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与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
陈文胜
[摘 要] 近年来，社交媒体的崛起和充满活力的网络社会为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社交媒体有助于改变信息传播和社会动员的格局，为政治反对派引入新的战术和博弈工具，给长期执政的国民阵线造成严峻的挑战。它破坏了国阵的组织和信息优势，使其威权主义政治难以为继，极大地促进了马来西亚的政治参与、协商民主、新闻自由和民主选举。社交媒体无疑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但社交媒体只是民主化的催化剂，由于各种局限和不足，其本身并不足以动摇马来西亚根深蒂固的威权体制，真正实现政治的自由化。
[关键词] 马来西亚； 社交媒体； 政治民主化； 威权主义
民主化是一个国家从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程，它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政治日趋民主化的潮流中，任何威权体制都不是一劳永逸的灵丹妙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地的社会学家、政治家和人权组织普遍认为，公民使用信息技术将导致独裁或半独裁统治者的灭亡”[注] ① Sonja L. Tayl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a Democratizing Agent :A Case Study on the 1999 Elections in Malaysia , Fairfax: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2004, p.2.。还有学者指出，“信息技术可能是帮助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和反对党对抗专制政府的最佳工具。”[注] ② Sonja L. Tayl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a Democratizing Agent :A Case Study on the 1999 Elections in Malaysia , Fairfax: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2004, p.89.近年来，新兴的社交媒体技术登上了马来西亚的政治舞台，并成长为与主流媒体和传统媒体实力不相上下的媒体力量。它革命性地改变了媒体景观和政治生态，成为影响马来西亚政局的新变量和推动马来西亚民主化进程的新工具和新“动因”，有力地促进了马来西亚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变。传播学理论家认为，“如果不研究传媒领域的民主化，就不可能理解社会的民主化。”[注] David J. Park, “Media,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Argentin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 Vol.26, No.3, 2002.这是因为，“民主社会和媒体不只是并行共存，而且有着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注] Danielle Raeijmaekers, “Media, Pluralism and Democracy: What’s in a Name?”, Media ,Culture &Society , Vol.37, No.7, 2015.本文将从社交媒体如何推动马来西亚民主改革运动，影响马来西亚民主化进程的视角出发，分析社交媒体对马来西亚威权政治体制、公民政治参与、不断演变的政治版图产生的显著影响和作用，揭示社交媒体在推动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困境以及逻辑。
一 社交媒体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及应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席卷全球，给世界各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社交媒体是近年来马来西亚国内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的网络媒体新宠。如今，它正全方位、立体化地渗入、重塑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和日常政治生活，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条件和社会的政治生态。作为新的基于互联网的应用程序和通信平台(如Bebo、Twitter、MySpace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在马来西亚是伴随着信息化和民主化浪潮应运而生并发展壮大的。自一出现，社交媒体便以传统媒体无与伦比的传播能力和互动能力，使得信息增值和意义扩容，信息流动更加快捷、高效和公开化，带来一种政治上更加开明的前景，成为当今备受社会各界推崇的政治传播工具。
(一)20世纪90年代：网络媒体诞生
互联网的崛起，是20世纪下半叶一个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现象，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出现为马来西亚数字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在这一时期，马来西亚互联网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1990年，马来西亚微电子学院建立了第一家互联网供应商JARING。此举为马来西亚互联网普及化的第一步，成为马来西亚互联网服务之雏形。二是1991年，联合高级综合网络计划开始实施。该计划扩展和延伸了计算机网络，促进了各种教育、研究和商业活动的发展。三是1996年，马来西亚电讯成立。该机构获得了提供互联网服务供应许可证的权力，随后，其所经营的马来西亚电讯网络正式向公众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四是“多媒体超级走廊”计划的实施。为迎接21世纪信息革命的挑战，促进信息技术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发展，1996年2月，在马哈蒂尔主政下，马来西亚制定和积极推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多媒体超级走廊”计划，展现了政府推动信息与传播科技的决心。在这一时期，马来西亚的在线新闻机构“今日马来西亚”(http://www.malaysia-today.net)，以及《马来西亚使者报》(Utusan
Malaysia )网络版等网络媒介纷纷诞生。马来西亚互联网使用也日益普及，用户数量扶摇直上。“到1998年，马来西亚已成为全球领先的电脑芯片生产国之一，并被列为东南亚人均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之一，每45人中就有1人使用互联网。”[注] Sonja L. Tayl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a Democratizing Agent :A Case Study on the 1999 Elections in Malaysia , Fairfax: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2004, p.5.而“时至2000年，互联网订户突破百万个，达到165万9000个，是1998年的3倍。”[注] 庄迪澎：《互联网媒体治理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比较研究》，台湾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89页。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行为倾向、社区形态以及自我认同，为公众绕过传统媒体的信息过滤，以及不受地方当局监管地自由讨论和分享信息打开了大门，促进了马来西亚高度网络化社会的形成。
(二)21世纪初：政治博客兴起
