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年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戊戌维新100周年，由中国史学会和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戊戌维新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8年8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出席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共有160多位中外学者，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美国、法国、德国、韩国、澳大利亚的许多专家教授，其中不少人是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并卓有成就的国际国内著名学者。因此，这次会议可以说是本世纪末中外史学界一次难得的学术盛会。由于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正是1898年戊戌维新的产物，所以这次会议也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
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共收到140多篇论文，会议以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为主题，围绕100年前戊戌维新的有关理论、历史、思想、人物、史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下面分几个方面加以综述介绍。
一、关于戊戌维新的再认识
戊戌维新已经过去整整100年了，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发展、史料的发现、研究的深入以及研究者观念的更新，对戊戌维新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
（一）戊戌维新的性质
长期以来，戊戌维新一直被认作是一次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从而贬低了它的历史地位。经过80年代一场大讨论，多数学者认为戊戌维新是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救亡的维新运动，可称为改革或改良，但不能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概念去硬套。
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一些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戊戌维新不仅是一次资产阶级改革运动，也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郑州大学郑永福提出了戊戌维新是“资产阶级维新与地主阶级自救共振而引发的一场改革运动”的新观点。还有的学者认为维新志士们的思想和活动“带有丰富的民主革命内涵”。有人甚至认为“戊戌维新是一场政治体制的革命”。
（二）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
与会学者从更广阔的视野特别是从现代化的视角去考察和认识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虞和平认为，戊戌维新“进行了第一次较为全面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在思想文化上，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在国民素质上，它启动了人的现代化工程；在社会建构上，它引发了现代团体活动和意识；在经济秩序上，它初步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伦理。南开大学王永祥指出，维新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完整地搬用作为西方近代化政体之一的君主立宪制理论”，戊戌维新“成为中国先进分子力图使中国政体近代化的开端”。齐齐哈尔大学周彦认为戊戌维新是中国人追求中国全面近代化的最初尝试，它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先导，加速了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成为中国文化教育近代化的真正开端，并推动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
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西村成雄则从近代国民国家形成的角度来阐述发生于19世纪末的戊戌维新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指出戊戌维新就是中国从传统中华秩序向近代国民国家体制转变的最初尝试。
（三）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立宪运动、清末新政的关系
