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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明词》序
断代词作，勒成全集，昉于亡友唐圭璋先生之《全宋词》，《全金元词》继之。他家踵武，则先后有《唐五代词》、《全明词》、《全清词》之纂，而后历代词作之渊海始备。然其间编者之为力有难易焉，《全宋词》筚路开山之功不待言，然在此之前，朱孝臧先生刊《疆村丛书》，囊括宋词别集达一百十二家，名大家已备，继之而补苴扩大，易措手矣。吾友程千帆先生之纂《全清词》，所欲
辑之别集既浩繁，稿本暨散篇之网罗更无涯涘，此其所以为难也；然有叶恭绰先生之《全清词钞》为之启行，循其发踪指示之迹而求其备，苦于费时而已，非不可为也。独张璋先生之纂《全明词》，其卷帙不必逾于唐、程二家之书，而其难则有倍蓰而不止者，一则朱明一代，词家专集刊播之广，不如宋、清两代，收藏家或嗜词之人经眼不易，汇为总集，亦无岷觞之导，非若宋、清两代之有初基也。再则明词早蒙“芜秽”讥，陈迁焯所谓“词至于明而词亡”，称道明词者已鲜，欲尽猎其散失者于一编，岂能沉沉夥颐乎？然则张璋先生之独肩巨任为此编也，其毅力可谓绝人矣。
至于词家全书之纂，陈迁焯曾有所非议。《白雨斋词话》之言曰：“余友尝语余云：有《全唐诗》，不可无《全宋词》，有能为是举者，固是大观，且不患其不传也。然余谓借以传一已之名则可，欲以教天下后世之为词者则不可。盖兵贵精不贵多，精则有所专注，多则散乱无纪。如《全唐诗》九百卷，多至四万八千首，精绝者亦不过三千首，可数十卷耳。余则仅备观览，供采掇谐笑而已，虽不录无害也。”“不过壮观邺架，于本原无涉，亦可不必。”“录至百家，下乘必多于上驷，博而不精，终属过举。”斯论也，淆总汇与选政之功能而加以抑扬也，隅照而未能圆该。言为词固应求精，然精亦难言矣，审美之心目不同，彼以为精者，此或不必以为然。至于研讨，则非博揽何以鉴别其高下。纂全书者，舍已为人，使为词者研讨者胥取资于是，省广博求书之劳，其为功匪细，岂仅为传一已之名乎？此《全宋词》诸书之纂，所以为词苑不朽之盛业也。至于明词，接触之人既鲜，孰精孰芜，资于全帙。故张先生此编，为功似更出于他编之上也。今《全清词》之杀青，仅限前期，全帙问世，尚有所待。而《全明词》乃先底厥成，尤词林所乐闻也。
抑又有进者，明词虽云衰落，然亦非可概其全也。陈廷焯之言曰：“明初如杨孟载、高季迪、刘伯温辈，温丽芊绵，去两宋不远；至朱昌祺、王达善、杨升庵之流，风格稍低，犹堪接武。”此言三百年中，未尝无合作也。况明词固有光芒万丈者在，盖在于沧桑变易之末季。陈廷焯所云：“明末陈人中，为一时杰出”，朱孝臧《望江南》所云：“湘真老，断代殿朱明”者，非谭献所特尊为“重光后身”者乎？其门人夏完淳《玉樊堂词》，非沈雄所谓“慷慨淋漓”之强音乎？如吴，如张煌言，国殇毅魄，贞节凌霜，悲歌斫地，非与陈、夏同趋一辙者乎？参与南明抗清之志士仁人，如屈大均，非朱孝臧所谓“不信明珠生海峤，江南哀怨总难平”，叶恭绰所谓“纵横排荡，稼轩神髓”，“声情激越”，“一字一泪”者乎！如王夫之，非朱孝臧所谓“苍梧恨，竹泪已平沉。万古湘灵闻乐地，云山韶濩入凄音，字字楚骚心”，叶恭绰所谓“故国之思，体兼骚辨”，“清露泣香，红情至语”者乎！斯皆一代爱国词雄，转移风会者也。其余极品尚多，名家非一，与批风抹露者迥殊。诚有如况周颐《蕙风词话》所云：“含婀娜于刚健，有风骚之遗则，庶几纤靡者之药石。”明词得此，晚霞弥天。张先生是编，足以证成诸家之论无疑焉。他日者，新编在手，与先生拍肩高唱，仿佛见诚意、湘真诸贤凌云一笑于五湖烟浪间矣。岁在重光协洽，且月，钱仲联序于苏州大学。
