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洛祥[1]2009年在《中国英语学习者惯用语块习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语言是一个双重体系:以规则为基础的分析体系和以记忆为基础的套语体系。前者由单词和有限的语法规则构成,相对封闭;后者由具有交际功能的语块构成,相对开放。套语体系使语言准确、流利、地道,满足及时交际的需要。语言习得的语块处理模式符合心理语言学的信息处理经济原则。英语惯用语承载着大量的语言信息和英语民族的文化内涵,体现着英语本族语者的概念结构。惯用语能力是二语学习者语言能力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语言表达地道的关键,是概念流利度的重要体现之一。本研究的重点是英语中的惯用语块的习得。作者将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认知理论应用于应用语言学的词汇研究中,提出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概念隐喻、意象图式隐喻和概念转喻意识在惯用语块学习中的促进作用。在实践上证明了概念隐喻具有文化特质性,即概念隐喻在各种文化中并不是等价的,有的概念隐喻具有普遍性,有的则具有文化特殊性。全文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论文首先以叁个预测调查问卷的结果为基础,分析了目前我国英语学习者的学习难点和惯用语的学习现状,引出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作者指出,中国学生普遍缺乏对包括短语动词在内的英语惯用语块的学习和加工策略,在语言产出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回避现象,希望老师予以指导。二语学习者要达到与本族语者同样的地道性和流利度,掌握目标语人们的思维方式或者建立目标语人们思维的概念系统非常重要,这与预测调查问卷中超过80%的教师和学生认为写作中的“中式思维”是影响写作成功的主要原因的结论相一致。如何克服母语概念的影响(如中式思维),提高二语概念系统的熟练程度(conceptualfluency)显得尤为重要。培养二语学习者的惯用语理解的概念隐喻意识应该有助于促进对惯用语的习得,克服母语思维,提高目标语的概念流利度。因此,本研究提出了叁个研究假设,即概念隐喻、意象图式隐喻和概念转喻意识可以促进中国英语学习者惯用语块的理解和习得。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对国内外二语词汇习得,包括惯用语习得在内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指出以往研究的不足。词汇习得应该是既包括分析体系中的单个词汇的习得,也包括套语体系中的惯用语在内的语块的习得。以往的词汇研究存在下述明显不足:1)对词汇的深度知识研究不够。词汇深度知识不仅包括词的发音、拼写、词性、意义、搭配、联想和同义等微观的词汇知识,还应该涉及词的概念、词的规则和词的变体等元词汇知识。二语词汇的搭配知识和概念知识的习得受二语学习者母语概念知识的影响较大;搭配体现着词项之间的组合关系,搭配能力则体现了学习者二语的流利度、地道性和准确性,同时也反映着二语受母语干扰的程度。2)单个词汇研究较多,多词单位或者语块研究偏少,特别是其中比较固定的结构——包括短语动词在内的惯用语的研究更是少而又少。我们可以将词汇深度知识中的搭配和多词单位中的惯用语结合起来,看作是一个搭配连续统:处在顶端的是自由搭配,中间是限定性搭配和比喻义习语,处于最底端的是纯习语(惯用语)。在词汇习得中应该更多地关注这个连续统中的限制性搭配和比喻性的惯用语。受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影响,处于两端的自由搭配和惯用语被认为在习得上是不存在问题的。前者可根据语法规则进行生成,后者惯用语由于具有结构的固定性和语义的晦涩性,因而不具有可学性或者可教性,惯用语的习得被边缘化了:认为惯用语只需学习者机械记忆记就行。结果是,二语学习者感觉到词汇学习只有这两种明显的结构模式,至于中间大量的限定性搭配,一直受到了忽视。有研究(Howarth,1998)发现,从词汇角度而言,高级外语学习者,无论是本族语者还是外语或二语学习者,其语言能力更高,主要是因为他们已经成功地掌握了更多的限定搭配和习语性搭配(惯用语),这也正是许多语言学习不成功者的问题所在。可见,搭配能力与二语语言水平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第叁部分从理论层面探讨英语惯用语块可学性的理论支持,主要是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和语言的双重体系理论,重点借鉴隐喻认知理论的研究成果,从概念隐喻、概念转喻和意象图式隐喻等方面为惯用语的可学性提供理论依据。学习另一种语言就是建立起一种新的思维系统和概念结构。由于词汇意义反映出语言的民族个性,不同的语言反映了人们不同的世界观。因此语言相对论思想对二语词汇习得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存在于语言和思维中,还存在于人们的概念体系中。一个概念隐喻会产生出大量的、连贯的语言表达,可以称作“惯用语族”;不同的概念隐喻又共同构成了一种文化中一个协调一致的网络体系,影响着我们的语言和思维。意象图式隐喻本质上也是概念隐喻。但是并非所有的概念隐喻都是以意象图式为基础的,因而只有以意象图式为基础的概念隐喻才可称为意象图式隐喻。