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祭祀“太一神”的由来考_元宵节论文

元宵节祭祀“太一神”的由来考_元宵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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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04(2007)03-0343-03

关于元宵节起源的说法主要有三种:汉武帝时代太一神祭祀活动说、佛教说、道教说。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起源于汉武帝时祭祀太一神的活动。这一观点出自《史记·乐书》:“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1](1178)宋代洪迈《容斋随笔·上元张灯》一书即引此立说[2]。宋代朱弁《曲洧旧闻》亦赞同洪迈的观点[3]。此后,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和王三聘的《古今事物考》都沿用了这种观点,如《古今事物考》“观灯条”曰:“汉望日祀太乙,自昏至明。今上元夜游观灯,是其遗迹。唐勅金吾弛禁,许三夜士女游行,谓之放夜,宋增十七、十八为五夜。”[4] 然而,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可信。

庄华锋在《中国社会生活史》一书中指出:岁时节日由节期和民俗两个要素构成[5]。以下笔者即从节期的确立和节日的内涵两方面进行考察,以期对这一说法做出辨析。

从《史记·乐书》“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祭祀的时间是正月上辛日。那么,正月上辛日是指哪一天?是否就是后来所说的元宵节(正月十五)这—天?(上引《古今事物考》即认为是望日)所祭祀的太一神又是怎样的神呢?

先看节期的确立,《尚书·舜典》记载: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

尧之前施行火历,《左传》昭公十七年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6] 说明夏、商、周三代建正不同,而夏代的建正是符合天道自然的,即以孟春之月为正,与四时交叠相一致。而商代以十二月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十一月建子之月为正,都与阴阳历的自然年度不合。如果《尚书》的记载是真实的,那么在尧的时代,就会以现在的农历正月为岁首。而关于《尚书》产生的年代,虽然有《孔传古文尚书》为后世伪造之嫌,但无论是今文还是古文,《尧典》《舜典》等三十三篇在先秦即已写定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使用夏历,即现在的农历。

历法产生后,就有天干、地支纪年、月、日、时的说法。有历史文献可查的是,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二月己已日,是为干支纪日的明证。这说明,至迟在春秋时期,古人便以天干地支计算日期。那么,上辛日的祭祀活动到底指的是哪一天呢?

从古代的六十天干地支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月中共有六个辛日:即辛未、辛巳、辛卯、辛丑、辛亥、辛酉。其中每一个月都会有三个辛日,第一个辛日为上辛日、第二个为中辛日、第三个为下辛日。因有大月、小月之分,所以每一年正月的上辛日都不会是固定的。但不论怎样,上辛日只会是正月上旬从初一到初十的任何一天,却绝不可能是正月十五前后的望日。所以从节期来考虑,正月上辛日的祭祀活动与元宵节的日期不符。

其次再看节日的内涵。正月上辛日祭祀的是太一神,那么这一神灵又是什么神?《史记》《淮南子》《经典释文》等文献中均有关于他的记载,如《史记·孝武本纪》言:

亳人薄诱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1](456)。

其秋,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泰一锋,名曰“灵旗”[1](471)。

由此,太一神为天神中最为尊贵的神灵。如《经典释文》引马融注所言:“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宫,天之最尊者。”[7]《史记·天官书第五》:“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1](1289)从而更明确地指出,太一神居住在紫微垣的天极星。在古人的心目中,天空与人间有着对应的关系。天空中的紫微垣在天庭中的位置相当于人间的皇宫,统领整个天宇。北斗星为紫微垣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极星则是群星之首,有着至高无上的位置。《淮南子》则认为太一神住在比昆仑山高很多倍的“上天”:

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淮南子·地形》高诱注:“太帝,天帝。”[8]

在这里,太一神同样是统领宇宙的众神之首。综上可以看出,太一神为天之最尊者,与上帝同列。

所以,从节期和节日内容来看,元宵节和汉武帝祭祀太一神的活动没有直接的关系。古代对于上帝的祭祀,是帝王的重要政治活动,这一皇家祭祀活动与后来元宵节赏月观灯的民俗活动有着很大的不同。元宵节民俗活动的重要内容是赏月观灯,如唐代苏味道诗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宋词《生查子》言:“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可见,在唐宋时代,元宵节民俗活动的重要内容是欣赏新年第一轮圆月,祈求一年的圆满,而上古汉武帝正月上辛日的祭祀活动与赏月或祭月并无关系。如前文所言,正月上辛日可以是初一到初十的任何一天,却绝不可能是望日,所以,按照中国人的心理,是不会在这一天祈求圆满的。

