”的全部可能性，然而，王蒙没有这样做，王蒙以一种大悲悯的胸怀，写出曲风明的可恨、可怜、可悲的命运悲喜剧。王蒙在小说中写道：“曲风明的温暖是真诚的。他深信他是在挽救这些陷入泥坑的逆子，收回这些迷途的羔羊，荡涤他们身上的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治疗他们的精神脓疮，割除他们心灵上的恶性肿瘤，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是在做最好的事。”可见曲风明是以革命的正义的名义来进行反右工作的，因此，他不能被写成小丑。在自传中王蒙说：“总体来说，W收拾我并无个人动机，团市委的反右，我没有发现公报私仇的情形，像二十余年后的一些文艺作品所表现的那样。人人为事业为原则与同事友人亲人突然撕破脸，大义灭亲，血箭封喉，这更要命。撕破脸，这三个字当年正面语言公开提倡过，而心慈手软，是要不得的。”(72)《失态的季节》描写了在这一特殊的政治生态中“右派”们集体失态的人性黑暗的一面。他们互相撕咬，互相批斗，互相折磨，自轻自贱，自暴自弃，人格分裂，可悲可怜。可以说。王蒙改写了此前反右题材写作的模式，开创了新的格局。 1997年10月，“季节系列”第三部《踌躇的季节》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部小说写上世纪60年代初期，右派摘帽回城后的生活与心态。钱文回到了“人民的队伍”，进了高校教书，随着60年代初的政策的调整，钱文作为“作家”的身份似乎也被重新认可，编辑登门约稿，文学青年追捧，邀请观看演出，获准携眷前往，引荐认识名流，“补缺”陪宴外宾，如此等等，属于钱文的文艺的“春天”似乎真的来临了。钱文踌躇满志、跃跃欲试，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极“左”政治的风声愈来愈紧，阶级斗争的调门愈来愈高，摘帽右派依然是右派。原先登门约稿的编辑也不再约稿，甚至唯恐避之不及，原先要发的稿件，也如泥牛入海无消息，钱文被封杀了，搁置了，一个大活人，一个爱好文学的有才华的作家，从此不再有任何机会了。 不仅仅是钱文，像文艺领导的犁原、张银波等也不能在这忽冷忽热的极“左”风潮中求得万全。犁原是公认的理论家，有水平的文艺界领导，但在政治风云的浮沉中，犁原也同样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反胡风运动中，他写了一篇评论路翎小说的文章，稿件已经发排，他突然听到风声，关键时刻撤回稿件，结果胡风案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他吓出一身冷汗，反右之前，他拟好了鸣放会上的发言稿，结果因大病住院躲过一劫，反右运动中，他甚至没有能力营救自己的女友廖琼琼。频繁的政治运动造就了犁原畸形分裂的性格，到了1962年他说的话也只有半句话了，“甚至连半句话也够不上，他只是寒冷地咝咝哈哈，伤痛地嗯嗯，或者像是鼻腔发炎似的老是在那儿吭吭。这个嗯嗯……精神……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批评了……紧张……加强……修正……这个这个……国际形势……危险……意识形态……同志……苏联东欧……四无三和两全……右倾，还是右了，还是要反右……连夜开会……整风……问题严重……发了脾气……想不通……站得高……提醒大家……反修防修……面临风暴……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更有甚者，犁原一到遇到政治上的敏感事件，就腹内痉挛，肛门收缩，以至于拉在裤裆里。由此他对其他的一些文字也产生敏感，如对川菜的“麻辣”二字，犁原敏感到恐怖的程度：“他一见这两个字就会开始出荨麻疹，下唇发抖。另外他最敏感的是俚语“占着茅坑不拉屎”，见到这七个字他的肚腹就开始绞痛。他此后写文学评论的时候，凡是读到有“麻辣”和“占着茅坑不拉屎”字样的作品，他都会不喜欢，并拒绝予以评介。这里的政治事件引发的生理反应初看不合情理，仔细想来又在情理之中，政治的威力之大，异化的不仅是思想，还有身体与生理。其实，按照福柯的观点，政治权力作用于人的最终总是肉体。“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和义务。”(73)政治权力通过对人的身体的惩罚，进而规训人的思想和行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是这样的吗？大规模的给右派戴帽下放劳动，正是政治权力对知识分子身体自由的限制和对肉体的惩罚为先导的。只有对身体的惩罚，使人成为驯顺的肉体，才有思想的规训，用王蒙的话说就是“骟净”了。可见政治权力的威力主要与人的身体相连。如此说来，犁原的由对政治的敏感而导致的生理反应就是很真实的了。 2000年“季节系列”第四部《狂欢的季节》载《当代》第2期，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该“季节”写来到新疆后的钱文在“文革”中的遭际。由于地处边陲，不在“革命”风暴的中心，“文革”开始后，钱文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而是被遗忘，被搁置，本来来到边疆试图冲开一条活路的打算也随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落空了，钱文只能踏踏实实地回到一个普通人的日子中，抽烟喝酒打麻将，养猫养鸡学炊艺，他战战兢兢，烧掉了所有信件和文字，在痛苦和无望中打发日子。然而身处边缘的钱文，却能在局外冷眼观察和反思“文革”中的人和事。比如刘小玲之死，章婉婉的表演，洪无穷与陆月兰的革命，祝正鸿的反戈一击，赵青山、王模楷的投靠与拒斥的尴尬等，把“文革”中的狂热、狂欢、荒谬等非理性的实质都揭示出来。刘小玲在“文革”开始后，以狂热而单纯的理想信念，以义无反顾的赴死精神，积极投入了这场革命，结果却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一个荒唐的年代为一个荒唐的理念而献出生命，这是当年许多红卫兵们所走过的道路，时过境迁之后，刘小玲的死没有人再去追究真相，她死得荒谬而无价值。相比之下，洪无穷的革命则是随波逐流，陆月兰的革命则缘于对父母的怨恨，而章婉婉的积极表演则是为了获得身份的改变……造反和革命的理由形形色色，但都掩藏不住非理性的实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极大地煽动起来人们内心中的各种欲望，全民参与，全民狂欢……王蒙试图全方位地展示“文革”的图景，不过，由于缺少在中心亲身的参与的体验，所写的那些惨烈事件，总有一种“隔”的感觉。 2004年1月《青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小说接续前“四个季节”，以钱文的视角，描摹了80年代初期文艺界各色人等的生活，因而也被称为“后季节”系列。小说以青狐作为结构的核心，既增添了人物的传奇色彩，也加强了小说的故事性。青狐原名叫卢倩姑，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她命运多舛，年少丧父，婚姻失败，两任丈夫均死于非命，因此她被视为克夫的白虎星。