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精神文化的发展与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精神论文,价值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里所讲的精神文化，主要指人类以社会成员的身份，习得的复合性整体，表现为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诸形式，主要包括政治、法律、伦理、哲学等思想、理论。在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物质文化是基础，制度文化是保证，精神文化是核心。物质文化决定精神文化，但精神文化是社会的思想灵魂，是人的本质体现（民族文化是国魂，团体文化是群魂，个体文化是灵魂）。精神文化具有价值取向、精神动力、民族凝聚作用，是综合国力的标志。
当代精神文化，伴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呈现出张扬与彰显的发展趋势。江泽民同志对当代精神文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科学概括，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并根据当代社会文化价值的凸现，强调要促进人们思想与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江泽民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与丰富的科学内涵。
一、经济竞争与文化热潮在世界范围同时兴起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发展，即主要是经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和社会的主导因素，各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当经济竞争在全球展开的同时，文化热潮也在世界各国兴起，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伴随着文化国际化的激荡一并登上国际大舞台。在席卷全球的文化热潮之中，许多国家以冷静的态度反审、高扬民族的传统文化，以超越的姿态升华、发展传统文化并导向文化现代化，从不同视角展开对东西方文化的研究，形成相互之间的比较与借鉴。东方儒学文化受到西方国家普遍关注，西方的市场经济道德、规则受到东方国家的借鉴。西方国家吸收儒学的道德智慧和天人合一思想整治社会，东方国家借鉴契约伦理推动经济发展，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还在不断向纵深发展。
文化热潮的兴起，与经济竞争的激化直接相关。文化与经济的整合互动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决定论与精神动力论的统一，是经济与文化的和谐发展问题，其核心是：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因是从经济自身去满足，还是要从人那里去寻找的问题，只有精神文化才是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
要高度重视经济发展，因为它起决定作用。但同时要高度重视精神文化的发展，因为它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如果过份强调经济对精神文化的决定作用，忽视精神文化的能动作用，那么，经济就缺乏甚至没有合理性驾驭，很容易把经济生活、经济发展的一切“现实”，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都作为能满足人需求的合理的“现实”来看待，也容易把精神文化作为经济的消极派生物，使其处于依附地位而丧失其自身的能动作用和文化价值。这种过份强调经济决定作用，忽视精神文化作用的情况，已经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倾向不仅在理论上是巨大误区，在实践中也十分有害，其最终结果不仅精神文化遭受损害，经济发展也受到阻滞甚至破坏。经济发展与精神文化是决定性与能动性的统一，决定性是指精神文化的转换，即随着经济的转轨，按经济发展的要求，实现精神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换，而不是经济可以脱离、代替精神文化。精神文化能动性的发挥，就是要建立一种不仅适应经济发展要求，而且推动经济发展的精神文化体系，而不是精神文化可以脱离经济这个基础而成为一种没有文化价值的空洞理论。所以，精神文化与经济的整合与互动，精神文化对经济作用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就是直接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文动力，推动、保证经济合理、持续发展。正是基于这一客观的规律性，所以国际上在文化讨论中有一个说法：文化是经济的母体。
社会的发展，总是需要物质与精神两个轮子协调转动，而绝对不能只是一个轮子转动。所以，我国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确立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在强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同时，也强调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正是对当代世界经济竞争与文化热潮同时兴起的科学概括。
二、科学文化与精神文化对人的发展同等重要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于是，在西方，出现了所谓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思潮，认为科学技术可以改变一切、决定一切，甚至可以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认为科学技术就是现代的“神灵”，人在“科技神”面前，显得渺小、无力。按照这种理论，就是人创造了科技，结果人丧失了对科技的支配性而不得不屈从于科技。这同人创造了宗教的神、金钱的神，即上帝、金钱拜物教，又依附、屈从于神和金钱的情况一样，是人的内在精神，即人的主体性丧失。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的主体性，即人的思想与精神生活应当全面发展。所谓人的主体性，就是人自觉认识、掌握、超越各种现实客体的限定和制约，能在与客体的关系中取得支配地位，能按照自主的目的能动地改变现实客体的一种人的特性。在当代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暴露的人和社会的发展的种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主体性丧失的危机，主要表现是：
