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化时代的中国政治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中国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刊《当代中国研究》(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1年第9期将刊登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欧博文(Kevin J.O'Brien)题为《专业化时代的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文章。该文探究了当今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学科专业化和课题专业化的趋势，分析了这些趋势所带来的影响和造成的问题。该文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政治学研究，尤其是海外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现状，文章所附书目对于我们进一步的阅读也大有裨益。文章内容如下。
在美国学术界，两种研究中国政治学的趋势最近很风行。其一，学科定位在不断增强，尤其是在年轻学者中。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尽管和政治学中所有区域研究一样活跃，但是它已被合并到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领域；程度之大，前所未见。其二，研究中国政治学的学者们倾向于选择相对狭小的课题，不敢大胆地把他们的研究发现与政治系统如何运作这样更加宏大的话题联系起来。他们不做宏伟的论断，相反，他们深入研究一个课题，就事论事地概括它对于中国的可能意义。
受到这种学科和课题的专业化的影响，研究者对政治科学的研究要比上一代人深入得多(Dittmer and Hurst，2002/2003；Baum，2007；Alpermann，2009；Carlsen，Galagher，Lieberthal and Mansion，2010)，研究结果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可靠，但是我们很少能互相协助、组成一个团队来致力于从广泛的意义上理解中国政治学。①这种变化对于单个学者来说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他们或者已经适应这种方式，或者正积极地要达到此目标。然而，这种方式却导致了中国政治学领域某种程度上的空洞化。
学科的专业化
当我更新为研究生开设的中国政治学的书目时，这个领域中心所出现的空洞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十几年来，我每周都要围绕一系列讨论来安排阅读计划：关于国家的影响、新传统主义、关系的作用、农民权利、公民社会、法团主义等问题的令人过目难忘的争论。但是，2005年左右以来，这种结构就不可行了，我将其更换成了一系列示范类的新书。为什么呢？那些老的争论已经毫无新意，又没有几个新的议题能够取代它们。确实，一些话题仍然是生机勃勃，备受热议的，比如国家能力(Wang and Hu，2001；Naughton and Yang，2004)和民族主义(Gries，2004；Zhao，2004)。但是，目前的多数争论都有些互不相让②，气量狭小③，或者支持和反对意见各占一半④。难道说这是因为在这个威权主义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已经成为共识的时代，我们在中国政治学的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我们没有频繁地互相讨论，没有经常在区域研究期刊上进行辩论来解决问题，反而将目标指向与那些研究其他国家的社会资本、群体性抗争、腐败、政治信任、生产链、政策制定过程的学科同事争论？换句话说，我们的目标读者除了中国学研究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包括比较研究学者和国际关系学学者，我们总是把重要的精力用于取悦这个新的读者群，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发现对于理论或概念的清晰度的重要性，而不是强调这些发现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学的意义。⑤
因为许多原因，学科定位的加强是不足为奇的。首先，职业发展方面的动机是指向这一方向的。在大多数美国大学，对从事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教师的评定，最为看中的是在政治学期刊上所引起的“轰动”，即使是在主要的中国研究期刊持续在引用率图表上排名靠前并且在影响力上可以与声名显赫的学科刊物进行竞争时，也是如此。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重视学科出版物的倾向不是很明显，但是在美国，涨薪水、升职和调动都更加依赖于学科内的知名度而不是在其他中国学学者中的知名度。⑥在高度重视定量研究的院系和重视规范化模型研究的机构，这一点尤其如此，而在重视定性研究的院系和创办了区域研究中心的大学，情况也是如此。这种动机结构影响了教师，并且被研究生所吸收，他们很快注意到哪些同学被认为是明星，通常得出的结论是：将有关中国的知识介绍给某个学科的观众，是一条写出受欢迎的毕业论文、找到理想的第一份工作以及得到快速晋升的途径。