《古诗观止》前言
旧时代诗文普及读物，盛行一时的，无过于《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诗》。《古文观止》选文从先秦到明末有二百二十二篇之多。骈散兼收，浅深适度，与《唐诗三百首》限于一个朝代的诗选不同。这种形式选本的读者群，远较出于名家之手如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为广，影响也深远得多。何谓“观止”？语源本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乐舞，最后见到《韶箾》之舞，赞叹道：“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己。”古文选本，以“观止”标名，表明它所选录的是精华。这无疑带有夸张的味道，是旧时代书坊刻书的习气。
现在选诗，称为《古诗观止》明明是仿照《古文观止》的标名。说到我国历代古典诗歌，其数量更比文章为多。《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五代诗》、《全金诗》以及今人《全宋诗》、《全明诗》（二书在陆续编纂出版过程中）一类“全”字号的总集不提，单是较通行的选本，如陈徐陵《玉台新咏》、明钟惺《诗归》、清吴之振《宋诗钞》、清顾嗣立《元诗选》、清朱彝尊《明诗综》、清王士祯《古诗选》、清沈德潜《古诗源》、《唐诗别载集》《明诗别载集》、《国朝诗别载集》、清姚培廉《宋诗别载集》、《元诗别载集》、清姚鼐《五七言今体诗选》、清曾国藩《十八家诗钞》、民国陈衍《近代诗钞》及我编选的《近代诗钞》、民国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等，略举已是一大堆，其它著录于各正史“艺文志”、“经籍志”的，更仆难数。如果要求将历代古律体诗像选《古文观止》那样，撷取其精英，让读者一编在手，而各个时期，各种诗体，各个名大家，各种流派，各类代表作，不同的作家个性，不同的艺术风格，都可以接触到，这是多么迫切需要的事。
我国诗歌，溯源于《诗三百篇》（《诗经》之原名），是周代四言诗体的总汇，风、雅、颂三类，包括北方民歌和贵族作品。接著为屈原《离骚》、《九章》、《九歌》、《天问》、宋玉《招魂》、《九辩》，是南方长短句楚词体的代兴。楚、汉战争前后，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是楚风的嗣响。西汉盛时下迄东汉建安末，一方面五言古诗兴起，一方面长短句及五言汉乐府出现，作家如枚乘、苏武、李陵、秦嘉、辛延年、曹操、王粲诸人，名篇如《铙歌十八曲》、《羽林郎》、《陌上桑》、《古诗十九首》、《七哀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层现迭出。曹魏至晋，缘情绮靡抗志风雅与玄言山水三支，分头并进，曹丕、曹植、嵇康、阮籍、陆机、陆云、左思、郭璞、支遁、王羲之、陶潜等名大家众多。刘宋以降，迄于陈末，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称雄于元嘉，谢朓、江淹高步于萧齐。沈约首倡四声，开律诗之先声。徐摛、庚肩吾杨宫体之焰。徐陵、庚信，结南北朝之局。乐府《子夜》、《读曲》、《清商》诸曲以短篇言情擅胜，汉乐府后，又一新变。进入李氏王朝，初唐“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为开山。