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王 亮
摘 要：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一些城市出现越来越多的跨境流动人口以及外国人聚居社区。外国人聚居社区，因社区居民存在着族裔差别、文化冲突等因素，是当前大都市社区治理中一类复杂而风险高发区域。文章结合我国外国人社区的特点，将可能引发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的因素区分为社区经济状况、社区认同状况等7个一级指标并对其进行了具体细化，进而形成了22个二级指标以及46个三级具体的可观测指标。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合每一级指标与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的关联性，设定相应的权重，构建了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预测我国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以期为我国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外国人社区; 社会风险; 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加速推动着国际间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人口的跨境迁移，从迁移者个体而言，意味着他们离开了原来熟悉的国度、熟悉的社会环境、熟悉的生活方式等迁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这使迁移者面对很多不确定性或者风险。除了给移民自身带来风险外，跨境迁移所形成的移民聚居区，也是移入国社会治理中一类较为复杂且存在更多风险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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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论题的提出
移民的跨国迁移，特别是移民移居他国后所形成的族群社区，比起本地居民社区存在更多的风险。传统的社会解组理论认为，移民将会给移入国带来更多的社会犯罪，例如由于移民的涌入，带来原社区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一些存在贫困、多族群居民、社区住户频繁变动等社区，会导致社区缺乏凝聚力, 降低居民对社会共同价值观的认同和接纳，从而导致这类型社区具有更高的犯罪率和社区安全风险。[1]Feldmeyer[2]的研究表明，族裔聚居集中的社区会强化族群间差异，更可能抑制社区族际间的集体行动，从而激发社群间的冲突和其他社会问题，如犯罪这类典型的社区风险。
我国关于移民社区的风险研究，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于对生态移民聚居区风险的研究。陈绍军等[3]通过对生态移民聚居区的研究指出，移民移居新的社区，主要会带来4个方面的风险，即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环境风险。
560 Comparison of efficacy and safety between wearing orthokeratology contact lens and frame glasses in control of child myopia
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值
其中:
本文基于我国大都市目前存在着外国人社区这一客观事实，拟通过对此类社区的探讨，尝试从社区治理的角度，构建外国人社区风险的预警指标体系,以期为这类型社区的治理提供一些借鉴。
二、相关研究文献
关于族裔社区风险的研究，国外学者们不仅对族裔社区的风险进行了理论阐述，也有不少学者探讨了此类社区引发各种风险的原因及因素。如桑普森等[5-6]的研究指出：社区居民的构成，或者社区人口结构，是引起社区风险的因素之一。他们的研究表明，社区居民构成异质性越强的社区，社区犯罪率越高，因为这种社区居民的人口结构将减少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频率，而社区居民间的互动对于社区的秩序、社区凝聚力、社区认同来说都十分重要。Feldmeyer等[2-3,7]学者的研究则关注于从多族裔社区居民的融合或隔离因素，探讨与此类社区风险的关联性。他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很多国家多族裔社区发生的暴力等风险，都源于这些国家内的多族裔社区存在着族群隔离问题，特别是当一些族裔群体处于弱势情况时,例如被歧视等，这类社区则更容易发生剧烈冲突事件。 移民研究著名学者塞尼[8]认为移民所面临的风险非常高，分析了移民的具体风险包括：失业、失去家园、边缘化、疾病和贫穷、公共产品占有不充足等，并进而指出，移民所面临的风险都可能导致移民聚居的社区出现一些风险。
国内的研究方面，何得桂[9]通过对陕南生态移民社区风险的探讨，指出移民在生存环境重建、社会文化重构、发展能力重塑方面存在潜在风险。而生态移民在安置社区中是否存在社会排斥或者公平问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占有是否公平，以及社会文化重构及适应，都会加剧移民及其移民社区的风险。夏剑霺[10]在上海社区风险评估体系一文中，将社区经济发展状况、社区人口密度作为评估社区风险的指标之一。宋林飞[11]的研究则更具系统性，他认为社会经济收入状况等对于社会是否引发风险具有密切关系，并对社会风险的系统指标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研究中关于社会风险指标设定的探索，对于本文探讨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的指标体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构成
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概括来说就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能敏感地反映外国人社区风险指标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参照国内外相关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常用办法，在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设定为三级：以引发或可能引发外国人社区安全的风险因素作为一级指标，拟定二级指标作为一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三级指标是对二级指标的细化。
一级指标的设立，参照前文中相关学者关于族裔社区引发风险的因素，结合我国基层社区治理的目标，以及来华外国人管理的相关规定，拟定外国人社区管理的一级风险指标共7项。