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为人类创造了财富，但另一方面，已经和正在造成对环境、生态以及人类生存的危机。危机的实质是，人在科技面前丧失了主体性，不是人合理、自主地创造、使用科技、驾驭科技，而是人丧失了对自身的自信与自主，成为崇拜、依附科技的奴隶。针对这种情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指出：“现代人发展：科学进展与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受人们支配的，它们服从它们自己的逻辑，而它们的逻辑是非人性的”，“技术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有害结果。它已经危害着，并且仍然在破坏着人与他的环境之间、自然与社会结构之间、人的生理组织与他的个性之间的平衡状态。无可挽回的分裂状况正在威胁着人类。”正是面临这种危机，国际科技组织和全世界的有识之士，强烈呼吁人们要有科技之外的环境伦理、生态伦理、科技伦理，即人的主体性，对科学技术进行控制和合理使用，“帮助个人既控制自然与生产的力量，也控制社会的力量，并从而控制他自己，控制他们作出的决定的行为”。能够控制和合理使用科学技术的，只能是精神文化，人的主体性，即人的合理的价值取向和道德。
精神文化缺失或人的主体性丧失的第二方面，就是科技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物质丰富，使社会卷入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恶浪，人驾驭不了商品、金钱的冲击而成为它的奴隶，追逐本能，寻求感官刺激，满足非理性快感，情感冷漠残忍，枪杀、暴力、吸毒等社会公害呈现出低龄化和愈演愈烈的趋势，其实质无非是由人所创造的物质，反过来奴役人、支配人、驱使人，使人在对它的疯狂追逐中，失却合理精神驾驭，导致道德乃至人性的沦丧。面对这种道德危机、社会危机，人们强烈呼唤道德和理智，也就是要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和人的性灵，使人能按照自身的尺度，生活在一个真正成为属于人的世界。所以，有些西方国家也出现了注重人文和德性，使教育向传统复归，要求意识形态专家领导教育的倾向。
在我国，古代的传统是重伦理文化，轻科技文化。经济和科技的落后，要求我们大力发展经济和科技。但是，发展经济和科技同样面临着是孤立、片面发展，还是坚持人与经济、科技协调发展的问题；是重复西方国家的教训，还是发挥我国文化优势促进经济、科技发展的问题，说到底，发展经济、科技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提升人的主体性，还是成为控制人的力量，使人丧失主体性的问题。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环境危机、生态危机、道德危机，正在伴随经济、科技发展和一些人对精神文化的轻视不断有所加剧。
根据科学文化与精神文化对人的发展同等重要的原则，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针对社会上忽视思想道德素质的倾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在“七一”讲话中，重申文化的性质与方向，指出：“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这些论述，都充分肯定了精神文化的现代价值。
三、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在当代协同共进
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讲的是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传统的价值观，只是把经济、物质、资源看作财富，而把精神文化、思想理论只是看作一种被决定的、服务的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无形资产的观念不断形成和提升，并已成为世界性共识。
价值观、人的主体性与精神文化是有内在联系的几个概念。精神文化的核心作用，是价值取向作用。人们对价值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价值这一概念，起源于经济学。马克思曾经对价值在词源学上的意义进行过界定，他说：价值“最初无非是表示物对人的使用价值，表示物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价值一词最初的意义是指物对于人的效用，指经济上的交换价值，最初的价值论也叫财富论。
针对西方社会单纯追求物质财富，崇尚科学理性的倾向，一些思想家提出批评，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卢梭批评当时的社会说：“随着我们的科学和艺术进入完善，我们的灵魂败坏了”，“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德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而逝去。”卢梭的这一思想得到了康德的继承，康德针对当时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说法，提出了“德性就是力量”的口号，强调了道德价值，论证了道德“至善”的“决定根据”，提出了主体性理论，认为人是认知的人、道德的人、审美的人，人在道德领域应当按照自己的理性为自己订立法则，即按道德律而行动，而道德律的根据是人本身，因此，“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康德道德价值概念和主体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价值的哲学概念形成，也标志着精神文化价值的确立。在康德之后，新康德主义者R.H.洛采和A.里奇尔，把价值概念明确提到了哲学学科领域，并放在中心地位。