互联网的发展为2002年马来西亚博客圈现象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博客的兴起是Web 2.0时代最著名的特性之一，但严格说来，它“还不是我们今天所知的真正的社交媒体”[注] James Gomez, “Malaysia’s 13th General Election: Social Media and its Political Impact”, Asia Pacific Media Educator , Vol.24, No.1, 2014.。博客是“weblog”的中文名称，是一个允许作者和读者之间有更高程度互动的在线日记，其致力于自我表达、言论自由和交流思想，是网络文化的重要部分。博客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当时一家名为Pyra的公司推出的一种软件应用程序。进入21世纪，随着马来西亚信息化政策的实施，博客开始兴起。2001年马来西亚只有少数博客网站，但到2004年大选时，Web 2.0迅速崛起，“博客”一词成为年度流行语。今天，马来西亚博客网站数以千计，包括Mycen Blog Directory、Project Petaling Street等博客集合网站。在艾哈迈德·巴达维(Ahmad Badawi)担任总理期间，大量批评政府的博客进入互联网公共领域。据《马来西亚前锋报》报导，马来西亚有超过50万的活跃博客，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和欧盟[注] Asha Rathina Pandi, Blogging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mong Minority Indians in Malaysia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2011, p.78.。根据哈兹布拉(Hasbullah)的说法，“马来西亚博客已变得很强大……研究表明，马来西亚70%的选举结果受到博客信息的影响。”[注] Asha Rathina Pandi, Blogging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mong Minority Indians in Malaysia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2011, p.78.尤其是在2004年和2008年大选中，博客被反对党和民众用来传播资料，加强联系以及进行网络运动、抗议集会、在线请愿等，有力地推动了“净选盟”运动和“政治海啸”的发生。马来西亚的政治博客，一方面“为公民参与和动员提供了一个丰富而充满活力的对话平台”，改变了政治动员生态和议程设置；另一方面，“作为互动的社交媒体，创造了真正的社区意识”[注] Meredith L. Weiss, “Parsing the Power of ‘New Media’in Malay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 Vol.43, No.4, 2013.，促进了集体行动和政治认同。鉴于政府对主流媒体的监管和控制，越来越多马来西亚人将博客视为另一种信息和新闻来源。博客的兴起和应用“改变了马来西亚社会政治格局的性质”[注] Asha Rathina Pandi, Blogging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mong Minority Indians in Malaysia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2011, p.156.，而且“博客无疑正在成为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的争论点”[注] Ming Kuok Lim, Blogging and Democracy :Blogs in Malaysian Political Discourse ,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09, p.58.。
(三)2008年至今：社交媒体时代来临
社交媒体是一组新的基于互联网的应用程序，它建立在Web 2.0的思想和技术基础上，允许用户生成内容的创建和交换，促进媒体用户信息共享和参与。社交媒体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互联网论坛、新闻门户、社交博客、WhatsApp、Instagram等，便于人们转发分享和串联，最大程度地实现各种信息的传递、互动与分享。“马来西亚人大量使用社交媒体。2011年12月，Facebook用户超过1200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2%，占网民总数的71.35%。”[注] Jo-Ann Ding and Lay Chin Koh, Mapping Digital Media :Malaysia , London: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2013, p.20.而据《数码新闻报道2017》显示，马来西亚人是WhatsApp的全球最大用户，51%的马来西亚新闻读者使用WhatsApp[注] Mohd Azizuddin Mohd Sani, “Battle Royale on Social Media in the 2018 General Election in Malaysia”, Asian Politics &Policy , Vol.10, No.3, 2018.。波士顿咨询集团(BCG)新加坡合伙人兼董事瓦沙里·拉斯托吉(Vaishali Rastogi)表示，以Facebook为首的亚洲社交网络的增长是一种令人惊叹的现象，在马来西亚Facebook正迅速成为一种交流方式，社区已经不可思议地变得紧密相连，并以多维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注] Mohd Azizuddin Mohd Sani, “The Social Media Election in Malaysia: The 13th General Election in 2013”, Kajian Malaysia , Vol.32, No.2, 2014.。全球性的市场研究公司TNS公布了一项研究结果，它调查了46个国家的5万人，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马来西亚的社交网站使用率最高[注] Fama, P. A. and C. M. Tam, “From citizens to netizens: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s in Malaysia”, in P. Behnke ed.,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s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sia , Singapore: The Konrad-Adenauer-Stiftung, 2010, pp.79-86.。亚洲通讯公司(Asia Communications)也表示，社交媒体在马来西亚影响非常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与主流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实力会越来越不相上下[注] Mohd Azizuddin Mohd Sani, “The Social Media Election in Malaysia: The 13th General Election in 2013”, Kajian Malaysia , Vol.32, No.2, 2014.。社交媒体的诞生和应用彻底改变了新闻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马来西亚人的信息获取方式，为反对党及其候选人在竞选中赢得选民提供了优势。自社交媒体在2008年马来西亚选举中日益凸显其作用以来，2013年的选举则被比喻为一场“社交媒体选举”。从选民动员的角度来看，社交媒体对2013年选举的影响可能在于它在提高投票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2008年的选举中，合格选民有10,740,227名，投票率只有76%；2013年的投票率是马来西亚选举史上最高的，在13,268,002名合格选民中，超过84.8%的人参加了投票[注] James Gomez, “Malaysia’s 13th General Election: Social Media and its Political Impact”, Asia Pacific Media Eduator , http://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01b952bc4aaab201610ef06/t/52524142e4b00c64c3d3c1c7/1381122370577/Malaysia%E2%80%99s+13th+General+Election-+Social+Media+and+its+Political+Impact.pdf, 2014.。这被认为提高了政治参与程度。“马来西亚的选民，尤其是那些广泛使用社交媒体的选民，主动动员起来，为竞选活动投入了大量时间，以确保他们支持的政党获胜。”[注] Ying Hooi Khoo, “Malaysia’s 13th General Elections and the Rise of Electoral Reform Movement”, Asian Politics &Policy , Vol.8, No.3.而在2018年的选举中，社交媒体成为选民和政党交流的最主要媒介，80%的选民都是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目前的趋势表明，几乎所有政党和候选人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博客，拥有Facebook、Twitter或YouTube等社交媒体账户。”[注] Mohd Azizuddin Mohd Sani, “The Social Media Election in Malaysia: The 13th General Election in 2013”, Kajian Malaysia , Vol.32, No.2, 2014.社交媒体是重要的民主资源和工具，它的崛起为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注入了新的活力。马来西亚充满活力的网络社会表明，社交媒体正成为网络时代新潮流和推动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影响力量。
