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文学 ◇
汉语词汇史与方言结合研究
——以《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为中心
汤传扬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4)
摘 要： 近年来，将汉语词汇史与方言相结合的研究日益增多。梳理《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部分词条的方言分布及其在历史上的情况，可以看出时空对应关系的复杂性。总的来看，“横”的推移反映了“纵”的演变，但也应该看到方言分布体现出的复杂性：有些词语的演变率先发生在南方，从历史层次来看这些词语要新于与之同义的北方语词；有时南北所用词是对同一历史层次词的不同选择；有时南北所用词在上古汉语时期即为地域同义词、现代汉语南方方言词是对古方言词的继承，这与后来的历史兴替无关。方言词汇非连续性分布的解释需要依据汉语词汇史的研究。造成非连续性分布的原因主要有三：新形式的冲击；移民带入；平行演变。在判断具体由哪种原因所致时，要结合词汇史来分析。
关键词： 汉语词汇史；《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方言；时代性；地域性；非连续性分布
近年来，将汉语词汇史与方言结合起来的个案研究日益增多。此类研究一方面较为全面地考察汉语史上的语料，另一方面充分运用《汉语方言地图集》《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等方言调查资料，将两者进行互证。这方面的先行者是汪维辉先生。诚如汪维辉、秋谷裕幸所说：“对方言研究来说，历史的考察有助于方言词的溯源和对共时分布的解释，分清一组同义词的历史层次；而对词汇史研究来说，方言的现实分布有助于理清词汇演变的脉络和新旧词更替的线索。”〔1〕曹志耘指出：“方言地图是语言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描写、展示和保存大面积地区、众多方言现象的面貌和分布状况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本文以《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为研究中心，对部分词条的方言分布与其在历史上的情况做梳理，得出以下两点结论：时空对应关系的复杂性；方言非连续性分布的解释需要依据汉语词汇史的研究。
一、时空对应关系的复杂性
桥本万太郎提出汉语方言中词汇、语法的地域分布(“横”的推移)是汉语历史发展在时间上的顺序(“纵”的演变)的投影〔3〕。这种说法总体上是成立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149挑挑选”条、“171弯路～”条即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但实际情况是复杂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51娶～妻子”条、“130拔～萝卜”条、“175黑指颜色”条就不是上述说法所能概括的。
1.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149挑挑选”条，现代汉语方言中表“挑选”义的主导词有四个：挑、拣、选、择〔4〕。它们的分布特点如下：“挑”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其中在东三省、河北、山东、山西、宁夏、内蒙古、新疆以及河南、陕西、甘肃、四川的部分地区是优势词形。“拣”在长江南北均有分布，长江以北“拣”较多分布在青海、陕西、河南、皖北等地；长江以南“拣”在皖南、苏南、浙江、闽东、江西(井冈山以北)、台湾、海南以及云南、广西、广东的部分地区是优势词形。在河北、山东、河南、陕西、云南等地的部分方言点“挑”“拣”并存。“选”密集分布在四川东南部、贵州、重庆、湖南、湖北、广西北部等地，呈连续状。“择”整体呈零散分布，比较集中的有三大片，其中一片在赣南、闽西、粤北呈连续分布，该片面积最大，另外两片在湖南、浙江两省。
据杨荣贤调查，表“挑选、拣择”义的“挑”较早出现在五代时期的语料中〔5〕。刘君敬结合历史文献较为详细地考察了表“挑选”义的词“择”“选”“拣”“挑”的历史演变，得出如下结论：(1)“择”在先秦常用，直到六朝表示“挑选”义时，“择”依旧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种情况持续到唐代；(2)“选”古今通用，而且多是在书面语中使用。近代汉语文献中“选”虽使用但一直不占主导；(3)“拣”在十三世纪已经成为了“挑选”义位的主导成员；(4)“挑”在北方地区的扩散始于清初，直到18世纪后期它才在数量上超过了“拣”。“拣”“挑”之比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之比为2.3∶1，到了后四十回则变为1∶4.3，前后有质的区别。“挑”在北方兴起，然后逐渐向南扩散〔6〕。
综上所述，汉语史上，表达“挑选”义的主导词经历了“择—拣—挑”的更替；空间上，“挑”主要分布在北方方言区，“拣”“选”在南方方言区有分布，“择”主要分布在南方方言区。可见“挑选”义词的时空对应关系就是桥本万太郎上述观点的体现。
2.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171弯路～”条，现代汉语方言中表“弯曲”义的词主要有“弯”“曲”“屈”“圪溜”等〔4〕。在《汉语方言地图集》930个方言调查点中，大多数说“弯”，在南北都有分布；“曲”主要分布在广东、海南，在湖南、江西、福建、广西等省份也有零星分布；“屈”分布在浙江省境内，如淳安、仙居、永康等地；“圪溜”分布在山西、内蒙古、河北、河南的部分方言点，从方言归属的角度来看，可以将其视为晋语的方言特征词①。