河北大学黎仁凯不同意“洋务派是改头换面的顽固派，与维新派并无相通之处”的看法。他具体剖析了甲午战争后洋务派的分化，指出一部分洋务派大吏已经成为维新派的同路人或同情者。政变前两派之间的分歧论争主要是学术之争，并逐渐向政治斗争转化，直到政变发生后，洋务派为了附和慈禧太后才与维新派公开决裂。齐齐哈尔大学刘恩格认为19世纪末的戊戌维新与20世纪初的立宪运动是中国人追求君主立宪制过程的两个发展阶段，前者是初级阶段，后者可谓高级阶段。山东师范大学孙占元认为清末新政实际上是戊戌维新的延续和发展。
（四）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
以往人们论及戊戌维新失败原因时，多从阶级力量对比角度入手，或言资产阶级软弱，或言中外反动势力勾结，或言未能发动群众，而较少从维新派领导维新运动的主观失误方面去分析。这次会议上，一些学者着重从这方面探讨了戊戌维新失败的深层原因和历史经验教训。
贵州社会科学院李双璧指出，维新派卷入了孔子改制与古今文经的纷争，由于全变尽变指导思想导致战略上的失宜，而浮躁急切的心理又造成策略上的不当，这些都给变法事业带来了诸多负面的影响。贵州师范大学竺松柏认为，康有为不恰当地介入光绪与慈禧之间的斗争，并实行所谓“尊帝讨逆”的策略是戊戌维新失败的重要原因。青岛大学吕明灼的论文认为，戊戌维新失败的深层文化原因是维新派的新思维不能脱出传统文化的框架，他们在中西文化交融中仍以儒学为主体，在改革中以孔子儒学为王牌，在今古文经斗争中以儒术作政论，甚至为了政治目的不惜歪曲历史，使许多原来同情或支持维新的人离去。
二、多角度、全方位的剖析
对戊戌维新不能仅仅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来研究，而应把它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改造系统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剖析。研究其各种层面和各种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作用和矛盾制约关系，才可能比较全面地把握戊戌维新的全貌和实质，并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科学地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这次会议上学者们努力从各种角度和层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一）文化思想层面
学者们探讨了戊戌维新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化中所起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史革新具体论述了戊戌维新在提倡科学与民主新文化主导精神，新型知识分子队伍最初集结和推动近代新文化建设几方面的历史功绩。四川大学谢放通过剖析戊戌前后国人对“民权”与“民主”的认知，来发掘戊戌维新中被研究者忽略的一些思想资源，以凸显戊戌思想的某些特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沙培德着重探讨了维新派的君主观和他们为了重新改造皇帝权力架构而采取的种种方式。南京大学朱庆葆认为戊戌维新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推动中国传统民族意识的觉醒，夷夏模式的转换，文化理性主义的取向以及民族平等观念的萌发等。杭州大学汪林茂认为维新派兴办西学，从理论和实践上把西学作为价值观、方法论来对待，开始冲破“中体西用”的知识框架，提出了全新的以“中西汇通”为特征的近代知识体系，实行了中国文化内在结构的更新。贵州师范大学吴雁南指出清末的一些学习西方的有识之士，用儒学中的心性之学与心学的思想资料，为变法维新服务，形成了一种植根于时代需要，围绕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心学思潮。广州师范学院赵春晨剖析了维新派对教案和反洋教斗争的认识和态度。
还有一些学者分别论述了戊戌时期维新派的大同思想、人才思想和伦理思想。
（二）社会与区域变迁层面
以往的戊戌维新研究大多集中在政治和思想层面，而忽视社会变迁、民众观念和区域发展等层面。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学者从社会史、地域史角度关注和研讨了有关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长莉探讨了晚清士人趋利之风与立身观念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杨念群论述了戊戌时期关于习性改造，如劝禁缠足、剪辫易服等的构想及其意义。首都师范大学梁景和考察了维新派的新式婚姻文化观，如批判传统封建婚姻陋俗，提出以自主为原则、情志为媒介，追求个人人生幸福的新型婚姻观。
华中师范大学朱英对以往很少有人注意的民间慈善公益事业在戊戌时期的发展进行探索，指出当时慈善界代表人物思想观念上发生了重要变化，初步形成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慈善公益观，某些传统善会、善堂也增添了新的活动内容，各种形式民间公益社团机构纷纷诞生。
戊戌维新时期的地域史研究也受到重视。维新运动在各地区的具体表现和影响都值得研究。北京社会科学院魏开肇认为戊戌维新是北京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它的主要功绩是促进封建统治集团的分化，引发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导致现代政治制度的尝试和现代化教育文化的创兴。