空间隐喻是一种典型的意象图式隐喻。与隐喻概念一样,概念转喻不仅构建着我们的语言,而且构建我们的思维、态度和行为。转喻思维是发生在概念层次上的一种思维方式,概念转喻同样具有系统性。惯用语中的隐喻体现着本族语者的概念结构和概念知识。概念隐喻等充当着大部分惯用语的认知理据。套语体系中的惯用语块实际上也具有可分析性。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的实验设计。实验以Gibbs等人(1989;1990)、Kovecses等人(1996),Boers(2000)等的实验研究为基础,设计出了叁个实验分别验证提出的叁个假设。每个实验都包括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材料在参考了上述研究设计及查阅大量的相关参考书的情况下精心设计而成。实验过程包括学前测试、课堂教学、学后测试、问卷反馈和一周后延迟测试等五个步骤。实验的受试是来自陕西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师范)的大约270名二年级本科生。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为实验的统计结果及其讨论。实验结果采用SPSS13.0进行了单因素方差检验。结果证实:提高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概念隐喻、概念转喻和意象图式隐喻的意识可以促进英语惯用语块的习得。第七部分为结论及启示。本研究从隐喻认知的视角,通过实验研究证明了英语惯用语块的可学性。研究结果启示我们,理解和学习目标语的惯用语不能只靠单纯的机械记忆、模仿,还应该尽量掌握其背后的概念隐喻理据,注意惯用语组成部分与其整体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教学中,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关注两种语言在国内结构上的差异,培养学生概念隐喻意识,帮助消除学生惯用语学习的畏难情绪和使用中的回避现象,逐渐提高目标语的概念能力,以达到最终掌握和熟练运用的目的。
杨元刚[2]2005年在《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文中认为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语用学和翻译学的基本原理,就英汉词语的文化语义进行对比研究。笔者从哲学语言学的角度,在论文中首次提出并阐释了自己构建的语言认知观、语言——文化互动认识论、认知语义观、多级语言符号系统说和交际翻译观,这五个论点是我们进行英汉文化语义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请参阅论文所附32个图表清单)。笔者构想的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是词汇层次的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我们认为词语的文化语义是主客观互动的产物,是不同民族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成果和文化心理在语言中符号化、外在化的结果。从方法论上,笔者主张从客观现实——语言认知媒介——主观心理感知这叁者之间的互动中去研究词语的文化语义。我们认为语言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语言符号系统本身、语言使用者民族文化精神叁者长期互动的结果。本文探讨了词语文化语义的定义、叁个研究原则、四个特征、五种分类和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四种照应模式和翻译方法,分析了英汉文化语义形成的五个原因,然后总结了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研究意义,从而建立了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本文重点探讨了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哲学观—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模式—语言特征—交际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第一章《绪论》首先探讨了语言认知观的含义,我们认为语言学是一门人文科学,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语言是一个民族观察、认识和表述世界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既是一个民族内在的文化精神外在化的呈现方式,又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进入人类认知视域的有效通道,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语言符号系统本身—外在的客观认识对象—语言使用者叁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语言使用者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反映,一个民族的语言在整体上映射着本民族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我们应该本着平衡性、动态性、整体性等叁个原则对语一言的多维属性进行研究。