在上古汉语中，表示“抽拔”义的词有“拔”“抽”“揠”“擢”“挺”等。《方言·三》：“揠，擢，拂，戎，拔也。自关而西或曰拔，或曰擢。自关而东，江淮南楚之间或曰戎。东齐海岱之间曰揠。”由此可见，“拔”“擢”“揠”是方言同义词⑥。“抽”侧重于表示将夹在中间的东西取出。王凤阳指出：“与‘拔’、‘擢’、‘揠’相比，‘挺’的对象只限于拔竖而直的兵器。”〔13〕所论甚是。据笔者所调查的文献，“拔”是上古汉语中表示“抽拔”义的主导词。具体调查情况见表3。“薅”亦见于上古汉语时期，但动作的对象是杂草。例如，《诗·周颂·良耜》：“其镈斯赵，以薅荼蓼。”⑦
表 1“弯曲”义词在上古—中古部分文献中的使用频次
从表1、表2可见，在汉语史上，表达“弯曲”义的主导词经历了“曲—弯”的更替。从空间来看，“曲”“屈”分布在南方方言区。“弯曲”义词的时空对应关系符合桥本万太郎的观点。
符合桥本万太郎观点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笔者在《宋元小说话本词汇研究》中指出：“在共时层面，现代汉语中表‘每天’义的‘日’系词(每日、日日等)和‘天’系词(每天、天天等)呈现出一种相当整齐的空间互补分布。具体来讲，在南方方言区，表‘每天’义，基本上用‘日’系词；而在北方方言区，表‘每天’义，基本上用‘天’系词。”〔7〕在汉语史上，表达“一昼夜”义的主导词经历了“日—天”的更替。再如，笔者在《汉语“鸟类巢穴”义词的现状与历史》中所提到的“窠/窝”：“中古时期产生的‘窠’主要分布在近江方言(吴、徽、赣、湘)。近代汉语时期产生的‘窝’集中分布在晋语、北方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洪巢’片。这跟魏晋南北朝以后这两个词的演变更替过程是相符合的。”〔8〕
当Y=Y*时，dx/dt=0恒成立。开发商投资建设被动房的概率为1-Y*=A3/(A2+A4)此时该博弈处于均衡状态，建设被动房的开发商和建设普通房的开发商都坚定其策略。
综上所述，PDCD4在EOC组织中呈低表达状态，其阳性表达率与组织分化程度有关，与患者年龄、病理类型、远处转移、FIGO分期、原发灶部位、月经情况及腹水情况等无关；PDCD4阳性表达的EOC患者预后生存情况优于PDCD4阴性表达者，PDCD4表达可以作为EOC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表 2“弯曲”义词在近代汉语文献中的使用频次
以上是符合桥本万太郎观点的例证。下面举出几个例外③。
步进指令是可编程控制器编程指令中，属于功能指令的一部分，在欧姆龙 PLC中，有 STEP（08）和 SNXT（09）组成，分别是步梯形区域定义和步梯形区域的步进，使用中必须成对出现。
从能量守恒定律分析，气体雾化是将气体的动能转化为熔体破碎后形成颗粒的表面能的过程。由此可推导出粉末平均粒径的相关公式[16]：
综上所述，造成非连续性分布的原因既可能是语言内部因素，又可能是语言外部因素，前者如新形式的冲击、平行演变，后者如移民带入。在判断具体由哪种原因所致时，是要结合词汇史来加以分析的：上文中“蛇”“利”之所以形成非连续性分布，是因为新形式的冲击；“宰”“挽”之所以形成非连续性分布，前者是因为远隔的两地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后者是因为发生了平行演变。
时间上，“娶”在上古汉语时期已见。例如，《尚书·益稷》：“娶于塗山。”而表示该义的“讨”在近代汉语时期才见。将词汇史与方言共时分布相结合，不难推断“娶”曾遍及南北，后来被“讨”从中隔断，从而形成了“娶”的非连续分布。据笔者调查，“讨”的“娶”义较早出现在南方文献中，如宋无名氏《张协状元》十一出：“它若有这一项，我自与孩儿讨个新妇。”元高明《琵琶记》第三出：“青春年少莫蹉跎，床公尚自讨床婆，红罗帐里做夫妇，枕头上安着两个大西瓜。”至明代“讨”在南北文献中都出现。在明代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型世言》以及明代闽方言戏文《荔镜记》中，出现有表“娶”义的“讨”。此外，刘雯指出词话本《金瓶梅》中的“讨”有“娶”这个引申义〔9〕。但在清代，表“娶”义的“讨”大有隐退南方之势。表示“男子迎接女子过门成亲”义，一些北方方言作品如《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歧路灯》《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只见“娶”，不见“讨”；但在江淮官话作品《儒林外史》、吴方言作品《海上花列传》中均有表“娶”义的“讨”。
“讨”何以有“娶”义？我们认为存在以下词义引申：寻觅——索要——娶④。刘雯指出“讨”在魏晋六朝产生了一个新的引申义“寻找”，其所举的书证有陆机《文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曹植》、刘勰《文心雕龙》、虞通之《妒记》〔9〕。这些作者都是南方人。另外，据笔者调查，表“寻找”义的“讨”还在《全齐文》《全梁文》《全陈文》《弘明集》中出现，但在北方文献中用得很少。我们推测“讨”表“寻找”义很可能一开始是产生在南方。刘雯还列举了隋侯白《旌异记》中的例证〔9〕。侯白，魏郡临漳(今河北临漳县)人。此外，据笔者调查，隋释彦琮《辩证论》中有表“寻找”义的“讨”，如“崇佛为主，羞讨佛字之源；绍释为宗，耻寻释语之趣。”释彦琮，赵郡柏人(今河北唐山)人。由此可见，“讨”的“寻找”义至迟在隋朝成为通语用法。明代亦是如此，表“寻找”义的“讨”在《水浒传》《金瓶梅词话》中均见用例。但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表该义的“讨”只保留在闽语中〔10〕。据刘雯研究，“讨”的“索要”义最早出现在南方文献中，如《祖堂集》《张协状元》，明以前少见于北方文献。至明代，“讨”在南北方文献中都常见，后被“要”替换，退居为方言词〔9〕。