在百般挫折之后，卢倩姑转向文学创作，因小说《阿珍》一炮走红，从此走上文坛，成为著名的作家青狐。青狐由倩姑——青姑——青狐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是80年代作家们由另类公民到一般公民再到“高级”公民的“成精”的过程，也恰恰反映了80年代由封闭到开放，由禁锢到自由的时代变迁中的知识分子精神亢奋的历程。青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文学是现实匮乏的一种补偿，她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爱情，都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白日梦。青狐的文学发迹史、传奇史，正是理想主义在80年代的亢奋史。王蒙以犀利的语言，以反讽的语调，反省了极端理想主义在80年代的高蹈与空洞。支持青狐、并命名了青狐的理论家杨巨艇，更是一个凌虚蹈空，大言炎炎，高度亢奋而实际无能的80年代知识分子的另一代表，号称“阳具挺”(杨巨艇)，实则“性无能”，他与青狐的恋爱只能是精神性的。而米其南则是另一种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刚刚抖掉满身的伤痕，便高度放纵情欲，极端追求欲望的满足。 在《青狐》中，王蒙注意到了80年代的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他写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旧交替的艰难和吊诡。白有光与紫罗兰夫妇借改革之名向他的堂兄老白部长的发难，看似是新旧之争，实则是权力之争。小白部长掌权之后，更是拉一派打一派，他与老白部长的“亲戚”关系，象征性地揭示了意识形态政治的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王蒙虽然反讽性地写出了80年代的各种病症，但80年代还是值得缅怀的，90年代的到来，钱文的儿子钱远行由“愤青”而“官商”，并对钱文这一代人猖狂出言，认为他们这一代人太可怜了，钱文只能报以苦笑。可见八十年代只能成为回忆，“或者更正确地说，已经没有什么人去回忆了。” 总之，“季节系列”以个人的最感性的生命体验，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王蒙“为共和国存照”的雄心完满实现，随着时间的延续，季节系列的认识价值与文学价值也愈来愈珍贵。 六、另一套笔墨：讽喻性寓言体小说 王蒙是一个多面手，他的学术研究，他的文学批评，他的旧体诗和新体诗，自不必说，就是小说创作也还是有着另一套笔墨的。同以上小说多以王蒙个人的自传性视角介入历史不同，在这另一套笔墨的小说中，则是智者王蒙对社会、对政治、对世态风情的洞明和穿透。我把这种小说称为讽喻性寓言体小说。这类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智性视角，这是一种全知视角，不过这个全知视角的发出者始终是作为一个站在作品外面冷静观察的智者形象而呈现出来的，人情的练达和世事的洞明，使他的观察总是那样机智、犀利、洞幽触微。 1980年写作的《说客盈门》是王蒙采用传统相声手法来尝试进行这种讽喻性寓言体小说写作的开端。写于1982年7月和1983年2月的《莫须有事件——荒唐的游戏》与《风息浪止》则要放得开得多。前者假托医界，后者则干脆安排在宣传部门；前者写医学新星周丽珠与诈骗“新秀”王大壮之间的较量，这一较量以周丽珠的惨败而告终；后者通过金秀梅被人为树为“五讲四美”先进典型之后的遭遇，对我国现行宣传体制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给予辛辣的嘲讽，同时对人与人之间的嫉妒、猜疑等劣根性也予以无情的揭露。作者居高临下，从党的高级领导到下层小市民，王蒙的犀利目光无不入木三分，他的通透机智使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司空见惯的事件现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真面目。 以后的这类小说基本按照这样的模式叙述，其视角都是这种全知式的智性视角。无论是《加拿大的月亮》(1974)还是《名医梁有志传奇》《球星奇遇记》《郑重的故事》《满涨的靓汤》等都是如此，唯有例外的是《坚硬的稀粥》。这篇写于1989年初在九十年代引起轩然大波的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方式。叙述人“我”是中年人，讲述一个四世同堂之家“膳食改革”的故事。这样一个讲述者的选择是充满意味的。在中国文化中，“老年文化”与“青年文化”的冲突是经常发生的，“五四”时期是“青年文化”对“老年文化”的一次声势浩大的冲击，但在一般情况下，“青年文化”是被“老年文化”压抑着的，在这种情势中的“中年文化”只能是一种过渡的中立的文化。中年人较之于青年人，缺少了激情和闯劲，但却克服了青年人的幼稚和狂热，中年人较之于老年人缺少的是经验和对人事沧桑的透悟，但有时也较少固执与保守，因此以中年人为视角则比较客观。从叙述人“我”的态度和倾向性来看，这个叙述人与王蒙比较接近。作为智者的王蒙的视角仍然高悬在作品中。 王蒙的这一类小说不同于前面小说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艺术结构上的“传统”性。这些小说基本可以称为情节小说。它的基本模式主要是围绕一个中心事件展开叙述：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每一个环节都不少，因此，阅读这类小说读者不会感到疲劳。但是这类小说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写实小说，它所写事件往往具有很大的荒诞性，荒诞的人和事，使阅读又产生一定的阻隔。从这一意义上说，这类小说又是很“现代”的。“现代”意味着作者不追求外在的逼真性，而是追求一种内在的精神真实性，在外在的荒诞、变形中，凸现的是世态人情的本真状态。 对于王蒙来说，生活的荒诞政治的荒诞世态的荒诞比任何人都体会得要深。然而，王蒙没有把其归结为世界的荒诞，王蒙只是提取局部的事件的荒诞，只是采用荒诞的手法，这再一次证明王蒙世界观中的矛盾。在理智上把生活看成整体上的有理性、有秩序，而又在局部上感觉上觉察出生活本身的非理性、荒诞化，这是王蒙永远解决不了的矛盾。王蒙永远徘徊在理智与感觉、理想与现实之间。他的幽默是温暖的，他的调侃是有节制的，对事不对人的策略，使他的讽喻对象没有坏人，当他嘲讽一个人时，总是留有余地，总是要站在被嘲讽者的处境上为他考虑。王大壮也有他的合理性(《莫须有事件》)，老爷子并不保守(《坚硬的稀粥》)，朱慎独也不是首鼠两端的小人(《冬天的话题》)，恩特是无辜的(《球星奇遇记》)等等。