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规矩何成方圆——从“图书馆不过是书刊的借借还还”之论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圆论文,不过是论文,书刊论文,规矩论文,图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问题的提出
本人在图书馆工作10年有余，因平时喜爱读书，因此颇是满意这份工作，但自从进入图书馆工作的那一天起，“图书馆不过是书刊的借借还还”的言论便时时在耳边响起，直至现在仍不绝于耳。10余年来的工作经历让我深深感受到这种言论对图书馆事业的贬低给我国图书馆事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图书馆事业受到如此冷遇呢？图书馆人多抱怨自己的工作不受重视，拙见认为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我们图书馆人自身，我们的工作方法，服务手段，特别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上出现了失误和偏差。
“理论的价值在于它的前瞻性”，[1]理论来自实践，同时又反映实践，指导实践。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看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派繁荣，但实际上，给人的感觉是“剪不断，理还乱”，繁杂无序，让人摸不着头脑，给图书馆工作带来相当的混乱。所以图书馆学给社会公众的印象是虽然图书馆对于人类生活必不可少，但图书馆学始终难以成为一门科学，即使在我们图书馆人眼里它也是“离真正的科学还远”。[2]，因此，如何正确审视图书馆理论研究的现状，从根本上扭转社会公众对图书馆工作的偏见，是当代图书馆人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这不仅关系到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更直接影响到我们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我国科学技术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所以必须引起我们图书馆人的高度重视。
2 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2.1 过多纠缠于图书馆学这一学科名称
用机构名称来命名一门学科，在各类学科中，唯图书馆独有。这种命名学科名称的方法在当今信息社会给图书馆事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危机已经日益突出。图书馆人对图书馆的悲观情绪日增，开始用“信息”一词给自己添彩，一时间，“情报信息中心”、“信息管理中心”、“信息管理系”等时髦词语粉墨登场，图书馆人也更喜欢用“信息生产者”、“信息咨询员”等名词来表示自己的身份。改名风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图书馆人的思想，动摇了图书馆学科建设的根基，图书馆学正逐步迷失发展方向，失去其本来面目。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图书馆界目前普遍存在的人云亦云，盲目随从的浮躁心态。
我们图书馆人在理论研究时，往往是浅尝辄止，不能深人总结图书馆事业的整体特征，而是随便给图书馆加上几个时髦词汇便成了科研成果。诸如“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网上图书馆”、“无墙图书馆”、“技术图书馆”、“人文图书馆”、“复合图书馆”等新型图书馆名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或者以当今科学是各学科的综合交叉为依据，将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引入图书馆学，提出“图书馆管理学”、“图书馆经济学、”、“图书馆心理学”、“读者心理学”和图书馆美学等理论，而如果我们仔细琢磨一下这些名词，不难发现它们都大同小异，且不能从根本上揭示图书馆事业的本质特征。我们既然都已承认图书馆学这一名称不科学，那么是否在这一名词前后再添加一名词就科学了么？其实这样的研究成果只能使图书馆的理论研究陷入更大的怪圈，不能自拔。
面对如此纷繁多变的图书馆学科名词，图书馆人并没有正确认识到我们自身存在的失误。有学者认为图书馆应成为综合性学科，但苦于找不到一个准确的名词来概括它，便提出了一个笼统的名词“大图书馆学”。[3]拙见认为，这种提法如果不是图书馆人的自以为是，便是一种对图书馆理论研究现状的悲观自卑情绪流露，寄希望用一个“大”字来包罗万象，提高图书馆的公认度，可能会适得其反。而又有学者将“图书馆学”这一学科名词给我们在理论研究上带来的困难归咎于德国图书馆学家施莱廷格。[4]这其实是有失公允的批评。施莱廷格提出“图书馆学”一词是在19世纪初，距今已有近200年了，传入中国也有百年历史了，历史不可为谓短，而我们仍在理论研究上无所作为，不能有所突破，沿用这一学科名称至今，由此，该责备的应该是我们今人，而非300年前的先人。目前，图书馆人对图书馆学科名称问题投入精力过多，而忽视了图书馆学最本质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潜心挖掘图书馆学中能真实反映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内容，只有揭示出图书馆学中这些关键的内容，那么一个恰如其分的图书馆学科名称的出现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2.2 图书馆理论研究缺乏前瞻性
任何一门学科如果要跻身于科学之林，就必须有明确、清晰、独特的研究对象，图书馆学之所以长期得不到社会公众认可，受人冷落，游离于科学大门以外，正由于它的研究对象始终是众说纷纭，无法在图书馆界达成共识，从而严重影响了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
