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额工资、过剩流动性、进口价格与中国通货膨胀因素的量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流动性论文,中国论文,工资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抑制通胀增长过快，将物价水平保持在合理区间历来是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之一。我国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按照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确定各类消费价格占CPI的比重，由于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较大，达到30%以上，CPI的高增长往往伴随着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以及中低收入居民生活负担的明显加重，从而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因此，控制CPI过快上涨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1997年之后，我国物价增长率在大多数年份都保持了较低水平，也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反映出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日臻成熟。特别是在2003—2007年，经济发展出现了高增长和低通胀并存的良好局面。2007年之后出现了两次通胀的高峰，分别为2008年1季度的8%和2011年3季度的6.2%（见图1）。改革开放直到1997年之前，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价格改革、需求过热等国内因素，价格管制或者从紧的货币政策是治理通胀的有效手段。但1997年之后发生的两次较高的通胀，其原因却更加复杂，既有由国际初级产品进口价格大幅上涨造成的输入性通胀，又有工资快速上涨和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5）。2008年2季度和2010年2季度进口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1%和19%（见图2），2005年3季度开始之后的连续7个季度，以及2009年开始的连续8个季度，人均工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GDP增长速度（钟禾，2011）。此外，受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的影响，货币供给M2增长率在2009和2010年也分别达到27.7%和19.7%，远远高于之前10年的平均值。对于这两次通胀的原因及其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目前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许多研究认为这两次通胀的主要原因是流动性过剩、工资增长过快造成的成本增长、以及输入型通货膨胀（钟禾，2011；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但范志勇（2008）运用1993—2007年数据分析认为，直到2007年不存在超额工资推动的通货膨胀。王国刚（2011）认为“货币超发说”没有理论和事件的依据。
理解不同时期通胀的主要原因对于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抑制通胀是十分重要的。如果通胀的主要原因是由信贷规模过大、货币供给增长过快而引起的流动性过剩和需求过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而当引起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是进口价格过高或者劳动工资增长过快时，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不仅收不到显著的效果，而且还可能对实体经济的增长造成损害，减少供给，造成物价进一步上涨（王国刚，2011）。因此，对各个时期通胀的主要因素进行分解，分析其作用强度以及传导途径，有助于理解当前通胀变动的原因，预测未来通胀的走势，对于实行积极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指导意义。
由于通胀是由多重因素引起的，许多实证研究都表明将通胀的来源看作是不同市场的非均衡是模拟通货膨胀的较好的计量方法（B
rdsen等，2003；Hendry，2001；Juselius，1992）。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体，通胀的因素可以划分为国内因素和外部因素，国内因素主要是国内货币和工资的通胀，而国外因素包括实际汇率和进口价格（Surrey，1989；Juselius，1992；Brdsen等，2003）。
Hendry（2001）在分析英国的通胀动态时，将市场划分为商品和服务、劳动要素、货币、金融资产、外汇、政府赤字和债务，等，从分析不同市场超额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各个市场对通胀的压力。首先根据经济学理论利用多变量协整模型分析各个市场的均衡条件，将从均衡关系的偏离作为超额需求。最后，将各个市场中的非均衡作为误差修正项，建立单方程的误差修正模型，运用从一般到具体的方法逐渐去掉不显著的回归项，找到驱动通胀的最显著的因素。Juselius（1992）按照通胀的货币主义理论、劳动力市场和外部理论，将影响丹麦的通胀因素分解为国内因素，包括超额工资和超额货币需求，以及国外因素，包括实际汇率和进口价格，分别对货币需求、工资和实际汇率建立协整向量自回归模型（VECM）并识别出均衡条件，分别将实际货币供给、实际工资和实际汇率超出均衡水平的部分定义为超额货币、超额工资和超额实际汇率，然后建立通胀率的单方程模型。Brdsen等（2003）也用类似的方法研究了挪威的通胀动态。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Hendry（2001）、Juselius（1992）和Brdsen等（2003）类似，即从超额货币供给、超额工资增长和外部因素等三个来源对我国的通胀进行量化分析，其中外部因素包括汇率和进口价格。按照货币需求和工资决定的经济学理论，分别针对货币需求和实际工资决定建立VECM模型，通过协整分析技术识别出能够代表货币需求和实际工资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将实际货币总量和实际工资与长期均衡值的偏离定义为超额货币需求（或称为过剩流动性）和超额工资增长。然后建立单方程的通货膨胀模型，将超额货币需求、超额实际工资、进口价格增长率、以及通货膨胀率的滞后作为解释变量代入通货膨胀方程。通过这种方法能够将影响通货膨胀的长、短期因素，货币和工资因素，国内和国外因素加以区分，还可以将不同时期各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比较。运用1993Q1—2010Q4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是：1994年之后特别是2009年以来，超额工资对CPI的变动起到重要作用，超额货币供给对通胀的影响是显著的，与超额工资相比其影响程度相对较弱。进口价格上涨在短期内对通胀的影响是显著的。