综上所述，表示“寻找”“索要”“娶”的“讨”先后经历了“方言——通语——方言”的历程，我们推测这可能与共同语基础方言的变动有关。学界普遍认为南方因山川阻隔，词汇的存古性强、替换速度慢。总的来看，这一论断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有一些演变率先发生在南方⑤。上面所论的“讨”即是其例。
花量：大花月季系列多单花，丰花月季全部为聚花型，其中红帽子、世纪之春单枝花量最多达20朵以上，其次为满堂红、欢笑、仙境单枝花量最多达10朵以上，冷香玫瑰、金马莉花量相对较少。
4.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130拔～萝卜”条，现代汉语方言中表示“抽拔，连根拽出”义的词主要有“拔”“扯”“薅”“
”“掹”〔4〕。据李如龙：“‘’‘掹’分别是客家方言、粤语的特征词。”〔11〕下面我们主要探讨“拔”“扯”“薅”的时空关系。曹志耘指出：“‘拔’‘薅’的东西对立体现在北方地区。由于分界线的核心地段是太行山脉，也可称之为‘太行山型’。该类型也许与汉语方言早期的分布状况有关。”〔12〕曹志耘对“拔”“薅”共时分布的描述没错，但对原因的分析有些模糊。我们的分析见下文。“薅”主要分布在河南省，此外，山东、河北、黑龙江的部分方言点也说“薅”。“拔”在长江南北均有分布。在长江以南，“拔”主要分布在皖南、赣东北、苏南、浙北、闽北；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的部分方言点，“拔”“薅”并存。“扯”主要分布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赣西北等长江以南地区。
在上古、中古汉语中，表示“弯曲”义的词有“曲”“屈”“枉”“桡”“宛”。据笔者所调查的文献②，“曲”是上古、中古汉语表“弯曲”义的主导词。在唐代，语义场新增了成员“弯”。但唐宋时期，“弯”还不敌“曲”。宋代以降，“弯”逐渐占据上风。“弯曲”义词在上古、中古和近代部分历史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见表1和表2：
表 3“抽拔”义词在上古汉语部分文献中的使用频次 ⑧
雾化吸入后协助患者翻身、叩背，使药物与痰液充分接触后并发挥药效，可先给予叩背3～5 min。翻身时动作轻柔，保持头颈和肩于一条直线，避免颈部扭动，气管套管与管理保持90°防止管路抻拉、脱落。叩背时自肺下叶由下向上，由外向内，向肺门方向利用腕力，五指并拢手背弓起，手心呈空心状以适度的力量叩击，频率50～80次/min左右[5]，每2小时翻身拍背一次，也可使用排痰机选择适宜的模式给予拍背。叩背时观察患者生命体征情况。
5.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175黑指颜色”条，现代汉语方言中表示“黑色”的词主要有“黑”“乌”。全国大多数方言点说“黑”；“乌”在福建、广东东北部、江西东南部、浙南形成一大片连续分布的区域，此外还密集分布在海南、台湾；在江西省北部、皖南、浙江的部分方言点“乌”“黑”并存〔4〕。
据侯立睿考辨，颜色词“黑”源于墨刑，至迟在商周时期就已抽象为颜色词，从古至今一直成为黑系颜色词系统的上位概念。颜色词“乌”取义于乌鸦毛色，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作黑色总称，浑言则为黑，析言则为黑亮。侯文举的例子为《国语·吴语》：“万人以为方阵，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右军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乌羽之矰，望之如墨。”〔15〕徐朝华对《诗经》《尚书》《周易》《左传》《论语》《孟子》《墨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楚辞》《礼记》《史记》《论衡》等14部上古古籍中表示颜色的词作了一个统计：黑色类颜色词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黑”，220次，占49%；其次是“玄”，131次，占29.2%。“黑”“玄”是上古黑色类颜色词中的基本词〔16〕。解海江、章黎平指出：“对黑色调的编码，牟平、哈尔滨、上海、万荣、徐州、东莞、成都等18个方言基本颜色词的词位是‘黑’，海口、厦门、建瓯、福州、南宁、梅州、黎川等方言基本颜色词的词位是‘乌’，广州、于都、南昌、温州、南京、武汉同时存在‘乌’与‘黑’，都是上古汉语颜色语义场中的传承词；但‘乌’由上古汉语到这些方言的传承中发生变异，由非基本颜色词上升为基本颜色词。”〔17〕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笔者在《近代汉语“绳”和“索”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中所提到的“绳/索”：“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绳’主要分布在官话区、吴语区；‘索’主要分布在粤语区、闽语区；在赣语、湘语、西南官话中，两者并用”〔18〕。“绳”“索”均在先秦已见，两者有细微的区别，至迟到近代汉语阶段，两者已完全同义。各大方言对处于同一历史层次的“绳”“索”选择不同。