美国亨特学院白恩奇则以一个外国学者的眼光从北京城市史的角度，探讨了北京的同乡会馆在维新运动的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南开大学陈振江论述了天津在维新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天津是维新变法运动四大中心（北京、上海、天津、湖南）之一，是传播西学特别是进化论的主要阵地，创办有新式学堂、报刊，开展了社会教育。上海社会科学院汤志钧指出，澳门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条件，在维新运动中也起过重要作用。
河南师范大学马小泉论述了湖南保卫局的自治属性，说明保卫局是维新派在中国最早进行地方自治的初步尝试，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官僚政治的精神和积极参政议政的意识，体现了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逐步发育的过程。
此外尚有学者以具体事实说明浙江和江西也属于当时维新改革先进省份之列。
（三）教育改革层面
上海社会科学院李华兴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戊戌维新对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功绩。他认为，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以国家法令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推行学校制度和教育体制的变革，成为中国教育由传统转向近代的分水岭，由封闭走向开放的里程碑。
北京大学王晓秋着重阐述了为什么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戊戌维新的产物，说明京师大学堂是在甲午战争后兴起的维新派教育改革思潮的推动影响下酝酿产生的，在京师大学堂的倡议和筹办过程中，维新派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又是戊戌维新遗留下的仅存硕果。他还具体论证了京师大学堂创办和开学的经过及日期。
在追溯京师大学堂源头时，涉及康梁发起的强学会，学者们发生了争论。南京大学闾小波认为北京大学的源头当是强学书局而非强学会，维新派人士在京师欲立强学会未成的情况下退而成立强学书局。广州社会科学院汪叔子认为强学会为虚，强学书局为实，围绕此事实际上有牌子、本子、款子、班子之争。
讨论还涉及其他与京师大学堂有关的历史人物。旅美学者孔祥吉论述了李盛铎担任京师大学堂总办的内幕。安徽社会科学院欧远方、翁飞则介绍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对近代教育的贡献。
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戊戌时期的女学思想和近代教育变革中农民的毁学行为。香港浸会大学叶国洪详细论述了戊戌以后清末的教育改革，特别是现代化学制与现代教育行政机关的创立。
日本追手门学院大学伊原泽周对戊戌时期的务农会（又称农学会）进行了个案研究，具体论述了务农会的创设与活动，及其在创办农学报、编译农学丛书、创办东文学社、传播日本农业科学知识方面的贡献。
（四）外交和中外关系层面
戊戌维新时期中国的外交与中外关系，也是戊戌维新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但又研究相对薄弱的领域。这次会议上也有不少学者撰写了论文，尤其是国外学者利用外文资料填补了一批以往研究的空白。
中国人民大学郭双林论述了晚清驻外使领在维新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介绍了中国外交官在鼓吹变法和传播新文化、新知识，创办学会、学堂、报刊方面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王开玺着重剖析了戊戌时期清廷觐见礼仪的改革，指出光绪皇帝敢于摒弃旧传统礼仪观念，参酌西方国家礼仪惯例，进行重大礼仪改革，表现出主动变革和开放的精神。
在中日关系方面日本学者和旅日学者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奈良大学菅野正考证了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真实情况。关西大学陶德明论述了戊戌变法前夕，日本参谋本部对张之洞进行的游说工作及其效果。亚细亚大学李廷江则重点论述了戊戌维新前后中日两国关于招聘日本顾问谈判的背景和过程。亚细亚大学容应萸认为中国人留学日本虽以1896年派遣13名使馆留学生为起点，但只是在1898年戊戌维新中才把派遣留日学生定为国策，南北洋、湖北、浙江开始派遣官费生赴日，因此应把戊戌维新作为中国人赴日本留学的发端。
美国学者谭精意利用其祖父谭张孝保存的美国保皇会的档案资料，论述了康有为为首的保皇会组织学生出国留学的活动，据称有的留学生甚至还担负了以后回国刺杀慈禧太后的任务。
戊戌维新对亚洲国家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韩国高丽大学辛胜夏具体论述了梁启超的著作文章如何传入韩国，并对韩国爱国启蒙运动发生影响的情况。据他调查，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1899年9月已在韩国翻译出版。越南河内大学阮文红未能到会，他寄来的论文论述了中国戊戌维新对越南维新改革运动的影响。
