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字意象的象征性特征
蒋乃玢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 ]汉字意象是以自然物象为基础，结合先民的主观需要表达的情意抽象而成的一种象征意象。汉字意象经由“取象”“立象”的过程，在其发源、演变上都表现出了明显的象征意味，不仅仅是对宇宙万物的摹仿，更是渗透了人们的情感和价值判断，表达了主体的主观情意、审美判断乃至艺术哲学思想。汉字“依微拟义”的象征性特征，在造字上表现为利用联想，抓住客观事物本质，舍形取意的过程，其关键在于主观创构。汉字意象强调“意”与“象”的交融统一，彰显了中国人强烈的生命意识。
[关键词 ]汉字意象；象征；联想性思维；生命精神；依微拟义
汉字是先民们通过观物取象，将自身对客观物象世界的探索与主观的情意相结合，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字符号，具有意象性特征。在历经千年的演化中，汉字的发展由原始社会的图画文字，到占卜吉凶刻于龟甲兽骨的甲骨文，钟鼎文、大篆、小篆，再以隶变作为古今汉字之分界的里程碑，经秦代规范之后，其所创立的汉字形体结构等原则基本被沿袭下来，至隶书、楷书，愈发表现出抽象的特点。汉字意象既有其字形之美，见字如画；亦有字意之妙，沉淀了中国人的审美思维方式与艺术哲学观；同时更与中国书法、绘画艺术形成了交响。姜亮夫将汉字表述为一种“写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文字，认为其线条、符号都有象征意义。而朱志荣在《论汉字的文学精神》中提出，“汉字具有着象征性的特征，而这种象征性的特征正是一种艺术的精神”[1]。由此可见，汉字意象的象征性，既体现在汉字之“形”，即发展演变的历史、线条符号的表达，用图式建立起文字和思维的最初关系；又体现在其“意”，即汉字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思维方式以及艺术哲学。对汉字意象的象征性特征进行探索，对理解汉字之美，乃至中国艺术文化的特征都有深刻的意义。
一、汉字演变与构形的象征特征
中华文明始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先民对土地、自然气候具有天然的崇敬和畏惧之心，这使得他们本能地注重自身与周遭事物的关系，从朴素的观念出发，在这些事物之间构建一种联系，这是象征思想发源的外在条件。由于群居的生活方式，交流和沟通成为人们基本的需求。许慎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2]499根据许慎的说法，将自然界的客观事物按照不同的种类，以“象形”的办法描写刻画出来，即是“文”。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片上的动物纹，是先民以千年前的物象为基础进行的摹写，属于文字的前驱，例如其陶器平底盆中的鱼纹，栩栩如生，甚至和现代简笔画十分相似，是对自然物象的直接摹写；又如龙纹、饕餮纹，这些本仅仅存在于人的想象之中的奇异凶猛怪兽，是多种动物特征的结合：饕餮其身体如羊，其牙似虎而其手脸若人；龙有鳞纹、巨形大眼、锋利龙爪。这一类“作为文字前驱的图画”，与“铸鼎象物”的思想是一样的。先民通过观察周遭的自然客观世界，将自身的感知融入其中，集合不同动物的特征，通过想象，方创造了龙、饕餮等虚幻之“象”，一般作为表达先民对巫术、神力的敬仰的图腾，与原始祭祀、宗教意识息息相关。饶宗颐认为，先民以自然界中的一些动物为基础“取象”，但实际上其所立之象，不必执着是马是牛。这一论断看似奇异：“取象”却不“似象”，然而其中的过程恰恰体现了先民朴素的象征思维：从“观物”到“取象”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先民通过自身的主观创构，将客观的宇宙世界与自身的内心世界相结合的过程，超越了对客观物象的机械摹仿，强调的是“取象”过程中所表现的主观之“意”，蕴含着先民朴素的审美意识，是汉字象征性特征的发源。
唐兰先生将中国文字的产生视为一种“自然”的过程，然而，我们并不能将汉字的出现完全看成是“自然”的结果。从上文的论述可以发现，这种由人类创造出的艺术符号，一方面固然与自然物象紧密相关，取材于日常生活中的素材，但这种由人类创造出的艺术符号，事实上显著地表现出其“主观创构”的“人为”特点。甲骨文中“女”字表现为
，寓意是女子跪坐于地上，膝盖和脚尖着地，双手交叠，极富象形意味，至今亚洲日本和韩国女性仍然保留了这一坐姿。而至隶变以后，“女”字严重变形，基本与现代文字别无二致，已不太能看出其象形的特点。再如“母”字，其甲骨文作
，与“女”字字形极其相似，仅多二点，意为哺育之双乳，象“哺乳的女子”之形，引申为母亲的象征。我们将甲骨文的“牛”与“羊”字形进行比较：羊为
，以羊头上一对弯曲的犄角作为象形特征；牛为