其次,我们对文化的定义进行了梳理和重新界定,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心智的对象化和外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和积淀,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文分析了文化的叁个分层(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和六个特征(时空性、互动性、载体性、对象性、动态性、外显性)。第叁,我们分析了思维能力、思维媒介、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四者之间的差异和辩证关系,探讨了萨王尔一沃尔夫假说的学术渊源及认识价值,然后我们分析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剖析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元典精神—哲学观—思维模式—语言特征—交际模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影响,并在语言认知观的基础上构建了语言一文化互动认识论。本章还对词语文化语义进行界定,分析了词语文化语义的四个特征(民族性、时一代性、隐含性、关联性),总结了词语文化语义的研究叁个原则(共时和历时相结合、描写和解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研究目的,阐释了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基本研究思路。 语言一文化互动认识论认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主要媒介和人类文化的有效载体,语义是形式和内容、主观和客观互动的产物,一种语言的语法特点和语义特点是该语言使用民族的思维模式和认知心理外在化的结果。从文化的角度去观照语言,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编码符号系统,文化则是语言的深层构建机制和模塑工具,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制约着一个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语言的人文特性是这个语言使用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语言系统组织规律二者长期互动的演化结果,所以研究一种语言必须首先了解这种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民族文化精神—尤其是其中的哲学元典精神。另一方面,从语言的角度去观照文化,语一言是构成文化大系统中比较有影响的基础子系统,语言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一个民族语言的形式组织规律和语义特征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在语言系统的编码方式中蕴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认知方式,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一个民族的认知属性。哲学元典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核和原动力,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哲学元典精神(东方的道和西方的Logos)孕育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哲学观和民族文化精神,东方的道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又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悟性思维和形象思维,而西方的Logos孕育了西方民族的主客二分的哲学观,主客二分的哲学观又孕育了西方民族的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然后它们又进一步塑造了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语法形态特点、文字体系和内蕴动力机制,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模式、语言特征和交际模式四者相互影响,它们是语言研究中四个有机的环节,缺一不可。 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探讨了词语文化语义的本质和形成的哲学基础,笔者分析了西方语言哲学中七种意义理论(指称论、观念论、用法论、关系论、行为论、因果论和概念论等)的得失,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认知语义观:本文认为词义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词语的文化语义是认识主体的人和客观世界之间互动的产物,是特定的民族文化精神通过语一言这个认知符号外在化后所形成的结果。文化语义研究?