二 社交媒体对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影响
社交媒体具有开放、自由表达、挑战权威等特征，支持知识和信息的民主化，有助于拓展民主参与和协商的公共领域，打破话语权垄断和聚集民间力量，“鼓励所谓的基于互联网的大众民主”[注] Bo Nilsson and Eric Carlsson, “Swedish Politicians and New Media: Democracy, Identity and Populism in a Digital Discourse”, New Media &Society , Vol.16, No.4, 2014.，并且“有潜力帮助生活在独裁政权下的人们实现民主”[注] Sonja L. Tayl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a Democratizing Agent :A Case Study on the 1999 Elections in Malaysia , Fairfax: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2004, p.13.。近年来，社交媒体推动了马来西亚“网络民主”的兴起，创新了民主机制运行的模式，规范了权力运行，维护了民众利益，改变了以巫统为核心的政党联盟长期执政的局面，推动了威权政治的转型和制度内民主的发展，减少了民主化带来的震荡。马来西亚有许多评论人士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社交媒体有潜力通过引入新的手段，在开放的政治环境下发挥政治参与渠道的作用，改变政治格局和政治结构，推动政治自由化和信息民主化进程[注] Zulkifli Abd, “Malaysia 13 th General Election: Young Adult’s Perceptions towards Election Commission (EC) on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Issue of Indelible Ink i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NSs)”, Australian Journal of Basic and Applied Sciences , Vol.8, No.24, 2014.。
(一)扩大政治参与：从被动到主动
2.3.3伴栽方法一般用活动菌床法，选择质量符合要求(7～8月培养的直径8～12厘米)的菌材(海拔1 200米以上的松木树培养菌材)运到栽培现场。将栽培场地岩土挖开扫平，垫一层50厘米厚的干净河沙，上面撒一层枯枝，落叶，菌材顺坡排放，间距3厘米，排完后，用砂填平菌材，埋菌材一半时，垫平间隙填砂，将种麻放于菌材两侧的空隙中，每个种麻相隔15厘米，菌材两侧各放一个，最后用砂厚盖，厚度为10厘米，完成栽培，米麻是撒布于菌材间，其他相同。
协商民主也称为“审慎民主”、“商谈民主”，是多元民主社会中一种具有合法性、公开性特征的治理形式。在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种族意识具有较强的凝聚力，是各种族的核心价值观”[注] 李路曲：《“体制内”民主化范式的形成及其类型学意义》，《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 ，自由、平等与人权等价值与信念对多数人而言似乎太抽象。由于缺乏宪政规范之下的自由民主，公民社会没有充分发展，公民自由受到限制。例如，“政府通过并强制执行了许多限制公民社会形成以及禁止集会和会议的压制性法律。”[注] Sonja L. Tayl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a Democratizing Agent :A Case Study on the 1999 Elections in Malaysia , Fairfax: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2004, p.79.马来西亚不具有深厚的公民自由传统，社会公共领域通常受到限制，普通公民和公民社会团体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并直接参与国家事务。加上巫统以打压方式压制反对党发展，导致政治体制缺乏应有的包容性和适应性。作为一个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政党，巫统党内保持着深厚的精英政治传统，一些决策大多是由上层之间协商产生，与外界缺乏沟通协调，民主协商机制缺乏。
衡阳地区位于湘中南地域，是以古内陆湖相沉积为中心的成盐盆地。地形地貌较复杂多样，地质构造复杂。出露岩层以软弱、易风化的红层为主，容易出现斜坡变形，进而形成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辖区矿产资源丰富，采矿历史悠久，矿业活动相对频繁。由于集中抽排水及地下采矿活动等，易引发岩溶区地面塌陷及采空区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衡阳大气降水充沛，雨量集中，据市气象局资料：市多年平均降水量为1430.72 mm，降水多集中在4-7月，占全年降水量的52-58%以上，地域以南岳和衡山多为雨区。因此，地质环境条件和气候特征决定衡阳是一个地质灾害相对多发区，并具有地质灾害类型多、分布广和危害性大等特点。
(二)促进协商民主：从不完全的公民自由到新型的公共讨论空间
自社交媒体兴起之后，马来西亚人可以绕过单向的、等级森严的政治媒体，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传统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无法发布的新闻和信息，人们的“政治冷漠症”减轻了。如，拉贾·佩特拉(Raja Petra)认为，“互联网最大的贡献在于让中产阶级参与投票，另类媒体治愈了中产阶级的冷漠。”[注] Mohd Azizuddin Mohd Sani, Knocks Tapiwa Zengeni, “Democratization in Malaysia: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in the 2008 General Election”, presented to the 18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delaide, 5-8 July, 2010,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ustralia, http://pandora.nla.gov.au/pan/124461/20110211-1446/asaa.asn.au/asaa2010/papers/sani-m_azizuddin_m.pdf, pp.1-16.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互联网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城市中产阶级。”[注] Joseph Chinyong Liow, “Malaysia’s March 2008 General Election: Understanding the New Media Factor”, The Pacific Review , Vol.25, No.3, 2012.因为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关注政治和参与政治变得相对容易，政治动员的成本也大幅度下降，社会运动的创意也越来越多。马来西亚人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和信息，参与政治讨论和辩论，向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制定符合公民利益的政策，或者与候选人进行政治沟通，参与选举投票、政治集会和抗议运动等。通过社交媒体，人们很容易地接触到总理、首席部长和其他官员。2011年，“净选盟”举行大规模集会，广泛使用社交媒体加强选举改革宣传，证明了互联网在帮助组织活动、传递信息和扩大政治参与方面的价值。正如托马斯·派平斯基(Thomas B. Pepinsky)指出：“如果没有新媒体作为组织和动员的工具，净选盟2.0就不会出现。”[注] Thomas B. Pepinsky, “The New Media and Malaysian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 Vol.35. No.1, 2013.作为一种高效沟通的媒介，“社交媒体促进了机构外和机构内政治权力的表达，显示了公民的政治权力。