，同样以弯曲的牛角作为象形特征。这里已经可以明显看出，一方面，甲骨文之“牛”“羊”是象形字，先民开始使用简略的、富有象征意义的形象(动物之犄角)来表达字意；另一方面，在动物之犄角的取象上，抓取了最传神的一点，即牛羊犄角的方向差异，使其成为约定俗成的符号。这一过程，表现出甲骨文在“象形”的基础上对自然摹仿的超越，正如钱穆所云，这类动物甲骨文已经不是“物象”，而是“意象”了。由此可见，区别于楔形文字、圣书字等自源文字，甲骨文对物象的摹写开始抛弃了阴影填色的部分，而开始用线条对物象进行抽象的概括。这一抽象的过程，对汉字之发展起到了重要的飞跃性的作用，亦是汉字造字法从“象形”发展出“会意”“指事”等其他方法的关键一步，极大地拓展了甲骨文的可表之“意”。
从汉字的构形来看，许慎曰“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2]500，对汉字的象形特征作了基本的表述。“象形”是汉字造字的基本，也是汉字具有意象性与象征性特征的基础，其他造字方法例如会意、指事、形声等都是在象形基础上的演变与发展，是具象与抽象的结合，因此同样带有象征的特征。举例而言，“鸟”字作
，观其形即为一只长尾鸟，鸟爪、鸟喙栩栩如生；再如“木”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为
，象树木枝叶上耸，根株下垂之形，是典型的象形文字。会意字主要是指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表意构件按照其意义组合而成的字，例如二人为“从”
，三人为“众”
，又如“休”字写作
，从人从木，人的形象是背对“木”的，其造字本义是“人在树荫下休息”。“休”属于以象形为基础的会意字，是通过联想将象形的各个部件组合融汇，产生了新的字意。再如许慎称“指事”字之“上”“下”之方位，难以直接用象形符号表示，因此以横线为界，在上方加较短一笔表示“上”
，同理下方较短一笔表示“下”
。形声字中，甲骨文字通过“形声相益”孳乳繁衍，同样有着象形的基础。例如“渔”字写作
，表从鱼从水，其字意是在“水”和“鱼”之象形组合的基础上，进一步以“鱼”作为声符发音。由此可见，尽管汉字的构形在后期有了多重方式，但象形仍然是造字之本。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无论是形体还是结构，其象形的成分逐渐减少。这一过程，不仅是汉字由“形”及“象”的过程，也是汉字削弱“形”而彰显“意”，由形及象，以象表意，意入心通，成为一种象征符号的过程。
总体而言，从汉字最初的形式来看，这种朴素的象征意味是通过先民对客观世界的联系与改造，通过“取象”与“立象”的过程实现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汉字历经演变和抽象，由简单的图画，到象形文字，再到固定的合成字，其中凝结了我们的祖先对客观世界的最初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主体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根据某种规则与联系，赋予符号以与其自然特征相关的意义。汉字意象的创构，正是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将自然之物象与心灵中的“心象”相结合，经由特定经验条件的联系，通过联想与暗示，表现为图象、符号的逐步演变与简化，以表达某种客观物象、主体的情意以及一些抽象的概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汉字完成了其从具象写实到抽象符号的形式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尽管汉字在后来的演变中，其字形由象形逐渐走向抽象，由对客观自然的再现逐渐发展成为文字符号；然而，其象形的意味和象征的特点一直保留了下来，也正是因为如此，使得抽象的汉字仍然具有象形表意的特征。
二、联想性思维
共116个被试，即58对家长与孩子参与实验，其中3组被试因未认真填写量表或儿童不配合实验等原因而删除，进入数据分析的有55对亲子。55名家长的平均年龄为36.00岁，SD=3.82岁，Range=32～43岁，其中父亲7名，母亲48名，家长中有28名信仰基督教，27名无宗教信仰。55名儿童平均年龄为5.02岁，SD=0.66岁，Range=3.91～6.50岁，其中男孩28名，女孩27名。
首先，这种联想性思维体现在造字上。我们的祖先将主观之“意”赋予抽象符号的过程，即是利用联想将“意”与“象”相联结，使二者之间发生联系的过程。从早期象形文字来看，其字形与图画十分相似，但图画的表意功能是有限的，这就使得早期文字的形意关系，表现出一种模糊而不确定的对应性。以甲骨文字形十分相似的“山”字与“火”字为例：“山”表现为
，象形特点十分明显，尖立为峰，重峦叠嶂，或许见之者皆能辨明其意。但倘若将甲骨文之“火”