陈子昂，张九龄，以复古为标帜。王梵志、寒山，白话变体，独成一格。王之涣、王昌龄，旗亭赌唱，七绝飞声。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追踪陶潜。李、杜崛兴，树中华诗坛之丰碑。传宗衍派，千年不绝。大历十子，落落唐音，孟郊、李贺，千锤百炼。韩愈与白居易，分承诗圣之一脉。卢仝以诙诡称，柳宗元以高秀胜。李商隐为晚唐之雄，杜牧、温庭筠羽翼之。皮日休继白香山乐府。聂夷中、杜荀鹤辈，与之笙磬同音。这是唐诗的大较。赵宋一代，西昆诸家，张玉溪旗纛。梅尧臣承东野法乳，开天水新声。苏轼、王安石出而宋诗始如日中天。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西江派三宗出而宋诗面目又变。南宋陆游、范成大、杨万里于西江派后另辟町畦，俱号大家。晚宋谢翱，融孟郊、李贺于一炉，写遗民抗元风节。文天祥精于杜诗，正气之歌，乃万古民族精神所寄。这是宋诗的大较，主要为在唐诗之后，全面变化，拓新世界，开新埠头。金代元好问，太行元气所钟，为北方诗人之杰。蒙元继之，虞集、吴莱，犹见力量，杨维桢乐府，奇艳冠代，倪瓒清篇，迥绝凡尘。大抵宋诗能变，而元诗变化不大。明初刘基，“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高启宗唐，还未能大而化之。其后李东阳号称雅音，前后七子，高谈盛唐，摹拟不脱窠臼。晚明公安、竟陵二派，力求矫正其敝，而其成说转不如七子嗣响陈子龙。独阮大铖《咏怀堂集》，五言卓绝，陈三立标为“五百年作者”，确为明诗一开生面。清初钱廉益、吴伟业，号为开国宗匠。钱为诗坛主盟，其《投笔》一集步杜甫《秋兴》韵，陈寅恪称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吴传业首创“梅村体”，与白居易“长庆体”纪事诗争胜。钱、吴以外，清初诗坛，遗民诗人屈大均、顾炎武、吴嘉纪、钱秉镫，最为特出。王士祯继钱廉益而兴，为诗坛主盟，标举神韵说，朱彝尊与王抗衡，南朱北王，无能高下。赵执信傲骨崚嶒，敢于立异。此外查慎行独尚白描，远绍苏轼，胡天游奇谲雄肆，合孟郊、韩愈于一手。厉鹗山水清音，为浙派诗人所宗尚。钱载以学黄山谷于举世不为之日，为近代“同光体”诗人所极力推崇。余则沈德潜提倡格调，翁方纲以考订为诗，都为后人所贬斥。袁枚倡言性灵，广罗门弟子，其影响的广阔，超越前人。所为诗时多卓绝外，言人所不敢言。赵翼、蒋士铨与袁齐名，时称三大家。赵多奇想，颇有以文为诗之病。蒋尚风骨，与二家异趣。同时黎简、宋湘，树坛坫于岭南，颇有高出于北方诗人之处。在鸦片战争以前，诗家射雕手，自舒位、王昙以迄龚自珍，属胡天游一系。陈沆为清微淡远一宗之首，亦多激楚沈郁之作，为龚自珍所倾服。程恩泽远继钱载，提倡山谷。郑珍、何绍基、曾国藩继之，为晚清宋派诗先导，郑珍成就独高，胡先骕推为清代第一。诸人皆学古而不是摹古，便不同于明七子之死摹呆学唐人。降及晚清，王闿运、邓辅纶、高心夔宗汉、魏、六朝杜甫为一派，陈三立、郑孝胥宗宋诗为一派，袁昶、沈曾植兼宗谢灵运、韩愈、北宋为一派，李希圣、曾广钧、张鸿、汪荣宝、孙景贤宗西昆为一派，张之洞兼宗唐宋为一派，李慈铭趋向相同，二人门下有樊增祥。易顺鼎，更以惊才绝艳著称。而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更使清诗坛于降下帷幕前大放光芒。总之，有清一代，上比唐、宋，几乎可以并驱。原因也在于善变，所谓若无新变，何以代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总观历代诗歌，从创新到继承到发展，生命力永恒不衰。规律就是这样。
