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需求增长与大学生就业——上海高等教育发展文化背景中的两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上海论文,大学生就业论文,文化背景论文,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高等教育和社会文化的矛盾运动中，或者说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化动因中，最主要、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心态文化，即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流行的大众行为所反映的社会心理以及通过对社会心理的系统加工所产生的社会价值观念。目前，上海城市心态文化中对高等教育影响较为突出的热点是大众强烈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以及与此相关的对高等教育规模增长是否会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疑虑。为此，本文着重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
促成公众对高等教育需求增长因素是：
第一，入学适龄人口的特点导致社会高等教育的需求期望将持续增长。
人口增长是高等教育需求增长的自然因素。我国人口自本世纪50年代起迅速增长，至60～70年代达到生育高峰。虽然80年代后，计划生育取得明显成绩，但由于生育基数大，人口出生的总量仍持续增长至90年代才开始回落。由此，本市入学适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在跨世纪前后的10年内仍将居高不下。
更重要的是，在70年代以后出生的这代人中独生子女比例极大。而独生子女在家庭的教育期望与教育投入中则享有得天独厚的份额。尤其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对劳动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教育的回报在孩子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在为家庭提供的效益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为了实现孩子效益最大化，独生子女家庭在经济收入一定和孩子成本总量相对一定的情况下，势必增加孩子质量成本的比重，特别是追加教育的投入。因此，在这一代入学适龄人口中，期望入学的比例大大增加。也就是说，即使到2010年后，入学适龄人口的绝对数开始下降，入学期望人口因素对高等教育的压力仍将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
第二，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带动高等教育需求与期望的同时增长。
在以最大效益为目标，以公平竞争为手段，以岗位转移为特征的社会经济结构大转换中，知识的经济价值凸显，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与期望的快速增长。
从客观需求而言，知识的经济价值表现为，一是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在结构性职业迁移中适应性越强；二是高、新技术人才可以带来更大的效益和更强的市场竞争力；三是由信息革命导入的知识经济使技术和知识这些无形或软性资源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上述表现的综合效应将带来一种新的资本积累——争夺拥有技术和知识的专业人才。在我国，这一资本积累尚为初始阶段，其最直观的表现就是高学历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越来越强的竞争力。
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客观需求必然引发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期望，即对教育的投入可能产出更高的效益——推迟就业、延长学历将获得更高报酬、更具保障的职业。近年来，随着市场逐步走向成熟，高学历者的竞争优势得到确认，劳动报酬上的“脑体倒挂”现象得到改观，尤其在“三资企业”等一些收入分配受市场调节度大、职工收入差距拉大的单位，受教育程度与收入增加的正比关系已经体现。市民大众敏感于“经济—教育—职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容易认同接受高等教育的期望。
第三，高等教育从“精英型”向“大众型”的转变强化了大众高等教育的期望。
以适龄人口入学率指标看，上海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型”阶段。这种走向不仅只是高等教育的规模、对象、内容及培养目标等发生了转变，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关于高等教育的观念发生着变化。在“精英型”高等教育阶段，接受高等教育只是一部分人的“机会”，而在“大众型”阶段，接受高等教育则成为大众的“权利”。大众的教育期望由“谁有资格谁升学”演变成为“谁有能力谁升学”的要求。在由“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的呼声中，“能力”不再是智力、知识考试的本事，它包含了知识转换、社会适应乃至经济支持的能力。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里的市民似乎有理由自信更多地具备了这些能力要素，从而更积极地主张自己的权利。丧失机会，至多是“生不逢时”，“天不助我”的个人遗憾罢了；剥夺权利，则可能引发“不平则鸣”的社会危机。这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是有先例可鉴的。如法国1968年的“5 月学生风暴”和1986年几十万学生云集巴黎示威游行，尽管有着当时的法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党派争斗等因素，但触发点则是关于学生及其家庭要求享有高等教育中“民主”、“平等”的权利问题。
综上所述，人口的特点、现实的利益和观念的变革组合成为一个最鲜明、最活跃的文化背景，上海高等教育应有一个大的发展。
二