黄丽辉[3]2007年在《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对不同类型的英语成语的理解(英文)》文中提出此文研究以汉语为母语的不同英语水平的学习者对建立在中英两种语言概念对比基础上的五种不同类型的英语成语的理解过程。通过一份英语成语理解测试试卷和有声思维研究,文章探索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在理解不同类型的英语成语时的心理过程以及不同目的语水平的二语学习者在理解不同类型的成语过程中的差异,为二语成语理解理论系统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并为中国的成语教学提供一些启发性的建议。
陈伟[4]2006年在《学理反思与策略重构》文中研究指明根据功能翻译理论，任何翻译活动都是一种目的性行为，并且正是这种目的性，决定着翻译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例证翻译同样如此，因而，例证翻译所依附的目的性就成为例证翻译系统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基本问题。鉴于现有例证翻译研究所呈现的经验性与主观性特点，本论文首先立足理论词典学与翻译学理论，并借助实证研究方法，对现有例证翻译的目的性思想进行了学理反思，以澄清例证翻译研究新概念构建过程中非法的认识论模式。研究结果表明，现有例证翻译思想中“译者的目的性”取向虽然在语言认知层面上是可行的，但本质上只是“翻译”作为一种语言实践活动而具有的基本功能，无法作为一根思想主轴显现例证翻译特殊的操作理念、操作原则、操作策略等质素，同时也缺乏学理上的归宗与逻辑上的照应；“交际的目的性”取向中，旨在对词目意义进行阐发的思想的确有着实践上的现实性与学理上的可行性，而旨在体现原有例证语法功能与句法特征的观点则不具有充分的理据性，既不符合翻译活动基于意义的交际特性，也与例证自身所归属的“言语”本性相悖；“策略性的目的性”取向中，直译策略思想不仅具有学理性，而且合乎目的性，而活译策略思想则因为词典文本的意义取向与语言风格取向以及例证语境的特殊性，在词典学理论规范内并不能得到圆满的阐释。 反思的目的在于新概念的构建。例证翻译特殊性的终极根源就在于例证译者(双语词典编纂者)这个实际操作者受制于一个更大操控者，这就是词典文本的特殊属性：“双语共现性”决定了例证译文对于原语例证的依附关系，例证翻译必须在词典学规范内对不同语言体系起着一种协调与指导作用，而“规范性”则决定了例证翻译必须承受汉语语言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制约与擎肘；这两种特性又共同决定了例证翻译必须把词典使用者放置在操作视域之内，以服务于他们从事正确、规范的语言学习为己任。所以，例证翻译的目的性不是取决于委托人、译者等的主观意愿或要求，而只能发轫于词典作为一种特殊文本自身的客观规范，这就是词典例证功能，它最终决定着例证翻译目的性的具体内容。但是，例证并不等同于同层级的其它语言单位，它是一种双功能语言构体，既具有普通言语单位的交际功能(隐性功能)，又具有作为辅助词典释义手段之一的例证功能(显性功能)。不过，一方面，在理论词典学范畴中，例证是以词目为核心，是因词目而衍生出相应的显性功能；另一方面，在翻译学范畴中，例证翻译作为一种真正的翻译实践活动，在本质上完全类似于普通翻译，都以“(翻)译(意)义”为中心内容。基于这两点，例证翻译的目的性就是要使例证中的词目翻译能够彰显出例证基于“意义”的显性功能，具体细化为意义实证功能、意义阐发功能、
阿斯罕[5]2015年在《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下的语言认同：四位蒙古族叁语人案例研究》文中指出探究蒙古族叁语人语言认同及其影响因素,不仅能够丰富叁语习得理论并扩展多语现象中的语言认同研究,还能为我国少数民族外语教育提供有力的实证基础,进而解决少数民族外语教育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并折射出少数民族的精神世界,为改进少数民族工作提供理论启示,落实建设和发展和谐社会的目标。但是目前学界对少数民族多语人语言认同的研究尚不多见。本研究将少数民族外语学习者置于多语现象研究范式,从多语研究、第二语言习得者认同研究,以及社会学理论等多学科视角,研究了蒙古族叁语人的语言认同,并试图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的指导下回答以下问题：(1)蒙古族叁语人的语言认同是什么?(2)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语言认同?(3)他们的语言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有什么联系?研究采用了批判民族志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分析四位蒙古族叁语人的社会生活轨迹,通过深度访谈、日常生活观察、研究者反思日志、个人通讯等手段收集相关文本资料。本研究发现,一、蒙古族叁语人具有以蒙语为首要性和基础性的多重语言认同。他们用“心、手、眼”的比喻来描述蒙语、汉语和英语对他们的意义,叁种语言从表面上看“各司其职”,也可以因不同的语言环境而出现功能上的重迭,但现实中蒙语作为蒙古族人的母语,是文化传统的载体,是民族身份的象征,具有其它两种语言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二、四位蒙古族叁语人的语言认同受到了社会语言场域的转换、教育场域中语言资本及其不平等分配以及个人语言资本积累及其结构变化的影响；叁、蒙古族叁语人的蒙、汉、英叁种语言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轨迹中分别强化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本研究呈现了四位蒙古族叁语人丰富的语言生活,揭示了其语言认同特点,并提出构建和谐语言社会环境,促进多语教育模式发展以及提高多语人的自我认识叁种研究启示。