已有许多文献从需求拉动、成本推动、货币因素等对中国通胀的因素进行分解。杨继生（2009）基于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考察我国通货膨胀预期的性质以及流动性过剩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吴剑飞和方勇（2010）基于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探讨货币供应量、外部冲击对中国的传导路径。陈彦斌（2008）就通货膨胀的四个影响因素，即需求拉动、成本推动、通胀预期和通胀惯性建立了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范志勇（2008）研究中国通货膨胀是否是成本推动型时，综合考虑进口价格、超额工资、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在以上文献中，各种以菲利普斯曲线为分析框架的研究大多需要首先估计产出缺口，而在估计产出缺口时，由于使用的方法不同往往得到不同的结果（刘斌和张怀清，2001；贾庆旺和贾俊雪，2004；杨天宇和黄淑芬，2010）。在涉及货币因素时往往直接使用货币供给总量或增长率（杨继生，2009；陈彦斌，2008），在度量超额工资时大多直接将超额工资定义为工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差（范志勇，2008）。傅强，等（2010）分别建立了货币供给、产出缺口、工资和实际汇率的VECM模型来度量流动性过剩、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和国外通胀，然后建立包括过剩流动性、过度需求、成本推动和国外通胀传递的通货膨胀单方程模型，以各变量偏相关系数的大小辨别各因素对通货膨胀影响的相对重要程度。
本文与以上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不是简单地运用货币供给增长率以及工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差作为流动性过剩和超额工资的度量，而是首先分别对货币供给和工资建立VECM模型，在货币需求和工资决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上，通过多变量时间序列分析技术，在数据中识别出超额货币供给，或过剩流动性，以及超额工资需求。已有许多文献证明，超额货币需求是引起通胀的原因（Hendry，2001；Juselius，1998；张延群，2010），货币增长本身与通胀没有必然的相关性（王国刚，2011）。本文与傅强，等（2010）研究的主要区别是，不仅仅对各个因素在样本期的平均重要程度进行排序，而是进一步分析了各个阶段引起通胀的主要因素，从而有助于更好地进行通胀预测和政策分析。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VECM模型理论；第三部分建立工资决定和货币需求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估计通胀的单方程，并分析各个阶段通胀的主要因素；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VECM模型分析方法
自从Sims（1980）开创性的论文发表以来，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开始成为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Juselius，2006）。时间序列数据往往具有单位根，是非平稳过程，Engle and Granger（1987）提出了协整的概念并且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ECM），Jo-hansen（1995）等将协整概念引入非限制的VAR模型，形成VECM模型的分析框架。在VECM模型的表达式下，可以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调整动态，以及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Lütkepohl，2005），等等。
（一）统计模型设定
我们以非限制的VECM模型（1）作为统计分析的基础（Johansen，1995）：
这里β代表协整空间，α代表动态调整系数。β'
是I（0）变量，即在中存在r个线性独立的协整关系。为了得到经济学意义上可解释的长期均衡关系，需要对协整空间β进行限制和检验。识别出的β所代表的协整关系可以解释为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而α代表变量向长期均衡关系调整的方向和速度。
（二）从不同VECM模型中提取信息的方法
VEGM模型的一个局限是模型中不能包含过多的变量，特别是需要施加限制时，变量过多会使施加限制变得非常复杂，甚至难以克服，因此一般只能分析不超过8个变量的规模较小的模型系统（Juselius，2006）。为了克服这一困难，并且得到更多的数据信息，我们应用Juselius（2006）提出的方法，将各个作为子系统的VECM模型进行连接，即先按照经济学理论，将需要分析的有关变量分为不同的模块，针对各个模块分别建立VECM模型，将在各个模块中识别出的长期关系作为解释变量，与其他相关变量结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模型。
三、货币需求和工资决定的VECM模型
（一）工资决定的VECM模型
1.工资决定的理论模型
2.工资决定的实证分析
按照方程（8）表示的工资决定长期均衡关系，建立工资通胀的向量自回归模型。由于中国失业率数据不够完善，在样本区间内基本是不变的常数，因此没有包含在模型中。系统中各个变量的定义如下：
全部单位从业人员工资、从业人员人数、CPI和PPI价格指数、实际GDP的数据来自中经网数据库以及万得资讯（Wind）数据库，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自GVAR模型数据库，其中名义汇率和国外价格是按照贸易量加权平均得到的（Smith and Galesi，2011）。使用1993Q1～2010Q4经过季节调整的数据，样本区间包括能够取得的所有数据。
AIC和SIC信息标准建议VAR模型的滞后阶数取值为2，首先估计非限制VAR（2）模型，对其误差项进行模型设定检验，没有自相关、非正态分布和条件异方差等模型误设的问题，因此以下分析在VAR（2）模型的基础上展开。
