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1979：新时期文学的转折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折点论文,新时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当各国媒体都在追念柏林围墙倒塌二十年之际，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则表示：与1989年相较，“而1979，这个‘奇迹之年’才是历史真正的转折点。”①因为这年的世界局势有了重大变化：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长达十年的战争；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复兴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伊朗推翻王室统治，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在中国大陆则有邓小平访美，之后将经济带向新的发展道路，在政治翻转之后，经济社会随之翻转，因此英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受访时也表示：“1949年是政权的更替，1979年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解放。”② 而为1979年中国转轨做前导的，是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此会议为改革开放路线提供立论根基，中共自此告别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时代，致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目标，大陆社会遂由封闭转向开放，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79年，中国确立改革开放路线后的第一年，发生许多深具历史意义和社会影响的事件，包括与美国建交、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平反冤假错案、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批准知青回城、创立沿海经济特区、召开第四次文代会等，这些虽多引来不同领域的分歧意见，但确实带起1980年代的新局。在大陆当代文学史上，1979年同样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因为19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迅速发展和丰富多彩，都与这年的变化息息相关，正如程光炜所说：“研究80年代文学史问题，我以为1979年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年头。很多文学史线索，都可以从这里抽出来，而纷纭复杂的现象，也都可以向这一年集中。”③ 在新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环境下，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迥异于以工农兵文学为基调的前三十年，而1979年，因新政策、新媒体、新活动、新人新作等的开展，不啻为大陆文学由封闭单音走向1980年代开放复调的关键一年。但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文学年鉴编纂之初，并未关注到此具关键意义的一年④，直至近年，针对1979年文学和历史的相关研究，才较多见。例如：2004年起，萧冬连写有四篇关于1979年的“大转折纪事”，其中第三篇以“1979年文艺复苏与文艺界风波”为题，着眼文艺政策和论争⑤；2008年，程光炜发表“重返80年代”的研究成果，《“四次文代会”与1979年的多重接受》⑥呈现主流文学史论述之外的观察视角；2012年，程光炜主持的“八十年代文学的思想和学术问题”栏目，刊有李云《对“当代文学”的不同理解——1979年前后文艺界的分歧》⑦，论及当时文艺界对“十七年文艺”评价的歧异；2012至2013年，王岩森着眼于1979年的杂文，进行作品和文论的编整，撰有《拨乱反正：1979年中国杂文编年(上下)》⑧。2010年，王灵丽和柳茂森合著专著《1979：中国故事》⑨，选取1979年二十个重要事件，描述事件始末和影响，突显1979年的转轨意义。 本文为能较清楚探知1979年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意义，将在编年史⑩脉络下，重新梳理省视1979年的文艺政策、创作环境和文学现象等，进而析论当年促使文学跳脱框架走向繁荣的历程——重整步伐的拨乱反正、摸索前行的开放立新和指标意义的官方定调。 一 重整步伐的拨乱反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拨乱反正的工作已开始缓步进行，但文艺界明显感受到文坛气氛的变化，是从1979年初开始，包括胡耀邦出席文联迎新茶话会、《文艺报》讨论和刊发周恩来文艺工作讲话、平反文化部的大错案等。5月初，中共中央批准撤除文革《纪要》，是文艺界拨乱反正工作的核心。同月，陆续出版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的三次讲话》、平反右派作家作品集《重放的鲜花》等，老中青三代作家也在正名、辩诬、回城后，重整步伐返回文坛，加入新时期文学的创作队伍。 1.去除“黑线”与撤销《纪要》 “文艺黑线”的说法，出自文革时期《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文中指出1949年以来的文艺一直被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黑线”专政，此“黑线”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30年代文艺的结合。