《古诗观止》一书，以较精严的抉择，让三千年诗歌园地上呈现出千红万紫，争奇斗妍之观，无疑会得到广大读者所欢迎。编者督为前言，不惮辞费，为此引喤。
一九九四年四月八十七叟钱仲联于苏州大学中国近代文哲研究所
《明遗民录汇辑》序
遗民之有录奚昉乎？明初洪武中有佚名者所为《宋遗民录》一卷，明末毛晋刊之，附于《忠义集》之后，《四库全书总目》入“传记类存目三”。其后成化间休宁程敏政撰《宋遗民录》十五卷，都列十一人。天水朝养士泽至深厚，乃崖山之变以后，遗民可数者仅此，然如《山阴陆氏族谱》所载，放翁玄孙天骥宋亡后杜门不仕，来孙世和、世荣拒绝蒙元征辟，皆程录所未收。洪亮吉《蒋清容先生冬青树乐府序》云：“三百年之运，已尽庚申；一二士之心，犹回天地。”此我汉族人民爱国精神所寓，我读此未尝不为之雪涕而兴起也。
洎乎朱明之亡，南明志士，抗击曼殊者，前仆后继。永历帝殉国后，遗民不仕新朝，并先后图报九世之仇者，踵趾相接，夥颐哉！非宋末西台恸哭少数人所能匹矣。于是后人之撰《明遗民录》者遂蜂起，其著者如邵廷寀、黄容、侯登岸诸家及朝鲜人之书，或收于作者之专集，或存钞本于青岛博物馆，或孤存钞本于海外秋津之文库，或为国人客韩时所得钞本之影印。清末民初，陈去病、孙静庵俱有《明遗民录》。又有以地域为区分者，如陈伯陶之《胜朝粤东遗民录》、秦光玉之《明季滇南遗民录》是矣。此皆言其书之可知者，其他文献所载，有志于编撰明遗事者如李应机辈犹不计也。
吾友美国CRINNEII学院历史系谢正光教授，与余缔交垂十稔，岁恒来苏，就余斋商量旧学新知。君既邃于中国史学，又肆力于明遗民传记之搜讨。其所涉猎，珍籍秘笈，几及二百种，既编为《明遗民传记索引》，由台北市文丰出版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为之刊行，示史学者以指针，为功匪细。今又就编索引时网罗弋获之文，一一辑出，勒成《明遗民录汇辑》一编，将绣梓问世，使治此业者，如入宝山，触手皆珍，得以免检寻原书之难，其有功乙部，视索引为尤巨矣。余近方纂《广清碑传集》，其中明代遗民，实为拙书重镇。君欣然引为合志同方、营道同术者，因持《汇辑》诿諈命序。余遂不辞弇陋，为之引喤。拍肩挹袖，相视而笑，盖有莫逆于心者矣。岁在昭阳作噩,月，钱仲联序于苏州大学中国近代文哲研究所。
《渔洋读书记》序
东发诵阮亭诗，向往于神韵之境，乐其所标举司空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旨，以为是即严羽所谓“诗有别材，非关书也”之说也。阮亭之诗，盖若是而已。稍长，渐知泛览群籍以博其趣，所涉阮亭撰著亦渐广，并读翁方纲《神韵说》之所阐述，乃知“神韵者，彻上彻下，无所不该”，“不著一字，正是函盖万有”，心目之为豁然。夫函盖万有，岂能离夫学，学岂能离夫书。用是疑阮亭者，倘雄于诗又邃于学与书者，亦即所谓学人者非耶？
曼殊一朝，合诗人学人为一者，钱蒙叟、黄南雷、顾亭林开其先。与阮亭并称为北王南朱之竹垞，尤陈丈石遗所谓“胜清数学人，终首朱锡鬯”者；而阮亭初未闻以学人著。今读同门王绍曾暨其友杜泽逊两先生所纂《渔洋读书记》而知其不然。是书于阮亭文集笔记及诸家簿录，搜辑经、史、子、集、丛五类之论得失、品人物、辨真伪、审版本、考亡佚、存掌故者都六百四十条，取为学囿探讨之资，可谓沉沉夥颐矣。由是即知阮亭读书之博，识解之精，与蒙叟、竹垞足以鼎峙而无疑焉。绍曾深刘略之学，其辑是编，牖人神智，不第用力辛勤，功在阮亭一家而已。书得问世，属序于余，遂乐于附骥而书之。岁在上章敦延牂，壮月，钱仲联记于苏州大学。