这说明，王蒙所针对的主要不是人性中的与生俱来的恶，相反他倒是为每一个人都留有了余地；他也没有对整个世界产生绝望，王蒙所侧重的是世态人情中的人际关系，这一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关系，由此看来，王蒙所写的是一种政治寓言。 写政治一直是王蒙最感兴趣的题材。可以说王蒙的所有小说都是政治小说。而这样的小说在当代作家中唯有王蒙可以驾轻就熟。早在70年代末，王蒙就曾对刘绍棠说：“你写不了政治性太强的作品，这个题材应该我来写。你还是写你的运河、小船、月光、布谷鸟……田园牧歌。”(75)这些话无疑是有自知之明的。王蒙对政治的热情和爱好使他的小说成为真正的政治寓言。王蒙实际上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14岁不到就成为地下党员的革命经历，是王蒙人生的真正起点。革命干部的身份与诗人身份的交织变奏，使王蒙一直对政治情有独钟。1957年的罹祸、“文革”中的靠边站直至80年代复出后的文坛领袖和官至文化部长要职，王蒙始终在政治旋涡里摸爬滚打，世态炎凉、人际关系的复杂、仕途的险恶王蒙都感同身受，可以说王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生活，除了写政治王蒙还能写什么？ 在谈到李商隐时，王蒙对古人把温庭筠与李商隐齐名，都列入侧词艳曲一路颇不以为然，王蒙认为：“李的气象要丰富得多，风格要变化得多，感喟要深邃得多，寄兴要迢阔得多。侧词艳曲云云，太皮相了，完全不能概括李商隐的风格。一句话，李商隐的作品更有分量，而这种分量的一个重要的因子乃是政治。有政治与无政治，诗的气象与诗人的胸怀是大不相同的。一个完全不涉政治的侧词艳曲的作者，不可能获得那种思兴衰、探治乱、问成败、念社稷、忧苍生的胸怀，不可能获得那种与历史与世界与宇宙相通的哲学的包容，不可能达到那种亦此亦彼、举一反三的感情深处的通融，不可能达到那种幽深杂复、曲奥无尽的境界。……李商隐在政治上是失败的，甚至连失败都谈不到……但这种无益无效的政治关注与政治进取愿望，拓宽了、加深了、熔铸他的诗的精神，甚至连他的爱情诗里似乎也充满了与政治相通的内心体验。”(76)这些话写于1991年，王蒙刚刚从文化部长的位置上“辞”下来，险恶的政治风浪正包围着他，这些话难道没有夫子自道的意味吗？总之可以说，王蒙对政治的关注也是一种生命体验。自由联想体小说和“季节系列”是直接写政治，而讽喻性寓言体小说则是隐喻性地写政治。王蒙有很高的政治抱负和很高的政治智慧，这些小说是王蒙政治智慧的寓言化体现。 如果说，《莫须有事件》《风息浪止》《冬天的话题》是王蒙对生活中的某种现象加以政治性的观照，那么写于80年代末的《球星奇遇记》《坚硬的稀粥》和写于90年代的《蜘蛛》《郑重的故事》《满涨的靓汤》就是深入到政治的肌理中去。所写的事件触目惊心，笔力老辣苍劲，没有切肤的政治经验和高深的政治智慧是断写不出的。读《球星奇遇记》初则酣畅淋漓，继则惊心动魄。球星恩特被弄假成真的传奇经历，完全是被市长抛出的一枚政治棋子。及至恩特进入政治权力中心，那四伏的危机，那险恶的倾轧，都足令人毛骨悚然。王蒙借这个荒诞的故事，揭示的是政治的游戏规则。在政治之中的人和人的关系就如同狼与狼的关系一样，上下级之间、朋友之间乃至夫妻之间除了利用就是暗算，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将受控于一种权力欲，无尽的欲望的舞蹈将使人不能自已，不能自控，最终玉石俱焚。作品中出现的扑向勃尔德和小恩特的两只狼，正是恩特与其妻酒糖蜜内心欲望的隐喻。然而，恩特是无辜的，他的被动，他的不自主，使他始终在向善与作恶之间挣扎，人的善心与政治的残酷构成小说的悖反。最终，王蒙让恩特向圣母与耶稣忏悔，他要自主选择，然而，“他真的能够自主选择吗？”王蒙的这一诘问，使我们对恩特的未来命运充满了疑惑。 《蜘蛛》假托海外商界，实则也是一种政治寓言。商场与官场虽然从事的职业不同，但游戏规则却是一样的。其貌不扬出身低贱的文员祝英哲几十年如一日，阿谀奉承老板、崇拜小姐，这种坚忍不拔的政治品质说明祝英哲不同凡响。当祝终于爬上老板的位子上时，他便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无所不用其极。祝英哲的发迹史，使我们想到历史与现实中的许多人和事，王蒙运笔荒诞，实际上却是政治生活的普遍化抽象化寓言化。 《坚硬的稀粥》借“膳食改革”这一荒诞形式，把我国政治结构的这种家长制统治方式凸现出来。在这样的体制下，所有的改革都将是皮相的。“理论名称方法常新，而秩序，是永恒的。”作品中的老爷子不可谓不开明，但开明如老爷子者，也不可能根本改变体制，所谓放权、所谓民主，只能是装饰而已。吃惯现成饭的爸爸妈妈之辈，唯有唯唯诺诺；满脑子新观念，敢闯敢干的儿子辈因为全盘西化，不合国情，其失败是必然的；喝过洋墨水的堂妹夫辈，满口新名词，理论一大套，但除了空谈却无一用处。改革之难通过坚硬的稀粥咸菜体现出来。童庆炳先生在谈到这篇小说时认为，《坚硬的稀粥》与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中的西西弗故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他说：“王蒙《坚硬的稀粥》中的‘稀粥’，就如同那巨石，不论人们如何改变它，它仍然坚硬，仍然会回到原来的状态。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西方人看来西西弗是一个荒谬的故事，在中国人看来《坚硬的稀粥》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更富于中国文化内涵。这是王蒙的《坚硬的稀粥》与加缪的西西弗故事的不同之处。但是它们之间相似之处也许更多。在我的解读中，王蒙的《坚硬的稀粥》，其文化哲学的寓意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是指一种传统，一种习惯，一种思想，一种方式，一种守望，一种节操，一种社会……这些都像‘稀粥’那样‘坚硬’，不容易改变。就像西西弗推着的石头，推到了顶点，又可能再滚下来。这样《坚硬的稀粥》就有了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表层意义就是那个家族膳食改革因最高权威爷爷的干预而失败；深层意义则是多重的丰富的，有待于读者的不同的解读。”(77)童庆炳先生的这一解读是深刻的，这一解读使“稀粥咸菜”的隐喻指向了中国古老的民族文化心理，正是这种民族文化心理成为改革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由此，王蒙的主题又回到了鲁迅开创的国民性上来了。 《满涨的靓汤》是一篇充满老庄哲学的寓言化文本。李先生被董事长汤公赏光吃饭，李先生好不受宠若惊。然而宴席上却并无一物，尤其是那一道巨煲汤，据说是“诸肉诸骨诸海鲜诸山珍诸药材诸果诸蔬诸粮诸豆诸调料诸虫诸菌诸维生素诸矿物质诸基本元素钙铁磷铬钼硒锰铜碘醋……”煲成，有延年益寿、滋阴壮阳之神功，然而，豪华的巨煲却打不开。李生一顿饭下来，并未吃到一菜一饭，也未喝到一汤一酒。李生百思不得其解，乃至精神分裂，不仅丢掉了工作，而且老婆也离他而去。病愈后的李生终于悟到了汤公之汤的奥秘：“汤非汤。汤非非汤。汤有汤，汤无有汤，汤无无汤。