丰国欣[6]2006年在《第二语言认知协同论》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描述了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习得心理机制，阐述了于第二语言习得的认识论，在多学科理论基础上原创性地构建了“第二语言认知协同”论(简称“二语认知协同”论：英文全称为“Theory of Cognitive Integr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简称CISLA Theory)这一理论体系，旨在为第二语言习得这种语言心理提供一种理论认识，为这种理论应用于相关领域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并且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奠定一种新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开拓一个新的视野和领域。 什么是“第二语言认知协同”论?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二语认知协同”论可以理解成第二语言习得的一种范式，即语言习得和交流的心理规范和通约依据：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二语认知协同”论既是一种语言习得本能，本身又是一种语言能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二语认知协同”论可以理解为一种语言认知心理，是一种认知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可以从哲学、语言学和心理学这叁个学科角度给“二语认知协同”论下定义。但是我们认为，“二语认知协同”最本质的一面就是它的语言学属性，而哲学属性和心理学属性则是它的支持属性，所以本文只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给“二语认知协同”论下定义：“二语认知协同”论是研究学习者在异族文化环境中习得第二语言的理论；它描述了学习者在语言通约性的基础上接受“话语示范”和受到语境制约时，其认知心理机制参与并干涉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同时它还揭示了学习者对母语和目的语进行心理调节、使自己的中介语尽量接近目的语的心理活动。这个定义主要涉及到了“二语认知协同”论的性质、内核成分和工作原理。 “二语认知协同”论的性质表现在以下叁个方面：1)“二语认知协同”心理
陈万会[7]2006年在《中国学习者二语词汇习得认知心理研究》文中指出论文写作接近尾声时，获得两条信恩。今年3月下旬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外语教学法国际研讨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说，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我国约有3亿多人在学英语，其中大中小学生人数超过1亿人，仅在校大学生就有2300多万人。专家预测，再过几年我国学英语的人数，将超过英语母语国家的总人口。可以说，我国外语学习者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学习外语的群体。尽管我国外语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长期存在的费时低效等问题尚未得到很大的改观。大多数学习者的外语能力尚属于中低端阶段，高端外语人才依然严重缺乏。这一方面表明了研究外语学习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研究二语习得理论不能忽视中国学习者的特点。 同是在3月下旬，新华网、文汇报等大媒体报道，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宣布，“超觉英语学习法”将在我国大中小学试点推广。胡壮麟先生指出，“超觉英语学习法”将心理学、生理学和养生学的最新成果引入到英语教学法的研究中，教学设计的跨度大，学科间的联系逻辑严密，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尽管我们还不太了解这种方法的实施过程和教学效果，但是从直觉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种教学方法考虑到了学习者的心理和生理特点，考虑到了人类学习规律，这大概是“超觉英语学习法”得到肯定并加以推广的主要原因。 二语词汇学习往往要比母语词汇学习困难得多，难就难在二语词汇推理能力的形成，而这种能力的形成，其基础是要建立相关的认知机制，因为这种认知机制能够使学习者象本族语者那样感悟一些未见过的词，或生成别人也可以接受的词，并能建立有效的心理词汇网络。