字放在一起对比，则会发现二者字形十分相像，区别在于“山”字底部多为直线而“火”字略有弧度，这使得在甲骨刻画中，弧度与平直的表现受限于工具，极易造成混淆。“火”字，其造字本义十分明确，象火焰升腾之形，仅看其“象形”部分，确实表现了火焰燃烧的律动感。由此可见，“形”对“意”的表现是有限的，尽管“山”与“火”都有其“栩栩如生”的象形之处，但仍然无法清晰地指代这两种在自然界中完全不相同的客观物象。由于这种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的存在以及表意的需求，先民需要通过“取象”与“立象”，完成对字意的表达。这一“取”一“立”，正是汉字意象的创构过程，使得汉字完成了“形”到“象”的飞跃，同时表现出汉字意象的创构中“双重抽象”的特点。一方面，所取之象是通过线条，尽可能简洁地表达某个具体物象或者抽象概念，必须要抓住本质的特征；另一方面，所立之象为了达意，则是在之前的基础上，对所取之象进行必要的变形乃至抽象，以完成汉字的文字符号功能。从现有资料来看，我们可以推测的是，为了区别于“山”，古人将“火”字略加变形，增加两点作
，使得“
”之“象”被赋予了意义，与客观物象之火联系了起来。由此可见，汉字之“取象”，来源于客观的自然物象，是对其某种特征的抽象概括，但汉字之“立象”，则是象形特征被削弱、由图画走向符号，从而使得“意”得到彰显的过程。黑格尔将这一过程形容为由自然事物上升到观念的过程，即是从自然物象到“图式”从而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的过程，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必须要经由主观的创构，而这种创构，在取象与立象上具有双重性的象征意义。
汉字以自然物象为基础，通过观察、理解和形象的概括，用简练和抽象的符号表现主体对物象的直观感悟，以所立之象表现主体之意。这使得汉字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性的语言符号，更体现出其艺术性的特点。宗白华认为艺术取材于自然，但源于自然的同时超乎于自然，因为其本身是一种“自由的创造”[5]。汉字意象的创构过程，正是这种“自由创造”的表现。在这种创造中，汉字意象呈现出一种以形会意、以意会心的审美趣味，蕴含着中国艺术哲学的思想，“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6]，是一种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意象之美。以“旦”字为例，其甲骨文
以上下两部分组成，古人认为天与地是两个无边际的平面，因此上为“日”，下以四边形代表大地，表现“日出而天地分”之意。《说文解字》释为“旦，明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2]125。因此，“旦”本身既体现了“太阳位于地平线上”这一直观的物象特点，更动态地表现了宇宙从黑暗与混沌状态中分离出天地的过程，具有日出、明亮等引申意义。李白《北风行》“烛龙栖寒门，光曜犹旦开”[7]，其“旦”字便指如太阳升起后白昼般明亮的状态。在这里，“旦”字所含的意象，是通过联想性思维，运用象征手段表现出来的美感与趣味，是一种超乎于言语之上的会心之意与耐人寻味的美。通过分析汉字之字象，可以感受到方块字以凝练简洁的笔划浓缩了先民的造字之意，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审美判断，乃至道德哲学蕴含其中，以字象来传情达意，因此，可以将汉字看成是一种带有象征意味的艺术。
第三，汉字作为一种兼具文字符号的工具性与艺术性特征的文字，其本身是中华民族艺术基因的构成，其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艺术中潜藏而相互印证。唐代张彦远所谓“书画同体”，其所指的其实是字画同体，阐明了汉字与图画之间的最初关系。以中国文人画为例，文人寄情于物象，将自身的情感抒发于笔墨之间，一切景语皆情语，笔下的艺术意象无不含情，这使得画中的意象带有了象征的特点。在画家的笔下，花鸟鱼虫、梅兰竹菊不再是自然界中的客观物象，无不是创作主体心性与审美趣味的象征。这种象征，一方面是一种自然物象与某种特殊精神之间的对应，如梅花傲霜斗雪，青竹虚怀刚直，这些目之所及之景，在文人笔下成为君子化身，亦是千百年来文人歌咏不尽的主题。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一种超越了个体意象所形成的、整体画境中的象征意味。我们欣赏朱耷《枯枝孤鸟图》笔下的孤鸟，单脚立于并无斜出的枯枝之梢，画面大幅留白，给人以茫茫荒野的孤寂与摇摇欲坠的不确定感。“孤鸟”与“枯枝”都是经由画家选择的、用以表达自身情感的艺术意象，这些意象相对于写实，更加着重于“传意”，而在这里，这些艺术意象整体所表达的意境，营造了一种精神上的象征氛围。从客体的角度而言，在观赏艺术作品之时，则需要在积累的基础上展开联想，方能揣摩主体创作时的心情。
第二，中国艺术哲学倡导“天人合一”境界，在汉字意象的创构中，表现出强烈的哲理性与主体的生命意识。“天”字在甲骨文中写作
，其字象意义是站立着的一个人，以圆圈形状代表头部，其造字本意是人头顶上方的无限苍穹，因此以“”表示天空。在演变中，站立之人头顶部的圆圈开始被“一”的抽象符号取代，其字形演变为