6.有时南北所用词在上古汉语时期即为地域同义词，这与后来的历史兴替无关。如“干—燥”“立—徛”。汪维辉指出：“粗略地说，汉语方言大概呈现一种北‘干’南‘燥’的格局……这两个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方言同义词，它们最大的差别应该就是地域差别。但是它们很早就进入了通语，所以同一作者的著作中有时两者都用。”〔19〕汪维辉、秋谷裕幸考察了表“站立”义的3个主导词“立”“徛”“站”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后推测：上古、中古时期(唐以前)“立”“徛”南北对立〔1〕。有时，现代汉语南方方言词是对古方言词的继承，这也与后来的历史兴替无关。王亚男、邵则遂指出：“‘桯’之‘古楚方言义’和‘古雅言义’已广泛融入到了现代方言义中，形成了现在的南方方言和北方方言。如：现代南方方言直接沿用了古楚方言义‘床前几’和‘床前横木’，同时又由此义引申出‘凳’义；北方方言基本保留了‘桯’的‘直木’义。”〔20〕
从以上所举几个例外，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1)有些词语的演变率先发生在南方，从历史层次来看，这些词语要新于与之同义的北方语词，“讨”“扯”即是其例；(2)有时南、北所用词是对同一历史层次词的不同选择，“黑/乌”“绳/索”即是其例。(3)有时南北所用词在上古汉语时期即为地域同义词、现代汉语南方方言词是对古方言词的继承，这与后来的历史兴替无关,前者如“干—燥”“立—徛”，后者如“桯”。这些都体现出时空对应关系的复杂性。
二、非连续性分布的解释要依据汉语词汇史
盛益民在岩田礼的基础上阐述了方言地理学的“ABA分布”“周圈分布”以及造成这些分布的可能原因：“如果某个词形(或特征)A分布在另一个词形(或特征)B两侧，这种分布在方言地理学中叫做‘ABA分布’；如果某个词形(或特征)A中间包含着另一词形(或特征)B，这种分布在方言地理学中叫做‘周圈分布’。”“造成ABA分布或周圈分布的可能原因有：一、A原本为连续分布，B是方言内部创新形式；二、A原本为连续分布的，B由移民从其他方言中带入；三、远隔的两地平行演变出A；四、部分使用A形式的人群越过B〔21〕。”两种分布如图1所示：
2017年1月4日，中国社科院科发布《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6》显示，目前高校反腐倡廉建设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重点领域权力寻租问题突出”“集体腐败，窝案串案多发”等。
图 1 ABA分布和周圈分布
以上原因二与原因四可以归纳为移民带入。由此可见，造成方言非连续性分布的原因主要有三：(1)新形式的冲击；(2)移民带入；(3)平行演变。而在确定具体由哪一原因引起时，则要依据汉语词汇发展史来确定。
3.盛益民讨论了宋室南渡之后由官话区带来的临安官话对吴语词汇、语法的影响。文章举了“东西”“项”“立”“穿”“多少”及V-neg-V结构等六个词汇、语法项作为宋室南渡之后带入吴语的例证〔21〕。在如何确定某个词汇、语法项是官源成分这一问题上，他指出首先该成分至晚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在官话中存在，这是该成分能随着宋室南渡进入吴语的基础。这一点主要需借助于汉语史的研究成果。在如何确定某个官源成分是宋室南渡影响的结果这一问题上，他提到首先要依据词汇产生的年代。如果该成分在汉语史中直到魏晋南北朝之后才产生，那么可以排除其为永嘉南渡影响吴语的结果。由此可见，在确定移民作为非连续性分布的原因时，也要依据汉语词汇史来判定。
2.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181快刀子～”条，现代汉语方言中表示“锋利”义的词主要有“利”“快”〔4〕。“利”一方面密集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台湾等地，另一方面也分布在河南、陕西、甘肃等地的部分方言点，呈非连续性。在两者的中间地带，是“快”的地盘。表示“锋利”义的“利”产生于上古汉语时期。例如，《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荀子·劝学》：“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表“锋利”义的“快”则在近代汉语时期才见。例如，唐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⑩结合汉语词汇史，不难推测“利”之所以形成非连续性分布，是因为“快”这一新形式的冲击。
1.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35蛇”条，现代汉语方言中表示“蛇”这一动物的词语主要有“蛇”“长虫”〔4〕。“蛇”集中分布在长江以南，同时在山西、陕北、内蒙、宁夏等地也有分布，呈现出非连续性。“长虫”集中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河南、新疆、陕南、陇南、鄂北等地。“蛇”产生于上古汉语时期。例如，《左传·成公二年》：“丑父寝于轏中，蛇出于其下，以肱击之，伤而匿之，故不能推车而及。”“蛇”自古至今均常见。“长虫”在清代以前指的是“蛔虫”，清代以后，在部分方言区作“蛇”的俗称。例如，《歧路灯》第五十六回：“还有一句话，总是夏鼎这样人，大相公见他，就如见了长虫、见了蝎子、见了老虎一般，方才保得咱家无事。”《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八回：“程相公见问，翻着眼睛想了半日，说：‘正是，他手里只拿了一条满长的大蛇，倒不晓得他怎的叫作顺天王。’刘住儿说：‘那不是长虫，人家都说那是个花老虎。’”结合汉语词汇史来看，“蛇”之所以形成非连续性分布，是因为“长虫”这一新形式的冲击⑨。