溥心畬《寒玉堂诗集》序
呜呼！自古沧桑易代之际，首阳薇薇，托迹殷顽，寄孤愤幽情于诗画，若明末宗室清湘老人，制行高峻，诗笔奇警，画为同时王原祁推为大江以南第一者，斯其选焉。求诸叔世，岂无其人哉，西山逸士溥心畬先生，亦清湘之伦矣。
先生为清宣宗曾孙，恭亲王奕之孙，早受德意志天文博士，肆力百家，冞入其阻。才识超迈，文章尔雅，尤精六法，为一代祭尊。与蜀人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人吴湖帆齐名，称北溥南吴。清社既屋，即绝意仕途，秋津据北京时，先生力拒其胁致，亮节为世重。后复两阅昆劫，退居夷洲十余稔。历主上痒，桃李盈门下。著《群经通义》诸书，即可窥其学之窔奥。工诗，有《寒玉堂诗集》三卷，落落唐音，逸气飘云，融少陵、摩诘、龙标、玉溪于一冶。故国之思，离乱之伤，身世之感，时溢行间，不徒合于古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得烟云之供养而已。盖先生王孙沦落，与清湘世异心同，而并世之仅以诗画双绝自眩者，固当望尘而莫之蹑焉。
昔者陈丈石遗，于民国后所谓清遗老，颇致非议，申其说于《古遗室诗话》。然先生固曼殊遗胄，不当以陈丈之论域之。
先生诗集，于逝世后一岁，其子影印于台，世不易得。美国加州丁嘉榞君与先生至交，藏《寒玉堂诗集》、《凝碧余音词》各一册，慨然斥资以其稿交出版社印行传世，而委其责于毛君颂秋，颂秋既浼沈君轶刘序其词，而以诗集之序属余。昔年大千门人曹君大铁辑印大千之诗，以余与大千为早期交游而命序，余既序之矣。心畬先生，未尝通缟纻，第念舅祖翁松禅相国，为同治、光绪两帝师傅，心畬之父贝勒载滢，与二帝为从兄弟，以是因缘，遂慨然命笔而不辞也。岁在昭阳作噩，阳月，虞山钱仲联序于苏州大学中国近代文哲研究所。
《陈石遗先生诗论合集》序
石遗先生，与郑海藏，皆以同光体为揭橥，负而先驱者也。郑、陈又领袖闽派诗坛，达数十年之久。海藏晚而叛国，而先生以德高独尊。所著《石遗室诗话》正续编、《近代诗钞》二十四册，煌煌巨帙，声教远暨海内外。一时豪俊，奔趋其旗纛之下。昔日仓山，晚近世湘绮、越缦，胥望尘而莫之逮，可谓盛矣。先生之论诗，以为道、咸以降，丧乱云
，身丁变风变雅以迄于诗亡之会，故其选诗之旨，无异于尼父之删诗，盖有感于诗与时世相关之切而云然，其所见为先立乎其大。此其一。先生又昌言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于其乡严仪卿“诗有别载，非关学也”之说，不予首肯。以为诗也者，有别才而关学者也。于是著《诗品平议》，论钟嵘诗说之非而直截严家饿隶滥觞所自，视冯班纠缪，抑又进焉。救敝扶偏之意，不惮言之反复，是真得帝之悬解者已。此其二。先生又以为诗不废学古而尤贵拓宇。然后能取精用宏以至于无穷。于是创为开元、元和、元祐三元之论，谓诗盛于唐，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果墨守旧说，不读唐以后书，惟有日蹙国百里而已。若无新变，何以代雄，先生固籀其旨以诏来学者。此其三。抑先生诗论之精，实本于其为诗之工。其为诗也，宗法香山、宛陵、半山、诚斋，出自肝腑，入人肺肠。审曲面势，语必拗折，锤炼功深，反近自然。中外品诗之流，往往有未窥其阃奥而为皮相之论者。东瀛铃木虎雄称先生诗宗山谷，先生屡驳其非是。汪国垣点将光宣诗坛，谓其诗非甚工，拟以水寨之朱武，阴示贬抑。章孤桐论近代诗，更诬其挟张广难以自重而广雅初不许之。斯尤蚍蜉撼树，徙见其不自量而已。余故别撰《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径以智多星吴用奉先生，盖谓其选诗与论诗，俱博大真人，不持门户之见者。昊江范镛撰《点将录》，更以及时雨宋江一座尊之，斯足征人心之同然已。