靓即是丑，丑即是靓，靓自非丑，非非丑，非靓，非非靓。0即是圆，圆即是0。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什么都有。无为而无不为，无汤而无不是汤。天地一煲，造化熊熊，万有皆汤，万汤皆靓，汤公神威，何汤不汤！”从此李生决定终生献身靓汤事业。但是，李生一改汤公规矩，把靓汤做实做大，甚至不惜自残乃至献出生命，而他的靓汤却招来各种非议，李生临终终于彻悟，实不该把汤公的靓汤由虚做实，将无做有，“他希望后人以他为戒，一定要闹清至文无字，至理无言，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器免(注意，不是晚)成，大汤至汤无汁无色无味无物无边无际无可饮啜更无法制造的深刻道理”。这篇小说发表于1998年，联系到老年王蒙对超越的推崇，作品庶几就是王蒙悟道的产物。 总而言之，讽喻性寓言体小说是王蒙对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的一种寓言化处理。它的犀利和透彻是当代作家中无人可以匹敌的。但是，毋庸讳言的是，我在阅读这些小说时，总感到一种不满足，总感到这些小说机智尖锐透彻有余，浑远厚重阔达不足。当我将这些小说与鲁迅相比，与卡夫卡、加缪、贝克特甚至米兰·昆德拉等相比时，总觉得王蒙的这些作品虽然也具有哲学的底蕴，比如前面说的《坚硬的稀粥》，但还是缺少开拓的深度。王蒙所关心的是人在政治中的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中的人的命运；王蒙虽然也写出了人的政治存在的状态，但却忽略了人的存在的根本处境。正是这一重大的缺失，使王蒙的政治小说显得机智有余犀利有余而厚重不足。当我们审视变成大甲虫的格里高尔·萨姆沙时，当我们为永远也走不进城堡里去的K而迷惑时，当我们为每天都徒劳地把石头推上山的西西弗而感喟不已时，当我们为戈多的永远也不来而感到无聊时，我们心中所鸣响的是人类面对的共同处境的震撼。同样是寓言，卡夫卡、加缪、贝克特所写的是存在的根本处境的寓言，而王蒙所写的却是局部的政治寓言。正由于这个原因，王蒙的这些小说往往招致一些指责。比如对《坚硬的稀粥》的指责，这些指责固然很无聊，但反过来看，王蒙的小说是否也给人一种错觉呢？这种错觉就是因为王蒙所写离现实政治太近，很容易使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78) 以上是王蒙讽喻性寓言体小说的几个特点，从创新的角度看，王蒙的这类小说首先开创了“文革”后寓言化小说的先河；其次，王蒙的这类小说继承了我国传统文学中的讽喻传统，并将幽默调侃和荒诞的手法引进小说中。王蒙是“文革”后调侃小说的开创者。 七、王蒙思想的魅力及其意义 通观王蒙六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我们称他为思想家是完全有理由的。是的，王蒙是一个有思想的文学家，王蒙的思想目前还不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这就愈发说明王蒙思想对我们时代的意义。 “杂多的统一”是王蒙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杂多，就是一种开放性。”“开放性”就是包容，就是兼收并蓄，就是平等民主地对待一切人和事。“杂多”又是多元的、交往的、承认差异和特殊性的博大胸怀。那么“统一”呢？“统一”在王蒙看来“指的是一种价值选择的走向，价值判断的原则和交流互补的可能性”。可见，“统一”就是在一种统一的价值原则下把“杂多”整合为有机整体的一种状态；“统一”就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原则；“统一”就是摒弃相对主义，也不要绝对主义。所以，“杂多的统一”就是有规范的开放，是一种把握好“度”的平衡原则、中庸原则。正是“杂多的统一”的世界观，使王蒙摒弃了两分法而走向了“三分法”，即承认在两极之间的中间状态的存在。王蒙多次说过：“不承认中间状态是极权主义的一个特点。”(79)王蒙毕生致力于成为一个连接官方与民间的桥梁、一个中介，实质上成为一个界碑了。这就是王蒙说的“多了一厘米”。因此，坚持中道原则，才能不偏不倚，不简单化、绝对化、极端化，才能真正达到“杂多的统一”。 由此带来的是王蒙在政治思想上的清明、和谐、包容与建设的主张。王蒙说：“我致力于低调、沟通、缓和、平衡、克制、自律、抹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王蒙也曾多次讲到自己赞成的是改良。赞成改良，使王蒙对激进主义心存疑虑；提倡宽容，使王蒙对整合与超越格外倾心；青睐相对性，使王蒙对任何形式的独断论、绝对性深恶痛绝。在美学思想上，王蒙是主张混沌美的。事实上，混沌美不完全是一种技巧，而主要是一种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和领悟的结果，因此混沌美的基础是“真正的写实”。所谓“真正的写实”就是一种全方位的、混沌的写实，一种无选择的“广泛的真实性”。混沌不是糊涂，混沌是欲说还休，是一言难尽，是矛盾重重，混沌实际就是一个作家对生活无法穷尽的困惑和悖论。那么，一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为什么他要频频地遭受争议？所谓的“太聪明、太世故、左右逢源，当然还有左右夹击、腹背受‘敌’”，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呢？这实际上只能从思维方式上去解释。 我觉得，王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是他立体复合式的思维方式。所谓立体复合式思维方式，是指王蒙在看取事物的时候，总是力避简单化的、单向性的、黑白分明的、非此即彼的极端化思维，倡扬复杂全面的、多向立体的、亦此亦彼的多维理性思维。对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王蒙在自传里曾不止一次谈到过。在谈到“人文精神”的时候，王蒙说：“我终于看出一些好同行的红卫兵背景。作为政治运动，你可以全面否定，彻底推翻，审‘四人帮’，‘揪三种人’，在中国的情势下，没有什么人提反对意见，也没有讨论争辩的必要与可能。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文化现象、思维模式，红卫兵的影响将长期存在。高调主义，零和模式，唯意志论，精神至上，斗争哲学，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拉之下马，悲情主义，极端主义，永不妥协、永不和解，自命鲁迅，所谓只身与全中国作战，到咽气那一刻也是一个也不原谅……这些红卫兵精神，在多少人身上仍然存活！包括不同的政治选择的人，进入截然对立的营垒的人，其心态与方式竟然如此相近！”(80)由此可见，王蒙不遗余力所反对的正是一种极端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管表现为极“左”还是极右，其实质都是一样的。