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语言学习中的“道”就是学习者的认知心理规律，如果教学过程符合并遵循这一规律，就会收到好的学习效果。 认知塑造了我们用来谈论概念世界的语言，它决定了一种语言中有多少词汇、某些词汇如何同其它词汇相联系、词汇如何组成句子、句子如何构成语篇、以及为了取得不同的语用功能进行口头交际或书面交流的方式。换言之，认知界定了语言的词汇、句法、语篇、语用以及修辞层面。认知差异导致了语言‘差异。 另一方面，由于语言是人类大脑的产物，而心理学是关于大脑的科学，因此对语言的研究也是一个心理问题。单单从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的方法来探究词义，并不能彻底揭示语义的本质特征或揭示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因此研究词汇与心理的关系，探求词汇的心理组织、词汇的提取、以及词汇之间的心理联系
黄曼[8]2013年在《构式视角下的汉英习语变异研究》文中认为习语是民族语言的精华,也是客观外界和民族文化的概念化表现,其形成经历了长期的历史积累和沉淀。各民族中都有大量的习语存在。它们形式多样、结构凝练、数目众多、表达力丰富,非其它语言表达式可替代。许多国内外学者都已将研究目光投向习语这种特殊的意义组合体,并在多种方向取得了显着的成果,比如从修辞学、文体学、语义学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价值。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新概念、新事物以及新的社会现象等都在不断地涌现和更替,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出现的新的语言表达。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以及网络文化的流行,更促使着这些新的语言表达正在并且还将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传播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习语作为语言表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被人们赋予了许多新的用法,形成了诸多的变体。这些习语的变体如同习语本身一般形态多样,且意义丰富,具有研究价值。时至今日,已有很多学者将研究目光投向这种新奇独特的非常规语言使用,比如从语言学、认知、文学、修辞学以及社会学等视角对其进行考察等等。然而总的来说,对于汉英习语变异的研究还有许多发展和进步的空间。我们认为目前习语变异研究中发展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1)在习语变异的研究中,对现象描写多阐释少；2)术语混淆不统一；3)共时研究占主导,历时研究明显不足,静态事实描写多于动态演变描述；4)对比研究明显不够,尤其是在认知理论指导下的汉英或英汉习语变异对比研究。本研究中,我们认为汉英习语变异新创意义的产出和理解并非某种单一认知机制可以解释,而是需要多种认知方式的协调与整合运作。我们以认知语言学的前沿理论—构式语法理论为指导,以新兴语言使用环境中汉英习语变异的真实语料为研究对象,结合归纳与演绎、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探讨这一新的语言事实背后的普遍认知运作机制和过程,对汉英习语变异现象作出较为全面的描写以及较为合理的解释。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在于以下几点：第一、对汉英习语变异现象中的相关术语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和统一,并对汉英习语变异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地分类、描写和归纳,并对其语言特征进行了描述和对比阐释。第二、汉英习语变异现象反映了社会的演变以及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既具有相对稳定性又具有相对灵活性。该现象中汉英语言的相似特点反映了两种语言中发展的相似趋同性,不同特点则反映了两种语言演变过程中的相对特殊性,同时还反映了两个民族中人们认知特点、认知方式的独特性。汉英习语变异的对比研究有助于对两种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深入探讨。第叁、基于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借鉴,对汉英习语变异表达背后的生成机制和识解机制进行了探讨。本研究中首次提出汉英语习语变异现象皆是复杂的语言表达的事实。该事实需要结合多种认知机制的整合运作进行合理解释。我们在理论上的主要发现有：1)习语变异现象是人们在对习语原型构式进行去习语化和去范畴化认知操作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再范畴化和再次语义整合的多次认知过程。在这一认知过程中,汉英习语变异现象存在显着的共性。习语变体构式的意义理解形成了一种认知的连续统。这一连续统并不是界限分明的,而是边界模糊的。汉英习语变异新创意义的产出和理解是语言事实背后认知主体所具备的各种认知能力多次复合加工与整合运作的结果。2)汉英习语变异现象中原型构式与变体构式之间存在各种不同的压制模式。构式的压制构成习语变异的生成机制之一。