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再认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手还是摆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尔基论文,再认论文,旗手论文,现实主义论文,摆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从一产生就伴随着争论，一直到苏联解体后的今天，依然如此。在以往的评论中，高尔基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创始者。结合前苏联和俄罗斯学术界逐渐披露的史料，客观地分析高尔基后期文学活动，我们发现高尔基并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文学的旗手，而是在一段时间内被人利用的摆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高尔基恢复和保持了一代文学大师的良知和尊严，给自己曲折而又伟大的一生划上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句号。
是斯大林而不是高尔基制造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32年10月的26日晚上9时，斯大林和政治局成员来到高尔基的家里，和提前等候在那里的肖罗霍夫、法捷耶夫、马霍什金、列昂诺夫、革拉特珂夫、伊万诺夫等作家一起座谈文学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建议将高尔基所说的“表现第三种现实”的“第三种方法”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①]苏联作协筹委会主席格隆斯基在1938年2月举行的主要讨论戏剧问题的第2次全体会议的闭幕词中说：“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们采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名称，同时我们还说，不能抛弃浪漫主义，在我们这里，这种浪漫主义必然是红色的浪漫主义。这个论点是由斯大林同志提出来的。”[②]1934年苏联作协正式成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界定，并被规定，并为苏联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基本准则，正式开始实施。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术语的提出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想的制定和实施，主角一直是斯大林。从那次座谈会之后，特别是从高尔基于1933年1月发表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篇文章起，高尔基就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提法，没有再使用过其它提法。实际上他充当的是斯大林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代言人的角色，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名声显赫的摆设而已。
从1928-1929年反“右倾”斗争开始，特别是经过对所谓“沙赫特事件”[③]扩大宣传之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进一步掌握了社会舆论，“社会主义全线进攻”在思想文化领域全面展开。1928年5-6月斯大林就在党内着手纠正1925年《决议》所规定的“自由竞争”的思想文化路线，他早已不满意多种文艺团体竞争，不同声音共存的局面。于是，联共（布）中央于1932年4月23日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取缔了包括“拉普”在内所有的文艺团体。在文化艺术领域，斯大林只需要一个完全体现他的思想的理论体系，一个完全贯彻他的意志的文学组织，一个德高望重而又言听计从的代言人。这个理论体系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文学组织便是初期的苏联作家协会，而这个代言人的首选人物是高尔基。我们以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它的名称就是政治术语和美学术语的强行嫁接的结果。世界文学发展史上有无数史实证明，创作方法并不是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的决定因素，采用不同创作方法的不同流派的作家可以写出相同政治倾向的作品来。把戴上了“社会主义”帽子的“现实主义”规定为苏联文学与批评的“基本方法”，而在实际执行中又变成了“唯一方法”。政治直接干涉文学创作的恶果是将20年代到30年代初繁荣起来的文坛变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独家讲台。斯大林利用国家机器采取高压手段，实现了拉普苦心追逐而未完全实现的两个一统化：组织上行政干预的一统化和思想上的创作指令一统化。其结果是艺术家们为了表现“应该有的现实”而牺牲了生活中的现实，一时间粗制滥造的伪劣作品充斥苏联文坛。
集体主义浪漫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本质区别高尔基对无产阶级文学的伟大贡献以及他和列宁的深厚而诚挚的友谊，使他在苏联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具有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地位。这也是斯大林选中高尔基做文学艺术界代理人的重要原因。高尔基继承了19世纪文学的优良传统，但他在承认其价值的同时也表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主张创造适合于新时代的新文学。这是时代的需求，也是一代文豪的真知灼见。但是斯大林发现高尔基的某些观点符合自己的需要，他从这个大文学家的文学主张中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找到了依据。