德国洪堡大学费路利用德国外交档案考察了戊戌维新在德国的反映和影响，指出德国政府对戊戌维新最初是抱冷淡和怀疑的态度。
三、丰富多彩的戊戌人物研究
在戊戌维新研究中，历史人物研究，尤其是对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研究，始终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次会议拓宽了视野，除了康梁谭严等人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深入以外，对光绪帝、慈禧太后、其他维新派人士、帝党、后党、洋务派、顽固派甚至一些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也展开了研究。
（一）康有为研究
对康有为的研究，在以往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又拓展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提出了不少新课题和新观点。
北京大学房德邻认为康有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提出了分离行政和议政机构，设立总揽变法的议政机构制度局或懋勤殿，试图对封建制度和政体进行初步的实质性改革，从而使戊戌维新成为有别于洋务运动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关于设立议政机构的论争贯穿变法运动始终。中山大学林家有认为康有为为实现在中国造新国开新世的主张，设计了一条由上而下在体制内进行变革的渐进革新路线。台湾历史语言所黄彰健论述了康有为的素王改制与戊戌变法的关系。他认为康有为主张设制度局以定宪法，并以孔子自称素王主张改制作为其变法的经典根据。美国加州大学朱葆瑨认为康有为是晚清改革论述之集大成者，是新思想与新精神的创造者，也是革命政治的实行家。中国人民大学林克光论述了康有为改革开放思想的远见卓识，认为他的主张具有超前意识和很强的生命力。暨南大学宋德华认为康有为始终坚信君权变法是中国变法最理想的方式，它与兴民权并非是绝对对立的。北京大学楼宇烈探讨了康有为的宗教观。他认为，若因康有为主张以孔教为国教就批评他保守落后反动，这样的看法过于简单片面。实际上康有为的这种主张是从向西方学习中总结出来的。日本东京大学村田雄二郎则通过对康有为使用孔子纪年的考证，探讨他所提倡的孔教的特点及其与大同思想的关系。文物研究所盛永华阐述了康有为的近代科学思想，指出他不但是近代改革运动的先驱者，而且也是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宣传者、鼓吹者。日本东洋大学中村聪也具体分析了康有为《诸天讲》中反映的近代科学思想。历史研究杂志编辑部阮芳纪论述了康有为流亡海外时期学习外国的主张，说明当时康有为仍是先进的中国人。
还有一些学者分别论述了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和传统理学对康有为的影响，以及康有为论学风、康有为主张的留日政策等问题。
（二）梁启超研究
这方面的论文虽不如康有为研究得多，但也很有分量。
中央党校赵书刚从近代化的视角出发，不同意一般所谓梁启超的“民权就是绅权”的观点。他认为，梁启超是在西方政治学说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把“民主”一词演绎为“民权”。梁氏从民权思想出发，创立了“三世六别说”，论证了资产阶级改革的合理性，对推动中国近代化有杰出贡献。首都师范大学邱远猷论述了梁启超的法治思想，认为这是戊戌时期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发展所作的贡献，具有历史进步性和现实借鉴意义。哈尔滨师范大学安静波阐述了梁启超民族观的主要内容、时代特色、思想渊源和学术价值。他认为梁启超是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系统研究民族问题的第一位中国人。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分别论述了梁启超的史学观、小说观、知识结构的变化、家庭教育的成功等问题。
（三）严复、谭嗣同研究
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严复和谭嗣同的思想和活动。
南京大学蔡少卿认为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并着重论述了他如何认识西方世界，批判中国现实和系统传播西学。广州师范学院陈华新也阐述了严复传播西学的贡献，即宣告“经学时代”的终结，学习西方的先导者和引起了思想方法论的变革。吉林大学宝成关的论文探讨了严复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关系，认为严复对自由主义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在思想倾向上更接近于新自由主义而远离古典自由主义。中山大学袁伟时认为严复思想有前后期之分，前期的严复是自由主义者，1906年以后已处于边缘化。
还有些学者探讨了严复的人口观，严复翻译《原富》的社会反应，严复与卢梭思想的关系，考证了严复在福建船政局实习期间的史实。