我们扩大了构式语法理论中压制的定义范围,并对构式压制词汇的原则进行了补充,增加了词汇压制、语音压制、时体压制以及多重压制等,并且通过分析具体汉语语料验证了这几种压制在汉英习语变异过程中的运作及其解释力。3)汉英习语变异的第二个生成机制是构式的识解。我们结合具体语料对五种维度的识解方式在该现象中的运作进行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说明,并且指出,每一个习语变体中的变异成分都对应着具体的语境和语用信息,因此习语变异现象是一种语境依赖性和语用性都较强的语言事实。4)习语变异的第叁个生成机制是构式的整合。我们在Fauconnier等学者提出的四空间概念整合模型图基础之上,增加了认知主体所采用的识解方式,提出了新的习语构式变异的压制识解整合立体模型图。新立体模型图的优点主要有两点,其一在于能够较清晰地体现构式整合过程的动态性特征,其二在于能够清楚地表现这一过程中不同认知加工方式的运作,从而能够更清楚地体现不同习语变异类型或不同语言习语变异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特征。5)汉英习语变异中变体构式的五种理据,即隐喻、转喻、象似性、范畴化以及类比,构成了习语变异的识解机制。该识解机制为我们解释了习语变异现象中变体缘何而来的问题,并且为如何理解变体新意义提供了认知阐释。第四、通过对习语变异现象的探讨和研究,我们可对语言发展与变异趋势及其影响进行一定程度的判断。语言的发展和变化时刻都在发生。随着科技与网络更快更新地发展以及新兴事物和社会现象的不断涌现,习语变异现象也会随之发展和继续,其不规范的程度或许会更甚于现在。本研究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之处：1)首次对汉英习语变异这一语言现象进行较全面的、系统的整理、归纳和分析,并建立了汉英习语变体封闭语料库；2)首次在构式语法理论的指导下对汉英习语变异现象进行对比研究；3)首次建立针对汉英习语变异过程的多维度动态认知整合运作网络模型,并在其中创造性地增加了生成机制和识解机制的框架表征,既能表现变异过程中构式整合的动态性以及认知复杂性等特点,又能体现不同习语变异类型以及不同语言之间习语变异的共性和个性；4)首次提出汉英习语变异现象并非单一方式或机制的认知过程,而是需要借助认知主体所具有的多种认知能力复合加工运作的复杂认知过程。
陈宏俊[9]2011年在《汉英隐喻脑机制对比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对汉语隐喻加工脑机制的实验结果与国外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的实验结果进行对比,从而发现与西方语言隐喻脑机制相比有无特异性,揭示汉语隐喻加工的独特规律和机制。另外,本论文还对以汉语为母语、英语为二语的双语者在加工两种语言隐喻时进行脑成像研究,以进一步探究双语表征的脑机制。本研究使用时间相关电位ERP方法,隐喻语料选用句子、成语、短语等叁种语法结构,采用句对、词对、S1-S2等认知语言学实验范式,以更加全面深入的探索中国人大脑的隐喻加工机制。ERP方法近几年被广泛运用在大脑认知功能研究上,其具有时间分辨率高的优点,利用脑电记录仪我们能够捕捉大脑毫秒级的脑电波变化。通过对比分析语义加工相关的N400成分,我们可以了解汉语隐喻加工和双语隐喻加工的大脑激活部位。另外,为了弥补ERP空间分辨率低的弱点,本研究尝试使用源定位分析方法sLORETA对ERP数据的N400成分进行分析,从而获得大脑隐喻激活区域空间定位的叁维图像。本研究共包含叁个实验,分别是：实验一,加工汉语隐喻成语与本义成语过程中的显着性差异；实验二,汉语隐喻复合刺激脑机制研究；实验叁,汉英双语隐喻加工脑机制对比研究。叁个实验分别使用本义表达、常规隐喻表达、新异隐喻表达和不相关意义表达作为刺激语料。第一、二个实验主要是了解中国人加工汉语隐喻的神经机制,第叁个实验主要是了解在汉英双语条件下中国人加工母语和二语隐喻的大脑表现情况。经过分析叁个实验的N400成分数据表明,与西方语言隐喻加工的脑机制相比,汉语隐喻加工符合隐喻加工的一般规律,表现出全脑加工的特征；但是,汉语隐喻加工也有一定的特殊性,顶叶在汉语隐喻加工时表现出明显的特异性；另外,汉英双语大脑的隐喻加工实验表明,二语隐喻意义的加工需要借助母语隐喻意义加工的通道,但其具有一些特殊的机制,由此我们对之前的语义共同表征论表示怀疑。总之,汉英隐喻加工脑机制的研究即是对国内外已有研究结果的继续和延伸,也对隐喻认知理论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对目前人工智能和机器翻译的发展也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许琨[10]2015年在《基于语料库的汉语学习者口语语块运用特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研究表明,语言中存在大量高度模式化、固定或半固定的预制性语言单位——语块。语块体现了语言运用的规约性特征,在语言信息处理中具有整存整取的特性,是本族语者表达流利、地道的关键因素。语块运用能力的发展,是本族语者发展基于记忆的语言整体处理模式的集中体现,它对于本族语者实现创新表达和规约表达的平衡具有重要作用。语块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中,一些学者基于语料库,考察了英语学习者语块运用的特征,并归纳出二语学习者语块运用上的普遍规律。但目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有关汉语学习者口语语块运用特征的实证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本研究自行收集语料,建立汉语学习者口语语料库,其中包括初、中、高级学习者口语考试语料库以及高水平学习者即兴对话语料库。