从价值概念在西方社会的演变可以看出，价值概念经历了由经济领域向精神文化领域的发展过程，精神财富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精神价值的确立与突出，是与人的主体性发展直接相关的，它标志着社会的无形资产的彰显，也标志着人文动力在现代社会的凸现。
我国根据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协同共进的发展趋势，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命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首次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并强调：“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指出，“要尽快地使全国人民都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并不断向更高水平前进”，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是人的外在发展要求。同时，又特别指出：“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是指人们的德与智、知识与能力、素质与职能、心理与生理的全面、协调发展，是人们的内在发展。这种内在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也是人们追求生命质量目标和现代文明的标志。物质生活的发展是思想和精神生活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思想和精神生活发展则是物质生活发展的精神动力并引导物质生活发展的方向。人的全面发展，是物质生活的全面发展与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的高度统一。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强大的物质诱因，有些人热衷于物质生活的提高，而不注重或者忽视了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缺乏参与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缺乏精神动力，出现精神空虚，甚至精神家园荒芜，思想和精神世界受到侵蚀。这些表现，都不符合人的发展目的。一旦人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受到侵蚀，不仅人的生命质量下降，根本利益遭受损害，而且还会危害社会，影响他人发展。
四、文化的世界性与文化的国度性并存发展
文化的世界性，在当代也称文化的全球性，是指人类总体在文化发展上的共同性。文化的世界性，首先是由人类需要、劳动、交往、意识等几个基本要素的共同性所决定的；其次，其表现形式虽在不同国度和民族的发展上有差异，但人类文化总体的阶段性和阶级性在所有国度和民族都有所体现；再次，还表现为古往今来的文化交流，在交流中不断学习、借鉴先进的文化。
在当代，随着经济、信息全球化，科技、教育国际化的发展，随着各国开放的扩大，文化的交流与借鉴、融汇与激荡、渗透与冲突，空前活跃。这一趋势，“只是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一方面，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因而，反映全球化发展趋势，反映民族之间依存关系和人的社会化发展的文化必定会发展。并且人类在发展经济、科技的过程中，既需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融合，也需要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这就需要有国际性的法则、规约，以及环境伦理、生态伦理、信息伦理等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来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保证合理的价值取向。
文化的国度性，也称之为文化的阶级性、民族性。文化的国度性，来自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于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矛盾的状况所造成的差异。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必然将本国度范围内的社会矛盾集合起来，对文化产生直接影响，形成文化体系，并对其他文化具有一定排斥性。自古以来，几乎所有的文化都带有国度性。即使当代社会文化的世界性发展趋向明显，但并没有改变，更不会代替文化发展的国度性。相反，随着全球化发展的加快，民族化的发展也在强化。民族化发展强化的重要标志是以民族凝聚力为核心的文化发展，民族主义的广泛兴起，民族国家文化的张扬，其实质是民族国家的利益仍然代表着国家民众的利益，世界上还没有代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家和机构。所以，各国都在强化和发展自己的文化。江泽民同志在“三个代表思想”中强调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根据文化世界性与国度性并存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凭借着经济的强劲实力，在向世界极力推行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大力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推行文化外交政策，在全面输出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传输西方价值观念，把“西方的思想和实践”视为“具有普遍性权威的唯一标准”。美国兰德公司分析家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后殖民主义论”等就是文化帝国主义论。这种文化帝国主义论实质上是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推行“西方化”、“美国化”文化。它既不利于文化的世界性交流与发展，更是对现代社会文化多样性与国度性发展的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