建国伊始，我国图书馆界就掀起了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什么的大讨论，确立了图书馆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并涌现了新中国一批造诣颇深的图书馆学家，他们提出的学说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起到了奠基和铺路石的作用。如五六十年代刘国均先生的“要素说”，黄宗忠先生的“矛盾说”，而到了80年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又迎来了新的高潮，相继出现了“层次说”，“系统说”，“图书馆事业说”，“知识说”，“交流说”，“公共信息流通说”，“信息时空说”，“资源说”等学说，据不完全统计，各种学说在80年代中期以前就有50余种，[5]到了90年代又出现了12种观点，21世纪第一年就提出了4种观点。[6]一门学科能有如此众多的学说涌现，一方面反映出我们图书馆人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热切关注和执著追求，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在五六十年代乃至80年代出现的曾经在图书馆界名噪一时的各种学说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当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要求，失去其指导意义，终于昙花一现之后便无人问津了。而90年代之后出现的各种学说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究竟有多少能真正揭示图书馆学内涵，具有学术价值的还是一个未知数。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一下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他提出“图书馆学五定律”是在1931年，时过境迁60余载，此学说不仅没有褪色，反而闪烁出更加绚丽的光彩，迄今仍为图书馆人津津乐道，奉为经典，并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内容不断得到充实，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95年美国图书馆学家克罗福特与高曼合著的专著《图书馆的未来：梦想、疯狂与现实》，对阮冈纳赞的图书馆五定律进行了发展和充实，形成了新五律，称之为未来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五定律。[7]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为什么阮冈纳赞的思想能持久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常常被我们提起，而我们的图书馆学家们提出的种种学说却大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随着时间流逝逐渐被我们所淡忘，即便是有些学说的创立者也不愿再提自己的学说，如“矛盾说”的创立者黄宗忠先生在后来也称图书馆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不再坚持“矛盾说”了。[8]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学者在理论研究上观念滞后，缺乏长远眼光，未能充分体现理论的前瞻性特性，仅凭感官认识和表面现象去观察和触及图书馆工作，便草率提出学说，虽能轰动一时，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其理论上的漏洞和局限就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如此，缺少理论指导的图书馆工作长期被社会公众视为“仅仅是书刊借借还还的工作”就不足为奇了，长此下去，纵然有现代化科技支持，图书馆事业也难以提高其公认度，增强其生长度。
2.3 图书馆理论研究脱离我国国情
以我国已加入WTO组织为依据，动辄就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图书馆为例子，为榜样，并以他们的图书馆理论为标准来指导国内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却忽视了我国图书馆建设的实际国情和具体情况，这是我国现今图书馆理论研究的一大通病。在我国正在形成热点的数字图书馆理论研究就是较为显著的例子。1991年美国首次提出“数字图书馆”概念，引起世界瞩目，1997年我国开始实施数字图书馆计划。此后，我国关于数字图书馆的讨论便迅速升温，研究论文逐年递增，在1994、1995年只有两篇介绍美国数字图书馆实施计划的论文，到了2000年数字图书馆的论文便达到了284篇，2002年又升至398篇。[9]如此众多的研究论文出现，无疑对我国各地方数字图书馆的具体建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目前国内外数字图书馆的理论研究都不成熟，什么是数字图书馆，它与虚拟图书馆、电子图书馆、无墙图书馆究竟有何异同，这些看似简单，却是意义重大的基本问题并没有在图书馆界达成共识。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却都异口同声地认为数字图书馆是我国图书馆的发展方向，达成这样的共识便是我们的理论研究者们盲目信奉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数字图书馆理论的结果。于是，我国各地纷纷将是否实现了计算机管理、网络化管理来作为衡量一个图书馆建设成就的标志，使得各地方中小型图书馆不得不加大投入，将文献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去适应达标要求。但基础理论的模糊和不确定，使许多人认为仅仅将纸质文献数字化，通过网上传播便是实现了数字图书馆。其实这只是数字图书馆的一个步骤和环节，这样的信息虽然丰富，但由于没有得到有效的分类、著录、分析和综合，所以显得繁杂无序，并不方便读者检索，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出现“高投入，低效益”的局面便不可避免。