在设计阶段，只有将安全预警、安全控制系统有效地引入气瓶充装的各个环节中，运用先进的手段和技术，才能有效提升气瓶充装单位的安全管理水平，避免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4.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27宰～猪”条，现代汉语方言中表示“宰杀”义的词主要有“宰”“杀”〔4〕。“宰”主要分布在北方方言区且呈非连续分布。“宰”分布在河北、宁夏、甘肃、新疆等地的方言点，但在山西、陕西却说“杀”。这是不是“杀”作为新形式侵蚀了“宰”原有的区域呢？汉语词汇史并不支持这一假设。“杀”在上古汉语时期已见。例如，《诗·豳风·七月》：“朋酒斯飨，曰杀羔羊。”《左传·宣公二年》：“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秦襄王病，百姓为之祷，病愈，杀牛塞祷。”而表“杀牲”义的“宰”在中古时期的语料中始见。例如，《汉书·宣帝纪》：“其令太官损膳省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颜师古注：“宰为屠杀也。”与“杀”相比，“宰”是新形式。“宰”的方言分布与中国历代几次大的移民潮也看不出有什么关系。据笔者所调查的文献，表示“杀”(牲畜、家禽等)义时，“杀”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宰”之所以形成非连续性分布，我们推测可能是远隔的两地在后来均选择了“宰”而不是“杀”。“宰”“杀”在中古、近代汉语部分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见表4，从中可以看出“杀”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5.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130拔～萝卜”条，现代汉语方言中表示“抽拔，连根拽出”义的词还有“挽”。“挽”本作“輓”，义为“牵引”。《说文·车部》：“輓，引之也。”《左传·襄公十四年》：“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无入，得乎？”《庄子·天运》：“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龁啮、挽裂，尽去而后慊。”“挽”在历史文献中未见有“抽拔”义，因而该义位应是方言的创新，而非继承。“牵引”与“抽拔”都是施力动作。两种义的不同在于前者的矢量是水平方向，而后者的矢量是竖直方向。意义的引申是通过同一意象图式旋转90°来实现。两者都可统归于广义的牵引范畴。从“牵引”义到“抽拔”义的引申属于转喻引申。发生这一语义演变的还可以再举“引”。“引”有“牵引”义，如《韩非子·人主》：“夫马之所以能任重引车致远道者，以筋力也。”后来，“引”亦有“拔”义，如《淮南子·俶真》：“引楯万物，群美萌生。”高诱注：“引楯，拔擢也。”又《缪称》：“辟若伐树，而引其本，千枝万叶，则莫得弗从也。”英语中的pull也兼有“拉；扯”“拔出；抽出”义。在现代汉语方言中，说“挽”的方言点数为晋语9、闽语30、畲话1。在晋语、闽语中，均出现有“挽”表“抽拔”义。原因何在？我们认为不太可能是移民所致，这是因为“晋语分布在华北和西北的内陆地区，闽语分布在东南沿海。在方言特征上，这两种方言的差别也非常大”(李蓝)。因而，更加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挽”在远隔的两地平行演变出“抽拔”义。
表 4“宰杀”义词在中古、近代汉语部分文献中的使用频次 3.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51娶～妻子”条，现代汉语方言中表示“男子迎接女子过门成亲”义的词主要有“娶”“讨”“接”〔4〕。下面我们主要探讨“娶”“讨”的时空关系。长江以北的方言点大多说“娶”，此外，“娶”在广西、广东、闽东、台湾等地亦有相当的分布；“讨”主要分布在苏南、皖南、浙江、湖南、云南，在江西、福建省内也有相当的分布。 致谢：论文修改过程中，承蒙汪维辉教授、朱彦副教授提供中肯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汉语方言大词典》“圪”字条义项2：前缀。附于名词、动词、形容词、量词前，泛指动作持续或短暂、程度等。参看许宝华、〔日〕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1999年第1574页。 选择退行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70例,选择时间:2016年7月~2017年7月,行不同的治疗方式:刺络放血配合温针灸治疗、单一的温针灸治疗,对应组别名称:研究组、对照组。 群众文化事业作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音乐是群众文化活动中的重要艺术形式，深受人民群众喜爱。 笔者接着调查了中国台湾“‘中研院’中古汉语标记语料库”，表示“抽拔”义，基本上是“拔”一统天下，“揠”“擢”“挺”未见用例，“抽”见少量用例。该期，“薅”泛指拔去，成为“抽拔”义词的新增成员。例如，《齐民要术·旱稻》：“苗长三寸，杷、劳而锄之。锄唯欲速。每经一雨，辄欲杷劳。苗高尺许则锋。天雨无所作，宜冒雨薅之。”我们推测“薅”泛指拔去后逐渐占据了“拔”的一些地盘。近代汉语阶段，语义场又增加新成员“扯”。郭晓妮探讨了汉语“拖曳类”概念场词汇系统及其发展演变，其中涉及到“扯”：“‘扯’是宋代‘拖曳类’概念场词汇系统新产生的成员。在金代文献《刘知远诸宫调》《董解元诸宫调》中多见。”〔14〕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具有南方方言色彩的南宋戏文《张协状元》中，亦有“扯”的用例。我们推测“扯”产生伊始可能就是通语词。到了明代，“扯”又引申出“拔”义。例如，明郑虚舟《大揭帖·锦衣香》曲：“碧桃花下，凤凰把翎毛生扯。”