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现代化与社会文化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化与论文,社会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亚洲国家中，日本和“四小龙”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最为成功的，它们为其它亚洲后发展国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本文以新加坡为研究对象，分析该国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文化变迁以及变迁的原因和后果。文中考察的对象主要是在新加坡占人口大多数的华人，其它种族如马来族和印度族则较少涉及。
一
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展，新加坡人，尤其是青年人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生活方式的变化
新加坡独立后（1965年之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目前的年龄大约在20-30多岁之间，一些新加坡学者常常把这部分人称作“独立后新生代”，“看电视长大的麦当劳少年”。这部分人目前约占新加坡成人的27.6%。与老一代华人相比，新加坡新一代华人的生活方式具有如下两个最明显的特点：
第一，娱乐至上。老一代人在处理工作与娱乐的关系时，往往把工作摆在首位，他们在工作时有一股忍耐和奉献精神。而青年一代则正好相反，他们工作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钱，以便能更好地玩乐。一些新加坡学者这样形容新加坡青年的娱乐观和工作观，“在工作观念上，新生代虽然懂得先苦后甜，但他们也要及时行乐，因此往往是先计划如何娱乐，然后才想到工作。例如，他们总是先有了旅行和要买一样名贵物品的念头，才开始工作或赚外快，一旦钱赚够了，便立即停止工作”。“他们认为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忍耐、奉献、战斗精神等对他们来说已成为历史名词。他们追求多样化的生活，因此不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及负起责任”。当然，为了能够尽情享受，他们在工作时也是非常努力的，有人形容他们为“忘我拼搏、纵情享受的一群”。
第二，消费至上。从80年代起，新加坡已经步入消费社会，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加坡青年毫无疑问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一些商人从购物的角度分析青年一代的消费特点时说：“年轻一代和商家就象在进行一场紧张刺激的赛跑。商家怕不能满足年轻人的需求，不停的推出新产品；年轻人怕赶不上时代而在后面穷追；看到年轻人在后面紧追，商家怕年轻人迎头赶上，又拼命地往前跑，就这样你追我逐，没完没了”。因为拼命消费，青年一代普遍感到钱不够用，经常是入不敷出。有关调查显示，青年一代的零用钱大部分都用在吃、喝、玩、乐上面，其中17%用在家用上，17%用在交通上，33%用在吃上，16%用在买新衣、鞋上，14%用在玩乐上。在青年一代中间，钱成为沟通人际关系的最重要工具，“没钱花是他们最感头痛的问题，他们觉得必须跟朋友保持相当的生活水准，衣饰也要跟得上他们，与朋友出游或到餐馆用餐时也要花得起钱，否则就可能和朋友疏远，成为孤零零的人。另外拥有信用卡也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二）宗教信仰的变化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宗教国家，华人信奉的传统宗教是佛教和道教，从80年代开始，新加坡华人青年的宗教信仰出现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如下两大趋势：
一是信奉基督教者日益增多。据统计，在1931年，基督徒仅占新加坡全国人口的2—3%左右，到1980年时增至9.9%，1990年则达到了13%。新加坡华人青年，尤其是大学生纷纷抛弃该族信奉的传统宗教，改信基督教。据统计，在1990年已约有40.6%的华人青年大学生是基督徒。
二是无宗教信仰者不断增加。据1980年的人口普查，新加坡全国10岁以上人口中约有12.9%的人无宗教信仰，到1990年这个比重已增至14%。各种族无宗教信仰者所占比重以华族为最高，占17.6%，马来族最低，仅占0.1%。在华族的无宗教信仰者中绝大多数也是青年，他们大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无神论者，他们否定神的存在，拒绝接受任何宗教，并对宗教信仰持批判态度。另一类无宗教信仰者既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反宗教者，而是对传统的宗教不满，但又不愿意贸然地皈依基督教，他们偶然也会参加传统宗教的活动，不介意奉行某些有宗教含义的传统习俗与仪式，但是在思想的层次上又不愿意与道教或佛教认同。
（三）价值观的蜕变
(1)国家认同。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年轻一代新加坡人大都形成了新的国家认同，即认为自己是新加坡人，只效忠新加坡这个国家。