显示公民政治权力的形式有许多，其中包括存在于正式制度之外的政治抗议，以及发生在民主政治制度内的投票”[注] Mohd Azizuddin Mohd Sani, Knocks Tapiwa Zengeni, “Democratization in Malaysia: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in the 2008 General Election”, presented to the 18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delaide, 5-8 July 2010,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ustralia, http://pandora.nla.gov.au/pan/124461/20110211-1446/asaa.asn.au/asaa2010/papers/sani-m_azizuddin_m.pdf, pp.1-16. 。社交媒体为以前被忽视，甚至被排斥的参与者提供了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它的崛起还改变了政治参与的人口结构，进一步促进了年轻选民的政治化，这些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数字原居民”们热衷于利用Facebook、MySpace和YouTube等社交网站广泛参与政治活动。根据选举委员会(Suruhanjaya Pilihanraya Tan)穆哈德·尤索夫(Mohd Yusof)的数据，在公民参与方面，由于社交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2013年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投票率最高的一年，达到1105万选民，几乎占注册选民总数的85%[注] Zulkifli Abd, “Malaysia 13 th General Election: Young Adult’s Perceptions towards Election Commission (EC) on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Issue of Indelible Ink i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NSs)”, Australian Journal of Basic and Applied Sciences , Vol.8, No.24, 2014.。社交媒体不仅为公众开辟了政治参与的新渠道，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而且激发了使用社交媒体的选民主动为他们支持的政党投票的热情。正如詹姆斯·戈麦斯(James Gomez)所言：“马来西亚2013年选举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交媒体确实会影响更多选民在选举期间参与投票。”[注] James Gomez, “Malaysia’s 13th General Election: Social Media and its Political Impact”, Asia Pacific Media Educator , Vol.24, No.1, 2014.马来西亚总理拿督纳吉布(Dato’Seri Najib)也宣称，2013年大选将是马来西亚的第一次“社交媒体选举”[注] Tham Jen Sern and Hasmah Zanuddin, “Malaysia’s 13th General Elec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Agenda in Social Media”, Asian Journal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 Vol.1, No.2, 2014.。简而言之，在民主化进程中，“新媒体使马来西亚政治变得更加具有参与性”[注] Meredith L. Weiss, “Parsing the Power of ‘New Media’in Malay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 Vol.43, No.4, 2013.。
周恺摇摇头，一把抱起小蝶向卧室走去，可就在这时，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幻觉：他眼前出现了妻子孟丽的形象，接着，脑海里闪现出女儿那怨恨鄙夷的眼神。
在马来西亚，“在竞选期间，社交媒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注] Mohd Azizuddin Mohd Sani, “The Social Media Election in Malaysia: The 13th General Election in 2013”, Kajian Malaysia , Vol.32, No.2, 2014.自20世纪90年代初互联网媒体出现后，就立即成为了反对党进行宣传、串联和动员，改变选举威权主义的重要平台和“强大工具”，甚至助力反对党打破了国阵长期执政的局面。而公众或公民社会组织已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投票行为，相反他们越来越多地要求平等参与政治讨论，实现选举的干净和公正。如1998年爆发的“人民正义运动”、2008年大选、2011年“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大集会及2013年、2018年大选等。尤其是在2008年的大选中，反对党更是利用社交媒体巧妙地接触选民，掀起了“政治大海啸”，打破了国阵一党独大的局面，创造了历史；而在2013年的第13届大选中，社交媒体使用成倍增加，成了民联的选举广告平台，选举再次被反对党所营建的公共关系所主导，国阵自1969年以来首次在普选中输给了民联。在2013年6月的总理部门会议上，纳吉布也承认国阵政府未能制定很好的媒体策略，这让他们失去了选举。可见，社交媒体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和新闻格局，赋予公众更多的言论自由和参与权利，推动马来西亚的选举制度改革，促进了选举的自由与公平。正如穆罕默德·阿兹努丁(Mohd Azizuddin)所言：“虽然社交媒体并不是影响整体选举结果的决定因素，但它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为人们在选举中的辩论和接触政治领袖和候选人提供了空间、渠道，这有助于使马来西亚的民主进程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注] Mohd Azizuddin Mohd Sani, “The Social Media Election in Malaysia: The 13th General Election in 2013”, Kajian Malaysia , Vol.32, No.2, 2014.
在运动式惩贪失败后，嘉庆皇帝认识到，仅仅靠杀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转官场风气的主要办法是选拔清官，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教育人，启发人的天良。
(三)提升新闻自由：从媒体控制垄断到独立的“平民化媒体”
在有关媒体与民主之间关系讨论的现有文献中，有一种强烈的共识，即自由的媒体和独立的新闻对民主化进程至关重要。在马来西亚，政府为了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限制了媒体自由，“新闻自由在国际排名中一路垫底”[注] Mohd Azizuddin Mohd Sani, “The Social Media Election in Malaysia: The 13th General Election in 2013”, Kajian Malaysia , Vol.32, No.2, 2014.。长期执政的国阵通过各种严苛法令和媒体法规钳制着新闻与公众的舆论自由，完全控制着主流媒体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使其顺从于政府的意志，歌颂政府而抹黑反对党，为国阵利益服务。例如，涉及马来西亚媒体从业人员的法律有《印刷与出版物法》(PPPA)、《官方机密法》(OSA)、《煽动叛乱法》(SA)和《内部安全法》(ISA)等。其中，《煽动叛乱法》禁止任何可能“激起不同种族或阶级之间的敌对情绪”“引起仇恨或轻蔑”“激起对任何统治者或任何政府的不满”或“实行防碍司法公正”的行为；《印刷与出版物法》允许内政部长吊销其认为粗暴的任何报纸的执照，或向他们发函警告不要这样做，除非得到充分解释，等等[注] Jo-Ann Ding and Lay Chin Koh, Mapping Digital Media :Malaysia , London: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2013, p.67.。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下，媒体受到繁重的政府监管和经济压力的制约，遵守广泛的限制性法律，媒体渠道集中在与国阵联盟关系密切的精英手中。“政府还限制反对党材料的出版频率，限制其对公共媒体的使用，并限制其公开集会的权利，尤其是在选举前。”[注] Sandra Smeltzer and Josh Lepawsky, “Foregrounding Technology over Politics? Media Framings of Federal Elections in Malaysia”, Area , Vol.42, No.1, 2010.显然，控制媒体是马来西亚政府的一种阻止异议和批评政府的方式，因此在马来西亚，可以说是缺乏新闻自由和不民主的。