吸引中国政治学专业的学生更加密切地接触政治学的不仅仅是获得一个职位或终身教职，或者是由于敬业。我们许多人都不想成为困在区域研究围栏里的奇异的动物园动物。⑦我们渴望能和学科同行们进行交流，就像有段时间的社会学家一样。⑧搞调查研究的学者们已经在进入主流政治学方面起了示范作用，但是各分支的中国政治学专家们正在为《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或《世界政治》撰稿，或者正寻求《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治研究》或更加专业的学科期刊的认可。当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更加为那些研究其他国家的学者们所熟知的时候，这样做是有道理的。面对那些研究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私人企业家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政策的实施、规章制度、法治、公民权利、合法性、公众支持、产权以及其他许多话题的政治学家，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有很多见解要发表。在中国研究领域有许多容易实现的目标⑨，也许现在到了该彻底地抛开中国的独特性的时候了，我们不是要把自己与某个单一的国家联系起来，而是要与那些能够在这个国家得到研究的问题联系起来。在很大程度上，这已经发生在政治学的大多数区域研究中：我们为何还要做最后的坚守者呢？
课题的专业化
考虑到现在所能得到的有关中国政治的信息让人目不暇接，课题专业化就有其显而易见的好处，也是一个自然的发展结果。没有人能够阅读所有出现在互联网、学术或畅销期刊上的东西，即使想努力跟上新闻过滤器以及邮件清单程序上的记录都成了一种挑战。如果我们的研究要达到一定的深度，一些分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受人欢迎的。
过去30年放开了田野调查工作的机会，这也造就了精细入微的研究。尤其是在基层，研究者可以去(几乎)任何地方，研究(几乎)任何事情。⑩这也导致了研究单一的(或者少数几种)环境下的政治动态的实证调查研究的兴盛。许多具有持久价值的成果都是通过将研究目标定位于中国政治拼图中的单独几块图片而获得的。这种研究方法使得中国学学者更像政治学中其他领域的专家，甚至像自然科学家。比如，美国政治学专业的学生早已适应了课题的高度专业化以及在学者、新闻工作者和权威专家的工作之间明显的界线划分。自然科学家更加专业化，其分支学科也迅猛发展。(11)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不像过去那样熟悉自己研究之外的分支领域。或许，我们只是正在见证着中国政治学研究在一个时代的成熟发展，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研究中国政治生活的多个方面的专家已经没有意义(或者不可行)。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专业化是走向进步的道路。
研究的孤岛
抛开优势，学科和课题的专业化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麻烦。首先，课题的狭窄性让研究中国政治其他方面的人很难定位哪些是最好最新的研究，也很难弄明白所有这些汇总起来意味着什么。(12)课题的专业化导致了拼图图片的高度分解，但是对于这些图片要如何拼装起来却没有什么看法，也没有提供说明拼图内容的包装封面说明。(13)在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内外的极大兴趣的时代，相对而言，我们中没有多少人想要试图去研究政体的特征或者解决其他同样宏大的问题。(14)当政策制定者、市民和其他学者前所未有地需要中国的政治地图的时候，我们却对将各个零散的研究孤岛联系起来的东西未能提供足够的见解。(15)
学科专业化也有着令人担忧的后果，包括不鼓励跨学科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讨论。我在中国政治学研讨班上所教授的大多数争论涉及的汉学家横跨了社会科学的各学科。当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或者是人类学家理所当然地专注于自己的学科以及中国在其中的作用，而期待其他人埋头于研究政治学时，以前那种交流的可能性就少了。学科专业化不可避免地会把中国政治学的专家与对中国的兴趣不限于政治学的非政治学学者、新闻工作者以及中国观察家隔离开来。它造成了新的被学科术语和狭窄的关注点隔离开来的研究孤岛，它会抑制跨学科的研究，阻碍我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形成整体认识的努力。用阿魄曼(Alpermann，2009：352)的话来说：“从学科视角来看是‘融合’，从中国区域研究的优势来看却是‘分裂’”。(16)
