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城镇：统一性与矛盾性的协同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矛盾性论文,城镇论文,旅游论文,统一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旅游城镇的界定
(一)概念
旅游城镇这一概念最初是从城镇分类中衍生出来的，国外早期在城市的分类中提出了娱乐型和修养型城市等旅游关联概念。中国很多学者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旅游开发型城镇(张海翔，袁国友2000[1]；李松志，武友德，何绍福2001[2])、风景旅游型城镇(周志田，王海燕，杨多贵，2004[3])等旅游城镇概念。旅游城镇概念提出之后，罗明义(2004)尝试定义旅游小城镇(Tourism Town)，认为旅游城镇是指把旅游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的小城镇[4]。笔者认为对旅游城镇的界定除了需要务虚性的概念之外，更需要务实性的概念或标准。旅游城镇概念最起码要具备能够识别旅游城镇和非旅游城镇的基本功能。旅游城镇应该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资源基础，旅游城镇要至少具备一个AAA级旅游区(或相当于一个AAA级旅游区)的资源当量和市场接待规模；二是产业规模，旅游城镇的旅游业产值要在国民经济总量占到8％以上，成为城镇经济的重要产业、先导产业或支柱产业；三是社会影响，旅游城镇的旅游业的就业人数占全社会的就业人数的比例要高于其经济占比(8％)。凡是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城镇都可以视为旅游城镇。
(二)分类
城镇分类研究是城镇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虽然旅游城镇只是城镇的类型之一，但旅游城镇本身还可以进一步划分。目前，学界对旅游城镇的分类研究相对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赵庆海(2002)从开发的角度把旅游城镇划分为资源型、参与型和接待型等三种类型[5]。云南省政府(2005)从城镇旅游资源的角度把旅游城镇划分为民族文化建设型、历史遗存保护型、生态环境营造型、特色经济培育型及复合型等五种类型；从城镇旅游开发的角度把旅游城镇划分为保护提升型、开发建设型和规划储备型三种类型[6]。肖洪磊(2007)认为不同的分类标准，会形成不同开发类型划分。从产业可以划分为资源主导型、旅游接待型和生态人居型；从功能划分为观光游览型、休闲度假型、文化体验型和通道商贸型；从资源可以划分为自然型和人文型；从区位可以划分为卫星型、城郊型和乡村型[7]。除了以上分类研究之外，笔者认为从旅游城镇发展驱动力的角度来划分，可以把旅游城镇划分为资源导向型、区位驱动型、产业带动型、创意再造型四种类型。这一划分体系与以上的划分体系具有一定包含关系，比如，资源导向型包含了观光型、文化型、历史遗存型等；而区位驱动型包含了卫星型、城郊型、通道商贸型等。
二、旅游城镇：中国重大的经济事件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格丽斯(2000年)预言影响21世纪全世界经济发展有两个重要的现象：第一个中国的城市化；第二个新经济的发展。这个预言日益被中国的发展所证实。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两股经济潮流：一是城镇化浪潮，在人类有5000年的文字记载的历史从来没有过，在短短的30-40年内，有5亿人口转到城市，只有在中国，在21世纪，这个现象发生了①；二是旅游热潮(新经济)，2008年，国内旅游人数17.12亿人次，相当于全国年人均旅游1.3次，旅游收入8749.3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全国年人均旅游消费511元，并且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增强②。为此，我们有理由预见城镇化与旅游发展是中国未来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普遍受到关注的两个领域，并将极有潜力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两条重要线索。这两股潮流或线索的互动和融合发展促进了城镇旅游业态的形成和旅游城镇的诞生。旅游城镇作为中国城镇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益被学界和业界所关注。2004年云南在全国率先创造性地提出60个旅游小城镇体系建设工程，得到了建设部和行业的认可。2005年以建设部和国家旅游局在云南大理召开的“全国小城镇工作会议”。2009年国家住建部和国家旅游局正式推进“全国旅游特色景观名镇(村)”的评定工作。一系列事件都证明了“旅游城镇”的诞生是当今中国的一件重大经济事件。
三、旅游城镇：统一性与矛盾性的协同体
旅游城镇之所以会诞生并蓬勃发展，主要是受支配于旅游与城镇之间的深层次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二者的统一性、矛盾性和矛盾统一性(协同性)三大关系。而旅游城镇主要是统一性和矛盾性的协同体，这是旅游城镇得以诞生和发展的本质所在。
(一)旅游与城镇的统一性
旅游与城镇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都具有审美属性；二是都具有教育属性；三是都具有经济属性。
1.审美属性