Johansen（1995）迹检验显示系统中协整关系的个数为1（见表2），将系统的协整关系个数设定为1，并将协整空间中线性趋势项的系数限制为0，首先得到协整关系（9）：
图3为协整关系（10），即超额工资的变化图。从中看出，在2002-2003，2005-2007，以及2009-2010都出现了超额工资增长，特别是2009-2010年超额工资的程度大大增加。
（二）货币需求的VECM模型
1.货币需求函数的理论模型
关于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估计，本文作者已经在另一篇论文中做过详细讨论（张延群，2010），这里只给出主要内容。
按照经济理论，货币需求由交易需求、流动性需求、以及持有货币的成本所决定。交易需求一般由实际产出来衡量，持有货币的成本由存款利率与其他资产的收益率来衡量，通常由存款利率与债券利率之差来表示。通货膨胀预期决定货币资产与其他形式资产的相互替代。因此实际货币需求函数的形式为：
2.货币需求模型的实证分析
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显示，
系统中所包含的变量均为含有一个单位根的I（1）过程②。在最大滞后阶数为4的假设下，AIC和SIC信息标准检验建议滞后阶数为1。VAR（1）模型的误差项没有非正态、自相关或ARCH结构等模型误设的问题，因此，以下分析在VAR（1）基础上展开。
利用Johansen（1995）迹检验来确定协整关系的个数，检验结果显示（表4），系统中存在2个协整关系。进一步对协整空间施加限制，识别出以下2个协整关系，
检验表明所施加的限制被模型所接受（见表5）：
协整关系（12）中系数的符号与货币需求函数理论模型（11）是一致的，因此可以将（12）解释为货币需求函数。相应的短期调整系数α表明，当出现超额货币需求时,mt会向着均衡方向调整。同时，超额货币需求会在短期内导致通货膨胀的明显上升（见表5）。
图4显示超额货币需求，即协整关系（12）的变化图。可以看出，在1994—1995年、2003—2004年以及2010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超额货币需求。
四、通货膨胀方程及通货膨胀因素分解
（一）通胀动态的单方程模型
（二）Granger因果检验和稳健性检验
1.Granger因果检验
2.稳健性检验
鉴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出现结构性变动，本文特别重视稳健性检验。对于协整关系系数以及相应的短期调整系数，运用逐渐增加样本期的方法进行递归估计，下页图5和第37页图6分别显示工资模型和货币供给模型中的长期均衡关系β和短期动态调整系数α的递归检验图，除图5中通胀
外，估计的系数基本是稳定的。
此外，本文还做了以下的稳健性检验：在货币需求模型中，如果以广义货币M2来代替M1，结果没有出现明显变化。在工资模型中，如果用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代替GDP计算劳动生产率，结果基本没有改变。
（三）不同时期通货膨胀因素分解
图4显示，1994、1995年出现了大幅的过剩流动性，而在同一时期没有出现超额工资增长，因此这一时期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是流动性过剩和过度需求。在严厉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作用下，通货膨胀随着货币供给增长和总需求的下降而快速回落。1996-2002，实际货币供给低于均衡水平，货币因素对通胀有向下的压力。在这一时期，实际工资也基本没有出现超额增长，这一时期CPI增长率保持较低水平，甚至出现负增长。实际工资水平在2002—2003年，以及2005—2006年超出均衡水平，因此2004年和2007—2008年出现的CPI较高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超额工资引起的。2007-2008年还出现了高达21%（2008年1季度）的进口价格的增长（见图2），在短期内对CPI的增长也起到了推动作用。需要注意的是，2009—2010年我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超额工资增长，幅度明显大于之前出现的两次增长，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超额货币供给和进口价格增长，但与超额工资增长相比，程度较低，因此在2010—2011年的通胀中，虽然有流动性过剩和进口成本增长过快的因素，考虑到超额工资增长的幅度明显大于超额货币需求，并且超额工资是超额货币需求的Granger原因，可以说超额工资增长，或者成本推动的因素是2010—2011年通胀的主要因素之一。
五、结论
本文就1994年以来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进行了量化实证分析。将影响CPI通胀的原因分解为超额工资、过剩流动性和外部冲击等因素，将影响通胀的国内和国外因素，货币、工资因素以及长、短期因素加以识别。影响CPI通胀的长期因素来自决定工资和货币需求的变量，如人均劳动生产率、实际汇率、通胀预期、GDP总量、利率等。这些长期因素通过超额货币供给和超额工资增长形成对通胀向上的推动力。从通胀的短期因素看，除其本身滞后外，进口价格的上涨对通胀有推动作用。通过各个时期超额工资、超额货币需求和进口价格增长的不同表现，我们对1997年以来几次高通胀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特别指出，2010—2011年的高通胀虽然有超额货币供给和进口价格增长过快的原因，但主要原因之一还在于出现了较大程度的超额工资增长。
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然存在工资快速上涨的压力。富裕劳动力供给已经在减少，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劳动生产率受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制约出现减慢的迹象，为了缩小收入差距而提高最低工资收入的政策也将推高总体工资水平。在未来几年，来自超额工资增长的因素对通胀的压力会有所增大。努力加强供给管理，减少工资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应当成为下一阶段控制过高通胀率的政策重点之一。
作者对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表示感谢。
注释：
①为节约篇幅，这里没有列出单位根检验结果，如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②为篇幅所限，这里没有报告ADF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③由于解释变量中需要包含滞后项，因此估计单方程时选择的样本期为1994Q2～2010Q4，在这个样本期中根据单位根检验，CPI通胀率为平稳的I（O）过程，因此将CPI通胀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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