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财政收支变动对农村经济生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收支论文,经济生活论文,中国农业论文,变动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农村农民主要是以农业经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而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收支变动直接决定了农民的收入水平。那么，1978年以来，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收支状况是怎样变动的？这种变动对农村经济生活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一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国家财政收支占GDP 的比重连年下降，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中共十五大报告也着重强调了要不断提高“两个比重”的问题。与国家财政收支变动趋势不太一致的是农业财政收支状况。国家财政收入中农业收入的部分，并没有因为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而使农业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同前者那样大幅度降低。（注：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1.3%下降为1995 年的10.7%，共下降65.8个百分点。农业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80 年的0.73%下降为1995年的0.62%，共下降15.1个百分点。）与此相反的是，农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 而农业部门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上升。国家财政总收入中农业部门的收入部分，从1978年的2.8%，上升到1995年的5.8%。国家财政中的农业部门财政收入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处于上升状态，从1980年的最低水平2.3%，上升到1993年的最高水平3.6%。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分析表明，在1978—1995年18年间，国家财政对农业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有9年低于经济建设费的增长速度， 有10年低于国家财政总支出增长速度，有14年低于行政管理费增长速度，有16年低于教育支出增长速度。如果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农业财政投入有6年比上年投入绝对下降。（注：此处数据都是根据1986—1997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并计算得出。）
从绝对数上看，1978年国家财政总支出1122.09 亿元， 1995 年为6823.72亿元，增长了6.1倍，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1978年为150.66亿元1995年为567.22亿元，只增长了3.8倍。1978年国家财政总收入1132.26亿元，1995年为6242.20亿元增长5.5倍， 而国家财政分部门收入中农业1978年为31.65亿元，1995年为362.05亿元，共增长11.4倍。
可见，对于中国农业来说，一方面是国家财政投入相对于其他部门比重过小，另一方面是农业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比重过大。可以看出，中国农业并没有改变改革前那种为其他产业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无偿提供农业剩余的状况，农业政策也没有抑制住农业收入继续向非农部门的转移（程国强、孙东升，1998）。国家财政作为国家宏观调控工具并没有从根本上为农业部门发展创造与其他产业部门平等（更不用说有利）的发展环境和条件。
二
国家对农业部门的财税政策，直接影响、决定着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状况，农村的经济发展。由于农村购买力的变动，进而影响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并最终波及国民经济整体运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下，开始大幅度调整社会各部门——主要是工农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希望以此来理顺经济关系， 使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步入良性轨道。 由于1978年以前，长期实行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通过国家政策把农业部门的剩余用国家定价（农产品低价、工业品高价）的方式无偿转移到工业部门。在工业部门，因为人为的调配，逐渐使企业失去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动力，生产水平和生产能力上不去。更重要的是，由于农村人口收入过低，也根本无力购买工业消费品，工业发展失去市场基础，形成有效购买力的“瓶颈”。正是为了打破这种低水平的均衡陷阱，国家大幅度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正是由于国家大幅度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有力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农业生产总值，粮、棉、食用油脂油料等都大幅度增长，并连续达到历史最高记录。国家有计划地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并对部分农副产品实行超购加价、议价和市场自由价格，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和出售农副产品的积极性。农副产品的收购总额1978年为557.9亿元，1979年为713.6亿元，1980年为842.22亿元，1981年为955亿元，1982年为1083.2亿元，1983年为1265.0亿元，1984年为1440亿元，1984年比1978年增长1.58倍。
在1978—1984年间，农民收入的实际年增长率平均达到13.4%，这一阶段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量构成中，有30.7%是由于国家财税政策向有利于农民偏移的结果，56%是由于生产积极性提高而生产增收的结果（李培林，1995）。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1979、1980、1981年连续三年期间，农民由于农副产品提价而增加的收入达481亿元。 农民净收益为307.3亿元。国家用价格补贴的方式，改变农民长期低收入状况， 带来了双向的福利，一是农村农业产量大幅度增加，二是由于农民收入逐年增加，其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农民有了经济剩余去购买工业消费品，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表明：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自行车30.73辆、缝纫机19.80架、手表27.42只、收音机17.44台、而到1984年分别拥有74.48辆、42.57架、109.44只、61.13台，分别上升2.4倍、2.2倍、4.0倍和3.5倍。
1984年以后由于放开部分物价，农业生产资料和工业品涨价，此前国家通过财政价补，给农民带来的政策性优势收入逐渐消失。从1985年开始，国家的财税政策开始向不利于农业、农村、农民一方面的偏转。这在国家财政收支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1985—1988年4年， 国家财政支出中农业财政支出有3年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有2 年低于国家财政支出增长速度；而这4年间， 国家财政分部门收入中农业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有3年超过国家财政总收入增长，有3年超过工业财政收入增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国家财政只有1年是实际收入增长，其余3年为负增长，工业财政收入4年均为负增长，而农业财政收入有3年为正增长，并呈上升趋势。