(2)政治态度。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者赵善光和陈恩赐博士在1990年曾对706名新加坡人进行过一次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从整体来看，受调查者中的大部分一般只对与他们有直接利益关系的课题比较关心，而对一些较为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关注的人的比重却较小，如对民选总统问题表示关注的人只有68%，对国家意识和核心价值观问题感兴趣的人只有51%。在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方面，有三分之二的受调查者埋怨政府的条例太多，管束过严，尤其是受过较高教育者，竟有超过70%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受到太多的“管束”。而一般的新加坡青年不关心政治，这一点从另外一个调查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如1991年新加坡国庆节前夕，《联合早报》曾对年龄在21-28岁的200名青年男女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竟有32%的受访者不知道吴作栋是什么时候接任总理职位的，有56%的受访者不知道新加坡1991年国庆节的主题是什么。人民行动党青年团的一位基层干部郑子兴在谈到新加坡青年的政治意识时指出，“一般新生代对政治都不感兴趣。……他们或从长辈给予的观念，或从接触到其它国家的例子，想象政治是黑暗的，从此裹足不前，不愿进一步探讨”。
(3)理想。据《联合早报》1991年的调查，新加坡青年一般都缺乏理想，只追求金钱和自己的幸福。当问到“你的理想是什么”时，11%的受调查者回答没有理想，28%回答还没想过，8%回答自己做生意，7%回答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6%回答事业成功。当问到“你努力工作是为了什么”时，有45%的受调查者回答是为了高薪金，22%回答是为了兴趣，19%回答是为了升级，8%回答为了打发时间，20%回答为了其它（自我肯定3%，满足感3%，为了生活2%）。当问到“你目前最想得到的是什么”时，回答的结果如下：自由18%，青春15%，地位17%，金钱44%，知己19%，情人11%，建立美满家庭2%，大学学位2%，快乐1%。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高级讲师赵善光博士对这个调查结果得出如下的结论：“纵观问卷资料，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新生代是非常现实的一群，金钱对他们来讲高于一切，并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目标，虽然思想开放，但一般缺乏理想，并且对本地局势不甚关心”。
(4)个人价值取向。在1990年，新加坡教育学院的苏启祯博士对232名来自重点学校的中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根据他的调查，在个人价值观方面，中学生一般均把爱情、友谊、家庭与教育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终极价值观（即和生存的最终状态有关的价值观）方面，受调查者最为重视的是智慧、家庭安全、真诚的友谊与愉悦的生活；在工具价值观（即和行为准则有关的价值观）方面，他们注重自律、诚实、向上心、和悦以及责任感。苏启祯博士将新加坡中学生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的中学生的个人价值取向进行了比较，他的结论是：“新加坡学生不太注重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全”，“有以个人和家庭为中心的倾向”。
二
应该如何认识和看待新加坡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巨大变迁，这是一个有极大争议的问题，目前有两种完全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人对上述变化持否定的态度，一般来说，受中文教育的人士中有较多的人持这种态度；另一种人对上述变化持肯定的态度，一般来说，受英文教育的人士中有较多的人持这种态度。
持否定态度的人把新加坡出现的社会文化变迁叫做“西化”，他们认为，新加坡社会目前存在严重的“西化”倾向，主要有如下十种表现：
第一，传统的三代同堂家庭逐步解体，让位于以两代人为主的核心家庭。在1968年，每个家庭的平均人数为6.2人，到1987年下降为4.3人，据新加坡政府社会发展部的估计，这种家庭结构小型化的趋势今后还将继续发展，到2000年，每个家庭的平均人数将下降至3.4人，2030年将进一步下降至只有3.05人。反对“西化”倾向的人士认为，传统的三代同堂家庭是新加坡华人保护自己的传统价值观，抵制西方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最后堡垒，失去了这个最后的堡垒，西方价值观在新加坡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第二，传宗接代的观念被抛弃。