而王蒙所提倡的正是它的对立面——立体复合式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真正超越了好坏黑白你死我活式的、简单二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惯例之后的一种立体复合多元并举的辩证型思维方式。 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获得是不易的，它是王蒙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付出了沉重代价，集一生之经验后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的王蒙也和所有的革命人一样，在形势的裹挟下，走上了比较决绝的革命道路。作为“相信的一代”，他对“革命”神话的力量坚信不疑。由于“地下党员”的特殊身份，王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绝对是以主人翁甚至是救世主的心态从事革命工作的。王蒙在《自传》中这样评价自己：“我相信我当时‘左’得惊人。”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被划为“右派”，并不是由于自己思想上的“右”，实际上恰恰与自己“见杆就爬，疯狂检讨，东拉西扯，啥都认下来”的“一套实为极‘左’的观念、习惯与思维定势”有极大的关系。在经历了一担石沟的改造、新疆十六年的自我流放，80年代重返文坛的王蒙已经不是昔日的王蒙了，他由理想主义走向了经验主义，由简单化极端化的思维方式走向了立体复合式的思维方式。 长期以来，我们所习惯的那种极端的偏执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与自近代以降思想界、政治界对革命的诉求有关。当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愈演愈烈，当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日甚一日，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和谐思想便愈来愈显得无力。爱国反帝改变现状的冲动急需找到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认真梳理中国近代以降的思想史，我们就会发现，对后世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方法是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级斗争学说。进化论的要点是对传统的历史循环论的挑战。在当时进化论起到了革命启蒙的进步作用，其功绩是不可抹杀的。然而，进化论把时间赋予了价值，时间成为一种神话，这种线性的历史进步论，催生了激进主义的昂扬。进步与落后，新与旧，革命与反革命，前进与后退等等二元对立也在进化论的框架下形成了。 中国进入现代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迅速为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与进化论在具有实用理性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是有着较大的一致性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造，实际上也是在实用理性层面上的创造性运用。当然，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重要的科学的指导意义。但是，长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军事斗争形势，也使黑白分明、决然对立、你死我活的激进主义革命逻辑成为生活的常态，渗入每一个革命人的血液中，极大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由此看来，在近代以降经历了康梁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国共两党之争、抗日战争等等的中国，这种革命性思维方式大有市场，这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当革命取得成功之后，我们没有适时地转变这种思维方式，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思维方式。在政治实践中的“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乃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早已把这种思维定势再一次强烈内化进国人的血液中。直到今天，这种思维定势仍然很有市场。比如，80年代学界常常流行一句话叫作“片面的深刻”。是不是只有片面才是深刻的，而全面就成“老狐狸”呢？我觉得“片面的深刻”容易，而“全面的深刻”却难。当我们把一个方面偏执地极端化，它的深刻实际上是可疑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片面的深刻”实际上就是只注意到了螳螂与蝉的关系，而没有注意到黄雀与螳螂的关系。因而，这种所谓的深刻就是另一种“浅薄”，它怎能靠得住？我觉得，我们过去虽然不断地批判形而上学方法的片面而倡导辩证法的全面，但实际上我们所做的恰恰正是一种形而上学——把革命极端化、偏执化，这种深刻的教训直到今天我们仍没有好好汲取。在这个意义上说，王蒙思想所体现出来的新的思维方式，就显得难能可贵且深刻异常。这种立体化复合式的思维方法，这种全面的、复杂的、整合的、超越的思维方法，肯定要与那种极端的、偏执的思维方法产生龃龉，这也就造成了王蒙的左右不讨好的处境。因此，我说立体复合式思维方式是王蒙思想的出发点，只有抓住了这种思维方式，我们才可能真正地理解王蒙。 总而言之，王蒙的立体复合式的思维方式以及他的一系列的有关多元整合的、建设改良的、中腐和谐的、理性民主的、交往对话的诸多思想观念，接通了中国古代中庸和合的思想流脉，对于改变激进主义极端化简单化的思想现状、实现和谐社会的理念显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①据王蒙的秘书彭世团介绍，王蒙新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45卷本《王蒙文集》，加上《这边风景》《中国天机》、《闷与狂》，王蒙迄今的文字总数已超过1700万字。