。“一”在汉字中，不仅仅是一种数字符号，更是象征“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2]1的混沌状态，使得“天”字在简略的几笔中，浓缩了极为丰富的哲学观，显示了人、天、地之间紧密联系的关系，本身就表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先民正是在自身与宇宙万物的不断交流中创造汉字的，这使得汉字的象征意味中，不仅仅包括了天地万象，同时也包括了人类自身。古人以“近取诸身”的方法，创造了手、身、足、口、目、眉、耳、鼻等象形字，并且通过联想性思维加以引申，如“手”，象“伸出的五指”之形，在后期的发展演变中，手被引申为扌，多用于以表示与手相关的动作如推、扫、排、拍等等。因此，汉字的造字方式是“以人为本”的，这种思维模式将人的主体意识提升到了极高的地位，将人的情感和认识赋予自然事物之上。姜亮夫在《古文字学》中论述道：“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出发的”[10]，先人尊重自然、感悟自然，并且身处其中，对其进行“自由的创造”，使得汉字既是客观的宇宙万物在主体的心中之象的表现，更是被倾注了人类主体的情意，是典型的诗性文字。举例而言，甲骨文“月”“夕”二字字形相似，都象月亮之形。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先民对“夕”的概念，是与夜晚、月亮相关的。“望”字指农历十五，其本义是登高远望，所谓“八月之望”，同样表现了一种时间概念，与古人对客观自然的探索紧密相连，并且将这种联系表现在造字中。中国人通过从“月”的汉字来表达自身的时空观念，这本身就是一种将自身对宇宙的体悟，与具象的物发生联系，使得一个小小的方块字，可以通过象征、联想，承载无限的、空灵的、充满哲学意蕴的寄托。因此，这种“以人为本”的汉字造字思维模式，以人的主体意识来呈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的情感和认识赋予自然事物之上，使万物皆著我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相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了人的主体意识，呈现出一种意入心通的艺术境界。
制造业发展可持续能力主要从能源消耗总量、研发与试验人员占比和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等方面衡量。当前，传统制造业低效益、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生产造成全国范围内资源严重匮乏、生态急剧恶化。资源是制造业生产活动的物质基础，但是很多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不合理的资源利用会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合理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重要。此外，环境和生态保护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通过转型升级从而协调经济活动与环境的关系，才能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依靠技术进步保护环境，将会在制造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
首先，从中国美学意义上的“象征”来看，这一范畴来源于形象征验，“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8]，因此在文化起源与背景的生发意义上，就具有了将“百事之象”即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意即“善恶”相结合的特点，这一特点使得象征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强调通过某种感性形象，结合联想、隐喻等方法，来抒情言志，含蓄地表达人生理想。从汉字意象的生成来看，汉字意象将自然物象与主观情意相结合，体现了主客体的统一。汉字之取象、立象的过程，无一不带有浓重的主观意识的色彩，同时也在文字中隐藏了先民关于善恶美丑的主观判断，使得汉字带有深刻的历史痕迹。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论述道：“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9]上文中提及过的甲骨文“女”字，以
表现妇人跽坐的形象，其造字特点亦带有彼时女性多于室内活动，因此以常用坐姿区别于男性形象的背景。从女部字的合体会意字来看，既有“好”“妙”“妍”这类带有褒义性质的字，亦有“奴”“嫉”“妒”“奸”“婪”等带有贬义性的字。举例而言，“好”在甲骨文中写作