沈从文《月下小景·女人》：“不说实话，你就也是一个骗子，我派人扯去你的毛羽，把你烤吃。”表“拔”义的“扯”在文献中并不常见，但结合方言分布不难推测“扯”从“拉”义引申出“拔”义的演变率先发生在长江以南地区。综上所述，我们推测“拔”原本遍及南北，后来“薅”“扯”分别占据了北方、南方的一些地区。表示“抽拔”义，北方“薅”的历史层次要古于南方的“扯”。 ②笔者在调查文献时，主要运用了“汉籍全文检索系统(四)”、中国台湾“‘中研院’上古/中古/近代汉语标记语料库”和自制优质语料库。之所以选择表格中的文献做统计，一则因为这些文献口语性较强，二则因为在这些文献中出现有较多表“弯曲”义的词，有统计价值。 ③〔日〕桥本万太郎指出：“结构类型上‘纵’和‘横’的推移模式存在于亚洲语言中的这一事实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证明责任’。规律总是有例外的。因此，只是指出几个例外并不能推进学术。假如有人要提出这个命题的对立方面，则必须先证明这个命题不能成立，因为他也负有‘证明责任’。”我们十分赞同桥本万太郎所提出的这条规律。但规律之外，例外到底有多少？复杂性又体现在哪里？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扎扎实实地展开个案研究。我们认为对例外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岩田礼指出：“若论发生变化的频率和数量，占绝大多数的反而是个别的、不规则的变化。这好比人类基因中占绝大多数的是不含任何遗传信息的DNA。”“我们在绘制地图的过程中发现了有很多语音变化看似任意发生的，并不符合变化的规则。这归根到底是由于语音在具体的词汇中才存在，而词汇的变化则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对词汇变化有影响的也包括语言外的因素，换言之，词汇变化有相当部分受到人们的生活方式或社会环境的制约。”“我们的任务是从似无规律性的现象中发现某种规律性。”李如龙指出：“方言的特征大体可以分为系统的特征和个体的特征两类。”“个体特征，不论是一个字还是一条词，往往承载着更加丰富的信息，因为它必定经历过更加复杂的途径，接受过更多方面的影响。正如一个人和一群人走的总是不同的路，所以才有‘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的说法。如果要追寻语言演变的曲折过程和影响语言发展的复杂因素，占有越多的个体特征就越能接近客观规律。”参看〔日〕桥本万太郎著、余志鸿译《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前言第9页；岩田礼编《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白帝社2009年前言第1-2页；李如龙《方言特征研究与语言地理学》，载《汉语特征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49-350页。 ④“讨”的“娶”义有没有可能是由“寻觅”义直接引申而来？我们认为这样的可能性不大。试以“寻”做对比。据汪维辉考辨，“寻”当“寻找”义最早能上溯到东汉时期。另据《汉语方言大词典》“寻”字条，“寻”在北京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晋语、江淮官话、吴语等方言中有“嫁；娶；找(对象)”义。表“寻觅”义的“寻”在词义引申后既可以是“嫁”(对女方而言)，又可以是“娶”(对男方而言)。但“讨”则不同，只有“娶”(对男方而言)义。参看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33页；许宝华、〔日〕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1999年第2279页。 错题集的收集，就是记录纠错的心路历程，帮助学生及时归纳和总结学习中的易错知识点，加深理解和掌握，帮助学生提升学习效果。 ⑤这又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古老的词的基础上演变，一种是在历史层次较新的词的基础上演变。前者如闽南话中“颔”从指称下巴转而指称脖子；“鼻”在闽语中由“鼻子”转指“闻/嗅”(汪维辉2016；汪维辉、秋谷裕幸2014)。本文讨论的是后者。参看汪维辉《说“脖子”》，载《汉语历史语言学的传承与发展——张永言先生从教65周年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3-215页；汪维辉、〔日〕秋谷裕幸《汉语“闻/嗅”义词的现状与历史》，《语言暨语言学》2014年第5期第699-732页。 ⑥“拔”“擢”“揠”三个词除了方言差异外，其词义亦有细微的区别。可参看王凤阳《古辞辨》(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第689页；王诚《上古汉语动词语义内涵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16-117页。 ⑦“薅”的这一义项在南北方言中均有使用。参看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卷第5633页；许宝华、〔日〕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1999年第7208页。 ⑧王凤阳指出：“‘搴’也是拔，不同处在于：‘拔’等是为将内中之物抽出，而‘搴’则在于取得所拔之物，使之归属于自己，是‘拔取’。”《说文解字·手部》：“搴，拔取也。南楚语。”侯凤超、余磊(2014)探寻了“搴”的方言义及其发展演变。