扩展高校规模、增加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是否会引发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人们在直观上可能会联想到“入口”——招生数量与“出口”——毕业生数量的线性关系，然而，毕业生就业并非是一个单纯的线性数量关系。
1.失业是一种历史现象
失业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下降，以及经济资源要求通过市场优化配置这两个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至于失业形成的机理，则要复杂得多。
70年代以后，西方一批经济学家从劳动力市场的市场调节机制发生功能性障碍这一角度分析失业现象，提出了“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概念。
所谓摩擦性失业，指的是在劳动力市场信息非充分条件下，求职者为获得合意职业所作出的一种选择。1970年，费尔浦斯（E.S.Phelps）等经济学家提出了“职业搜寻”的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假设：（1 ）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劳动者为了获得报酬满意的工作，必须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2 ）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获得一份报酬高的职业；（3 ）劳动者不在岗位的寻找工作比在岗工作的同时寻找另一份工作更有效率；（4 ）获取有关报酬和工作岗位的信息是要花费成本的。根据上述假设，失业对劳动者而言就成为一种必要的“投资”。当然，现实中，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职业的人，并不是为工资水平不断上升而延长他的搜寻时间，更多的情况是他一开始就有一个起码的工资“心理价位”，当用人单位提出的报酬低于这一价位时，他宁愿失业，继续寻找工作，并在搜寻过程中随时调整自己的心理价位。
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结构不相称而出现岗位空缺和失业并存的现象。它可能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劳动力人口中性别、年龄、劳动技能和受教育程度等的分类比例失调，构成不合理；二是劳动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称。如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一方面非技能劳动者大量过剩，另一方面需要一定职业培训和一定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大量短缺。
除了上述两种理论外， “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 the dual labor market model）从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性障碍方面解释失业现象。
二元劳动力市场（也称分隔的劳动力市场： segmented labor market）的概念， 是把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划分为技能劳动者光顾的第一劳动力市场和非技能劳动者光顾的第二劳动力市场。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劳动条件、工作岗位保障和职业前途都优于第二劳动力市场。一般说来，第一市场的求职者不愿光顾第二市场，而第二市场的求职者则根本无法进入第二市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可以解释在大城市里比较多见的一种失业现象：在第一市场失业，但不愿到第二市场就业。这类失业既是自愿失业，又是非自愿失业——就失业者在第一市场的就业失败而言，是非自愿性质；就其不愿意接受第二市场的工作条件，不愿在第二市场就业而言，又具有自愿性质。如果第一市场的求职者失败后愿意进入第二市场，一般情况下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而第二市场的就业失败者则几乎没有直接过渡到第二市场的可能。
2.在市场经济中哪些人最容易失业
在现实的社会经济中，失业者在不同人群、不同产业中的分布状况是不同的。其共同的趋势性特征是：（1 ）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失业率；（2 ）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的失业率大大低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的失业率；（3）年轻人的失业率高于成年人的失业率；（4）第一产业（农业）的就业人数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工业）的就业人数比重经过一段增长期后也开始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就业人数比重则不断上升；（5 ）科技工作者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就业增长最快，务农人员和非技能劳动者的就业下降最明显。
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失业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方法，一些数据可能并不真正反映实际情况，但其趋势特征应该说与上述一些国家有相一致之处。比如，1996年劳动部对下岗职工的统计结果显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1%，高中、中专、技校文化程度者占26.3%，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只占2.7%。同年，全国总工会女工部在11个省、 市、自治区组织的调查显示，在这些地方女职工占职工总数一般在37～40%的情况下，下岗职工女性所占比重仍都达60%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文化素质较低的非技能劳动者。例如，上海市下岗女职工中只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又无一技之长的人占到80%以上。可见，文化程度低的非技能劳动者也是我国最容易面临失业危机的人群。
3.部分大学毕业生失业会不会威胁稳定