旅游与城镇化过程中都涉及审美活动和追求审美元素，二者有着一致的审美诉求。在实践中体现为有着共同审美功能、审美活动设计，审美景观规划建设。求美是旅游动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旅游是一种寻找美、感受美的活动，审美活动贯穿于旅游活动的全过程和渗透到旅游活动的一切领域。而城镇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追求美和创造美的过程，现代城镇园林化和景观化趋势日益显著，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越来越注重城镇形象塑造，创建园林风貌，通过优美的景观，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独特的艺术建筑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满足人们对城镇的审美和人居要求。[8]
旅游与城镇拥有相同的审美对象景观文化资源，它是城镇和旅游的重要构成要素，包括旅游景观与城镇景观、旅游文化与城镇文化，并且在城镇旅游过程中二者合而为一。无论是城镇景观还是旅游景观，与其它资源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它有美学特征，最基本的属性就是审美功能。城镇往往是景观资源富集的区域，是旅游审美的主要空间载体，城景一体化已成为城镇建设的趋势之一。比如，英国的庞德伯里镇就是以建筑审美为吸引力的旅游城镇。
2.教育属性
旅游景观和城镇景观除具有美学观赏性外，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都有其科学性和自然、社会哲理，贯注了创造者的思想感情。景观资源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使其具有教育功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景观资源一般都能使旅游者获得某种自然科学或社会文化知识；二是某些景观资源可以给人以思想教育和启迪。所以，景观资源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工具，这种教育工具具有灵活、生动的特点，可以寓教于乐，教育效果也较为理想。
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其最大的特征是不同地域背景、文化背景、知识背景的人们汇集在一起进行深度接触和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旅游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型社会组织形态。在这个组织形态中旅游者彼此之间进行直接的和间接的、现实的和潜在的交流和学习。与旅游相似的是，城镇也是一个以人口聚居为特征的地域单元，城镇社区和公共场所也是城镇居民内部以及与城镇旅游者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因此，从社会组织形态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旅游还是城镇都是一种学习的组织形态。比如，中国的历史文化名镇既承担着对居民的历史和国情教育，也具备对游客的教育功能；昆明世博园既是园艺知识的博览园，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3.经济属性
城镇或旅游景观资源之所以具有经济价值，一方面是因为其具有使用价值，即能够满足人们审美、求知、猎奇、探险等精神生活的需要，某些景观资源还可满足人们一定的物质生活需要，如土特产品、美味佳肴等；另一方面，景观资源一般是天然资源和人为加工相结合的产物，凝结着人们的体力脑力劳动。因此，和其它资源一样，城镇与旅游景观的价值实现主要通过经济的途径。景观资源的利用会给旅游城镇带来一种“纯经济剩余”(Pure Economic Surplus)[9]，即景观资源所带来的收入在扣除开发和经营费用之后所剩余下来的纯收益。
城镇与旅游的经济属性还表现在城镇化与旅游发展必须依赖于一定量的经济投入。城市化必须支付成本，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会总成本2.5万元/人(2000年不变价格)。[10]同样旅游业也是一个高投入的产业，旅游不但要对旅游景观业、旅游娱乐业的直接投入，还要对旅游交通、旅游饭店、旅游设施等配套产业的投入。作为政府主导型的中国旅游业，中国政府对旅游的投入是非常显著的。比如，海南的博鳌纯粹是依赖经济投入而建成的一个国际级的会展旅游小镇。
(二)旅游与城镇的矛盾性
旅游与城镇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二是工业化与反工业化；三是商业化与反商业化。
1.现代化与反现代化
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是：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思想文化理性化。艾恺把“现代化”界定为：“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③可见，“役使自然”(world mastery)，即对环境的控制，是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城镇化过程中必然伴随和追求现代化，现代化也是城镇化的重要表征、重要内容和主要结果。与城镇化相反，旅游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现代化的倾向。因为现代化的“役使自然”必然招致人工化，人工化会导致非自然化现象，而非自然化现象是削弱旅游吸引力的重要原因，也是破坏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的主要途径。旅游城镇在规划设计、建筑形式和材料、设施设备、管理服务等方面往往学习和模仿城市，其“去自然化”现象严重。因此，很多专家都认同旅游一定要避免过度“城镇化”，也就是要避免现代化。游客往往只有在非现代化的旅游环境中，才可以与传统和自然保持亲密接触，能享受宁静祥和的氛围；逃避都市喧嚣、快节奏的工作压力；对现代社会淡漠与疏离的人际关系得到暂时解脱。可见，城镇所追求的“现代化”与旅游的“反现代化”要求之间的冲突往往不会停息，这种冲突将以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未来。比如，德国的现代化程度比较高，但德国的旅游小镇非常注重自然美。