，象妇女对着孩子相亲相爱的情境。《说文》解释为：“好，美也，从女子。”[2]218徐锴论曰“子者，男子之美称”[2]218，认为“好”字表示的是男女之情。但李玲璞等学者在其著作中对“好”字的字意进行了考释，认为徐锴的论断是牵强附会之说，“好”字中的“子”在古文字中的取象是“幼孩之形”，传达的是“女子生育幼子”的关系。同时，从语源学角度，认为“好”是古代人“生殖崇拜”这一宗教历史背景的反映，其中包含了古人的审美价值取象与判断。再如“奴”字表现为一个女子被俘虏掠夺的形象，后引申为奴隶、奴颜婢膝、奴颜媚骨等带有贬义的词语，包括“婢”“妾”等字，均反映女子地位的低下，成为男权社会的带有物化特征的所属。从女字部的汉字举例，亦可以管中窥豹地寻“象”观“意”，了解到女性在中国早期社会中身份与地位的变化。在此，汉字意象展现了一种象征意义上的、以一字可以窥见历史文化图景式的特征。
三、汉字意象：作为象征艺术的美学意义
第二，从字意的内涵与外延来看，汉字以自然物象为基础，通过观察、理解、形象的概括，用简练和抽象的符号表现主体对物象的直观感悟。因此，汉字是基于主体对于客体的具象的把握，并且促成了由物及字、由字及意的联想性思维。举例而言，“明”字，《说文》释为“照也”，是在“日”与“月”的象形基础上所作的会意字，借用自然之物象，从日从月，会旭日升起而桂月未落之意，表清早黎明时分之“天明”的状态，这本身已经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艺术的创造。而从延伸之意来看，在金文中，驫羌钟上铭文曰“用明则之于铭”[4]171，中山王鼎“以明其德”[4]1532，“明”字表显明、清楚之意；师訇簋“敬明乃心”[4]2747，秦公钟“穆穆帅秉明德”[4]318，“明”在此已经有了清明、严明之意，从表自然状态的“明亮”形容外延至品德上的光明磊落、公正坦白，与现代汉字的“明”字意义相似。今人在观其字时，不但可以感受到“日月”的光明之意，同时可以通过联想，体悟到古人的造字智慧，与其情感发生共鸣，进一步理解“明”字在形容品德上的暗室不欺与浩然之气。这种情意上的相通与交融，使得汉字意象通过抽象、联想在象征体系中有了形而上的全新意义。
由此可见，汉字意象的象征性特征，一方面体现在造字意义上，通过取象与立象，利用联想性思维对形象进行概括与抽象，抓取本质，诉诸认知者的直观感悟，使得字象本身带有暗示性，另一方面，汉字作为形意结合的符号，不仅仅具有视觉上的具象性意义，同时能够引发联想与想象，使得欣赏者能够根据其最本质的特征，结合自身的文化经验进行视觉解码。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汉字成为沟通了自然物象与心灵之间的桥梁，是“物象”与“心象”的结合。
梁宗岱引刘勰《文心雕龙》“依微以拟义”来论述象征，认为两个不同客观物象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二者之间可能看似毫无关联，但实际上却有所相关，这正是“象征”的表现[3]。汉字在其起源、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中，“字象”并不仅仅是对外在自然的简单摹写，而是融入了主体的创造和灵感以表达“字意”，因此，汉字意象既是对客观物象的“再现”，又同时超乎物象，在这一基础上，经过创构所呈现出来的“象”不仅包括了主体的情感，其中更蕴含着主观的审美、文化、道德判断乃至价值观，从而使汉字的“象”与“意”之间，有了一层“微妙的关系”，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承载了丰富的感性的思想和文化内容。同时，客体必须要通过联想和想象来“会心”，方能领悟到主体所表达的这种微妙的关系与象征意味，因此，联想性思维是汉字意象具有象征性特征的必要条件。
总体而言，汉字“取象”“立象”的过程，是一个利用联想性思维，抓住客观事物本质，舍形取意的过程。汉字之“象”的形成，是对客观物象的概括化、抽象化和符号化，具有最本质的特征。汉字在演变过程中，其象形特征表现出直观到间接、具象到抽象的趋势，其发展呈现出“以形具象”功能的弱化。早期，先民根据其所接触到的日常生活中的素材，对自然进行摹仿，不论是峰峦高耸的山川还是潺潺溪流，当客观的宇宙映入主体眼中的刹那，二者之间已经发生了联系，但这种联系从发生到形成文字，仍然需要漫长的过程。汉字并不是“望形生意”之文字，对客观物体之“形”的熟悉只是汉字的发展史上的前驱与必要基础，文字之所以成为文字，仅有形象符号远远不够表达客观世界中的抽象内容。图画所展现出来的，是对客观物象的“仿制”，是具象的、直观的再现，而一旦成为文字，其“形”则必然被削弱，完成由“形”到“象”的飞跃。以“陷”字的初造字“臽”为例，其甲骨文字形十分形象，为一个面向左的人在一道曲线中，以表示“掉进陷阱”之意
；金文则演变得更加复杂，曲线变成了“臼”(“臼”字最初就是“阱”字的象形字)，“人”的足下多了一个圆圈
，以表示人是从此口落入陷阱；而至小篆则又将足下之“口”加以简略，进一步符号化，初步形成了“臽”字的轮廓。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无论字形如何改变，其本质“人掉入陷阱”都被保留了下来。