一是社区发展指标。国内学者宋林飞、夏剑霺以及国外著名学者塞尼都强调社区经济等状况与社区风险的发生具有关联性。一般来说，社区经济繁荣，社区居民就业充分、生活富足、收入状况良好，社区发展趋向良性，社区风险值就越低。反之，当社区居民就业难、收入低，社区贫困率高，特别是社区居住的外国人贫困率高，则社区风险值就高。
外国人社区引发社会风险的每一类指标对外国人社区引发风险的关联性以及重要性不尽相同。部分指标与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的发生具有更强的关联性，因此，需要结合实际对每个指标设立不同的权重。综合国内外学者关于复杂的多族群社区引发风险因素的阐述，本文设定了一级指标以及二级和三级指标的分值权重，并针对三级指标，也称为可观测指标设定了外国人社区风险值规则：“F”表示反比，是指标内容越好/多/大，则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值越低；“Z”表示正比，是指标内容越好/多/大，则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值越高。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三级指标的取值进行了标准化，见表4。
预算的决策层，作为国土资源的财政税收预算管理的重要组织机构，过于看重预算满意度，造成了预算草案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没有真实反映当前国土资源部门的财政税收的目标。这种不科学的决策很不利于预算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也阻碍了财政税收预算管理工作发挥其实际的作用。
我国水利规划近年总体进展及重点把握的几个问题…………………………………… 吴 强，周智伟，郭东阳(9.27)
四是族群关系指标。国外学者Feldmeyer以及国内学者何得桂的研究都表明：族群间的关系影响着社区的风险。[7，9]若外国人社区内中外居民经常有互动和交往，邻里之间经常互相帮助，外国人尊重和接纳本地人的习俗和文化，并能积极主动融入，彼此之间尊重和接纳，则社区风险小，社区风险值低。反之，若群体间充满着误解、歧视和排斥，则社区风险值高。
五是社区公共设施指标。塞尼、何得桂以及青年学者夏剑霺等的研究，都强调了社区公共产品的占有情况影响着多族群复杂社区的风险。[8-10]社区是一个居民共同生活的场所，社区内一些公共资源的多寡以及配置状况，影响着社区的和谐与稳定。社区能够提供数量上充足、均等化、包容接纳的社区公共设施，社区内本地居民和社区外国人都能享受到充足、均等化的基础性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则社区风险值低，社区风险小。反之，若社区公共设施存在着不足、排斥、区隔，则容易导致社区内中外居民存在争夺公共基础资源的矛盾，社区治理风险更高，社区风险值也更高。
六是社区公共服务指标。社区公共服务是满足居民在社区正常生活所需要的来自政府或社会组织所提供的各类便民性、公共性服务。特别是对于外国人社区来说，政府或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如何，直接影响到社区外国人的适应和融入程度，社区公共服务越多、越齐，则社区风险值越低。反之，则社区风险值越高。
七是社区治安指标。毫无疑问，该指标是最直观反映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高低的客观指标。外国人社区，相对本地居民社区，由于社区居民构成更复杂，因此，社区治安配置要求更高。不仅要配备适量管理本地居民的警力，还要结合此类社区居民需求，配备足够的涉外警力。社区警力越充分，社区风险值越低。反之，则社区风险值越高。
为了更具体地衡量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在一级指标基础上，通过文献以及实地调查等对一级指标进行细化，拟定了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
四、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选择权重
在对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进行指标细化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对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的三级指标进行具体化和可测量化，并根据其与社区社会风险的关联性高低，对各指标设定相应的权重。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关于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的选择及权重，存在如下困难：(1)选择的指标是为了客观有效地评估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因此，这些指标及其权重，都是一种对外国人社区未来可能社会风险的预知和预判，存在局限性。(2)衡量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的指标，特别是官方层面权威部门，例如国家统计部门公开的一些反映社区风险，或者与外国人社区风险关联性强的数据指标都比较缺乏。(3)外国人社区的一些风险指标，例如族群关系指标、社区认同指标等都需要实地测量，由于没有政府部门公布的数据，因此导致这些数据指标的收集难度比较大。
鉴于上述困难，本文关于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测量，借鉴宋林飞教授等的评分法[11]研究方法。关于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的测量，坚持三个原则：一是指标和数据选择的可靠性原则，即尽量选举官方公开的数据作为细化指标；二是外国人社区的风险因素，凡是官方没有合适数据的，通过量表等来确保实现可测性；三是结合国内相关的研究文献，选择最切合的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权重选择原则
西方学者关于族裔社区风险的探讨，都十分强调族群关系、族群区隔，以及各族群对社区的认同作为判断风险产生和发展的主要依据。[12]因此，本文关于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同样充分考虑了这些因素，并加大这些因素的权重。具体体现为族群关系指标上融洽还是排斥，分值越高，则族群关系越紧张；居住空间上，各族群在居住上是互嵌还是区隔，表现为同一楼宇外国人集中居住数量，中外居民互动情况，分值越高，族群区隔越高。社区认同指标上，社区认同越低，越是不了解和遵守社区公约，以及不认同居住社区，则分值越高。本文对族群关系，外国人社区适应，以及外国人社区认同的测量，按照1—5的程度测量。为了量化指标评价，很低记为5分，很高记为1分。这样我们的指标都是风险型指标，即指标值越小则越好。
对外国人社区风险进行评价和预警，需要考虑众多有影响的因素即指标。在研究多因素问题时，因素太多会增加分析问题的复杂性，难以客观反映被评价的外国人社区风险，而且在实际过程中也很难全面获取这些指标。从政府的社区治理来看，政府通常希望设定高度相关而又精练的指标，即指标设定要既简便易行又具有可操作性和代表性，否则政府部门很难将其运用于社区治理的实践中。