与传统家庭逐步解体相适应，青年一代的婚姻生育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华人社会关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受到无情的嘲笑。许多华人青年不愿意结婚，结了婚也不愿意要小孩，从而导致新加坡的出生率严重下降，人口增长低于替代水平。据统计，每个新加坡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在1980年为3.4人，1986年下降至只有1.4人，为历史最低点，最近几年有所回升，但仍未达到替代的水平。新加坡政府对这种趋势表示极大的担忧，吴作栋说，“如果我们不采取补救措施，我们的人口将迅速老化，人口减少，每年投入就业市场的劳动力将更少，人才的来源将减少”。新加坡有关人士认为，生育率如此下降，固然有许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是西方个人主义和享乐至上的思想作祟。
第三，遗弃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据新加坡1980年的人口调查，由50岁以上的老年夫妇组成的住户在全国有7773家，这些老人丧偶后，留下来的那个老人通常是孤身一人生活。在1980年，这类单独居住的独身老人约有5950人，他们的子女则另外居住。另据1982年的一份调查，25—34岁的青年，只有一半与父母或岳父母一起生活。这一年，进入国家办的老人院的老人激增了90%。早在1982年，李光耀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这种抛弃老人的现象时便表示“惊愕”，“并不令人感觉自豪”，“是不应该鼓励的”。李光耀指出，“如果孝道不受重视，生存的体系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变得粗野。我们不能因为老人无用而把他们遗弃。如果做子女的这样对待父母，就等于鼓励他们自己的子女将来也同样对待他们”。最近几年，尽管新加坡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制止抛弃老人的现象，但看起来并未收到理想的效果，新加坡国会在去年通过了一个叫做“赡养老人法”的法律，便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第四，性犯罪率高居不下。据新加坡警方的统计，在1990年1-6月间，谋杀及抢劫案比上一年同期有所减少，但其他案件却有所增加，尤其是强奸案增加最快，增长率达40%；其次是非礼案，增长率为22.8%。如果以人口平均数字看，新加坡发生的强奸数字比香港多出了两倍。一些新加坡学者还指出，由于许多强奸案的受害者都不敢去报案，因此实际的性犯罪数字肯定会高过官方公布的数字。一位新加坡学者指出，在新加坡这样一个“一本正经”的社会里，性犯罪却有增无减，正好反映了“一种社会疾病”，是“新加坡社会受到西方媒介和文化的不良面冲击所可能产生的后果”。
第五，离婚率不断增加，妇女堕胎事件层出不穷。据新加坡统计局的统计，从1978—1988年间，夫妻离婚数字有明显的增加，离婚率从1978年的4.4%增至1988年的11%。新加坡妇女堕胎问题也日益严重。在1980-1984年间，每年的堕胎事件均保持在1.8万至1.9万之间，其中竟有四分之一是未婚怀孕者，有许多还是13-14岁的少女。一位政府领导人认为，“妇女合法堕胎，尤其是未婚少女堕胎事件的急剧增加，反映了新加坡青少年在西方价值观的腐蚀下，对生活、对性、对婚姻和家庭采取极不严肃的态度，它将带来不负责任的行为及产生没有道德的观念的后果。一旦风气形成，就难于纠正了。”
第六，吸毒问题有日益严重的趋势。在80年代初期，吸毒问题曾受到有效的控制，可是在80年代末又有所抬头，出现恢复到70年代末期的危险水平的迹象。在1984年，因嗜服海洛因而被捕的人有2584人，1988年增至5220人，增幅达102%。在嗜毒者当中，青年人占了多数。许多人认为，吸毒犯的不断增加，也是新加坡社会日益西化的一种表现。
第七，改信基督教的人日益增加。
第八，个人至上，缺少见义勇为的精神，无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据80年代初的一个调查，新加坡人自愿参加义务和慈善等社会工作的只占6%。1990年8月初，一位中学生因在公共汽车上劝请别人不要抽烟而惨遭歹徒毒打，车上的众多乘客无一人提供援助，三名歹徒在众目睽睽之下打人并抢劫后，若无其事地下车离去，至今仍逍遥法外。1990年底，一名中学教师在租屋楼下的停车场遇盗，高喊救命，惊动了左邻右舍，但个个冷眼旁观，无一人前往施救，致使该教师在挨了几拳之后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车子被劫走。事发后，该教师对邻居们之间的冷漠和见死不救“深感不满及痛心”。
第九，“丑陋的新加坡人”。早在80年代初，前第一副总理拉贾拉南曾经形容一些新加坡人为“丑陋的新加坡人”，“他们只求享受，不求进步”，“只问价钱，不问价值”。最近几年，政府人士、学术界和传媒界议论得最多的共同话题是战后出生的青年一代的诸多毛病，如精神空虚、没有理想和远大目标、动辄自杀等等。据新加坡心理健康协会副会长杨新发医生透露，“新加坡最近有越来越多的学童和年轻人自杀”，他还说，“新加坡约有五分之一的人精神衰弱，每年约有4000名青少年上精神病诊所求治”。一些老一代的新加坡人总是抱怨青年人胸无大志，目光短浅，庸庸碌碌，也有许多青少年很勤奋，拼命地读书，但他们的目标却是非常短视的，追求的只是为了“五子登科”（一个漂亮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孩子，三室一厅的房子，滚滚向前的四个轮子和年收入万元以上的票子）。