学科专业化不仅把我们和其他的中国学学者分离开来，也把我们彼此分离开。近来，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较少作为一个团体进行讨论，也较少分享共同的知识。这就助长了对于专业知识的认同或者，准确地说，是顺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能对关键问题充分地参与辩论或者全面理解。向政治学的倾斜使得这些研究者对于其他那些没有效仿这种做法或者没有在一些学科争论中发现重大相关性的中国政治研究者而言没有那么“清晰可辨”。这些争论可能在政治学中是关键性的，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却并非如此。我的课程提纲里所包括的那些过去的争论涉及来自两方的中国学学者，对这些争论进行探究和裁决触及了几乎所有的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者都一致认同其重要性的那些问题。在新的学科争论中，“另一方”通常都是中国学学者不了解的，那些被普遍接受的看法所坚持的东西显然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有可能会导致理论和概念上的结论对于中国政治学研究者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含糊不清的：其研究发现或者是稍显令人失望，或者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或者只是对于那些对中国一知半解的人来说有着持久的吸引力。
最后，学科和课题的专业化对教学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对下一代中国政治学研究人员的培训方面。我目前的研究生研讨班进展得不是很顺利，得出的是一些乏味的结论，诸如中国正在走向全球化，跨国行为体在国内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以及政府的分权是有用的。(17)给每周的作业起个题目也是具有挑战性的：要总结哪些大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以及阅读材料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起来的。同样，为东亚政治学博士入学考试设置有关中国的宽泛的、总体性的考题变得更加困难。实际上，我仍旧会参考也鼓励那些焦虑万分的考试者参考我2005年的教学提纲，它所勾勒出的是一个更加有条理的、连贯的领域，包罗了那些有持久意义的问题和争论。当然，敏锐的研究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领域中心的空白地带，他们中更多的人正在撰写的论文想要解决的是源自政治学(或者是其他社会科学)而不是中国研究的问题。这预示着这个领域的空洞化将更加严重，因为下一代的研究人员是面向外部世界的，其所面对的对话者不是我们的中国学学者。这会丰富政治学的发展，但是在一个许多人出于各自的原因而渴望和需要了解中国的时代，这也意味着很多机会的丧失。
服役期限
学科和课题的专业化可能利大于弊。中国政治学作为一个整体太庞大了，以至于很难跟上其发展进程，尤其是对于非中国本土的学者来说；和比较研究学者以及国际关系研究专家的交流确实给政治学增加了有关中国的知识，削弱了欧洲以及美国的经验在很多问题上一直以来所发挥的典范作用。而且，中国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并不是面临着一种一次性的、只能二选一的抉择：是忠诚于中国研究，还是忠诚于政治学学科。正如艾默生(Emmerson，2008：305)所准确描述的那样，“职业生涯不是一次快照而是一部电影”。研究者们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研究工作中向不同的听众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可以或多或少地和区域研究或政治学学科的同事发生共鸣。
当代的政治学也体谅混合的和不断变动的“学术忠诚”。因为区域研究争论中的热度在21世纪头几年就冷却下来了，我们也很少听到这样的言论了：“我一直认为区域研究是政治学的一个问题”(Bates，1996)或者“认为对于国际版图中的每一个板块都应该有专门的政治学研究者的观点很快就显得与那种认为在天文学系对每一个星球都应该有专门的研究者的观点一样不可思议”(Latin，1993)。相反，我们很有可能被告知“区域研究和政治学研究之间完全没必要存在严重的紧张关系”(Emmerson，2008：305)，或者，像三名年轻的东南亚研究专家所总结的那样，“区域和学科之间存在着一种合力”，区域研究和政治学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的和互相推动的关系”(Kuhonta，Slater，and Vu，2008：2，3)。
对于政治学领域的中国学学者而言，“服役期限”应该是什么，关于这一点依然存在一些疑问。在我看来，效仿经济学学科的例子是错误的，因为在经济学学科中，建立在国家基础上的研究是不常见的，而且区域研究专家也被边缘化了。听从杨忠(Yang Zhong，2009)的呼吁也是不可取的，他呼吁中国政治学专业的研究者复苏对于国家声名没有多少作用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甚至努力赶超欧洲政治学领域也是不明智的，在欧洲政治学领域，许多欧洲研究专家已逐渐认同研究同一课题(比如联邦主义、立法机关、政治经济学)或者问题(比如多级治理、民主转型、移民)的政治学家，而不是那些对相同的“板块”展开区域研究的同事。
关于中国的国别研究专家的出现有很多理由。首先，社会科学理论来来去去，但是中国却一直存在。一个令人难过的事实就是，许多社会科学的知识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因为它被忽视了或者过时了，被后来的受欢迎的理论所取代。对中国而言，这种可能性要低得多。其次，如果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是基于中国比它实际上更为人所熟知的想法，那么，这种主流有时可能是导向错误的或者是不成熟的。使用政治学的理论或概念去解释抗议、投票行为、选举和官僚机构，会把从中国学得出的结论放置在对最重要的东西实行“一刀切”政策的“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Procrustean bed)上。最后，对中国政治学的兴趣很高。在课堂内外，对于详尽的、作了广泛评估的、建立在这个国家基础上的分析存在着庞大的需求，而且这一需求在不断增加。如果学者们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相反将自身局限于更加狭窄的研究和学科内部的争论的话，其他人会填补这个空缺的。