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审查和控制媒体的政策实施变得困难起来，因为社交媒体在技术上比传统媒体更加难以监管，传统治理媒体的手段已然鞭长莫及。社交媒体克服官方媒体所有权的障碍，相对独立于政府媒体，使得社交媒体愈加“平民化”和“大众化”，因此，社交媒体也被称为公民新闻和“草根媒体”。它强调公民可以生产和消费不受地方当局控制的新闻内容，并享有其所带来的民主利益。社交媒体也是独立媒体的天然沃土，它不仅为独立媒体提供了一种方式，克服官方媒体所有权的障碍，而且打破了信息封锁，提供关键的或其他被封锁的信息，削弱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使政府很难阻止改革派活动人士在互联网上的批评言论。正如反对派政客尼克·艾哈迈德(Nik Ahmad)所言：“社交媒体给反对派和另类声音提供了一个表达观点而不需要审查的空间。”[注] Mohd Azizuddin Mohd Sani, “The Social Media Election in Malaysia: The 13th General Election in 2013”, Kajian Malaysia , Vol.32, No.2, 2014.学者杰森·盖恩斯(Jason Gainous)也指出：“在马来西亚等封闭，甚至半威权的国家，互联网(包括社交媒体)往往是反对派媒体蓬勃发展的唯一场所。”[注] Jason Gainous, “Traditional Versus Internet Media in a Restricte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How Trust in the Medium Matters”, Political Behavior , March 24，2018, https://doi.org/10.1007/s11109-018-9456-6, p.401.社交媒体的诞生，打破了政府对新闻媒体的垄断和控制，使媒体环境变得更加开放和民主化，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公众享有更大的媒体自由和新闻自由。虽然政府对社交媒体作为颠覆性媒介的潜力感到担忧，但同时也渴望获得开放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即使在政治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马哈蒂尔政府仍小心翼翼地保持网络媒体不受审查的立场”[注] Graham Brown, “The Rough and Rosy Road: Sites of Contestation in Malaysia’s Shackled Media Industry”, Pacific Affairs , Vol.78, No.1, 2005.。例如，马来西亚的《通信与多媒体法》第3(3)条规定：“本法中任何内容不得被解释为允许对互联网进行审查。”互联网领域在马来西亚也成为相对自由和宽松的政治言论和新闻环境，公众信息自由通过网络媒体得以部分实现。
(四)推动选举民主化：从选举威权主义到“干净与公平”的选举
选举是民主的主要形式。在马来西亚，有学者指出，“选举威权主义已被巧妙地应用于马来西亚政权。”[注] Schedler, A.. “The Logic of Authoritarianism”, in A. Schedler e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The Dynamics of Unfree Competition,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6, p.3. 选举威权主义理论认为，威权主义国家政权尽管可能给人以民主选举的印象，并暗示国家正在走向自由化，但在现实中存在一个独大的政党，选举是受到控制和操纵的，而且在权力结构上独大党和国家难以区分，选举成为威权统治的工具，而不是民主的工具。派平斯基在谈到马来西亚选举制度时指出：“选举威权主义很适合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选举是政权稳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在那里，选举既不够自由，也不够公平，不够民主。”[注] Ross Tapsell, “The Media Freedom Movement in Malaysia and the Electoral Authoritarian Regim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 Vol.43, No.4, 2013.巫统、民政党、马华公会、国大党等组成的国阵长期执政，并一直占据2/3以上的多数席位。国阵通过威权主义体制完全控制了国家权力，甚至公开、霸道地操控选举办法，不仅违反了自由民主体制关于自由、公正、正直的最低标准，破坏了选举的公正性，也使得政治上的反对派很难有效地在选举中通过合法的方式推翻执政党。
（2）选用低碱硫铝酸盐水泥作为胶凝材料，采用15～20，20～25，25～30mm的粗集料，标准养护28d。
社交媒体诞生后，其蕴含的包容、平等、公开的理念，使其“迅速成为民主参与的公共领域的网站和工具”[注] Peter Dahlgren, “Social Media and Counter-Democracy: The Contingences of Participation”, in E. Tambouris, A. Macintosh and Øystein S
bø eds., ePart 2012 , Berlin: Heidelberg, 2012, p.1.，也成为哈贝马斯所定义的公共领域的自然宿主。社交媒体为马来西亚人，尤其是一直受到限制和边缘化的群体，提供了创造和表达新话语的平台和公共空间。它通过允许信息的流动、相对开放的辩论、富有共享意义社区的构建，将人们的话语从传统的种族主义、不加批判的政治忠诚转变为治理和权利问题的讨论和协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思想和新话语的阐述也可能帮助国家行为者学习解决政治问题的新方法，从而对政策结果产生间接影响。”[注] Claudia Derichs and Thomas Heberer, The Power of Ideas :Intellectual Input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05, pp.30-31.纳吉布是马来西亚首位拥有Facebook账户的总理，他曾指出：“Facebook的优势之一是让我可以直接互动，因此我可以立即收到关于政府实施方案的评论和行动的反馈。”[注] Mohd Azizuddin Mohd Sani, “The Social Media Election in Malaysia: The 13th General Election in 2013”, Kajian Malaysia , Vol.32, No.2, 2014.在转向协商民主的模式中，公众在网上广泛地参与民主讨论，有利于塑造新兴的民主空间，培育强大的民主文化。例如，2012年，一个名为“100万马来西亚人拒绝建造100层楼高的摩天大楼”的Facebook群组，在网上发起了一场运动，结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Facebook主页就吸引了超过10万名支持者。这表明，通过网络，一个激动人心的问题能以多快的速度吸引公众的反应，公众在这个网络公共空间里讨论、协商、签署在线请愿书、组织聚会和抗议活动等，政客们也不得不开始在网上与公民交流。又如，LoyarBurok.com(LoyarBurok是一个幽默的马来俚语词，指狡猾的律师)是一个活跃的博客，它强调人权和公共问责问题。它被网络追随者用来促进更多的公众活动，如选民教育运动和公共论坛。该组织在国家报纸《雪兰莪时报》上集体撰写专栏，并经营着一个人们可以聚集在一起进行活动的中心。正如梅瑞迪思·L.韦斯认为的那样，“虽然技术从来都不是唯一具有决定意义的，但新媒体更具互动性和互连性，尤其是有助于扩大公共领域，促进公民之间新的联系，培养一种实现变革的赋权意识，从而在半民主制的马来西亚培育有利于新政治思想形成的空间。”[注] Meredith L. Weiss, “Parsing the Power of ‘New Media’in Malay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 Vol.43, No.4, 2013.穆罕默德·阿兹丁(Mohd Azizuddin)也指出：“在马来西亚，社交媒体有助于加强公众协商和民主化进程。”[注] Mohd Azizuddin Mohd Sani, “Democratisation in Malasia: The Imact of Social Media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Adelaide: The 18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m, 5-8 July， 2010, pp.1-16 .