又有进者，论先生之诗暨诗论，尤不可不稔先生之为人，所谓知人论世者是。先生所处之世，据乱之世也。康、梁维新之局起，先生以戊戌三月入都，作《戊戌变法榷议》以应之。民国肇造，康有为、沈寐叟、陈散原，俱觥觥维新之魁，而蜕为遗老。先生独不为曼殊之殷顽，以为清之更为民国，与往古沧桑易代非一途，此其意曾于《诗话》发之。先生无取于遗老，亦不仕扰攘之战国，而以讲学毕其生。先后据南北大庠皋比，载培树木如名节，得其指授而成名者盈寓县。先生诗论，专著以外，散见于诗文集及杂著者夥颐，而专著如《诗评汇编》，有抄本而未绣梓；《诗话续编》、《诗品平议》，印本至鲜，亦不易求，今福建人民出版社钩稽并汇，纂于一编，集其大成，无愧为有功于我国文艺理论之文献者矣。属余负校理句读之役，余虽老病，仍乐为之而不辞。抑又有不能已于言者，自余年十四，操不律为韵语，先生《诗话》，恒置座右，余之粗解声律，实先生启之。先生晚岁著《诗话续编》，先刊于《青鹤》，采摭余诗，誉为似其乡郑海藏与何梅生。旋与余同教授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共寓一楼，两室比邻，接座频亲其绪论。每来复日，同文宴于西溪，先生饮酣高吟，商声满天地，仿佛如前日事。忘年交契，时逾三载。赤明开纪，世方由据乱以入于升平太平，弥于一老，必将凌云一笑无疑矣。斯集问世，向往之情，所为愉忭而不能已也。
岁在强图单阏、且月，钱仲联序于先生故居胭脂桥左近之苏州大学。
《康南海年谱》序
年谱者，糅传记编年为一体，并自谱牒、年表、宗乘、传状等孳乳演变发展而成，叙谱主之德业事功学术，年经月纬，巨细毕陈，网罗靡遗者也。其体昉于天水一代，至曼殊朝而极盛。学者循以求谱主之一生，如临镜而鉴形，如按图而索骥，足以补史传家乘之不足而订其讹，其用至丰也。自明人《淡生堂书目》，清初《述古堂书目》，年谱更为目录之专类，其来尚矣。
岭南吴先生天任，精于年谱之学者也。平生撰述已行世者，逾三十种，都数十万言，人物传记年谱占其中数量为较夥。余之知天任也，由梅州梁君怡然为中介，三人者，皆治人境庐主人之学。余草创公度先生年谱，而天任继之为传略，扩之为新谱。其为《康南海年谱》也，盖以黄、康二人者，同为戊戌变法人物之主将，同为近代杰出学者、政治家、诗人，且有至深之交契者也。戊戌变法运动时期，公度在湘佐陈宝箴中丞推行新政，首荐南海于宝箴，而宝箴以其子三立言，乃改延南海门人梁启超入湘。人境庐诗，南海为之序，称于沪上访公度，“昂首加足于膝，纵谈天下事”，“真人也，畸人也，今世寡有是也。”戊戌八月政变作，公度方以出使日本大臣滞留上海，或奏南海匿公度处，上海道蔡钧派兵围守公度居者两日，公度几陷不测。二人之契谊如此。今天任于黄谱之后，踵为康谱，不可谓非有冥冥之机者矣。余于公度属世谊，于南海未尝通缟纻，而其弟子潘之博之子其璇，则五十年前之文字交也，友人张君次溪，其尊人伯桢为《南海康先生传》，伯桢出南海门下，次溪亦如其璇为南海再传弟子，余因得以资潘、张二子以略闻南海一二绪论，今又得序天任之谱，倘所谓佛说因缘者耶？