此“极左”政策的执行，使“文革”时期的文学受到严苛限制，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文革”后，1977年底，《人民日报》编辑部邀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1978年初，刊发文化部批判组的批判文章《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11)，5月，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进一步加以批判，并宣布文联、作协等文艺协会恢复运作，《文艺报》立即复刊。(12) 1979年1月2日，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出席文联迎新茶话会，会中文化部部长黄镇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工作中，虽然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过程中，犯过这样和那样的‘左’的和右的错误，但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林彪、‘四人帮’强加的诬陷不实之词，应该彻底推倒，还历史的本来面目。”(13)接着胡耀邦表示，林彪和“四人帮”将文艺界办成“管教所”，有诸多的清规戒律，今后要将宣传部改造为“服务站”。黄镇否定“文艺黑线”的存在，指“文艺黑线专政”为诬陷，胡耀邦示意改造中宣部的定位，皆已透露政治气氛由收转放的讯息。 2月底，中共中宣部具体落实文联迎新茶话会的谈话，批准为文化部的大错案平反，此案导因于1963年毛泽东的“两个批示”，批评文化部若不认真改正，就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此次平反的决定，肯定文化部十七年时期的成绩，重申不存在“文艺黑线”和“黑线代表人物”的问题，因此凡受此错案牵连打击者，一律彻底平反。5月3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批准撤销《纪要》，并指示因《纪要》被误判处理的人员和作品，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宣传执行过《纪要》的组织和个人，也不追究政治责任。“文革”后文艺界的“拨乱”工作，由否定“文艺黑线”到实际撤除《纪要》，拔除“极左”文艺理论对文坛的影响，文艺创作的空间逐渐宽松。 2.标举周恩来文艺思想 1979年初，为响应文艺界对创作自由和艺术民主的强烈呼声，中共在解除“文艺黑线”论的同时，也标举周恩来的文艺观点，作为新阶段文艺工作的依据，藉此提振文艺界士气。1月12日，《文艺报》和《电影艺术》编辑部联合举行座谈会，学习讨论1961年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中共中央批示将此讲话全文刊载于《文艺报》(1979年第1期)、《电影艺术》(1979年第1期)和《人民日报》(1979年2月4日)；2月，《周恩来论文艺》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79年5月，批准撤销《纪要》后，周恩来的另两篇谈话，《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1959年5月3日)和《对在京的话剧、歌剧、舞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1962年2月17日)，同时发表于文化部主办的《文艺研究》创刊号；同月，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的三次讲话》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周恩来的这三次讲话，原发表于“大跃进”之后，主要针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左”倾错误做批判，而1979年，文艺界“拨乱”之外的“反正”正需新的遵循方向，于是中共重新高举周恩来的文艺思想，因这些讲话反浮夸、重实事、倡民主的精神，正符合“文革”后大陆社会的氛围和文艺界的期待。周恩来的文艺观点，对于创作、批评和领导，基本上采取较开放的态度。陈辽曾论及周恩来文艺思想的三要点：一、在文艺工作的辩证法中，重视主导方面和非主导方面的协调，尤其是非主导方面的重要性，即在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外，也注重艺术性的价值；二、提倡文艺民主，并认为实行文艺民主，须改变干部领导的作风，保障批评和讨论的自由；三、将文艺作品的人民性涵义扩大，认为即使不具革命性、进步性的作品，若能表现人民生活、同情人民、反映人民情绪和愿望的，都能代表人民性。(14)1979年上半年，对周恩来文艺思想的重申，可看出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文艺界弥漫民主宽松气氛，此举不但安抚了“文革”历劫归来的作家，也为新时期文学提供了萌发新生的环境。 3.归队作家与重放鲜花 “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已开始，1977年7月，中共中央通过邓小平复职的决议。1978年5月11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公开发表于《光明日报》，引发持续三个月的大讨论，形成全面推动平反运动的思想前提。1978年12月底，中共中央批转《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此后平反工作全面展开，历时三年多。 新时期文学的建构，是从文学界的“拨乱反正”开始，在去除“极左”文艺政策的束缚后，“文革”和“十七年”被错判或诬陷的文学观念和作家作品，需透过“正名”和“辩诬”的过程，才能调整定位和重返岗位。“文革”后文学的复苏，是由作家的归队开始，首先归来的是一群来自“五四”的老作家，如巴金、冰心、萧乾、孙犁、柯灵、欧阳山、李季、陈白尘、吴祖光、杨沫等。其中巴金1978年底在香港《大公报》开辟的“随想录”专栏最受瞩目，这历时八年的散文巨著，深刻描绘知识分子丧失自主性后的自我忏悔，成为新时期伤痕散文的代表。 随着平反运动的扩大，陆续归队的还有右派作家和诗人，如王蒙、刘宾雁、王若望、从维熙、张贤亮、白桦、刘绍棠、艾青、公刘、流沙河、邵燕祥等。