参看王凤阳《古辞辨》(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第689页；侯凤超、余磊《古楚方言词“揞”“搴”“逞”探微》，《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⑨至于“长虫”为何能在一些地区取代“蛇”而存在，岩田礼有阐述。岩田礼指出：“‘蛇’系与非‘蛇’系的地理分布，与地图‘入声’的演变的地理分布很相似。”“根据以上地理分布特征，我们提出一种假说：非‘蛇’系的出现，与汉语方言入声的消失有着密切关系。入声韵尾的消失以及入声调归入舒声调的变化(官话全浊入声字多归入阳平)，使具〈断裂〉、〈亏损〉义的‘折’与‘蛇’在语音上相同或相似……同音冲突现象促使〈蛇〉的词形因避讳而产生了变化，转用‘虫’‘梭’‘条、串、溜’等词形，甚至还出现了‘财虫’‘钱串子’‘金串子’‘钱龙’等不说‘蛇’(折)，反而说‘财’‘钱’‘金’的反义词形。”我们认为这一解释很有道理。参看〔日〕岩田礼编《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续集)》，好文出版2012年第67页。 ⑩卢卫中指出：“英语sharp knife聚焦刀具的物理属性——锋利，汉语‘快刀’聚焦刀具的功用属性——切割速度快，两者皆借刀具的某一属性来转指刀具的名称，均是基于相似聚焦识解的转喻构词。”我们认为该说问题有二：首先，sharp knife和“快刀”是词组而不是词；其次，汉语“快刀”中的“快”是“锋利”的意思，聚焦的仍然是刀具的物理属性。参看卢卫中《英汉语构词理据：基于认知语言学识解理论的对比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3期第361-362页。 参考文献： 〔1〕汪维辉，秋谷裕幸.汉语“站立”义词的现状与历史〔J〕.中国语文，2010，(4)：307. 〔2〕曹志耘.《汉语方言地图集》前言〔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8，(2)：1. 〔3〕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M〕.余志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34-103. 〔4〕曹志耘.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49，171，51，130，175，27，35，172，181. 〔5〕杨荣贤.汉语肢体动词发展史研究：以六组基本词为中心〔M〕.上海：中西书局，2017：70. 〔6〕刘君敬.《逆臣录》词汇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文学院，2008：15-19. 〔7〕汤传扬.宋元小说话本词汇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30. 〔8〕汤传扬.汉语“鸟类巢穴”义词的现状与历史〔C〕∥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化学院，编.南开语言学刊(三十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86. 〔9〕刘 雯.《金瓶梅》词话本和崇祯本语言比较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文学院，2011：14，17，17. 〔10〕许宝华，〔日〕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K〕.北京：中华书局，1999：1418. 〔11〕李如龙,主编.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44，405，106. 〔12〕曹志耘.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5)：15. 〔13〕王凤阳.古辞辨(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1：689. 〔14〕郭晓妮.古汉语物体位移概念场词汇系统及其发展演变研究——以“搬移类”、“拖曳类”等概念场为例〔D〕.杭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10：114. 〔15〕侯立睿.古汉语黑系词疏解——古汉语颜色词研究之一〔D〕.杭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07：16，88. 〔16〕徐朝华.上古汉语颜色词简论〔C〕∥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研究论丛》编委会.语言研究论丛(八).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19. 〔17〕解海江,章黎平.汉语词汇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03. 〔18〕汤传扬.近代汉语“绳”和“索”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C〕∥俞理明，雷汉卿,主编.汉语史研究集刊(二十四).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350. 〔19〕汪维辉.撰写《汉语100基本词简史》的若干问题〔C〕∥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编辑部.历史语言学研究(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12-213. 〔20〕王亚男,邵则遂.古楚方言词“桯”源流探析〔J〕.