天任之撰斯谱也，乃承先有诸谱而扩展之，亦犹其纂公度新谱之故辙也。南海之谱，先有一九五三年九月上海神州国光社铅印本《康南海自编年谱》，其谱自编止于清光绪二十四年，记事初止于二十一年。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记事，则南海于二十四年十二月流亡海外时所补。二十四年以后迄未补编，故其谱实一未完稿也。后此事迹，乃由其女同壁续编。赵丰田据自编谱暨其余南海著作，编为《康长素年谱稿》，有《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一期本及《燕京学报》第二十一期本。是为南海之有完整年谱出于一手撰述之嚆矢。其后又有杨复礼所编《康梁年谱稿》三册，是师弟二人合谱，有民国二十七年印本。后又有简夷之《康有为年谱简编》，附于一九六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铅印本《康有为诗文选》一书中，则殊简略。今天任之作，大要根据南海自编谱，并参证多种年谱、传记、资料暨南海已刊未刊之撰述而集腑成裘。其内容政治与学术并重，旁征博引，史笔持平。盖凡事草创者艰，增华者易，而先驱者或病其疏而讹，踵事者必求其备而确，难易又互易其位，所谓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可以为天任此书之定评焉。
抑予又有感者，吾国近代成就卓越之学林巨子，无过于南海及章太炎、沈乙庵、王静安四家。南海以外，三家亦俱有年谱。太炎则有《自定年谱》，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有铅印本，其谱叙至民国十一年谱主五十五岁止，十二年以后至民国二十五年太炎之卒尚缺如也。其为不全之稿，与南海自编年谱同。马叙伦曾撰《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补遗》，补苴而已。余门人汤君志钧，撰《章太炎年谱长编》五卷，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刊行。汤君积十余年之力，网罗遗文，搜辑鉴定三易其稿而后成，世称精善。今天任之勒定南海年谱全帙，亦犹汤君之为也。沈、王俱无自定谱，乙庵有其弟子王蘧常所撰《沈寐叟年谱》，民国二十七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叙次精要，然囿于寐叟遗著、日记，未能遍猎，故疏误不少，有待后人补正。《王静庵先生年谱》，静安门人赵万里所编，民国十七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刊行，精瞻胜沈谱。凡此云云，所以见天任之作，媲美汤君，非如王、赵二子之为沈、王弟子，得承衣钵，亲闻绪论，措手较易也。
今天任之长君汝宁，以乃翁未刊之康谱遗镐，谋绣梓寿世，以余与天任，学道同方，营道同术，诿諈嘱序。不辞雅命，
缕言之。至南海平生之荦荦大者，自有当世贤豪为之平亭，无待于序年谱者为之发微也。岁在壬申，仲秋之月，八十五叟钱仲联序于苏州大学中国近代文哲研究所。
《张大千先生诗》序
大千，震烁中外之名画史也，而又以诗词鸣。余识君在癸酉岁，时同客沪。君与余友谢玉岑同寓，两室隔中堂相向，观大千作画，玉岑为之哦诗，至乐也。余为大千题黄山巨幅七古。是岁又应鹤望金先生之招游姑苏，大千亦方去沪，赁居网师园，又招余宿其画斋。自尔一别，遂阔音问。乙亥岁，玉岑谢世。旋遭世变，大千远游海外，不复奉手矣。
余惟古来画家往往为诗人而又曼寿，盖得之烟去供养者深。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尚矣。元、明而还，画家工诗者，余尤向往于倪云林、唐子畏、恽南田、金冬心、郑板桥、汤雨生、戴醇士诸家，俱能着墨不多，神韵绝代，犹之论画，逸品斯出能品上焉。大千后出，尽取前人之长而自创新面，隽永深微如其画。今其门下士曹君大铁汇之于一编示余，亦沉沉夥颐矣。余读之，则在所作十数题外，俱旅寓域外时所为，足以荡胸襟、拓视野，而余早岁见大千时所作，已佚不复睹，斯又不能不深惜也。