(五)改变民主运动：从分散的个体到集体行动
民主运动是社会运动的重要形式，没有民主化就没有社会运动。“当处于一个压制性的政治环境时，市民社会的任务就是要制造一场强有力的、旨在实现民主的社会运动。”[注] 〈美〉查尔斯·蒂利著，胡位钧译《社会运动——1768—2004》，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1页。 在马来西亚的威权主义和种族政治背景下，民主被严格控制，很难实现公民的自由平等和种族和谐。这种政治体制上的积弊最终导致了一系列民主运动的发生。如1969年爆发的以族群冲突为特征的“5·13事件”，打破了各族群间表面的和谐，对马来西亚的政治结构、族群关系、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又先后发生了旨在改变马来西亚种族政治，追求社会公正、公民权益的“烈火莫熄”运动、“政治大海啸”、“净选盟”运动等一系列民主改革运动。这些社会运动背后通常有社交媒体的影子，其促进了分散个体的联结，在建构集体认同、塑造舆论生态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由于博客、新闻门户网站等网络媒体的宣传、召集和组织，2007年11月10日，成千上万的人在马来西亚首都街头集会，呼吁更公平的选举、少数族裔的权利和更低的油价，这也成为“净选盟”组织的规模最大、最早的一次集会活动。此外，在“2011年和2012年，‘净选盟’举行了大规模集会，证明了互联网在帮助组织活动和向数千人发布信息方面的价值”[注] Jo-Ann Ding and Lay Chin Koh, Mapping Digital Media :Malaysia , London: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2013, p.54.。
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社交媒体对马来西亚民主的影响是复杂的，有争议的。虽然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给马来西亚带来了平等化和民主化的曙光，马来西亚公民将成功地利用信息技术推动社会变革和民主化进程，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信息技术的应用，特别是社交媒体的使用，是否有助于促进半民主或威权政体向民主的过渡，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虽然社交媒体被认为是一种强大的推进社会民主化的技术手段和工具，但它只是帮助一个国家走向民主化的众多变量之一，其本身还不足以给半民主制国家带来重大的政治变革，也不太可能改变政治的本质。更为重要的是，马来西亚国内存在的数字鸿沟、网络空间无序、新闻媒体审查等问题都严重削弱了社交媒体的民主化潜力，甚至损害了马来西亚民主化的质量和进程。
三 社交媒体在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受到的制约
在任何时候，媒体对社会政治变革运动都至关重要，它通过创造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相聚、分享和传播信息的空间，实现组织和策划抗议活动，成为政治变革的一种机制。尤其是“在政治参与和传播受到控制，政权缺乏有效控制数字媒体能力的国家，互联网成为传播信息和动员政治行为者的完美舞台”[注] Jason Gainous, “Traditional Versus Internet Media in a Restricte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How Trust in the Medium Matters”, Political Behavior , March 24，2018, https://doi.org/10.1007/s11109-018-9456-6，p.404.。在马来西亚，政党和社会运动组织制作的在线独立新闻网站、公民媒体、博客和社交网络对动员公众都具有明显的影响。社交媒体从根本上改变了集体认同，并将共享意义置于集体认同的中心地位。数字化动员已成为许多公民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净选盟”运动是马来西亚当代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活动。该抗议活动吸引了来自不同种族、宗教和阶层的参与者。让“净选盟”如此有意义的不是在线讨论，而是新成立的虚拟社区的成员在现实世界中采取了集体行动。“在马来西亚，社交媒体在组织集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人能否认净选盟1.0、2.0和3.0的成功是由于社交媒体在宣传这些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注] Lalitha Muniandy,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in Malaysia: An Over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 Vol.3, No.11, 2013.，而且“如果没有Facebook和Twitter的特定能力，净选盟2.0或3.0可能无法达到如此大的范围和规模”[注] Meredith L. Weiss, “Parsing the Power of ‘New Media’ in Malay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 Vol.43, No.4, 2013.。又如安瓦尔被捕后，愤怒的公民迅速通过信息技术平台来传播信息并参与政治批评，进行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如果没有它，整个“烈火莫熄”运动可能在几周或几个月内就会消亡。正如斯坦·塞瑟(Stan Sesser)所说：“如果没有互联网，我们就会死亡，也没有抗议运动。”[注] Sonja L. Tayl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a Democratizing Agent :A Case Study on the 1999 Elections in Malaysia , Fairfax: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2004, p.73.可见，社交媒体使马来西亚民众实现了合作、共享和沟通，为民主运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场域和政治环境。
戴维·米勒(David Miller)等人指出：“在有关政治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中，参与都是一个核心概念。它在对于民主的分析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注] 〈英〉戴维·米勒等著，邓正来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63页。 马来西亚长期实行的是民主与威权相结合的威权式体制，它的政治框架大体是民主的，但同时民主的结构却伴随着广泛的权威，现代自由民主价值观依然较弱。以马来人为主体的巫统一直牢牢控制着国家政权，奉行精英民主政治模式，限制其他族群，尤其是华人的政治参与。这种政体环境和民主模式压制了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特别是威权式统治对公众民主生活的控制及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生活上的不平等(表现在种族特权、政治资源分布、信息获得等方面)，加上政治参与的复杂性等，不仅严重地扼杀了大多数马来西亚人政治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也导致公众缺乏充足的参与途径，公众接触政治和政府的方式未能实现良好的制度化。正如梅瑞迪思· L. 维斯(Meredith L.Weiss)所言，由于身份的差异，以及经济、种族和语言的严重分化，马来西亚政治参与模式通常是自上而下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参与[注] Meredith L.Weiss, “Parsing the Power of ‘New Media’ in Malay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 Vol.43, No.4, 2013.。
(一)数字鸿沟制约社交媒体作用的发挥