上表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教材内容由比较零散到相对集中；形式由摆一摆的具体形象到圈一圈的更为抽象；策略由阶段性的过渡到系统性的逐步提升。倍的教学后移，同时集中教学关于“倍”的数学问题，教学更富逻辑性与结构性。
徐州市中心医院对住院糖尿病患者在常规治疗和管理方法干预基础上，利用医院-社区分级诊疗平台开展延续性护理，分别于出院后1周护士进行一次电话随访，3个月后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督导，6个月、12个月由护士进行门诊、电话或入户等方式进行随访，了解病情变化，血糖控制情况及依从性等。
消费主义既是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又是一种价值观念，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让·鲍德里亚将消费主义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即其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实际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不断被刺激起来的欲望；人们所消费的主要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8]。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形成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大众传媒和跨国公司，分别是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形成的经济基础、思想根源和重要条件，其实质是在异化消费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
不同于绘画是对“景”的具象呈现，中国书法是以线条构建意象的艺术，在看似寻常的横竖撇捺中传情达意。中国书法作为汉字的一种艺术形式，线条的交错、疏密、曲直、浓淡、干湿，无不蕴含了主体的感情与心性，是艺术家主体创作的情意、形而上的、诗意化的审美意趣与形而下的落实到方寸之间的笔墨相结合的艺术。主体将自身的诸多情感，经由体悟、感发而激荡于心，终成汹涌喷薄而出之势，落于笔墨，处处是情，达到“深得其情”之境。这一境界中，书法意象呈现出气韵生动的特点。优秀的书法作品，蕴含着极其充沛的情感，其体势风骨无不动人，动静结合而又虚实相生，整体呈现出一种生气勃勃的生命精神，天人合一，情景交融，到达一种“超以象外得其环中”[11]的“道”的境界。总体而言，不论是中国书法还是绘画，这些艺术意象整体所表达的意境，与汉字所呈现出的“以人为本”的生命意识是相通的。
因此，我们将汉字看成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特征的艺术，一方面是因为汉字在其意象的创构与表现中，是以象征的手段表情达意的，强调主体对外物的感悟与体会，以艺术的形态来表现主体对世界的精神体验，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需要通过“会心”来领悟汉字意象在哲学层面上的意义，其中蕴含了中国哲学思想与生命意识，亦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与传承；另一方面，汉字所表现出的这种艺术性，与中国书法、绘画相互影响，使得中国艺术哲学有了浓墨重彩的“重意”特征。
综上所述，汉字意象是一种象征意象。早期，汉字以图画为前驱，以绘画的形式模仿客观宇宙自然之“形”而创构其“象”，是以象形为主的表意文字，表现了朴素的象征思维。在后期的发展中，汉字由具象的、象形的文字逐渐演变成为抽象的结构与线条，通过造字法扩展了字象的表达方式，通过联想性思维“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在这种双重的抽象中实现了对物象本质的把握，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字符号。尽管从字形上来看，汉字的图画意味逐渐减少，但象形这一特征以及汉字的意象特点均保留了下来。在隶变以后，汉字逐渐形成今文字的抽象符号。汉字意象的创构过程，正是由于汉字之“形”被削弱，使得“字意”进一步由“象”得到彰显的过程。汉字构形的重点不是“形似”，而是舍形取意，由形即象，象以表意。汉字意象的象征，对中国人的审美思维有着深刻的影响，进一步影响中国艺术哲学与实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字就是一种带有象征特征的艺术。