湖北社会科学，2014，(11)：133. 〔21〕盛益民.宋室南渡与临安官话对吴语的影响——若干词汇、语法的例证〔J〕.语言暨语言学，2018，(3)：442，439-472. TANG Chuan-y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 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the researches on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vocabulary history and Chinese dialects have been increasing.This paper combs the dialectal distribution of some entries in the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Volume of Words and their historical situation. The conclusion indicates the complexity of space-time correspondence. In general, the “horizontal” movement reflects the evolution of “vertical”. But we should also see the complexity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Some words evolve in the south, and their historical gradation is comparatively newer than that of the synonymous northern words. Sometimes, the words used in the south and those in the north are differently chosen at the same historical level; sometimes, the words used in the south and those in the north are synonyms in the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while modern Chinese southern dialect words are the inheritance of ancient dialect words: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later evolut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scontinuous distribution needs to be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vocabulary. There are three main reasons for the discontinuity distribution: first, the impact of new form; second, the immigrants; third, the parallel evolution. When confirming the specific cause, we should analyze it in the light of vocabulary history. Key words : Chinese vocabulary history;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Volume of Words ; dialect; timeliness; regionality; discontinuous distribution 收稿日期： 2019-03-16 作者简介： 汤传扬(1993-)，男，河南开封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史研究。E-mail：1090014537@qq.com。 中图分类号： H0-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 4474( 2019) 05- 0043- 10 (责任编辑：杨 珊) 标签：汉语词汇史论文; 《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论文; 方言论文; 时代性论文; 地域性论文; 非连续性分布论文;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论文; 
表4统计了“杀”用于牲畜、家禽等的用例，是与“宰”的义域保持一致，以便对比。王凤阳指出：“使生物失去生命都可以用‘杀’，它也不论由谁杀和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杀。”所论甚是。参看王凤阳《古辞辨》(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第660页。A Research on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Vocabulary History and Chinese Dialects :Focusing on the Vocabulary Section of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