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文明与“我们的”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五四运动的文明自觉到上世纪30年代的文化自觉，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这段心路历程，意味着中国文化内在的复杂性与紧张性。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两面性，即拥有普世性的古老文明，又具备自身文化主体意识。不过，因为普世的天下主义文明主体与特殊的夷夏之辨文化主体乃是同一的华夏—汉民族，因而文明与文化主体性之间的紧张在古代世界并未表面化，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 到了近代之后，情形发生了逆变。中国人第一次遭遇了无论是实力还是文明都高于自身的西洋文明，天下主义转变为西方为中心的近代文明论，夷夏之辨蜕变为以种族意识为基础的近代民族主义。于是天下意识与夷夏意识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紧张：近代文明论的文明主体不再是中国，而是西方；但近代民族主义的文化主体则是受到西方宰制的、有待觉悟的中华民族。文明的主体与文化的主体发生了历史性的错位，中国究竟是需要文明之自觉还是文化之自觉？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明自觉运动，陈独秀、胡适这些激烈反传统主义者相信西方文明代表了人类普遍的历史，中国自不能例外，区别仅仅在于：普世的人类文明究竟是法兰西文明（陈独秀）还是英美文明（胡适）？而李大钊、杜亚泉则将人类的普世文明寄托于中西调和之后的“第三种文明”，而梁漱溟更是为中西印文明描绘了一幅普遍的历史演化图景。无论他们的观点有多么大的差异，却共享了一个文明自觉的立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受传统的天下主义和近代的普遍进化论影响，都从人类演化的普世历史定位中国未来的文化，确定中国文化在普世文明中的独特价值，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很难想象有一个脱嵌了世界普遍历史的中国文化主体，中国文化的主体内在于世界的普遍文明之中。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西方文化有深邃了解的陈寅恪、吴宓等学衡派学人，已经注意到并不存在一个高度同一性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内部有多种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儒家文明与古希腊文明有内在的相通性，中国在吸收西洋近代文明的同时，万万不能忘却民族文化之本位。这一文化自觉在五四时期不啻为空谷足音，在思想界几乎没有影响，一直到上世纪30年代之后社会大背景的变化，文化自觉意识才浮出水面，成为社会主流思潮。然而，继文明自觉而出现的文化自觉，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天下主义与夷夏之辨、文明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之间的紧张，中国究竟需要一种普遍的人类文明意识，还是特殊的文化主体意识？如果说中国文化同时也是一种世界文明，那么被错位了的文化与文明如何重新获得其同一性？ 正如前述，文明与文化各自所回应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文明回应的是人类普遍之“好”？而文化回答的是“我们的”特殊偏好？在西化派看来，人类文明普遍之“好”就应该同时是中国的，中国文化不能自立标准；而在本土派眼里，各民族与族群之间的文化无可通约，无从比较，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文明，“我们的”就是“好的”。新文化运动百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动荡于黑格尔式的一元论历史观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两极之间，文化的主体性问题陷于散焦的尴尬状态。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一直没有解决。 有没有可能走出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的二律背反？德国18世纪末的启蒙运动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走出历史困境的历史启示。 以赫尔德为代表的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者，是真正的文化多元主义者。他们承认人类的普遍价值，但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脉络中，普世价值会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和具体表现。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以赛亚·柏林也认为，不同的文化价值是平等的：同等真实，同等终极，同等客观，不存在价值的等级秩序。但对于人性来说，不管多么复杂善变，只要还可以称之为人，其中必然含有“类”的特征。不同文化之间也同样具有可通约的共同价值。虽然民族文化的差异很大，但核心部分是相互重叠的，这些核心价值和终极目标都是敞开的，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 我认为，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尚未解决的真正问题有两个：其一：如何将“好的”文明内化为中国人能够认同的“我们的”文化？其二，如何将“我们的”文化提升为全人类普世的文明？ “我们的”文化虽然在情感上值得认同，但在理性上并非自明，其好不好，要放在世界的普世文明的大背景下加以衡量。一些中国本位文化论者常常将“我们的”简单等同于“好”，似乎只要是“我们的”文化，符合中国特殊的国情，就是无须论证的“好”。如果说那些世界主义者用普遍性取消了特殊性、用文明取代了文化的话，那么这些民族主义者同样用特殊性取消了普遍性，用文化取代了文明。中国文化不仅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而且是对全人类有普遍影响的普世文明。对中国“好的”价值，特别是涉及到基本人性的核心价值，同样应该对全人类有普遍之“好”。普世文明，不仅对“我们”而言是“好的”，而且对“他者”来说同样也是有价值的。中国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类的视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国特殊的价值与利益为皈依。 如何从“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经验的特殊性之中提炼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普遍性之“好”，另一方面又将全球文明中的普世之“好”转化为适合中国土壤生长的特殊性之“我们”，这是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核心议题。这一主体性，既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同时又是人类文明的主体，只有当文化与文明的主体重新合二为一，不再撕裂与对抗，中国才能走出百年来的二律背反，重拾民族的自信，再度成为一个对人类有担当的民族。 文明自觉还是文化自觉？新文化运动百年过去了，那是两种自觉分裂的百年，下一个百年，是否将是文明与文化同时自觉的新时代呢？一切取决于我们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