其次，数字图书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技术、经济、管理、法律等多方面问题，需要各方面协调共同完成。而目前各图书馆普遍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从财力上看，文献资料价格暴涨导致各图书馆购书量下降，如国家图书馆从1986年至1996年的10年里，购书经费从1030万元递增到6000万元，增加了5.8倍，但购书量却下降了36%，[10]其他图书馆便可想而知。
再者，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信息鸿沟，截止到2000年底，美国的电脑拥有量达1.64亿台，平均不到2人拥有一台电脑，而我国的电脑拥有量仅1590万台，平均每88人才拥有一台电脑，美国的上网人数达1.48亿，而我国的上网人数仅3370万。社会信息化系数美国1965年就达到了242.9，而我国到2000年才达到145.3，折合美国落后40年。[11]我国的数据库量仅占世界的1/10，容量占1%，产值则仅占世界的1/1000，远低于世界水平。[12]即便是建设成的数字图书馆也大都处在打基础阶段，可谓任重道远。
2.4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处于恶性循环状态
“图书馆不过是书刊的借借还还”的偏见，造成社会公众对图书馆事业的公认度偏低，进而严重影响着我国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队伍质量。一方面一些部门领导将无工作经验的老弱病残者安排进图书馆，而另一方面由于图书馆工作待遇较低等原因，大量有知识，懂管理的人士不愿到图书馆工作或纷纷跳槽。由于图书馆从业人员专业知识和文化素养低，导致各图书馆普遍缺乏学术氛围，但所有从业人员又都面临着必须写论文才能评职称，涨工资的现实问题，于是不得不东拼西凑，乱抄一通，再加上一些图书馆专业杂志对论文质量把关不严，造成大量内容空洞或故弄玄虚的论文充斥于各图书馆杂志。据统计，近两年来，关于信息高速公路的论文达500余篇，1994年至1999年间，有关文献资源共享问题的研究论文就达2374篇，平均每年263.33篇，差不多一天就有1篇论文发表。[13]如此众多的论文足以让其他学科望其项背。但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一个现实是图书馆学的研究人员日趋庞大，论文数量在不断上升，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水平却在逐步下降。在如此众多的论文中能够被称为精品的论文可谓凤毛麟角，而更多的是泥沙俱下，滥竽充数。但往往是那些论文多而滥者却评上了职称，而那些论文少却精者反而因论文数量少无法通过职称评定。如此，“图书馆不过是书刊的借借还还”的舆论导向使学术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低下的人充斥图书馆，而这些人发表的低劣论文又为“图书馆不过是书刊的借借还还”的舆论提供着论据。要彻底根除这种恶性循环仅靠图书馆自身力量是不够的，这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要加快图书馆的人事制度，职称评定等各方面的改革，提高图书馆队伍的整体素质，以适应新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
3 结束语
理论就好像火车头，只有在先进的、成熟的、稳定的理论指引下，我们的图书馆工作才能在正确的轨道上高效、高速地运行。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出现的种种问题应该引起我们图书馆界的高度重视。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谁首先掌握了最新的信息，谁就能在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抓住先机。图书馆被称为信息中心、信息集散地，是信息用户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场所。如果我们的图书馆理论研究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那么我国图书馆事业将永远无法摆脱“图书馆不过是书刊的借借还还”这种言论的阴影。为此，我们图书馆人必须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上保持清醒的头脑，首先要去除浮躁心理，端正治学态度，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其次，理论研究要与时俱进，时刻保持理论的时代性、先进性，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图书馆人的头脑，再有，便是理论研究要有创新精神，缺少创新精神，图书馆理论研究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生命的活力，不仅不能指导图书馆工作，相反会成为图书馆工作的绊脚石。所以，一旦我们拥有先进的图书馆学理论，我们图书馆人就会有充分的信心说，我们不仅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而且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图书馆，相信那时没有人再会说“图书馆不过是书刊的借借还还”了。
收稿日期：2003-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