大千虽远客天涯乎！其系心宗国，时发之于诗。壬寅客秋津，有“老夫爱好与人异，万卉中无一本樱”之句，此其节概为何等，古所谓可以使懦夫有立志者，又岂徙诗中有画而已。自大千去国，余再过网师园，大千作画之簃，已轮奂庄严，蔚成新囿，而大千则于台北摩耶精舍一瞑不视矣。“画堂旧燕更新燕，知否衰翁一往心”，余甲寅岁过斯园时所赋《鹧鸪天》词句也。书以报大铁，盖不止人琴之感而已。岁在强围单阏，皋月，钱仲联序于苏州大学。
《“苏州奇人”、“南社才子”黄摩西研究》序
沈寐叟《书龚定庵文集后》称“才之兴”，“智与愚角，智又与智角，尤智者又与群智角，其间有通天人，齐古今之智者出，则又与尤智者角，尤智者或抑首喙气不敢与角焉，于是才之量成，而才之事亦极。其声非寻常之声也；其色非寻常之色也；其回薄激宕，江海不足以为深，山岳不足以为高。群天下魁儒硕学、长德伟人、大豪、大奸邪、大盗大猾，震之骇之，颂之赞之，摈弃之，绝之，而其幽灵殊异之心，疏通知远、体物无遗之智，如电入物，如水注地，积微造微，泯然藏密，不可思议。”“定庵之才，数百年所仅有也。”又于《龚自珍传》中，称其“以奇才名天下”。噫！若定庵者，岂徙其才之奇为数百年所仅见乎，其人之奇，亦不世出而为一代雄者也。前乎定庵，于曼殊朝，我得胡天游、舒位、王昙也，而皆未能与定庵匹。后乎定庵者谁，余尝旁皇求索，于吾乡黄先生摩西外，无第二人矣。抑摩西所处之时，与定庵有不同焉。定庵处鸦片战争之前夜，其才诚奇矣，固未尝越旧学之樊，闯四大部洲之域，亦不可能越此樊也。摩西则不然，处清末革命风云摩荡之秋，其向往民主与科学，乃若为其后五四运动所揭麾帜作前驱者，其卓识不易及亦不多见也，与定庵较，固后胜于前矣。盖摩西不难为定庵，而定庵不能为摩西也，吾佛之所谓时节因缘也。摩西之于文学，向以诗词著，萧蜕庵先生序其诗，谓其“有青莲之逸，昌黎之奇，长吉之怪，义山之丽”。张琼隐先生序其词，谓其“究极情状，牢笼物态”。而摩西之于说部戏曲，不特有理论，有译著，且有创作，有专刊，有组织，此非詹詹小言者之所能为也。撰《中国文学史》三十卷，为国人自著文学史之嚆矢，其造端各章，奇论创辟，石破天惊，今人之撰文学史夥矣，无其卓识宏议也。又撰《百科全书》绍介时代新知，亦征其学之无所不包，且敢于为天下先。与定庵度长角大，所处之时会不同，定庵之所能者摩西能之，摩西之所能者定庵不能。才奇而人益奇，金松岑先生撰《苏州五奇人传》，列为魁首，诚犁然有当于人心也。其取犹太教祖摩西之名以自号，岂非以觉世牖民为己任乎，奇才云乎哉！奇人云乎哉！并吾世而为摩西立传撰文者，《苏州五奇人传》外，金鹤冲先生为《黄慕庵家传》，郑逸梅《南社丛谈》有传，摩西族曾孙钧达有行述。余生也晚，不及奉手摩西，而与摩西契深之金松岑、张琼隐、萧蜕庵、金鹤冲诸先生，则皆余之忘年交也，接座之际，因得备闻摩西之雅言坠闻。而今日余据皋比之上庠，亦即摩西当年撰杖都讲之所，因缘亦不可谓浅矣。检诸家传记并余旧撰有关论文、点将录、诗话，不特皆言之简约，且未能于摩西其人其才为全面深刻之剖析。王子永健，与余共事有年，顷出其新著《黄摩西研究》授余读之，则恰如吾意所欲云而不能为者，摩西得此论定，其必凌云一笑无遗恨矣。永健中年英俊，于戏曲为专长外，博综文史，圆该统照，成此宏著，非偶然也。永健属为一言引喤，遂放笔书之如此。甲戌孟春，八十七叟钱仲联于苏州大学中国近代文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