在语言文字的发展历史上，不少文字皆以图像为始，但逐渐走上了字母表音的道路，唯有中国文字独具特色地将其象形表意的系统流传和发展了下来，成为沟通自然物象与心灵之间的桥梁，“感性世界与彼世合而为一”。汉字意象的象征性特征，依微拟义，意入心通，强调“意”与“象”的交融统一，极富主观情意性，表现了其诗性特征，彰显了中国人强烈的主体思想意识，体现了生命精神，承载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思维方式以及艺术哲学原理，这也正是汉字作为一种带有象征特点的艺术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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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ymbolic Feature of the Aesthetic Ima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Jiang Naib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Abstract ]The aesthetic ima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a kind of symbolic image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objective world and the minds of our ancestor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Qu Xiang" and "Li Xiang", the aesthetic ima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shows obviously symbolic feature in its origin and evolution. It not only imitates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 but also permeates people's emotions and value judgments. It expresses the subjective feelings, aesthetic judgments and the philosophy of Chinese art. Associative thinking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to understand the symbolic fea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symbolic fea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 is the process of making use of associative thinking and grasping the essence of objective matters. The key lies in subjective creation. The aesthetic ima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emotion" and "objective image". It highlights the strong subjective ideology and life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aesthetic ima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symbolic feature; associative thinking; spirit of life; in a subtle sense
[中图分类号 ]H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40(2019)02-0173-07
[收稿日期 ]2019-01-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美学与艺术精神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6ZD02)
作者简介 ]蒋乃玢，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文论与美学研究。
(责任编辑 张瑞珊 责任校对 张瑞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