武汉大学肖致治认为，谭嗣同是冲破封建罗网的闯将和积极推行变法维新的勇士。近代史研究所贾维探讨了谭嗣同与盛宣怀围绕开发湖南煤矿和铁路而进行交往的背景和过程。湖南大学丁平一的论文着重分析了谭嗣同的仁学思想。华中师范大学罗福惠认为，谭嗣同、梁启超作为代表构成了近代第一代青年精英文化。他们对传统主流文化形成挑战，是维新运动中思想解放的先锋，对此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第二三代青年精英文化具有明显的直接影响。
（四）其他历史人物
北京师范大学陈其泰论述了黄遵宪的近代开放意识，认为他既提倡开放意识又坚持爱国立场，比同时代许多人站得更高。
上海杨浦业余大学张人凤寄来的论文系统介绍了其祖父张元济在戊戌维新时期的主要活动和在维新派中所处的稳健非主流地位。
河南师范大学苏全有论述了过去研究很少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从传统型士大夫向近代改革者演变的过程，并指出其游离于各派之间的矛盾性思想特色。
河北师范大学苑书义认为，关于张謇在维新运动中抱怀疑冷淡态度或支持赞助态度的两种说法，都具有片面性。他的真实态度是“若即若离”，既有联系又有距离。
华东师范大学谢俊美发表了翁同龢维新变法思想简论，扼要叙述了翁同龢在戊戌维新中的思想、表现和作用。
中山大学李吉奎的论文论述了在戊戌维新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帝党重要人物张荫桓与变法的关系。
武汉大学冯天瑜剖析了洋务派大吏张之洞与维新运动之间的联系性和矛盾性。他认为深入考察这种复杂的交互关系，是准确把握晚清近代化进程的必要课题。
北京大学尚小明认为端方属帝党人物而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后党。他曾积极支持参与变法，但又与维新派没有密切联系，政变后未受重惩反得重用是因为得到荣禄和李莲英的庇护，并通过进呈《劝善歌》讨得慈禧太后的欢心。
与会者的研讨还涉及光绪皇帝、慈禧太后、袁世凯、容闳、丘逢甲等人物。
（五）人物之间关系
剖析戊戌历史人物之间的种种关系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河南安阳师范专科学校张华腾论述了康有为袁世凯之间的关系与戊戌维新的政治格局。他认为袁世凯曾是变法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在变法关键时刻的背叛有着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戊戌时期的康袁交往，直接影响了戊戊维新的政治格局。
北京大学郭卫东论述了预备立宪时期康梁与清朝统治集团的关系，认为戊戌政变后康梁在海外仍然积极关心国内政治，但是这些活动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中华书局马忠文对以往流行的翁同龢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其才胜臣百倍”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导致误传的原因是，刚毅罗织罪名打击政敌和康有为刻意攀附翁同龢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此外还有学者论述了康有为与张荫桓、丘逢甲等人的关系。
四、发掘新史料和运用新方法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80年代在档案馆和故宫发现的康有为奏议条陈和进呈书籍等，曾大大推动了戊戌维新研究的深入。在这次会议上，学者又发掘和运用了不少新史料，下面仅举数例介绍。
旅美学者孔祥吉历来重视史料发掘，最近他又利用翁同龢后人翁万戈提供的档案书信，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
近代史研究所贾维利用未刊的盛宣怀档案中谭嗣同致盛宣怀的书信等史料，揭开了围绕开发湖南煤矿和铁路问题的谭盛交往的内幕。
外交档案和海外史料也是过去发掘利用不够的。在这次会上，国外学者利用外国外交档案纠正了以前记载的一些不实之处，填补了某些研究中的空白。如日本学者奈良大学菅野正利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上海总领事小田切的报告纠正了关于上海亚细亚协会不确切的记载。实际上亚细亚协会一直未正式成立而且没有得到总理衙门承认，也没得到日本外务省的任何指示，政变后便自消自灭。旅日学者李廷江利用大隈重信书简说明当时日本政府已提出日清同盟和日英同盟两大外交方针。德国洪堡大学费路则利用德国外交档案研究当时德国政府对戊戌维新的认识和反应。
有些史料过去尚未引起重视和充分利用。如华东师范大学刘学照在全国十几家图书馆收集到有关戊戌维新的诗集88部，征引了96人的诗作，写成《清季诗史中的戊戌维新》一文，可以对以往的维新史料起到佐证、参照和补充的作用。
对原有史料也有一个比较鉴别和辨析解读的问题。如关于戊戌维新的一个关键事件，即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其围园杀后之事，过去史家大多相信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而不信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以致陷入迷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经过认真鉴别考证，认为就此事记载而言，袁世凯的《戊戌纪略》比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更真实可靠，据此可解开这个历史之谜。他感慨地说：“历史是极为复杂的，进步人物可能说假话，反面人物也可能说真话，一切史料都必须经过考证和检验。”