注释：
①关于跟不上“大形势”的进展情况，参见包瑞嘉(Richard Baum，2007：161)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引自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2007：120-121)；还有哈丁(Harry Harding，1993)。关于“过度专业化”，参见高敬文(2007：99)和阿魄曼(Bj
rn Alpermann，2009：351)。
②关于民主化还是停滞，参见吉利(Bruce Gilley，2004)和裴敏欣(2006)。
③有价值的例子包括史天健(1999)、陈杰和钟阳(2002)关于选民出席人数的论述，戴慕珍(Jean C Oi，1999)和白苏珊(Susan H.Whiting，2001)关于财产权和村镇企业的论述，夏明(2008)和赵英男(Cho Young Nam，2009)关于地方人大的论述，以及季米特诺夫(Martin Dimitrov，2009)和毛学峰(Andrew C.Mertha，2008)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论述。分析家们进行的许多关于村镇选举的小型辩论都可以归到这一类别。参见欧博文和赵穗生(2010)。
④参见裴宜理(Elizabeth Perry，2008，2009)和李连江(即将出版的)关于当代抗议者以及他们的管理或权利意识的论述。
⑤例子包括欧博文和李连江的著作(2006)以及欧博文(2008)撰写的相关章节。艾伦·卡尔松、玛丽·加拉格尔、李侃如与墨宁(Allen Carlsen，Mary Gallagher，Kenneth Lieberthal，and Melanie Manion，2010)所编撰一书中的文章也反映了这种走向。
⑥大约20年前，白鲁恂(Lucian W.Pye，1992：1161)写道：“得到其他领域专家的尊重是不够的。终身职位的获得有赖于各个学科的标准的捍卫者的评判。”
⑦关于研究东南亚的政治学家中的类似想法，参见埃里克·马丁内兹·库恩塔、丹·史莱特与武襄(Erik Martinez Kuhonta，Dan Slater and Tuong Vu，2008)。
⑧魏昂德(Andrew Walder)和倪志伟(Victor Nee)是年长一代的主要例子，麦宜生(Ethan Michelson)和周雪光(Xueguang Zhou)是最近一代的例子。至于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发现“超越区域研究和社会科学之间经久存在的界线”更加容易的原因，参见魏昂德(2004：322)。
⑨关于这一研究方法的总体情况以及对它的辩护，参见欧博文(2006)。
⑩关于激烈的争执，参见卡斯腾·霍尔茨(Carsten Holz，2007)和孟捷慕(James Mann，2007)。当然，也存在着“禁区”，比如说，种族政治学和精英政治学的一些重要方面。至于均衡对待田野调查工作的机遇和约束，参见玛丽亚·海默与曹诗弟(Maria Heimer and Stig Thgersen，2006)。
(11)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社会科学中存在这种趋势，参见《经济学期刊》文献分类系统将有关经济学的研究划分为20个分支领域(以及600多个次分支领域)，可查看http://www.aeaweb.org/journal/jel_class_system.php，2010年1月22日登载。
(12)用哈丁(1993：32—33)的话说：“对中国的生活知道的细节越多，就越难把握其宏观的变化模式和结构。”
(13)关于拼图玩具的暗喻，以及把图块拼贴成一个完整拼图的必要，参见裴宜理(1994：712—713)。
(14)例外包括毛学峰(2010)关于“2.0版破碎的威权主义”的论述，以及皮埃尔·兰德里(Pierre Landry，2009)和特里萨·赖特(Teresa Wright，2010)关于威权主义韧性的支柱的论述。前不久的一段时间，正如可证明的那样，有太多关于中国政府的特征的描述，参见包瑞嘉和舍甫琴科(Alexei Schevchenko，1999)。
(15)比如，参见西奈·塔罗(Sidney Tarrow，2008)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有异议的政治学研究之间的差距”的论述。
(16)虽然魏昂德(2004：337，338)称赞了“地域研究和学科研究之间的障碍在减少”，但也看到它们之间的分裂，因为中国学学者“越来越在他们各自的学科内处于被隔离状态，他们的研究越来越面向那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17)几乎每周得出的结论都是：“中国正处于转型中；它是一个一直在变动的研究目标，一个陌生的很难完全理解的政治混合物。”后毛泽东时期已经长于毛泽东时期了，这样的结论是令人不满意的。我现在开始担心，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从1979年我进入研究生院的第一天开始，我们都会一直在说：“中国正处于转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