这些1957年被打为右派的作家，他们当时的作品被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遭封杀，但1979年5月，其中有十余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选出版，名为《重放的鲜花》，成为这代作家重返文坛及作品平反的标帜。此外，还有一批知青作家，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于1979年陆续回城，将其“文革”中的地下写作，带入主流文坛，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另一创作主体，如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郑义、阿城等。新时期文学的走向开放，除了透过老作家和归来作家的重返现实主义道路外，还包括知青作家带入的创新跃动。 二 摸索前行的开放立新 1979年，政治拨乱反正的同时，文学杂志相继创刊，文学奖项逐年设立，大陆文学的创作环境随之活络，归队的年长作家和新进的年轻作家，因而获得更多的挥洒空间和肯定鼓励。因为创作环境的逐渐开放，非主流文学始有机会进入主流文坛，不论是地下文学、台湾文学，或是欧美翻译文学，都提供作者和读者不同的审美和参照。在主客观条件具备后，1979年作品的质与量皆明显提升，尤其在突破题材、创新手法之后，许多作品不仅形成讨论热点，更将文学的轰动效应带向1980年代。 1.创作环境的活络 重整政治步伐的同时，受压制而闭锁多年的大陆文坛，亟思打破沉寂恢复生机，而创作生机的复苏需主客观条件的配合，因此除了文艺政策松绑、壮大创作队伍外，还需要宽广的发表空间增加作品的量，以及实质的创作奖励提升写作的质，因此扩增传播媒介和建立评奖制度，都是活络创作生态所不可或缺的。1976年初，《人民文学》、《诗刊》率先复刊；1978年5月，作协恢复运作，《文艺报》宣布复刊。1979年起，许多大型文学刊物“复刊”和“创刊”，其中纯文学杂志的“四大名旦”(15)，除了北京的《十月》先于1978年8月创刊外，其余皆在1979年与读者见面，年初《收获》于上海复刊，春季《花城》于广州创刊，秋季《当代》于北京创刊。其他还包括《作品》、《剧本》、《上海戏剧》、《电影文学》等的复刊，以及《电影创作》、《新苑》、《春风》、《长城》、《清明》、《百花洲》、《长江》、《红岩》等的创刊。 在扩展作品发表园地之外，文学奖的设置和评奖制度的建立，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和走向，产生重要的推力。文学奖不仅对作家提供实质鼓励，对创作也会产生引导作用。正如范国英说：“1978年的文学评奖，就是新时期文学制度现代化探索的重要面向。”(16)1978年，作协委托《人民文学》杂志社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是1949年以来的创举，之后相继出现多种全国性文学奖，如1980年起的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等，给予许多文学新人崭露头角的机会。 在1980年短篇小说颁奖大会中，周扬提及：“四年来一共评选出优秀短篇小说一百篇，向人民群众提供了一批新鲜而有益的精神食粮。获奖的作者，除去蝉联的人数，共有八十九名，其中多数是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17)以1979年短篇小说的获奖者而言，蝉联者有刘心武、张洁、邓友梅、孔捷生；首次获奖者，有的是重返文坛的老将，如王蒙、茹志鹃、高晓声、方之、张弦等，也有的是刚入文坛不久的新人，如蒋子龙、叶蔚林、冯骥才、陈世旭等。但不论新旧面孔，之后这些作家在新时期文坛中，不但以其创作热情确立个人风格，也以其作品织绘新时期的文学风景。 2.边缘文学的纳入 在较宽松的文学氛围下，来自不同体系的非主流文学，如地下文学、台湾文学和翻译文学，得以进入大陆文坛，打破单一的主流色彩，拓展文学审美的视野。正由于这些禁忌的打开，新时期文学获得不同文学养分的滋长，逐渐走出新风貌。 以地下文学而言，“文革”后期知青地下沙龙的艺文活动中，诗歌颇为活跃，获得年轻民众喜爱，多以手抄方式传播。“文革”后，这些非主流的诗人及作品，苦无发表园地，于是自办刊物。其中北岛、芒克等主编的《今天》，1978年12月创刊，是当时唯一的地下文学刊物，后来食指、芒克、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等被视为朦胧诗代表作的作品，多先发表于此刊。当《今天》的作品广泛流传后，主流刊物如《诗刊》、《上海文学》、《萌芽》等，也开始选刊这些年轻诗人的诗作。率先的是1979年3月，《诗刊》刊载《今天》创刊号北岛的诗作《回答》，之后舒婷和顾城等的诗，也登上正式刊物发表。 此外，还有地下小说。“文革”中地下小说也曾以手抄方式传播，拥有许多读者，1979年终于浮出地表，正式对外发表。如张扬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初稿完成于1963年，“文革”中多次重写增添，1979年7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印量高达430万册；北岛的中篇小说《波动》，写于1974年，连载于《今天》1979年第4-6期，1981年刊载于《长江文学丛刊》；靳凡的长篇小说《公开的情书》，1972年完成初稿，1979年9月定稿后，发表于杭州师范学院的学生刊物《我们》，1980年初刊载于《十月》。 以台湾文学而言，大陆对台关系从“武力解放”到“和平统一”的转变，是台湾文学能与大陆读者见面的主要原因。1979年元旦，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文告的方式，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调整对台政策，提出结束军事对峙、开放三通和扩大交流等方针，是两岸关系的重要突破。在较和缓的两岸关系下，1979年7月，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发表于《当代》创刊号；9月，白先勇的《游园惊梦》刊载于《收获》。这两篇“台北人”系列的短篇，以大陆迁台主角的际遇，构建大陆读者对台湾生活的想象。1979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台湾小说选》和《台湾散文选》，开启大陆出版界的先河。