2.工业化与反工业化
工业化意指在社会、思想、道德领域等方面由工业化引起的各种不可避免的后果。工业是近现代推动城镇化的重要动力产业，工业化是传统城镇化道路的必由之路，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必然伴随工业化。工业化为城镇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工业化对自然资源具有消耗性和掠夺性，它也带给社会不可逆转的危害，使城镇环境加剧恶化，生态系统的平衡性遭受破坏，城镇资源浪费，人们生活质量下降，严重危害了旅游业发展所依赖的生态环境。马俱乐部提出了关于世界趋势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认为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浪费使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的极限。[11]出现了正像马克思所预言的：“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做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12]。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也认为：“这样了不起的科学，它既节约了劳动，又使生活更加舒适，为什么带给我们的幸福却那么少呢？坦率地回答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正当地去使用它。”[13]当我们全面学会了正确使用它的时候，意味着全球新经济时代的来临。
与传统的城镇化相反，旅游业是一项绿色产业，旅游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自然资源保护和人类的劳务，它对城镇生态环境的伤害远远低于工业。相反，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旅游业存活的基础条件，旅游业的发展能够很好地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因此，旅游业则具有明显的反工业化特征。旅游业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是基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资源利用合理、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安全、无污染的产业。和传统工业相比，旅游生产力是一种绿色生产力，正确地处理了人和自然的关系，把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人类的劳务和服务与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这表明旅游产业是较高级的产业形态。正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她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4]比如，周庄古镇之所以能够得以保存，旅游之所以得以发展，主要是决策者对古镇区域实施保护，禁止工业项目开发，选择了旅游业和高科技产业，并且对一些工业项目进行搬迁和废止，实现工业与旅游的隔离发展。
3.商业化与反商业化
美国产业研究专家瑞德(Riddle，1986)认为，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商业革命是工业的前奏与先驱，而现代商业创新成为工业革命的支撑。商业化水平的提高不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可见，商业化既是城镇化的最为原始的动力之一，也是巩固和转化工业化成果，实现城镇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商业化贯穿了城镇化的始末。从人类活动对城镇的影响来看，城镇化最本质的特征之一就是商业化和市场化，商业化也能为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劳务和开拓产业市场，是城镇化链条的重要一环。甚至以商业化为载体，推进城镇化进程依然是中国的一条重要城镇化道路。退一步来说，即便以工业、农业或服务业等其它产业作为城镇化的产业动力，也离不开商业化和市场化，城乡分工、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城镇规模、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城镇体系的形成和分工，主要由市场以商业运作的模式来完成。如果说工业化对城镇带来了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那么商业化特别是过度商业化为城镇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文化的破坏。