“上辛日”与古代的“上日”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关于“上日”,经学家作过不同的解释,如《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云:“上日,朔日也。”蔡沈《书经大全》曰:“上日,朔日也。叶氏曰:‘上旬之日。’曾氏曰:‘如上戊、上辛、上丁之类。’未详孰是。”[9] 王引之《经义述闻》据此辩证说:“上日非谓朔日也。上日,谓上旬吉日。当以叶氏、曾氏之说为是。”[10] 尽管在“正月上日”的具体时日上,经学家还存在较大的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月上日”一定是指正月上旬的一个吉日。据《尚书·舜典》记载:舜帝曾在这一天祭祀过“上帝”。而从上辛日的有关记载来看,同样是正月上旬的一个吉日,所以汉武帝才会选择这一天来祭祀“太一神”。由上日和上辛日的内涵分析,我们可以推论:汉武帝正月上辛日祭祀太一神与上古时期的祭祀上帝是一脉相承的,且至迟在《尚书》产生的战国时代即已存在。

选择正月上辛日进行祭祀的原因,历代的研究者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礼记·郊特牲》曰:

郊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注:用辛日者,取斋戒自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11](358)。

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子曰:用者不宜用也。

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则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注:正月者,岁首。上辛犹始新。皆取其首月之辛日者。[11](372)

清代的学者在进行礼制的考订中,也认为正月上辛日是郊天的吉日。如清刑部尚书秦蕙田撰《五礼通考》吉礼七《圆丘祀天》时,认为自上古以来正月上辛日一直是举行祭天礼仪的吉日:“常以岁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亲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徧于群神。”[12] 春秋战国时代也有很多文献记载了正月上辛举行郊天大典的历史事件。如《春秋公羊传》载:“然则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13]。《穀梁传》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时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14] 可见,正月上辛日祭祀的源头是上古时期帝王的郊天典礼。这一源头至迟可以追溯到《尚书》产生的时代,即春秋战国时代。

如上所论,正月上辛日的郊天大典至晚出现在战国时代。在此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也大都沿用这一惯例,并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礼制。中古及近古的很多史料,都有关于正月上辛日祭天的记载。直至清代,正月上辛祭天还在延续。《隋书·礼仪志》:“梁南郊,为圆坛,在国之南。……正月上辛行事。用一特牛,祀玉皇大帝于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礼以苍璧制币……器以陶匏,席用稿秸。太史射柴坛于丙地。皇帝斋于万寿殿,乘玉辂,备大驾以行礼。礼毕,变服通天冠而还。”[15] 可见,南朝梁用正月上辛日祭祀上帝(玉皇大帝)。《旧唐书·玄宗本纪》中也有相似的记载:

正月上辛,祈谷,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高祖配,五方帝从祀[16](834)。

按《贞观礼》,正月上辛,祀感帝于南郊,《显庆礼》,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祈谷[16](835)。

正月上辛日祭祀上帝的活动在宋代的典籍中也多有记载,如《宋史》:“……请以来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从之。……神宗之嗣位也。英宗之丧未除,是岁当郊。帝以为疑,以问讲读官王珪、司马光、王安石,皆对以不当废。”[17] 这种祭祀活动同样为明清两代的统治者所继承,在明清两代的正史中有相关的记载,如:

每岁所常行者,大祀十有三:正月上辛祈谷、孟夏大雩、季秋大享、冬至圜丘皆祭昊天上帝,夏至方丘祭皇地祇,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四孟季冬享太庙,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18](1225)。

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18](1246)。

再如《清史稿》中:

于是咸丰二年夏大祀圜丘、方泽,三年春上辛祈谷,并奉宣宗配,位次高宗[19]。

综上所引,汉武帝时正月上辛日祭祀昊天上帝的活动,是继承了上古时期的祀天大典,并成为后代祭天活动的一个法定日。后世自晋太始二年,元日祈谷的祭祀活动合并入郊天大典,始用正月上辛日[20]。郊天大典又有了祈谷的重要内容。

所以,从节期来看,正月上辛日祭祀活动与元宵节不同;从节日的文化内涵来讲,正月上辛日祭祀活动是皇家祭祀活动,其有着皇权神授的政治意义;民间的元宵节更侧重于娱乐,并寓有一年之始祈求丰收之义;从参与的人来讲,正月上辛日的祭祀活动的主体为天子,而元宵节的参与者是万民。在唐宋明清时代,民间的元宵节活动已经具有了确定的民俗形态,而正月上辛日祭祀昊天上帝的活动依然被作为皇家最重要的祭祀活动而延续流传。虽然我们现在对元宵节的起源还不能确定其原始形态,但无论是从节期、祭祀的神灵还是从历代上辛日的祭祀活动来看,元宵节起源于汉代祭祀“太一神”的说法都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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