第十，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受严格的纪律的约束。政府领导人经常抱怨，新加坡以前赖于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严格的纪律正在受到腐蚀，年轻的一代要求更轻松的生活方式。李光耀为此告诫说，“如果新加坡人尝试采取美国人那种更为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新加坡将面临毁灭。我们不是生活在美国，而是生活在变化无常的东南亚的中心的一个小岛上，因此必须时时警惕振作，才能生存”。
总之，对“西化”正在新加坡社会蔓延，正在动摇新加坡作为一个亚洲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担忧自70年代末期以来不断加深，尤其是在老一代人、华文教育工作者和政府领导人中间。国会议员吴俊刚先生如下一席话就很有代表性，他说，“西方的科技虽然帮助我国朝向现代化迈进，但一些不健康的意识也尾随而流入我国社会，如果国人不加以警惕，这些不良意识最终可能使我国的社会基础动摇。……随着西风的进入我国，对社会逐渐产生不良影响，包括个人主义之风，青少年道德伦理腐化的现象。……个人主义如果被适当地运用到创作方面，它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造成自扫门前雪的意识，那就成为一件坏事了！许多青少年认为外来的东西一切都是好的，而我们原有的标准则是过时的和落伍的，这种错误的想法不但会使我们的文化受到西方风气的冲击，也将使得我们的东方价值观日渐腐蚀”。
三
如何看待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变迁，这是新加坡领导人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就一般而言，现代化指的是都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以及教育、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然而，对于像新加坡这样的非西方国家来说，现代化又包含着一些特殊的含义。从目的方面看，类似新加坡这样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具有“适者生存”的特殊内涵，即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非西方国家如果不迅速实现现代化便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这种现代化是一国适应其四周环境变化，为求生存而产生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由于西方国家已经走上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如果非西方国家仍然不变，便有受威胁甚至灭亡的可能，因此便酌量采用西方国家的长处，尤其是以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巩固本身的地位，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持本身的政治文化和价值体系。换一句话来说，现代化的目的，并非放弃自身的独立地位及其传统，去吸收另一个系统的一切或者被该系统彻底吸收过去。
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上述特殊内涵正是新加坡新老两代领导人关于新加坡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他们反复强调，新加坡的现代化决不是“西化”，新加坡决不能接受“全盘西化”的主张，这是非常危险的，它会导致新加坡失去民族的根，失去原有的文化和价值观，失去自信心和认同感，从而最终导致新加坡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迷失方向，变成一群失魂落魄的伪西方人，最终给新加坡带来灾难。为了避免上述危险，新加坡领导人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在最大范畴内引进西方的现代科技和制度的同时，对本身的原有的文化作最小限度的修改或扬弃，使新加坡不致沦落成为一个邯郸学步的“伪西方社会”。吴作栋早在1985年在美国一所大学主办的“新加坡会议”上便明确提出，“保留东方社会特色，能助我们度过难关。……我们需要东方价值观，不只因为它给予我们一种历史和未来的观念，让我们知道我们从何处来，也因为这些价值观在今日仍旧适用。它将协助我们共同度过这个改变迅速、经常令人混乱的世界”。因此，吴作栋表示，在新加坡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什么都可以改变，什么都会有所改变，但东方价值观——关系到新加坡生存和发展方向这个东西决不会改变和绝不会腐化。为了使东方价值观不受西方价值观的腐蚀，新加坡领导人一再表示，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道德和公民教育上，尤其是要使新加坡儿童在健全的价值观的熏陶下成长，通过这些方式“保存新加坡各族人民的文化遗产，并维护代表新加坡精神的某些共同价值观，这样才不会迷失我们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