选取我院50名护理人员作为本次研究主体，时间为2016年1月—2018年1月，根据护理人员到院工作时间的奇偶性将全部护理人员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各25名），对照组护理人员采用常规方式进行培训，实验组护理人员采用循证护理培训。实验组护理人员中，年龄在22～32岁，平均年龄为（26.58±3.25）岁，对照组护理人员中，年龄在21～31岁，平均年龄为（25.99±4.13）岁，两组护理人员上述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纳入标准：（1）工作时间不超过1年；（2）患者年龄不超过30岁；（3）均自愿加入本实验。
基于此，结合实地调研，以及国内外学者已有的实证研究文献，确定了我国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指标及指标权重，详见表2。
表2 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权重及分值
续表2
二是社区人口构成指标。桑普森等学者的研究表明，社区人口构成情况与社区社会风险具有密切关联性[5-6]。某一居住楼宇内某一单一国别的外国人居住高度集中，相对多国别混居来说，风险更高。因此，居住上是中外居民互嵌、混居或外国人聚居高度集中，后者风险大，社区风险值高。此外，特别是出租屋集中以及流动人口集中的社区，其社区风险值就高。
由表4可知，6上105-2工作面开采初期顶板最大下沉量大于800 mm，压架事故频发，严重影响安全生产；实施旧支架升级后，顶板最大下沉量控制在600 mm左右，保证了煤矿安全生产；实施新支架优化选型后，6上109工作面顶板下沉量在300 mm以内，保证了工作面高产高效。
五、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等级及计算
由于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这类预警指标更多反映的是一种预测，本文关于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的预警指标，借鉴相关的研究，[11]采用风险等级评价法。这种评价法是对当前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状态做出一个定性或定量的判断以表明其风险等级。根据风险评估结论可以判断当前的某外国人社区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如果有风险，风险程度如何，具体可将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状态区分为无风险、低度风险、一般风险、中度风险和高度风险五个等级，见表3。
表3 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级别
三是社区认同指标。桑普森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多族裔社区的居民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保障此类社区秩序的重要因素。[5-6]一般来说，多族群社区或者多文化社区，更难建立统一的社区认同，因此，若不同族群对本社区有高的认同、接纳和归属，则此类社区的风险和摩擦小，社区风险值低。反之，则社区风险高，社区风险值高。
表4 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标准化取值
续表4
根据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权重，结合表4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标准化取值，我们使用层次分析法(AHP)来计算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值。具体计算方法见公式：
数据采集具有共性，都是基于表格的数据录入，然后传输到后台数据库以进行下一步利用[4]，所不同之处在于录入方式以及传输方式。基于M/S模式的可定制农产品产地环境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目标就是针对农业数据采集的共性，把握其不同之处，综合利用服务器端网络开发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开发具有可定制功能的、使用手机作为移动终端设备，并通过无线接入网络的方式，实现数据实时采集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数据采集系统。本文所说的数据采集是数据录入阶段的工作，并非是广义上的依靠类似传感器等设备进行的自动化数据采集模式。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来华外国人数量不断增加，中国的一些热点城市开始由国内流动人口迁移为主的地域移民城市转向有大量跨境移民的国际化都市。其中显著特征之一是在这些城市形成了一些外国人高度集中的社区。如青岛的韩国人社区，广州的日本人、韩国人、非洲人社区，上海的日本人社区，北京的望京韩国人社区等等。这些外国人社区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一种社区类型，关于此类社区的风险，目前的研究还十分缺乏。我国学者牛文元院士[4]针对复杂社区曾提出社会燃烧理论，认为一些复杂的社区容易出现失控或者社会燃烧这种状况，由此引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失序或失控等风险。
选择具有专业素养且口味互异的评价员20人,组成评价小组,对饮料的色泽、气味、口感进行评价。应用统计学的方法处理数据[9],所得感官评价方法如表1所示。
对“陈庄体”，批评者有之，褒之者亦不乏人，以清人王钺为例，他在《晚寤斋诗集叙》中云：“有明一代，诗人辈出。有所谓四才子者，有所谓七才子者，又有所谓后七才子者，其既也一举而矫之以袁、徐，再举而矫之以钟、谭。而陈白沙、庄定山两公独以其道学一派，远追新安，卓然有发乎情，止乎义理之风，盖所谓亘万古而不忘心会而得之者，岂不存乎其人哉！余持此道以论诗久矣，盖落落乎于世，未有合也。”［29］卷一，28b-29a王钺认为陈、庄二人以“发乎情止乎义理之风”而戛戛独造，屹立于当时诗坛。
j ：二级指标序号
k ：三级指标序号
i ：一级指标序号
M (i )：第i 个一级指标的二级指标个数
N (i ,j )：第i 个一级指标的第j 个二级指标的三级指标个数
β (i ,j ,k ):第i 个一级指标的第j 个二级指标的第k 个三级指标的权重
[26]王可园、齐卫平：《海外学者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干部权力问题研究述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8期。
V (i ,j ,k ):第i 个一级指标的第j 个二级指标的第k 个三级指标的风险值
第i 个一级指标的第j 个二级指标的风险值
第i 个一级指标的风险值
风险值、权重的取值范围为0至100%。
通过这一公式，可以更直观地根据外国人社区的观测指标计算出其社会风险值，进而确定外国人社区的风险级别和社区状况，有助于基层政府对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的治理。