数字鸿沟是指在数字化进程中，人们由于社会经济状况、种族、阶级、教育、年龄、性别、地理等差异从而导致在信息技术意识、所有权、使用技能等方面的不平等。海斯伯(Helspe)认为：“理解数字不平等必须与理解社会、文化和经济等其他‘领域’的不平等相对应。”[注] Simeon Yates,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Clas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 Vol.62, No.9, 2018.虽然近年来马来西亚社交媒体飞速发展，甚至成为世界各国中使用社交媒体最多的国家之一。但必须认识到，马来西亚的互联网接入仍局限于70%以下的人口，相比之下收音机的用户比例为90%[注] Mohd Azizuddin Mohd Sani, “The Social Media Election in Malaysia: The 23th General Election in 2013”, Kajian Malaysia , Vol.32, Supp.2, 2014.。互联网用户以年轻、高学历、高收入族群为主。在大多数农村地区，信息仍然通过坚定支持政府的传统媒体获得。这些地区的人通常更穷，观念保守，受教育程度较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互联网隔绝，而他们是巫统及其保守的穆斯林盟友的天然支持者。正如梅瑞迪思·L.韦斯所指出的那样：“马来西亚的特点是‘数字鸿沟’，将城市与农村‘中心地带’分隔开来，这帮助塑造了选举结果。”[注] Meredith L. Weiss, “Parsing the Power of ‘New Media’ in Malay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 Vol.43, No.4, 2013.反对党虽然在掀起的“政治海啸”中赢得了大约1/3的议会席位，但主要是集中在城市和马来西亚的北部地区，而较贫穷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几乎没有变化。正如布鲁斯·宾伯(Bruce Bimber)指出的那样，认为仅仅获取信息就会刺激更大的政治参与是一种基于理性主义的想法，它“掩盖了信息如何成为可操作知识的问题”，因为信息成本也会阻碍政治参与[注] Bruce Bimber, “Informa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America: The Search for Effe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 Vol.54, No.1, 2001.。另外，社交媒体活动具有个人主义性质，使用障碍导致了“数字鸿沟”，社交媒体上的话语更多地是以分裂为特征的“火焰战争”而非建立共识[注] Roger Hurwitz, “Who Needs Politics? Who Needs People? The Ironies of Democracy in Cyberspace”, Contemporary Sociology , Vol.28, No.6, 1999.。尤其是马来西亚政治利益集团和精英们操控了现代信息技术和媒体，以强化他们的地位和利益，或成为熟练的技术剥削者，使得数字鸿沟进一步拉大。可见，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社交媒体技术所带来的参与式民主很容易陷入精英主义的现实窠臼。
(二)虚假信息和不当言论破坏民主讨论
在马来西亚，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滥用社交媒体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由于匿名的原因，社交媒体上信息真实度低，谣言泛滥，虚假新闻、群体极化、娱乐化、泛商业化现象时有发生，网络诈骗、网络侵权、人肉搜索、人身攻击、暴力冲突、诽谤材料、粗鲁言论、种族仇恨等现象也屡见不鲜。一些偏执者和种族主义分子等不负责任人士利用社交媒体破坏社会安定，散播谣言。这些都抹杀了公共领域的精神内涵，破坏了公民社会的稳定，影响了公民意识和公民性格的形成，阻碍了公民社会的构建和发展。社交媒体在民主政治中的功能，就如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雪兰莪时报》编辑陈可良说，网上的评论为少数群体表达自己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但这并没有转化为高质量的辩论，评论有时会变得肮脏甚至暴力。他表示，媒体有必要制定指导方针，以确保网络空间不被煽动者、喷子或垃圾邮件发送者滥用[注] Jo-Ann Ding and Lay Chin Koh, Mapping Digital Media :Malaysia , London: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2013, p.69.。他还表示，如今马来西亚互联网媒体集团很少有良好的评论指南。马来西亚的媒体自由活动人士甘文维也认为，马来西亚公众仍然需要学习如何评估来自互联网的信息：相信什么，如何评估信息来源，以及如何尊重隐私[注] Ibid.. 。事实上，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破坏了民主交流和讨论，说明当前马来西亚媒体体系内部存在尖锐矛盾。有偏见的报道，再加上被操纵的宣传和大众广告等因素，这些被描述为“权威系统对公共领域的殖民”[注] Mohd Azizuddin Mohd Sani, “The Social Media Election in Malaysia: The 13th General Election in 2013”, Kajian Malaysia , Vol.32, No.2, 2014.。在马来西亚，有一些学者甚至质疑社交媒体作为新闻来源的可信度。以新闻博客为例，尽管它们已经建立了自己作为替代新闻供应商的地位，但在主流新闻机构工作的记者们对其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学者罗斯·塔普尔(Ross Tapsell)指出：“就连一些博客作者自己也承认，网络媒体是碎片化的，需要变得更加专业。”[注] Ross Tapsell, “The Media Freedom Movement in Malaysia and the Electoral Authoritarian Regim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 Vol.43, No.4, 2013.“这些博客也很少试图从故事的各个方面入手，所以全面和公正的原则严重缺失。”[注] Jo-Ann Ding and Lay Chin Koh, Mapping Digital Media :Malaysia , London: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2013, p.64.关于新闻博客是否真的代表着“新闻”，人们对此提出了疑问。如今希望联盟政府上台，提升网民的民主素质和媒体自律意识应是当务之急，包括如何界定言论自由与虚假新闻之间的界限等。
(三)社交媒体管控阻碍信息和媒体自由
当前，马来西亚在对待社交媒体上陷入了一个左支右拙的困境：既想获得开放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政策的经济优势，特别是寻求对新加坡的竞争优势，又想保留传统的规范和价值，维持当局在政权上的垄断地位。事实上，“对媒体的控制是马来西亚选举威权主义的一个隐性基石，既限制威胁思想的自由流动，又促进支持政权信息的流通”[注] Meredith L. Weiss, “Parsing the Power of ‘New Media’in Malay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 Vol.43, No.4, 2013.。虽然迫于形势的需要，国阵曾对信息自由给予了一定承诺，但是政府不能容忍社交媒体或任何其他类型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可能被用于挑战其权威或政治现状。因此，政府一直试图规避其不审查的承诺，对反对派政党和公民社会团体所拥有的社交媒体实施控制，对利用社交媒体从事政治活动者进行监视、谴责、威胁、起诉甚至逮捕监禁。政府认为这些人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构成风险。马来西亚政府监管社交媒体的方法可以分为五类：一是通过相关政策，鼓励行业自律，让用户自愿使用过滤技术屏蔽相关网站；二是采用刑事或民事制裁，如罚款或监禁等法律手段来监管媒体内容；三是通过技术手段，强制屏蔽那些不被认可的内容；四是通过私人诉讼监管社交媒体；五是禁止公众使用互联网[注] Sonny Zulhuda, “Regulating Social Media in Malaysia: Options and Challenges”, Global Media Journal , Vol.4, No.2, 2017.。毫无疑问，这些措施限制了马来西亚公众的言论和表达自由以及信息自由等民主权利。