其实，高尔基的文学见解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高尔基认为，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但不能指出改变现实的正确途径，尽管有价值，但也只是“批判的”现实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浪子”的文学。[④]他认为，传统的浪漫主义文学在倾向方面有积极和消极之分，无论其积极还是消极，都是“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的浪漫主义”。他觉得“集体主义的浪漫主义”以前没有，现在“刚好在生长，刚好在形成”。[⑤]他提倡文学家表现除了“过去的现实和现在的现实”之外的“第三种现实--未来的现实”。高尔基自1928年回国后，曾在官方的安排下2次在国内旅行参观。他走马观花式地参观了一些工厂、农庄和劳改营，被那些特意展示给他看的繁荣现象所鼓舞。他感到，“在苏联，工农的政权，理智和意志在创造新的现实。这现实--整个都在我们的成绩里，这些成绩是在不断地发展着，生长着。”[⑥]他说：“我们现在应该设法把这第三种现实列入我们的日常现象，应该描写它。”[⑦]高尔基认为当时的文学过多地注意了当代生活的侧面，而不是中心主题，过多地描写了旧人，而不是新人，他呼吁文学应该表现新生活和俄罗斯人的新面貌。[⑧]可见，高尔基所说的“第三种现实”既是新时代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同时又是高尔基真诚的、浪漫主义的理想，但决不是那些为个人崇拜和某项政治政策服务而脱离生活实际胡编乱造的“现实”。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都不适于表现“未来的现实”，只有“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成第三种东西，即能够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绘英雄的现代生活，并用更崇高更适当的语调来谈论它的第三种东西。”[⑨]在高尔基的心目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表现未来的现实，实质上是用浪漫主义的方法宣传理想。因为他承认：“这是浪漫主义的宣传吗？是的，如果可以把社会的英雄主义，如果可以把创造新生活条件的文化革命的热情--象在我国所表现的那种形式的热情--称为浪漫主义的话。但不用说，把这种浪漫主义和席勒、雨果及象征主义者的浪漫主义混为一谈，那是不行的。”[⑩]高尔基所说的“第三种东西”，即他提倡的新的文学创作方法无论是被他说成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还是改称为“集体主义的浪漫主义”，都没有违背文学创作的客观规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高尔基一贯鼓励作家运用各种方法表现生活，并激烈反对任何取消生活矛盾，缓和紧张的社会冲突，从而达到歪曲生活，为某种政治需要服务的企图。他说：“读者们注意到，作家们与其说是在企图说服读者，倒不如说是在迎合读者。但是说服和迎合是两种不同的目的，后者不值得赞扬，甚至还是有害的。无产者已经成长到不需要恭维、不怕批评的程度了。”(11]在《论剧本》（1933年）一文中，高尔基尖锐地指出：“不要把‘阶级特征，从外面贴到一个人的脸上去，像我们这里所做的一样；……单靠‘阶级特征’，还不能烘托出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人物，一个经过艺术加工的性格。”(12]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决不能和高尔基的“集体主义的浪漫主义”或是“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成的第三种东西”相提并论，更不能同日而语。
高尔基后期生活与创作中的遗憾我们无意用政治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标准苛求作为文学家的高尔基，但我们认为前苏联评论界出自某种政治功利目的而精心包装、美化的高尔基并非真实的高尔基，真正的高尔基是一个怀有乐观激情和强烈使命感的、平凡而又伟大的文学家。(13]
1928年初，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联全国掀起了一场欢迎高尔基回国的运动。政府为高尔基提供了一处洋房、2座别墅和一节专列，高尔基及其家属享受政治局委员的待遇，连高尔基抽的烟都是特意从埃及订购的。高尔基一下子好象生活在天堂里。据俄罗斯作家、历史学家弗·德·乌斯宾斯基的新作《领袖的秘密顾问》所提供的资料表明，斯大林在自己的家里对高尔基抱怨“一些严肃的作家对我们的斗争，对我们的成绩重视得不够。……最好能把文学家的注意力集中到我们的成绩上来，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各国无产阶级需要我们的经验。”他建议高尔基出面把文学家们团结在一起，并保证政治局一定给予支持。(14)]面对优厚而友好的待遇，高尔基在回国后的最初几年里，精神上确实处于兴奋状态。他热情地参加文艺界的活动，积极地筹办了《我们的成就》、《苏联建设》等杂志，主持出版了一些书籍，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真诚地歌颂他所看到的新生活的成就。他还特别强调多说成绩，少讲缺点。我们不能抹杀高尔基在1928-1936年间对苏联文化事业所做的贡献，但也不能否认他也曾经在政治宣传和文学创作学方面为斯大林攻击反对派及30年代的大镇压起到了别人不能替代的配合作用。
高尔基在一段时间里越来越相信斯大林的“肃反”政策的正确性，1930年11月25日他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说：“一切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人都在反对我们，因此我们就有根据认为，国内战争并没有结束，结论当然是，如果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高尔基的这句名言，在大镇压时代，是审讯人员重复最多的话语之一。他还领导一批作家在1934年1月召开党的17大之前赶写了一本名为《斯大林运河》的书，该书歌颂了斯大林的肃反政策和镇压行为。1936年初，高尔基还号召对被诬陷杀害基洛夫而入狱的政治家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进行最严厉的判决。高尔基不仅答应为斯大林写传，而且用自己作品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的需要服务。特写《列宁》1929年再版时，他把第一版中列宁为托洛茨基辩护的话删去，却着重加进了列宁对托洛茨基表示不信任的一段话：“他毕竟不是我们的人！跟我们在一起，但不是我们的人，他野心勃勃，他身上有一些拉萨尔的不好的东西。”再版本明显地是为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而改动的。(15]他在1931年创作的剧本《索莫夫和其他人》，剧中人物多次提到沙赫特案件，反面人物全是混入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剧本从观念出发，实际上起了为30年代大镇压制造舆论的作用。《苏联游记》（1928-1929）和《英雄的故事》（1932）直接表现了高尔基在国内参观时的所见所闻，抒情多于描写，说教超过事实的叙述。卢那察尔斯基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在这类情节上白白地浪费了大艺术家的精力。”(16]这不能不说是高尔基后期创作的缺憾。