六、总 结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一些城市正在由地域城市向国际城市、移民城市转型，随之而来的，将必然在这些国际城市出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社区。外国人社区作为我国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一类再生产社区，由于其社区居民构成的多元性等因素，存在着可能的社会风险。本文尝试对正在出现的这类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进行探索，力图建立一套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我们认为，外国人社区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因素大致有7个一级指标，即社区发展指标、社区人口构成指标、社区族群关系指标、社区认同指标、社区公共设施指标、社区公共服务指标，以及社区安全指标。结合相关研究及一级指标与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产生的关联性，对一级指标设定相应的权重。在一级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为22个二级指标及权重。在二级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为观测和可测量的三级指标，按照指标的可靠性、可测性、切合性原则，通过初选指标和精选指标，选定了46个三级可观测指标，由此构成了检测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的预警指标体系，并通过指标以及风险等级法，结合三级指标与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的关联度及指标权重，尝试建立外国人社区风险等级以及社会风险的预警指标体系。
该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得分可以通过量化的方法，直观、及时地计算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情况，直观地帮助政府掌握外国人社区各个风险指标的情况，有利于基层政府对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进行更精准地聚焦和治理。既可以为外国人社区的风险治理提供具体化的治理对策，也为政府治理外国人社区、防范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提供参考。
宋代的中央集权，大体上在“专务以矫失为得”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政权之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如何防范文武重臣的篡夺之祸；如何防止人事、财政、军政等大权旁落；如何禁制百官间凭藉种种因缘相互朋比，以致构成为专制政权的离心力量；……任人格局中“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的良苦用心，诸般设施中所贯彻的文武相制、内外相维、上下相轧原则，都分明体现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精神。［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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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 Risks Indicator System in Metropolitan Foreigner Communities
WANG Liang
Abstract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more and more foreigners live in the big cities of China. Because of the ethnic differences, cultural conflicts and other factors etc., the foreign communities form a kind of complex and high-risk area in these metropolises.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the foreigner commun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divides the factors that may lead to social risks in the foreign communities into seven first-level indicators, such as community economic status and community identity status, hence forming 22 second-level indicators and 46 third-level specific observable indicators. Combined with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ach level of indicators and the relevant weight designed, this article builds a set of calculable social risk indicators which can operate the social risk of the foreigner communities in China. It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ance to the foreigner communities in China.
Key words : foreigner communities; social risks; the social risk indicator system
作者简介： 王 亮，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从事城市社会学、移民社会学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8BSH029)；教育部项目(17YJA840016)
中图分类号： D630.8；G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94X(2019)03- 0056- 08
[责任编辑 肖 湘]
标签：外国人社区论文; 社会风险论文; 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论文;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