其中《台湾小说选》收有作品22篇，从1944年吴浊流的《先生妈》，到1977年奚淞的《吴李锦凤的礼拜天》，还包括白先勇、於梨华、陈映真、宋泽莱等现代派和乡土文学的作品，其中杨青矗、王拓的小说各收三篇，王祯和、黄春明的小说各收两篇。(18) 以翻译文学而言，长期以来，英美现当代文学被视为“资产阶级文学”予以否定，普通读者并无机会接触这些作品，但随着政治局势开放，英美文学被重新评价。1978年9月，第一份关于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性刊物《外国文学研究》创刊；11月，外国文学翻译界在广州召开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八年规划会议，会中柳鸣九的长篇发言《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问题》，肯定了西方现当代文学的积极意义，之后连载于《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2期，被视为新时期首篇为西方现代派文学平反的言论。(19)1979年10月，译林出版社在出版外文译作外，也于南京发行翻译文学期刊《译林》。以陈鸣树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1966年-1994年)》(20)的“译文”类观察，欧美翻译文学的出版(不包括共产主义国家的作品)，1978年有10部，1979年则多达33部，明显可见1979年起英美现当代文学在大陆的能见度大幅提升，对文坛的影响也必逐渐扩大。 上述这些边缘文学进入大陆文坛后，不论创作、评论或研究，都会逐渐改变过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工农兵文学独大的态势。整体而言，这些边缘文学较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因此不论在主题内容或形式技巧，都给新时期文学提供了不同面向的参照。 3.题材技巧的突破 文学评奖的标准，不可避免地对创作风格产生引导，据统计，1978年获奖的优秀短篇中，“伤痕”题材10篇，“改革”题材8篇，成为该年获奖作品的主流题材。(21)1979年的小说创作题材，虽仍以“伤痕”和“改革”为主流，但相对于1978年而言，出现了形式和内容的新变，如意识流技巧的尝试、改革英雄的塑造，以及痛定思痛的反思题材、探讨婚恋的女性题材。 在意识流技巧的初步尝试上，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值得重视。该作获得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不但率先将视野跨过“文革”回到“大跃进”，标示“伤痕文学”由控诉深化为省思，更在题材突破之外，运用意识流的技巧，巧妙连接主人公的思绪流转。1979至1980年，同样运用意识流技巧的小说，还有其他中年作家的作品，如王蒙的《布礼》(《当代》1979年第3期)和《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宗璞的《我是谁》(《长春》1979年第12期)、谌容的《人到中年》(《收获》1980年第1期)等。 在“四化”改革英雄的形象塑造上，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为代表作，获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该作塑造的改革英雄乔光朴，不但有专业素养，更是对党对国尽忠，行事作风赏罚分明、择善固执，却因个性耿直务实而招致责难。此作发表后，成为“改革文学”的典型，不仅1979年10月《文学评论》和《工人日报》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讨论，第四次文代会中邓小平和周扬的谈话也都对“改革文学”持肯定态度，而蒋子龙个人的创作类别，之后也一直以“四化”改革为主，为新时期“改革文学”的重要作家。 在痛定思痛的大墙文学上，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收获》1979年第2期)，获得1977-1980年优秀中篇小说二等奖，该作描述劳改中的主人公要摘玉兰花追悼周恩来，却遭射杀，鲜血染红玉兰花。该作发表后，《文艺报》开辟专栏讨论，1979年7至12月间，收到稿件四十余篇，获得许多回响，《文艺报》便将孙犁和从维熙的创作通信，与之前的来稿综述，合并为《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的通信来稿来信综述》，刊于当年第11-12期合刊中。大陆文学史上因而有“大墙文学”一词，特指描写因冤假错案禁闭于监狱大墙内的反思题材作品。 在探讨爱情婚姻的女性文学上，张洁虽以伤痕文学《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和《谁生活得更美好》(《工人日报》1979年7月15日)，蝉联1978和1979的优秀短篇小说奖，但她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却是1979年底最具话题性的作品，其中女主人公与老干部的精神外遇是否合乎道德等议题，引起大陆社会广泛讨论。《文艺报》先于1980年1月发表黄秋耘《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5月又有李希凡的商榷文章《倘若真有所谓天国……》，以及晓立的张洁作品评论《深刻细致，但也要宽阔》，而这波讨论也陆续在《光明日报》等其他报刊展开论辩，最后8月《文艺报》将大量来稿综述为《关于〈爱，是不能忘记的〉》，作为这波讨论的收结。 1979年的大陆文坛因新旧作家翻新技巧和突破题材，受到读者瞩目，而媒体顺势而为举办座谈会或开辟讨论专栏，将文学题材扩大为社会话题，吸引民众参与，形成热点，将文学的轰动效应延续至1980年代。 三 指标意义的官方定调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称“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距1960年7月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已19年。