一个比较完美的句号斯大林和高尔基的“蜜月”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高尔基的正直和倔强而中断。高尔基回国后不久就发现他的一些熟人、一些诚实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突然失踪了，一些党员、党的缔造者、列宁近卫军的老战士突然消失了。对不公正现象特别敏感的高尔基开始在私下的交谈中流露出不满。在大清洗中，高尔基数次为被捕的老布尔什维克、老红军战士、作家、学者说情，但遭到斯大林的坚决拒绝。据高尔基的朋友捷斯尼茨基回忆说，高尔基答应给斯大林写传后，曾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闭门研究信使从中央委员会送来的大量资料。有一天，他在饭桌上宣布，根据这些材料写斯大林“太令人肉麻了”。他不愿违背作家的良知为斯大林树碑立传。自此以后，他从未再靠近斯大林。(17]后来斯大林托人请高尔基在十月革命纪念日为《真理报》写一篇有关列宁与斯大林的文章，高尔基根本不予理睬。斯大林知道高尔基不是那种能吓倒的人，任何恐吓高尔基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他决定和这位著名作家进行一次认真而严肃的谈话。尽管斯大林为这次谈话做了精心准备，结果还是不欢而散。当斯大林和高尔基结束谈话，双双走出高尔基的书房时，等在书房门外的乌斯宾斯基见他二人紧锁眉头。高尔基说：“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很抱歉，我要站出来反对这种不明智的暴力……”斯大林说：“如果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可是你说的啊！”高尔基反驳道：“对敌人是应该这样。但是，首先必须确认，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残忍的敌人。如果有人犯了错误，如果有人想跟自己不一样，那就要说服他改变主意，而不能干掉他。况且，自己也应该倾听他的意见，搞清楚究竟谁是谁非。要是突然发现对方没有错呢？……”斯大林闭口不答，只是彬彬有礼地向高尔基告别。(18]高尔基已经向斯大林正式宣布：他不再充当斯大林的摆设了。
高尔基不愧为一位严肃的文学大师，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他和肖洛霍夫、列昂诺夫、拉夫列尼约夫等作家一起就纯洁文学语言、反对文学歪曲生活等问题与当时红极一时的绥拉菲莫维奇、潘菲洛夫、革拉特珂夫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高尔基发起的这场论争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没有进行讨论，粗制滥造的作品在报刊杂志上依然层出不穷，潘菲洛夫攻击高尔基的文章竟然堂而皇之地刊登在苏共中央的机关报《真理报》上。当时，高尔基的病情迅速恶化，他于1934年提出去意大利过冬的2次申请却均遭拒绝。尽管如此，高尔基依然著书立说，坚持战斗。在他的创作后期，除了前文提到的极少数的表现“新生活伟大成就”的作品以外，高尔基再也没有写过歌功颂德的东西，而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旧世界的批判和对美好未来期盼的激情的抒发上。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带着“被包围了，被封锁了，被墙围住了，一步也迈不出去”(19]的壮志未酬的遗憾离开了人世。这位一直为俄罗斯人民利益奋斗的伟大作家给自己战斗的一生画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句号。
注释：
①格鲁兹杰夫：《高尔基》，力冈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333页。
②《新世界》1933年第2期257页。
③1928年初，在顿巴斯煤矿的沙赫特地区破获了一个资产阶级专家破坏组织，被捕的反革命分子全是知识分子。斯大林在1929年4月的中央全会上断言，“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业部门中都有‘沙赫特分子’。”这样一来，“沙赫特案件”遂演变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清除“沙赫特分子”的政治运动，酿成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见《苏联史纲》（1917-1937），陈之骅主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603页。
④⑤⑥⑦⑨⑩《高尔基论文学》，林焕平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
⑧(11)(12)《高尔基全集（30卷）》26卷5、336、415-416页。
(13)参见拙文《高尔基再认识论--高尔基创作思想危机评析》，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高尔基人道主义再认识》，载《俄罗斯文艺》1996年第4期。
(15)(17)(18)刘立凯、杨进保编《红都见闻录》下册215-218、218、216-220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4月。
(14)(19)见陆昭徽译《斯大林与高尔基》，《俄罗斯文艺》1994年3期。
(16)参见拙文《高尔基再认识论--后期创作的缺憾》，《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