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艺术学院，广西 南宁）
蒙元入主中原后，因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使得对印章的大量需求，异族文化独特情操和汉族文化的交融，官印与民间私印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以及赵孟頫、吾衍等领军人物对汉魏古印的推崇和对印学理论的研究等，促进了元代文人对印章制度的探讨，促进了印文内容和用印方式的变化甚至促进了印章材料的多样化和创新，同时也出现了朱珪、王冕为代表的文人篆刻艺术的跨时代人物。
一、印章大量运用和印学著作的涌现
由于蒙元人不识字这一特殊的原因，元代印章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频率较之前代都有很大增加，其次则是由于当时滥用印章的状况和唐、宋以来篆法的凋敝,引起文人的强烈不满，印章制度本身亟待变革。印章早在秦以前就有,当然,其功能是实用性质的。印章的主要作用在于表示归属和权益，这一倾向在元代并未改变，相反倒是有所增强。作为一门从实用功能发展而成的艺术，元代文人篆刻的崛起首先是由于印章拥有一个巨大的实用市场。元代以前，除了政府衙门和少数收藏家，一般用印机会不多，即使是政府官员签署文件，通常也采用签名画押的方式，用印则视为特例。
作为振起于西北的少数民族，在势力进入汉人腹地之后，蒙元统治者采取了“近取宋金，远法汉唐”的政治策略，此为元代复古思潮发端之根由。而主客观情势也决定了吾丘衍之后，又有赵孟頫、吴睿、盛熙明、杨遵等人研讨印章制度和印学理论，或阐述印章历史，或搜集历代印谱，或探讨古印形制，或讲究章法艺术，使得这一曾经乏人问津的印章艺术,在元代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和地位，从而促使更多的文人学士从事习篆和写篆。
二、谐谑风气和闲章的盛行
众所周知，以滑稽调笑为特色的元杂剧和元散曲在当时风靡朝野，首先是因为统治者的喜好。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蒙古大汗经常设宴招待贵族宾客，散席之后，总少不了杂戏和喜剧表演。统治者的爱好，通常会成为时代风尚，从而促成了元代各类艺术的谐谑化特征。我们知道，在一贯提倡“中庸”儒雅的中国传统社会，滑稽调笑历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在元代，“滑稽调笑”却成为一种不可多得的才能，写入许多文人雅士的传记之中,甚至有人还因此得以攀龙附凤，获得高官厚禄。谐谑的风格和内容，不仅充斥于元剧、元曲,就连诗、文，甚至书画题跋也沾染了此类风气。王冕曾在其画作《梅花屋》上题诗,并缀以跋文:“`饭牛翁’即`煮石道者’;`闲散大夫’,新除也;`山农’,近日号;`老村’，南园种菜时称呼;`元章’字,`冕’名,`王’姓。今年老,异于上年。鬓发皆白,脚病,行不得。不会奔趋,不能谄佞,不会诡诈,不能干禄仕。终日忍饥过,画梅作诗,读书写字,遣兴而已。自喝曰:`既无知己,何必多言!’呵呵。”如此长篇跋文题于画上，内容风格又是如此滑稽风趣,这在元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与此同时,印文内容和用印方式，也掺入了滑稽调笑的风格。姓名印和其他馆阁字号印，运用也相当普遍。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我们知道，自北宋开始，大约是在苏东坡提倡抒情写意的士人画的同时，以斋馆别号治印，也在文人士族之间渐渐流行，到了元代，更已成为风气。与此同时，以成语、格言、俗语为内容的闲章也明显增多起来，除了“好嬉子”之外,吾丘衍还有“我最懒”、“放怀”、“真乐”、“飞丹霄”等印。闲章的大量产生和运用，对印章走向艺术化进程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三、朱珪瓦当印和王冕的石章篆刻
朱珪不仅探究历代古文款识制度,而且擅长治印,当时被誉为“铁耕代笔犹神锥,用之切玉如切泥”,堪称“中吴绝艺”。除此之外，朱珪还精通绘画，至正十七年(1357)秋日,他为昆山顾瑛用汉代未央宫瓦当刻治“金粟道人”私印之后,又摹刻赵孟頫《白描桃花马图》，顾瑛为之题诗撰文,极力褒奖:“伯盛朱隐君，予西郊草堂之高邻也。性孤洁，不佞于世;工刻画，及通字说，故与交者皆文人韵士。予偶得未央故瓦头于古泥中,伯盛为刻`金粟道人’私印。因惊其篆文与制作甚似汉印,又以赵松雪《白描桃花马图》,求勒于石,精妙绝世,大合松雪笔法。”朱珪的情趣和技能，鲜明地体现出元代中、后期东吴文人多才多艺的风采和面貌。
浙西昆山的朱珪采用传统印材以外的物质刻治印章的同时，浙东诸暨(今属浙江)的王冕也采用石料刻印了。明人郎瑛说:“图书,古人皆以铜铸，至元末会稽王冕以花乳石刻之，今天下尽崇。”从王冕开始,又一扇艺术大门被打开，篆刻日益成为与诗、书、画并驾齐驱的一门独立艺术。其实采用石头刻印,并非王冕首创,唐、宋时期就有人用石头刻制私印,文彭说:“石质古不以为印,唐、宋私印始用之,不耐久,故不传。”(据今人考察,先秦已有石印。)但唐、宋人治印主要不是赏玩,不是为了寻求那种写刻的乐趣,而是用以作为印信凭证,在这一点上,石头与铜、玉等材料相比,显然逊色许多。而且石章易碎不耐久,因此导致石章较少被采用,并且不传。而一旦文人将印章篆刻视为艺术,那么瓦当、石头就无不可以用作材料。朱珪、王冕独特的创新魅力就在于:他们不是仅仅写篆,而是集写、刻于一身,从而开启了文人篆刻的艺术大门。
中国的篆刻艺术之所以能演变成为一门艺术，是与文人雅士的直接参与和倾心从事分不开的。元代文人的参与,促使印章文字内容由实用趋于赏玩,促使印文设计、印章形式和用印方式等趋于艺术化，更为重要的是,文人改变了印章用料,将石头引入篆刻艺术领域,不仅在效果上极大地提高了印章的艺术地位,而且使得篆刻奏刀这一过程本身也充满情趣。
参考文献
[1]《南村辍耕录》 卷二 《国玺》 ; 卷三 《辊吝谝三卦》。
[2]诗载 《元诗选· 竹斋集》。
[3]《珊瑚网法书题跋》 卷十一元鼎至正廿年所撰 《方寸铁歌赠伯盛朱隐君》。
[4]《玉山逸稿》 卷四 《题朱伯盛诗卷四首》 附顾瑛至正十七年中秋日所作跋文。
[5]《七修类稿》 卷二十四 《辩证类· 诗文石刻图书起》。
[6]《印章集说·石印》。
论文作者:赵芯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3中
论文发表时间:2018/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