另据2003年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曹玉如编的《王蒙年谱》统计，王蒙出版的著作有150余部，到2014年，王蒙又陆续出版了《王蒙文存》(23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长篇小说《青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小小说《尴尬风流》(作家出版社2005年)、《王蒙活说红楼梦》(作家出版社2005年)、《苏联祭》(作家出版社2006年)、《王蒙自传·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王蒙自传·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王蒙自传·九命七羊》(花城出版社2008年)、《老子的帮助》(华夏出版社2009年)、《庄子的享受》(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中国天机》(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这边风景》(上、下)(花城出版社2013年)、《王蒙文集》(45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闷与狂》(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8月)等。据此统计，王蒙迄今出版的各种文集已接近300部。 ②⑤⑥⑦⑧⑨(12)(14)(25)(26)(28)(33)(43)(70)(71)(72)王蒙：《王蒙自传·半生多事》第一部，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第26页，第26页，第26页，第36页，第36页，第75页，第136页，第172页，第173页，第53页，第358页，第4页，第169页，第172页，第172页。 ③参看王蒙：《文学与我——答〈花城〉编辑部同志问》，《王蒙文集》第七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50页。 ④“热绿豆汤情结”可参见方蕤《我的先生王蒙》，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4页。方蕤写到王蒙7岁时的一次荒唐的“逛棺材铺事件”：“王蒙上学后，不喜欢放学就回家，宁愿一个人在马路上闲逛，因为他害怕看到父母吵架。7岁时有一次，他漫无目的走在西四牌楼的南北大街上……无聊的他，看到路边的一家棺材铺，顺手推门走进去，看看这口棺材，又看着那口。突然问道：‘掌柜的，您的这个棺材多少钱？’店铺掌柜惊讶地看着这个小孩。‘你这小兄弟问这个干什么？还不快回家。’王蒙自觉没趣儿，赶紧退了出来。”见方蕤《我的先生王蒙》，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4页。 ⑩贺兴安在他的《王蒙评传》中写道：“王蒙刚从中央团校毕业，住在东长安街团市委的集体宿舍里，当时有家也不肯回家住。”贺兴安采访王蒙当年的同事王晋，王晋介绍说：“我们那个区团委，都是十六七八，没有超过20的，都没有结婚。大家都住在机关里，实行的是供给制，管吃，管穿，冬天发棉衣，夏天发单衣，连裤衩都发，发一点零用钱。大家没有级别，吃大锅饭，窝窝头、馒头、高粱米，一个礼拜吃一次肉，高兴得不得了。早晨起来穿衣服就工作，晚上工作完了脱衣服睡觉，大家在一起无话不谈，没有戒心，没有隔阂。感觉党员这个称呼，同志这个称呼，亲如父母，亲如兄弟。”参看贺兴安：《王蒙评传》，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第20页。 (11)王蒙：《倾听着生活的声息》，《王蒙文集》第六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13)董之林：《论青春体小说——50年代小说艺术类型之一》，《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 (15)小说原名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时改为现名。 (16)参看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长城》2006年第2期。 (17)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文集》第七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89页。该文最早刊载于1957年5月8日的《人民日报》第7版上。 (18)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发表时经过了秦兆阳的修改，并更名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修改稿进一步突出了林震与赵慧文的暧昧关系。小说修改的具体情况，参看“人民文学”编辑部整理：《“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况》，《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第7版。 (19)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20)参看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王蒙文集》第七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89页。 (21)(22)(23)参看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长城》2006年第2期。 (24)参看钱江：《毛泽东与陈其通等人的文章风波》，《世纪》2009年第3期。 (27)《这边风景》2015年8月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29)(30)(32)方蕤：《我的先生王蒙》，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第107页，第107页。 (31)据崔瑞芳回忆：“1977年岁末他写完了短篇小说《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第二年1月21日定稿，24日寄往《人民文学》。五个月后，1978年6月5日，我在办公室随手翻开第五期《人民文学》，上面竟赫然印着王蒙的名字，《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发表了！”见方蕤：《我的先生王蒙》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08页。 (34)(35)邵聪：《格非：这个社会不能承受漂亮文字》，《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18日。 (36)王蒙：《王蒙活说〈红楼梦〉》，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37)指《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 (38)(65)(66)(67)王蒙：《王蒙自传·大块文章》第二部，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第197页，第198页，第225页。 (39)刘心武：《他在吃蜗牛》，《北京晚报》1980年7月8日。 (40)王蒙、李子云：《关于创作的通信》，崔建飞编：《王蒙作品评论集萃》，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41)王蒙：《我在寻找什么？》《王蒙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38页。 (42)(68)(69)(79)(80)王蒙：《王蒙自传·九命七羊》第三部，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页，第3页，第103页，第117页，第175-176页。 (44)参看郭宝亮：《王蒙小说文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5)1979年年来，厦门大学中文系的田力维、叶之桦代表自己的同学写信给王蒙，就意识流问题向王蒙请教，信中说：“您的作品《夜的眼》在《光明日报》发表后，我们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争相传阅，许多人喜欢您的这篇小说；也有些人说看不懂，不知主题是什么。我们想，这是因为您采取了一种新的表现手法——意识流。不了解意识流方法特点的人，有时就不太容易了解作品的含意，或看不懂，或把作品思想看得过于简单。我们认为你有意识地运用了外国文学中这一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我们对你的这一尝试的勇气很钦佩，并觉得你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你可以算是三年来最早敢于在文学领域中，标艺术手法之新的作家之一。”见《关于“意识流”的通信》，《鸭绿江》1980年第2期。 (46)何西来：《心灵的搏动与倾吐——论王蒙的创作》，徐纪明、吴毅华编《王蒙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 (47)阎纲：《小说出现新写法——谈王蒙近作》，见徐纪明、吴毅华编《王蒙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5页。 (48)1980年在一个“王蒙创作讨论会”上的发言中，王蒙说：“至于给这些感觉扣上什么帽子，这种感觉是不是‘意识流’？对不起，我也闹不清什么叫‘意识流’。有人说，你这不叫‘意识流’，就叫‘生活流’。这也请便。还有的同志是因为对我怀有好意，认为‘意识流’是一个屎盆子，说王蒙写的小说可绝不是‘意识流’，写的是我们的生活。好像谁要说‘意识流’，就准备和他决战。这我也谢谢。”见王蒙：《在探索的道路上》，见徐纪明、吴毅华编《王蒙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75页。王蒙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去年我被某些人视为‘意识流’在中国的代理人。由于自己对‘意识流’为何物并不甚了了，所以也不敢断定自己究竟‘流’到了何种程度，‘流’向了何方，是不是很时髦，是不是一出悲喜剧，以及是丰富了还是违背了现实主义……至于把我的近作仅仅归结为‘意识流’，只能使我对这种皮相的判断感到悲凉。”见王蒙《倾听着生活的声息》，同上第95页。在《关于“意识流”的通信》一文中，王蒙说：“我也承认我前些时候读了些外国的‘意识流’小说”。见徐纪明、吴毅华编《王蒙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3页。 (49)参见石天河：《〈蝴蝶〉与“东方意识流”》，《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1期。另见宋耀良：《意识流文学东方化过程》，《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还见李春林：《王蒙与意识流文学东方化》，《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50)李从宗：《王蒙寻找到了什么？——评王蒙近期小说创作的得失》，见徐纪明、吴毅华编《王蒙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页。 (51)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读书》1994年第11期。 (52)比如1983年1月，《当代文艺思潮》发表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猛烈抨击新诗传统，极力赞扬“朦胧诗”的新的现代派特质。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讨论，主流意识形态发动了措辞严厉的批判，1984年3月5日，徐敬亚在《人民日报》发表《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的自我批评文章。1984年第4期《文艺报》发表《一场意义重大的文艺论争——关于〈崛起的诗群〉批评综述》，指出：围绕徐敬亚同志《崛起的诗群》一文所展开的这场论争，涉及文艺领域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重大原则问题。这些问题是如何对待60年来的革命新诗传统，如何看待今后新诗发展道路的问题。是摒弃传统，走西方现代主义的道路，还是继承革新“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道路？这关系到诗歌要不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旗帜的重大问题。 (53)王蒙：《关于“意识流”的通信》，见徐纪明、吴毅华编《王蒙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3页。 (54)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象愚译，见柳鸣九主编《意识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6页。 (55)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象愚译，柳鸣九主编《意识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8页。 (56)汉弗莱：《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刘坤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57)转引自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58)王蒙的《春之声》与沃尔夫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很相似，但这种相似只是外在的。王蒙的《春之声》明显的有一个现实情节链条的框框，在这个情节链条的框框中，岳之峰由买票坐车观察到下车都表明他是社会中的人，可见触发联想的小说触发点是有意义的社会行为；而沃尔夫的《墙上的斑点》在现实层面只有一个斑点，从这个斑点到弄清楚斑点是一只蜗牛，叙述者始终坐在椅子上，没有任何行动，故事和情节，而这个斑点并没有意义，它只是一个触发点，小说着重表现的只有信马由缰的联想。 (59)宋耀良：《意识流文学东方化过程》，《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60)(61)王蒙：《再谈〈锦瑟〉》，《王蒙文集》第八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第349页。 (62)王蒙：《通境与通情》，《王蒙文集》第八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63)(64)王蒙：《〈雪〉的联想》，《王蒙文集》第七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页，第293页。 (73)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5月版，第155页。 (74)该小说最初发表于《小说家》1985年第2期时，原名为《冬天的话题》，1987年收入小说集《加拿大的月亮》时，改为现名。 (75)刘绍棠：《我看王蒙的小说》，《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 (76)王蒙：《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王蒙文集》第八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0～381页。 (77)童庆炳：《作为中国当代小说艺术的“探险家”的王蒙》，《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78)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发表于1989年第2期的《中国作家》上，获第四届(1989-1990)《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的优秀短篇小说奖，并荣登优秀短篇小说榜首。同年5月《小说选刊》与《小说月报》全文转载。在谈到这篇小说的成因时，王蒙回忆：1986年8月王蒙与文化部一女同志出差拉萨。这位女同志每天早餐只吃稀饭、馒头、咸菜，拒绝西式藏式食品。当地文化局的一位局长开玩笑说：“汉族身体素质差，就是因此造成的，我一定要设法消灭稀粥咸菜。”这个笑话引起了王蒙的思索。而这又与王蒙一贯的提倡建设、提倡渐进、反对偏激、反对清谈的思想一致。这便是《坚硬的稀粥》的题材和主题的由来。 1991年9月14日《文艺报》发表署名“慎平”的读者来信，点名批评《坚硬的稀粥》，来信中称：“……有个别的文艺评奖活动存在着问题。例如《小说月报》今年7期载有‘第四届(1989-1990)百花奖’的评奖结果，其中获奖的短篇小说，首篇就是《坚硬的稀粥》；我以为这很不妥当。”来信中还称：“《坚硬的稀粥》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影射、揶揄，在政治上明显是不可取的。”来信还引用了台湾《中国大陆》杂志转载《坚硬的稀粥》时的编者按语：“此文以暗讽手法，批评邓小平领导的中共制度。” 1991年9月15日，王蒙做出反应，将《我的几点意见》分别送交中央首长、有关方面和文艺界的一些人士。王蒙在文中指出：“这样严重的”“指责”“足以置作者于死地”。 1991年10月9日，王蒙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控告《文艺报》和“慎平”侵害了他的名誉权。《文汇读书周报》载该报记者写的题为“《坚硬的稀粥》起波澜——王蒙上诉北京中院”的“北京专电”报道：王蒙说，慎平的文章“进行栽赃陷害，以歪曲、捏造事实等诽谤手段，严重损害了我的名誉权，侵害了公民权利”。“《文艺报》公然登载散布慎平之文所捏造的种种谣言，严重侵害了我的名誉权，破坏了我的政治名誉。”王蒙还指出：“如果其诽谤得逞，不但法律尊严受到破坏，而且从今以后一些不法分子将可以以影射或以海外言论为由，任意给任何作家、作品扣上政治帽子……” 1991年10月2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裁定书，称：“经审查，本院认为：《文艺报》发表慎平的读者来信，批评《小说月报》的评奖活动和王蒙的作品，属正常的不同观点争鸣，不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王蒙所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对王蒙的起诉，本院不予受理。” 1991年11月2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裁定书，决定维持中级人民法院的原裁定。终审裁定书中没有再提“来信”是“正常的不同观点争鸣”。 1993年2月18日，王蒙在谈到“稀粥”打官司的问题时说：“在1991年的情况下对《坚硬的稀粥》的指责带有一种不平常的、凶险的性质，因为它给作品扣上了‘影射’的帽子，这就没有边儿了。另外它居然引用台湾的言论，把作品与我国最高领导人联系到一块儿，带有一种凶险的征兆。由于作者本人和文艺界的许多同志的既坚决又有节制的抗争，它没有发展成一个文字狱，没有发展成一个大批判，没有发展成一个‘海瑞罢官’或‘三家村’式的事件。这首先说明时代不同了，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生活、文学生活有了非常大的进步。这也创造了一个记录，就是在文艺界占有一定权力地位的人企图通过政治上险恶的指责批判一个作家的企图受到了挫折，没有成功，这是新中国的一个进步。过去一个作家挨了批，就是跪在地上检讨也没人听啊。在中央领导同志干预后，关于《稀粥》的争论就停下来了，官司也停下来了，也批不成了。” 以上材料参见《王蒙年谱》，曹玉如编，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136页。标签：王蒙论文; 青春万岁论文; 青春小说论文; 青狐论文; 这边风景论文; 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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