旅游业除了对生态环境高度依赖之外，同样也对社会文化环境高度依赖。旅游业是一个经济产业，需要适度商业化；但另一方面，旅游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项事业，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和公益属性，绝对拒绝过度商业化。旅游业过度商业化的结果必然招致旅游人际关系的恶化，传统文化的函化，将进一步导致旅游体验氛围的破坏，旅游资源的商业化和旅游活动的庸俗化。因此，旅游具有一定的反商业化特征，特别在城镇古迹、乡村旅游和遗产类旅游资源的开发中，旅游的反商业化需求和特征更为显著。中国旅游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过度商业化倾向，一味追求光鲜和标准化，流于庸俗化，丢弃了城镇原有的风貌和各地丰富的民族特色，在过度商业化中迷失。新西兰的旅游人类学专家科林·比姆说：“如果你们有独特的建筑，那么就让它们永远保持古雅的模样；如果你们有独特的音乐、歌谣或舞蹈，那么就保护它们，并熏陶他人”，而不能把它视为纯粹的商品来交易，这些东西是祖先的和大家的，其产权不是私有的而是公共的。比如，迪拜旅游神话的破灭就是过度商业化所致。
(三)旅游与城镇的协同
旅游与城镇的统一性决定了旅游发展与城镇建设所追求的根本目标和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是旅游城镇诞生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旅游与城镇的矛盾统一性主要表现在社会、环境和文化三个方面的协同性。旅游城镇发展的动力源于旅游与城镇之间持续的矛盾冲突和持续的矛盾协同，从而推动旅游城镇的不断发展升级。在这个在发展过程中，旅游与城镇会在“社会、环境和文化”三个方面发生相互影响，并可能彼此产生“优化或破坏”两种可能结果：如果矛盾关系实现了协同，那么彼此会相互优化；反之，则可能会彼此恶化。因此，旅游与城镇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三个方面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消除矛盾，实现统一的手段是对二者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进行协同优化。
1.社会协同
在新的旅游城镇社会格局中，居民对城镇和旅游的参与程度和话语权不一样。社会角色和意识的差异直接决定了相关利益者之间的经济分配差异，导致了居民内部的经济非均衡发展，经济非均衡导致了居民心境的变化和身份角色强化，进而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与重组。因此，社会协同的主要途径是加强城镇居民的管理能力，提高城镇开放、民主和自由的程度。民主组织居民参与决策，合理公平分配旅游利益，从而防止社会分层和财富极化，以及合理控制过度商业化[15]，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旅居社会。旅居社会是居民与游客共存共融的和谐社会形态。比如说，丽江古城、周庄古镇等旅游城镇其本质上已经是一个新型的旅居社会形态。
2.文化协同
城镇化过程中现代化、工业化和商业化会对本土传统文化产生弱化、涵化和破坏的作用。而旅游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城镇文化对于城镇旅游来说是一种主要的旅游吸引力。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商业化浪潮中实现城镇文化和旅游的文化协同，主要途径是培养本土居民的文化自信[15]和培育新型的旅游城镇文化形态。因为本土居民的文化自信能够保证本土文化的存活和发展，并与游客携带的外来文化实现多元共存，彼此取长补短和优化发展，最终形成新型的旅游城镇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与旅居社会相匹配。比如，丽江古城已经是融纳西文化、汉文化和西方文化等为一体的新型的旅游城镇文化形态；而周庄古镇则是一个融明清时代的汉文化与现代汉文化等为一体的新型的旅游城镇文化形态。
3.生态协同
城镇化过程中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商业化对生态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这不符合旅游业对生态环境的高标准要求。协同城镇化和旅游的这一对矛盾的主要途径一是在城镇化过程中推行“生态城镇”建设，同时对旅游业实施绿色开发道路。生态城镇建设和绿色旅游开发能够促使城镇化和旅游发展高度协同。比如，把工业生产科技化、环保化和旅游化，成功的案例是现代工厂旅游的开发；相反，要把游客的旅游活动日常化和居民化，实现低成本非宾馆化的旅游消费模式。
四、结语
研究旅游城镇的概念、诞生及其哲学源起，可以使我们清楚地预见旅游城镇的发展前景，科学推动旅游城镇的发展，促进中国城市旅游、城镇旅游和乡村旅游均衡发展。旅游城镇研究也可以使我们清楚地识别哪些城镇适合开发旅游，哪些城镇已经是旅游城镇，从而有利于我国城镇分类发展与管理，提高旅游城镇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对其哲学源起的探索有利于我们把握旅游城镇发展中的矛盾关系，抓住主要矛盾，掌握运行规律，实现旅游城镇“有好又快”地发展。
注释：
①魏小安.北京-建设世界一流旅游城市.http://weixiaoan.blog.sohu.com/109045404.html.
②国家旅游局.2008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http://www.cnta.gov.cn/html/2009-9/2009-9-28-9-30-78465.html.
③何爱国.反现代化理论的视野：亚洲与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浪潮——解读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www.66wen.com.2006-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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