在戊戌维新研究中还应提倡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如引进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民俗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还可以运用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方法。此次会上，一些学者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
如清华大学蔡乐苏采用语境分析方法，提出了严复与卢梭思想关系的新见解。他把《严复集》中有关严复对卢梭和康梁的讨论一一录出，并加以统计比较，采用语境分析法综合其他资料，结果发现严复对卢梭的评论与对康梁的评论存在非常相似的情况，即都有明显的赞赏、中性的介绍和严厉的批评，而批评竟占据压倒的地位。
北京社会科学院钟少华则运用文化学的方法，探索了梁启超不同时期知识结构的变化和发展，指出其知识结构变化的合理性，肯定他的知识进步的成功。
在比较研究方面，福建社会科学院戴学稷把严复和容闳这两位参与戊戌维新的西洋留学生代表人物加以比较研究，分析其各自的特点和所起的不同作用。湖南教育学院黄志平等则对康有为与丘逢甲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康丘两人生于同一时代，都是进士出身，都曾长期从事兴教育才的事业，投身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并曾一度交往，酝酿合作，但后来却分道扬镳，典型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激烈动荡的社会变革时期的不同趋向。
五、戊戌维新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学者还回顾了百年来戊戌维新的研究史和有关图书资料出版、档案研究的情况。
上海师范大学马洪林以宏观的视角，勾勒了戊戌维新百年研究的概貌并简要予以评点。他把百年研究史分为原始积累期、研究滥觞期、初步肯定期、政治批判期和拨乱反正期，折射出戊戌研究百年的曲折和走势。他又以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学会的成立与推进，成果的多样与积累三个层面，概括出戊戌维新百年研究的主要成就和价值。同时，他列举学术界关于戊戌维新性质、理论基础、政治纲领、大同思想、康有为评价等五个重要问题的争论，考察了戊戌维新百年研究的思辨和史识。
中华书局陈铮概述了80年代以来关于戊戌维新的图书出版情况。80年代以来，戊戌维新研究出现空前活跃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在1980-1997年间，仅中国大陆出版涉及戊戌维新的图书已有150种以上，其中研究性图书和资料性图书大致各半。海外和港台出版的有关戊戌维新的图书也有50种以上。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秦国经评述了戊戌维新档案的研究。他介绍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戊戌维新档案，包括皇帝颁布的有关诏令文书，臣工奏折，有关衙门编纂的史籍和记事档册，共约有1000多件（册）。这些档案具有原始性、真实性和珍贵性。戊戌维新档案的整理研究是推动戊戌维新史研究和提高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故宫博物院胡建中介绍了故宫筹办戊戌变法100周年纪念展览的经过和主要内容。北京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黄宗汉介绍了北京市戊戌维新遗址的现状，提出了挽救保护的倡议。杨中市政府李名方介绍了康有为的弟子台湾学者蒋贵麟整理出版康有为著作，阐述康有为思想的情况。
与会学者回顾了百年来戊戌维新研究情况后，也提出了今后戊戌维新研究发展的建议和希望，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进一步认识戊戌维新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继续解放思想，遵循百家争鸣方针，推动戊戌维新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第二，提倡对戊戌维新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提倡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第三，加强对戊戌维新资料的发掘、整理、出版和研究成果的发表与出版，重视对戊戌遗址的保护。
第四，加强戊戌维新史研究的国内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
相信在这次戊戌维新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推动下，戊戌维新历史的研究会取得更多的新成果、新进展。
附记：与会学者张玉法、孔祥吉、狭间直树、巴斯蒂、罗志田、郭世佑等提交的论文，已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刊载，本文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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