最引人注目的是2003年政府实施突击搜查，没收了一些电脑和服务器，关闭了一些网站；在“净选盟”2.0和3.0集会期间，反对党网站遭遇了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最近的打击行动和策略表明，马来西亚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适应能力，这使得马来西亚政府能够对网络批评人士采取更具攻击性的行动。”[注] Jason Gainous, “Traditional Versus Internet Media in a Restricte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How Trust in the Medium Matters”, Political Behavior , March 24, 2018, https://doi.org/10.1007/s11109-018-9456-6，p.420.其结果是，在马来西亚，新闻自由和公开的公共领域几乎是不存在的。学者罗斯·塔普尔在研究马来西亚媒体自由运动时指出：“对马来西亚媒体的调查显示，任何独立、活跃和自由的媒体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压制和侵蚀。”[注] Ross Tapsell, “The Media Freedom Movement in Malaysia and the Electoral Authoritarian Regim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 Vol.43, No.4, 2013.事实上，“关于马来西亚传媒业的现有研究早已得出结论，即媒体内部任何初期的信息民主化趋势早已被广泛的正式和非正式控制所颠覆，从而助长了威权政治的巩固。”[注] Graham Brown, “The Rough and Rosy Road: Sites of Contestation in Malaysia’s Shackled Media Industry”, Pacific Affairs , Vol.78, No.1, 2005.
结 语
近年来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和网络社会的崛起表明，“社交媒体的使用被认为是对社会变革的一种激励，这种变革在许多其他国家普遍存在，尤其是在政治独裁政权之中。”[注] Zulkifli Abd. Latiff, “Malaysia 13th General Election: Young Adult’s Perceptions towards Election Commission (EC) on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Issue of Indelible Ink i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NSs)”, Australian Journal of Basic and Applied Sciences , Vol.8, No.24, 2014.社交媒体为异见信息的传播和政治组织挑战现状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改变国家政治领域的性质和结构，不仅是政党和支持者之间的回馈和互动渠道，也是促成马来西亚民主化的重要动因之一。马来西亚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传播革命而实现的，其中社交媒体是一个重要因素。伴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政党愈发意识到，“在自由网络空间政策下，社交媒体在加强马来西亚民主化进程方面具有巨大潜力。”[注] Mohd Azizuddin Mohd Sani, “The Social Media Election in Malaysia: The 13th General Election in 2013”, Kajian Malaysia , Vol.32, No.2, 2014.因而，反对党及其支持者积极利用这种媒介作为政治改革的工具，来传递政策信息、动员公众、参与选举、监督政府等，希冀籍此改变他们认为深陷泥沼的政治体系，开创新的、进步的民主政治。社交媒体无疑成为推动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催化剂。同时，作为一种现代化信息技术工具，不应把社交媒体视为民主化的神器。从表面上看，社交媒体在推进民主政治中扮演着积极角色，但事实上网络社会只是现实社会的镜像。它在民主化中的效率如何，取决于技术与权力在现有民主制度中如何被占有和使用。另外，“信息技术只是帮助那些希望实现民主化的人们的工具之一。如果没有一场争取变革的公民运动，信息技术资源和获取渠道不会带来民主。”[注] Sonja L. Tayl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a Democratizing Agent :A Case Study on the 1999 Elections in Malaysia , Fairfax: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2004, p.96.
简而言之，在推进马来西亚民主化进程中，“虽然信息技术被认为是一种强大的民主化媒介，但它本身还不足以给半民主国家带来重大的政治变革”[注] Sonja L. Tayl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a Democratizing Agent :A Case Study on the 1999 Elections in Malaysia , Fairfax: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2004, p.52.。把媒体作为民主的先决条件或把它置于制度中心的观点，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和“媒体中心主义”的泥淖。对于社交媒体在民主化中的作用，有学者甚至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社交媒体的使用不会使马来西亚进一步走向民主化，而是“可能会陷入更加强硬的威权统治”[注] Ross Tapsell, “The Media Freedom Movement in Malaysia and the Electoral Authoritarian Regim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 Vol.43, No.4, 2013.，“政府在对抗网络媒体上的反对意见方面将日益好斗”[注] 庄迪澎：《互联网媒体治理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比较研究》，台湾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论文，2018年，第18页。 。另外，政治结构、执政联盟的现有优势和获取资源的渠道仍然不受社交媒体的影响；社交媒体也没有超越族群问题，族群化或激进的社会观点仍然大行其道。这些说明在一个政党庞杂、族群分化、宗教林立、信仰冲突的国家里，仅仅依靠信息技术的力量是不能破坏根深蒂固的威权政权的，政治变革必须来自社会内部，即在新的外部力量的推动下，不断克服威权体制内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障碍，自上而下地进行。如今，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社交媒体提供了新的政治可能性，“无论是好是坏，巨大的变化将会发生”[注] Meredith L. Weiss, “Parsing the Power of ‘New Media’in Malay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 Vol.43, No.4, 2013.。
而平模机器的优点在于耗能小，机动性大，适合农村居民小规模应用，不适合工厂企业的大规模运作。其缺点在产量低，压力小，成型质量差。其工作面如加宽后，压辊和平模的磨损又不均衡，达不到更大的产量，配件拆装繁琐、维护麻烦。
[中图分类号] D733. 8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 2019) 04-0011-18
DOI: 10.19561/j.cnki.sas.2019.04.011
[作者简介] 陈文胜，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吴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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