并且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城市经济改革步履蹒跚，增加对城市居民各种补贴造成的国家财政巨额赤字和货币超经济发行， 带来了1985—1988年期间的通货膨胀，并突破了两位数字，这对农民收入增长产生了严重损害。据国家统计局估计，1985—1988年，农民人均因农产品涨价而得到的收益分别为：17.7元、15.2元、29.7元和68.0元，而同期因农业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涨价增加的支出分别为19.1元、15.0 元、 24.0元和73.5元，收支相抵后实际收益分别为－1.4元、0.2元、5.7 元和－5.5元，四年期间，农民净损失1元（李培林，1995）。
虽然此间，国家财政收支都开始转向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面，但这时，因为有了改革初期的经济积累，农村、农民有了一定的能开办小规模生产当时紧缺消费品生产企业的能力。1984年，乡镇企业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乡镇企业能在农村经济中迅速崛起，首先就是因为有了改革初期几年的农业积累。同时由于乡镇企业具备优于国营企业的企业管理体制和企业运行机制，农民手中的钱和改革开放前的短缺经济一起促使了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这时的中国消费市场由于长年处于短缺状态，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数量上的需求，而不是质量上的，这也为技术和管理经验不足的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总量上开始弥补因国家财政收支不利于农业的状况，但乡镇企业发展因企业发展所需外部既有的技术、资金、资源、运输、人才等条件的约束，使其呈区域分布，东、中、西依次递减。
虽然此间农村的消费热情仍然在不断提高，反映在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的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上，就是从1985年分别上升到1988年的2.9倍、3.6倍、10.5倍、2.6 倍和3.5倍；农村新建住房面积在此间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改变， 并使以后到1996年止的消费状况无法望其项背。（注：1978—1996年间，平均每年农村新建房屋面积增加数为4.95百万平方米，而1985—1988年间，年均增加8.59百万平方米。）但是，由于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注：从1985—1988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从0.26上升到1988年的0.30，共上升了4个百分点，年均上升1个百分点，而1980—1984 年5年间基尼系数只上升了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只上升0.4 个百分点。 到1995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上升到0.34（张平，1998）。）已经开始抑制农村消费市场的成长。到1988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的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仍只分别拥有28.09台、6.79台、0.63台、28.64台、2.80台。显然，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
1985—1988年，国家财政对农业的财政收支变动是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但实际上，由于农村经济在乡镇企业迅猛发展的带动下，并没有马上显示出它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抑制作用。而当1989年国家开始经济紧缩，造成乡镇企业发展困难时，便与之一起开始产生对整体经济发展的负作用，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显露出来。
此后，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收支并没有及时地开始转向有利于农业、农村经济和农民，反而在1989—1995年的7年间， 国家财政分部门收入中，农业有5年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国家财政总收入增长速度，有4年超过工业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在国家财政分类别支出中，农业有4 年低于国家财政总支出增长速度。令人忧虑的是从1992年开始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支出与国家财政和经济建设费支出相比是连年下降。从1994年税改后的情况看，税改后也只有第一产业的税负是上升的，第二、三产业的税负都是下降的（朱广俊、刘佐、1998）。
由于到1995年农村收入分配更加不均，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进一步增大（张平，1998），农村每百户居民对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黑白电视机、 彩色电视机的拥有量7 年后仍只不过分别达到88.96台、16.90台、5.15台、63.81台、19.62台，农村消费市场持续走低。到1997年，除极少数类别商品外，绝大多数商品出现普遍的供过于求，商品库存大量增加。这时，一面是大量的商品积压、库存，另一面却是大量的农村居民对这些消费品没有有效的购买需求，整个市场处于萧条状态。
三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村农民的巨大潜在消费需求依然强劲存在，依然像改革初期对老四大件的需求一样。就象有人分析指出的，中国目前的问题并非在于缺乏新的消费热点或经济增长点，而在于当前生产能力利用不足与未来广阔市场前景的矛盾；矛盾的焦点在农村（邓英陶、姚钢，1998）。这可谓一矢中的。改革初期由于国家财政政策向有利于农业农村农民的一面偏移，使这种潜在的购买需求变为现实的有效的购买需求，从而启动了中国的消费大市场，进而带动了国民经济的整体跃升。而从1985年开始，国家财政政策出现较重的对农业农村农民的不利变化，虽然有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也无法弥补由于国家宏观财政收支政策对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以此促成了市场消费，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消费市场持续疲软，经济产业结构失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据测算，在目前产能过剩最严重的家用产品中，只有自行车和电风扇基本饱和，彩电、冰箱、洗衣机等11种产品的全国平均普及率仅在25%左右（邓英淘、姚钢，1998），这一普及率在农村会更低。面对中国目前的严峻经济形势，国家财政收支如不改变以往对农业、农村、农民不利的收支安排，那么，希望通过启动内需而达到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是异常困难的。
其实，我们也能从西方发达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的财政收支政策看出，农业、农村、农民是支持其经济增长的市场潜力所在。无论是英美，还是日本，这些西方国家都对本国农业采取保护政策，保证产业间利润的均等化，以此协调国民经济的整体合理运行。由于我国在财政收支政策方面偏向不利于农业、农村，中国的巨大市场潜力无法得到有效利用来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就象丹尼尔·伯斯坦说的，中国目前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由于曾经天真的外商发现，中国永远不会让他们真正接近十二亿消费者，外国投资的速度正在下滑（伯斯坦、德凯基泽，1998）。这种分析确实是意味深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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