此次会议的召开，在官方新人新政的定调下，对“文革”前文学的定位和新时期文学的开展，都具有指标性意义。10月30日开幕当天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11月1日，文联主席周扬做大会总结报告。在一片激励声之外，较特别的是，1979年受关注的揭露社会黑暗的批判现实主义剧本，在会中引起许多讨论，于是中共中宣部长胡耀邦与周扬等商议，次年初在北京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而胡耀邦的会中谈话，对1979年这类“干预生活”戏剧，提出文艺创作的原则和限度。此举已透露由拨乱反正向开放前进的过程中，中共面对“收”“放”之间产生的杂音，重新调整拿捏的尺度。 1.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表的祝辞，为其“文革”后首次对文艺界发表的讲话，亦为邓小平文艺政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件，被视为新时期中共领导文艺的基本纲领。祝辞中先为大陆文艺“拨乱反正”，肯定1949后十七年的创作道路，并批判四人帮的“黑线专政”论，进而指出当前创作和领导的方向。 在创作上，邓小平表示，文艺要坚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文艺工作者“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当前文学应表现的题材为“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前者是透过文学“继续同林彪、‘四人帮’的恶劣影响进行坚决斗争”；后者是“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以文学“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22) 在领导上，邓小平重申“双百”方针，表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创作思想、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画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而且“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23)邓小平的《祝辞》延续周恩来的文艺观点，倾向民主与开放，对于长期受禁锢的文艺创作者而言，这些迟来的解放和自由，使他们重新燃起创作热情。 2.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1月1日，第四次文代会会务报告前，阳翰生宣读受迫害和诬陷作家名单，随后默哀，而周扬在总结报告中，回顾文艺界历次整风，表示自己在反右斗争中犯了不少错误。周扬的报告中，主要谈及“文革”前文学的定位和新时期文学的开展，前者是回顾过去，后者是展望未来。 在回顾过去方面，周扬正面肯定过去的文学成绩，并强调应从历史记取经验。其要点有二：首先，是对于“十七年文学”和“伤痕文学”的评价，周扬表示“十七年文学”基本上是执行党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而周恩来则是“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典范”，肯定了1961至1962年文艺调整时期的政策方向。并认为伤痕文学“反映了林彪、‘四人帮’给人民生活和心灵上所造成的巨大创伤，暴露了他们的滔天大罪”，因而不能负面评价为“伤痕文学”或“暴露文学”。所以对于三十年文艺的整体评价是正面的，“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主流是正确的、健康的”。(24) 其次，要从过去记取历史经验，正确处理“三个关系”，即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文艺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周扬表示这三个关系中，“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是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作家应深入生活，忠于生活，“不应只根据一时的政策，而应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描写和评价生活”，在此意义上，“文艺的真实性和政治性是统一的”。在文艺的继承上，不应满足于旧形式，要“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也要学习外国的好处，“洋为中用”。(25) 在展望未来方面，周扬表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创造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社会主义新文艺”，使文艺真正沿着“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发展规律的轨道前进”。但他也认为当前文艺战线的思想解放，仍存在阻力，而当前的情况“不是思想解放过了头，而是思想解放还不够”，因而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应带头解放，贯彻“双百方针”，即“用群众路线的方法，自由竞赛和自由争论的方法，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和一切有利于人民的文化艺术”。(26) 关于文艺工作者当前的要务，周扬提出六项：一、发展各类文艺创作，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二、鼓励文艺家以各种形式体裁风格，表现当前社会和过去历史中的各类题材和人物；三、积极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普及社会主义文艺；四、积极发展少数民族文艺，加强各民族间文化交流；五、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使之对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产生关键意义；六、加强扩大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建立与世界各国文艺家的友好往来。