根据上述失业理论和社会失业人群分布状况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现代经济，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时期，大学毕业生不至于面对严重的失业危机。而从社会失业治理角度来看，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本身就是一项十分迫切又更具长远利益的应对之策。
首先，我们在观念上要对高校毕业生的失业现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从社会生产力发展及生产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角度看，大学生在一定范围内出现失业现象是正常的。
目前高校毕业生的失业无非是源于劳动力供求双方结构不相称或质量不相合的“结构性失业”和源于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充分，劳动者为获得满意的工作而不得不进行“职业搜寻”的“摩擦性失业”。从结构性失业的形成机理分析，只要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合理，与社会发展契合程度高，结构性失业就不会构成大学生的就业威胁。而且，高校毕业生在社会结构性失业人群中更占有首先获得新的岗位和实现职业转移的优势。而在“摩擦性失业”中，失业对受过高等教育的求职者而言是一种必要的“投资”，即为了获得更高的教育回报率而暂时在劳动力市场花费一定的时间成本，不必急于就业。这种失业从理论上来讲是求业者根据其报酬期望与搜寻职业成本进行核算的个人选择，是短时间的、不危及其生计的。因此，这种“自愿失业”更多地是失业者的一种个人行为，不至于要求政府承担责任而造成社会危机。
现实状况与上述理论分析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来自教育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1995、1996、1997年未领取单位报到证（截止当年年底）的本市高校毕业生人数分别为800、3000、2000。 如果这些是“失业”人数，那么当是十分惊人的。然而负责高校毕业就业指导的有关机构近年来却没有遇到来自这些毕业生的求职压力。原因何在？据了解，这些未领取单位报到证的毕业生绝大多数实际上已经就业，只不过是未向政府部门办理登记手续而已。一部分暂时没有工作或在干临时工的毕业生，也没有依赖政府援救的思想，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现在是“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各有各的就业之路。由此可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观念的深入，高校毕业生在就业问题上将越来越多地具有自信和倾向于个人选择。对他们而言，暂时的失业并不可怕，可怕的倒可能是不合意的“分配”工作。
同时，我们认为，存在一定范围内的高校毕业生失业现象也许更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宏观调控。因为，存在着高校毕业生的失业现象，并将毕业生的失业率统计作为学校教育的评价指标，可以促进大学生和高校间的竞争态势；可以使国家需要重点保证的工程、项目人才便于落实；可以使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其适龄子女的就学、就业选择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使社会教育需求得以合理分流。反之，如果依赖政府行为保证大学生充分就业，势必弱化教育竞争，降低教育质量，激化社会高等教育供求之间、社会高等教育需要与现有高等教育资源之间的矛盾。
另外，由于社会劳动力中的高失业率主要集中在低教育层次和低年龄人群中，如果限制适龄人口入学比例，势必会使更多的年轻人提前进入失业行列，对其本人和家庭造成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进而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作为社会失业治理政策，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从近斯效应看，可以推迟年轻人的就业年龄，并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素质。从长期效应看，高学历层次劳动者一般进入第一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较高，相应地消费水平也比较高，根据凯恩斯失业理论商品消费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关系，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带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从而降低周期性失业危机。
从长远看，一个国家的高学历人才多了，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在美国就是由占人口5 %的在世界多数领域处于优势地位的高级专门人才为本国另外95%的人创造就业机会的。因此，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指出的，“在一个‘学校＝工作’这一公式不再适用的时代，高等教育培养的未来毕业生不应仅仅是求职者，而且还应该是成功的企业家和就业创造者”。我们教育的着眼点应当是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而不只是满足他们的就业愿望。
再从大学毕业生流动的现状看，像上海、深圳等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对大学毕业生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吸纳力还很强劲，每年都从中西部地区吸收了大量的人才。因此，在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上，必须采用非均衡发展战略，以保护那里的人才资源。
综上所述的结论是：上海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化动因是要满足社会强烈增长的教育需求，目前，扩展规模、增加入学人数是上海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