本族语者口语语料库是从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语言语料库中抽取相应的语料构建而成的。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运用软件提取和人工干预的方式,确定各语料库中的语块列表。通过语料库对比的方法,从纵向、横向两个维度对汉语学习者口语语块运用特征进行了定量、定性考察。本研究重点探讨以下问题：(一)初、中、高级学习者所用语块呈现何种发展趋势?这在量化和质化方面有何具体表现?(二)与本族语者相比,高水平汉语学习者所用口语语块呈现何种特征,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叁)基于汉语学习者语块研究的结论是否与现有二语学习者语块特征的普遍结论一致?本研究结果是否支撑语言处理的双重模式系统理论?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进行了大量的数据统计,运用对数似然比(Log-likelihood ratio)检验方法,确定学习者口语语块运用上的显着差异表现；并从具体语块入手,挖掘学习者语块运用上的质化特征。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一)汉语学习者口语语块运用的发展趋势与其汉语水平并非线性相关。(1)量化考察结果表明,初、中、高级学习者所用语块的种类和数量分别大致呈现出“V”和“八”型发展趋势；初级学习者对3-6词语块的运用水平显着高于中级、高级学习者；随着学习者汉语水平的提高,不同形式语块的构成比例越来越趋近本族语者的水平；(2)质化考察结果表明,从初级到中级水平,人际互动语块和语篇功能语块的运用具有实质性发展,但中级学习者在一些语块的运用上出现语义扩大、功能泛化现象,语块过度使用、误用的情况显着增多；高级学习者并未延续中级阶段的发展态势,在数量上呈下降趋势,但其在语块运用的准确度上有所提高。高级学习者在专业性话题的表达中,所用指称事物名称的语块大幅增加,但与其相匹配的性质状态、动作行为类语块并未出现相应增长,导致学习者的表述在得体性、地道性方面较为欠缺。(二)高水平学习者与本族语者在口语语块的运用上有显着差异。(1)高水平学习者所用二词语块的数量非常显着地高于本族语者,而在二词语块种类、3-6词语块种类和数量上,都不及本族语者相应的运用水平；(2)高水平学习者过度依赖相对集中的某些高频语块；过度使用及独用的语块中存在大量形式趋同的语块；少用甚至不用体现本族语者表达习惯、无直接语义贡献的语块；(3)高水平学习者口语语块特征,受到汉语韵律和结构特征、二语习得频率效应、语言从具体到抽象的习得顺序以及口语产出在线编码压力的共同影响。(叁)二语学习者与本族语者语言处理双重模式系统的发展模式有所不同。本族语者在经历了以分析性语言处理为主导的第二阶段后,顺利过度到整体性语言再次增加的第叁阶段。从学习者语块运用发展趋势及高水平学习者语块运用特征来看,二语学习者整体性语言处理水平的发展往往停留在第二阶段末期或第叁阶段初期,即分析性语言持续占据主导地位,整体性语言所占比例难以大幅度提升,也就难以实现两者之间的相对平衡。此外,本研究结果验证了二语学习者语块运用中过度使用、使用不足、独用、误用等特征的普遍性。本研究基于真实语料,从纵向、横向两个维度考察了汉语学习者口语语块的特征,填补了汉语学习者口语语块运用特征实证研究上的空白,其研究结果验证了二语学习者语块运用特征相关结论的普遍性,为语言处理双重模式系统理论提供了数据支撑。此外,本研究基于考察结果为汉语语块教学提供了指导性建议。
参考文献：
[1]. 中国英语学习者惯用语块习得研究[D]. 石洛祥. 西南大学. 2009
[2]. 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D]. 杨元刚.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3]. 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对不同类型的英语成语的理解(英文)[J]. 黄丽辉. Teaching English in China. 2007
[4]. 学理反思与策略重构[D]. 陈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06
[5]. 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下的语言认同：四位蒙古族叁语人案例研究[D]. 阿斯罕.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
[6]. 第二语言认知协同论[D]. 丰国欣.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7]. 中国学习者二语词汇习得认知心理研究[D]. 陈万会.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8]. 构式视角下的汉英习语变异研究[D]. 黄曼.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9]. 汉英隐喻脑机制对比研究[D]. 陈宏俊. 大连理工大学. 2011
[10]. 基于语料库的汉语学习者口语语块运用特征研究[D]. 许琨.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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