(27)周扬的《报告》，将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文艺观点，具体落实为工作任务，不但重新检讨过去三十年的文艺政策和文学历程，更提出应进一步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给予文艺创作者很大的鼓舞。 3.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革”后，“伤痕文学”兴起，在拨乱反正的社会氛围下，文化界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逐渐升高，1979年出现许多反映“文革”悲剧或社会黑暗的作品，除了小说、诗和报告文学外(28)，更受瞩目的是戏剧和电影剧本，如白桦等的《苦恋》(《十月》1979年第3期)、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电影创作》1979年第10期)、李克威的《女贼》(《电影创作》1979年第11期)、沙叶新等的《假如我是真的》(1979年首演)等。这些剧作在第四次文代会中引发讨论，甚至“有关部门禁止这些作品和刊物出版、发行、上演”(29)，于是1980年1月23日至2月13日，作协与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联合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会中，胡耀邦发表《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等，提出原则和指示。 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方面，胡耀邦强调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虽不主张文艺服从政治的说法，“但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作家可以没有政治责任感”，而作家的政治责任感必须建立在“敌”与“我”的划分上。(30)在文艺创作方面，胡耀邦表示，作者在处理作品中的生活阴暗面时，须以光明面为主导，且光明面要大于阴暗面，表现出阴暗面是非法而短暂的。在表现“干预生活”的主题时，须知“干预生活”并非夸大阴暗面，更不应与方针政策唱对台戏，而是要走入社会生活，剖析各种阶级关系、斗争形式和生活方式。胡耀邦点名批评《假如我是真的》，认为“戏中由人物形成的整个环境，对于三中全会以后的现实来说，不够真实，不够典型”，而且“这种写法没有从发展趋向上反映出新时期中国青年的精神面貌和是非感”。(31)在文艺批评方面，胡耀邦强调“公开发表的言论，都是在做意识形态的工作”，会产生社会效果，因此对这些言论的评论应由群众来做，至于文艺作品的判断标准，则应是“政治和艺术的高度统一”，也就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浑然一体”。(32) 胡耀邦的《讲话》强调公开言论的意识形态影响，文艺界亦嗅出政策风球转向的气味。1979年是“文革”后戏剧蓬勃发展的一年，许多批判现实的剧作搬上舞台，获得热烈回响，但此座谈会召开后，却使“有的编剧甚至顾虑重重，停笔观望；有的导演也感到有种无形的束缚，不知如何选择剧目”(33)，以致1980年开始，戏剧创作的质与量，大幅下降，这种情形到1981年邓小平点名批判《苦恋》开始“清污运动”后，更为严重。 1979年距今已三十多年，这一年在历史发展和文学演变上的转轨意义，已渐受研究者的重视。整体而言，1979年的发展态势，是延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精神，以“开放”和“现代化”为主轴，但3月底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则划出“开放”的底线。1979年的大陆文学生态，从文艺政策、媒体传播，到文学活动、写作现象等，呈现跳脱框架走向繁荣的样貌，然而在开放新变中，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逐渐高涨，防止失控的声音开始浮现。 分析1979年大陆文坛的发展，明显可见拨乱、开放、定调三历程：首先是“拨乱反正”，否定“黑线专政”论、撤销“文革”《纪要》、标举周恩来文艺思想，让老作家重返岗位，新作家崭露头角；其次是“开放立新”，在创作环境活络后，将边缘文学纳入主流文坛，带动题材和技巧的突破；最后是“官方定调”，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具有指标意义，不但总结过去，也展望未来，肯定“文革”前文学的创作道路，并重申“双百”方针和思想解放。但在文坛高唱自由解放的声浪中，政策紧缩的氛围已悄悄蔓延，批判现实主义的戏剧，在“干预生活”主题下，揭露社会黑暗面，不但形成社会话题，更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引起高度重视，以至1980年初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重提作家的政治责任感。 正如周恩来所谓的文艺主导方面和非主导方面的关系，政治上的敌我划分、政治正确，与创作上的解放思想、开放新变，历来是牵绊创作者的两条线。作为转折点的1979年，也是在此二线显与隐、强与弱的交互作用下将新时期文学带向1980年代。综观全局，1979年相较“文革”后的两年多，不论在政治局势，或是在文学环境，都呈现大幅度和多面向的开放，虽年底出现文艺政策紧缩的迹象，但开放已呈不可逆转之势，即使文学在政治压力下发展曲线微幅下滑，但1980年代文学的整体走势仍为上扬。所以毋庸置疑，1979年不但是新时期文学的转折点，也是1980年代大陆文学走向开放的起点。 ①参见《1979年才是历史的分水岭》，《世界博览》2009年第23期。 ②李宗陶：《1979中国真正的解放——专访〈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主编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26期。 ③程光炜：《第四次文代会与1979年的多重接受》，《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6页。 ④1980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编有《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90年起改为《中国文学年鉴》)，逐年对文学创作和研究资料进行编年式的汇编。 ⑤萧冬连的四篇论文，先后发表于《党史博览》的“国是春秋”专栏：《1979年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与争论——大转折纪事之一》(2004年第10期)、《一个时代的终结：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总结——大转折纪事之二》(2004年第11期)、《1979年的文艺复苏与文艺界的风波——大转折纪事之三》(2004年第12期)、《1979年至1980年：经济调整在争论中推进——大转折纪事之四》(2006年第2期)。 ⑥程光炜：《“四次文代会”与1979年的多重接受》，《花城》2008年第1期，后收入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标题改为《第四次文代会与1979年的多重接受》。 ⑦李云：《对“当代文学”的不同理解——1979年前后文艺界的分歧》，《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⑧王岩森的《拨乱反正：1979年中国杂文编年(上下)》，分别发表于《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10月第33卷第5期、2013年2月第34卷第1期。 ⑨王灵丽、柳茂森：《1979：中国故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 ⑩本文主要参考的编年资料有於可训、叶立文编：《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陈鸣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1966年-1994年)》，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新时期文学六年》(1976.10-1982.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齐鹏飞、杨凤城主编：《当代中国编年史(1949.10-2004.10)》，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11)文化部批判组：《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人民日报》，1978年1月11日。 (12)参见刘宋斌等：《中国20世纪全史第10卷 改革大潮(1976-2000)》，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63页。 (13)《1979年1月2日胡耀邦在文联举行的迎新茶话会上发表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1月3日，见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zonghe/xinwen/2007-10-25/4564.html)。 (14)参见陈辽：《略谈周恩来总理的文艺思想》，《雨花》1998年第3期。 (15)周航：《〈花城〉三十年论略》，《小说评论》2012年第1期。 (16)范国英：《1978年文学评奖：新时期文学制度的重要面向》，《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月第27卷第2期。 (17)周扬：《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在一九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文学》1981年第4期。 (18)该选集收有杨青矗《低等人》、《上等人》、《升》，王拓《炸》、《金水婶》、《奖金二○○○元》，王祯和《嫁妆一牛车》、《小林来台北》，黄春明《青番公的故事》、《锣》。 (19)参见孙会军、郑庆珠：《新时期英美文学在中国大陆的翻译(1976-2008)》，《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3月第33卷第2期。 (20)陈鸣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1966年-1994年)》，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 (21)参见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 (22)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 (23)同上。 (24)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 (25)同上。 (26)同上。 (27)同上。 (28)小说如刘克的《飞天》(《十月》1979年第3期)，诗歌如叶永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诗刊》1979年第8期)，报告文学如刘宾雁的《人妖之间》(《人民文学》1979年第9期)等。 (29)萧冬连：《1979年的文艺复苏与文艺界的风波——大转折纪事之三》，《党史博览》2004年第12期。 (30)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386页。 (31)同上，第373-374页。 (32)同上，第364、367页。 (33)沙叶新：《扯“淡”》，《文艺报》198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