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交替时期的亚太格局_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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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体制瓦解后,亚太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均处在新旧格局变换之中。有一种看法认为,亚太地区格局的变化要比欧洲格局变化小得多。但是,一旦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亚太格局同样也发生了较深刻的变化,对这一变化与影响似乎不应估计过低。以笔者之见,苏联解体之后,亚太格局与态势的特征有以下各点。

亚太地区呈多极化趋势发展

苏联解体之前,亚太地区多极化趋势已初具端倪,即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形成“美苏中日”四角格局。苏解体后,俄罗斯取代了苏的地位。然而由于俄罗斯目前的不景气状况,它在短斯内尚无力在亚太有大的作为,国外事务主要精力集中于西方,不会过多插手与干预东亚事务。可以说,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地位已降至二战以来的最低点。因此,当前亚太地区与其说是美日中俄四极格局,倒不如说是美中日为核心的三极格局,或三极半格局(俄为半方)①。

但是,这种格局只是目前的暂时状态。从发展趋势看,亚太地区格局在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将发生新的变化。笔者估计,90年代中后期,亚太将出现5极格局平衡发展的局面。除美日中原有三极外,俄国将逐渐恢复元气,上升为实际意义的一极。俄罗斯的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在短期内由于种种困难不大可能成为东亚的主要力量,但可以面对现实,充当保持东亚地区平衡的一个因素,以便在本世纪末成为东亚地区的一位“拥有全权的参与者”②。东盟也将进一步显露头角,成为亚太地区的另一个强劲的竞争新手出现并上升为一极,东盟中各成员国在短期内尚无力成为单独一极。但东盟资源丰富、幅员广大,总面积约305万平方公里,比印度面积还大,比欧共体约大一倍,总人口2.5亿,相当于欧共体人口的总和,国民生产总值已达3100多亿美元,已接近中国的水平,其出口额达1600亿美元,超过中国近1倍。1987年以来,东盟各国平均增长率达到7.4%。1990年,马来西亚的经济竞争力已取代韩国,在发展中国家名排第四。泰国、印尼也将赶上“四小”的发展水平,其经济活力和潜力在世界屈指可数。马、泰、印尼被称为“三小龙”。东盟已确定15年内将东南亚地区发展成为自由贸易区。最近东盟又提出把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都包括进来,创设“东南亚共同体”,并“极欲作为第四级而巩固自己的阵地”。③路透社评论称东盟是“未来亚洲的共同体”。在90年代中后期,东盟有可能与美日中俄并列为亚太的一极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20-30年代,亚太地区多极化趋势将进一步发展,澳大利亚、印度、越南,将可能各自上升为单独一极,朝鲜半岛特别是韩国的力量不容忽视。韩国是亚洲“四小”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如果与北朝鲜合在一起其面积与人口则远远超过其他三小的总和。预计1996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产值分别达4920亿美元和1万美元。当前韩国造船、钢铁、汽车制造等已跃至世界前列。21世纪初南北方如能实现联合与统一,发挥各自的优势并取长补短,其经济与政治地位会迅猛变化,完全有可能成为亚太多元化结构中的一极。日本一报刊评论说: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四极结构“似将成为亚洲奔向21世纪的基本结构”④。韩国庆熙大学教授梁性喆也曾预言:统一后的韩国将处于新东亚秩序(即“风筝模式”,中日美俄处在风筝的四角)的中心位置,并“引导东亚的集体和平与繁荣”⑤。尽管梁先生对韩国未来地位估计有些过高,但对其在东亚的重要作用确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印度、越南均是人口大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和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两国均具有强劲的发展势头。澳大利亚早已是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雄厚的实力,必将发挥无可取代的作用。

在当今和21世纪最初年代亚太的多极化格局中,最为重要的战略关系是美日中三角关系。

对于这种战略关系,各方舆论与政界几乎是共识的。香港报界说:“总的说来,对当今的亚洲来说,至关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关系是中、日、美之间的三角关系。”⑥日本前首相细川访华时宣布中日美三角格局正式形成。新加坡外长黄根成在联大会上曾公开主张以美中日“小三角”取代美中苏“大三角”。⑦可以预见,在未来21世纪亚太多极化格局中,将以美中日三极框架为核心,其他各极则围绕这一核心互相作用,相互制衡。但是,现今和未来的新三角关系,则与冷战时期的旧大三角关系有着重要的甚至是性质上的差异。其基本特征有三:第一,冷战时期是美苏两强抗衡对峙、争霸,彼此虽有合作,但以争霸为主。现今这种局面已不复存在,取代争霸的是协调与竞争,三个大国之间在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有矛盾、竞争,甚至有对抗,但彼此又有密切的联系和依存。为了使矛盾、竞争不致于危及共同的利益,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则以协调为主旋律,彼此之间并非敌国或你死我活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竞争的主要战场已转入经济市场,斗争的主要形式是经济和科技。政治、军事上的斗争也主要服务于经济竞争。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认为,亚洲的走向取决于中日美的协调发展。他说:“中日美协调是一个支柱”,“中国、美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在东亚、太平洋握手,乃是历史的必然,这对亚洲与世界来说,是极为重要的。”⑧第二,冷战时期的大三角关系并非真正意义的三角关系,美苏是天平的两端,中国则是绝对不对等的一极,它只是加在美国这一端强有力的筹码。而今,美中日三角关系可以说基本上对等的或相对均衡等边的三角关系。当然,不能不看到,美国在三角格局中仍居相对优势。据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在未来的10-20年之内在世界和整个亚太地区似乎仍居领先,世界包括日本在内的各个强国尚无足够力量取代美国的地位。但是,随着美国国力的衰弱,世界多极趋势的发展,日本、中国的地位则进一步上升。真正意义上的等边三角关系迟早会出现。第三,冷战时期美苏中格局阵线分明,而今美日中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存在明显的互动、制约、牵制关系,三者中任何二者均存在矛盾、竞争与协调、合作,三者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或轻易抛开另外两方,三者中任何双边关系均是另外两个双边关系的条件,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基辛格博士在《如何实现世界新秩序》一文中认为,美中日是“一个阵线不明的格局”,这个三角关系中“其中一方若想抛弃其他两方,都必然要冒极大的风险。”⑨

亚太地区在今后若干年内尽管尚存在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也不排除在个别地区和国家出现不安甚至战乱,但就其总体而言,其主流和发展趋势将是和平与稳定。

如前所述,在亚太多极化格局中,以美中日三角关系为核心的多边关系既互相依存又相互制约。尽管关系错综复杂,但却互相牵制,任何一方企图打乱或破坏现有的多极化格局要比过去困难多倍。美日关系被看作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随着美国经济力量的衰退、日本经济力量的上升,美日之间的竞争将日趋尖锐。日本将是美国难于驾驭的竞争对手。但是,美日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仍局限在经济领域范围之内,它们之间在政治上并不是敌手,而是伙伴关系。它们之间在世界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即使在经济领域里,也是竞争、摩擦与协调、合作并存。美日之间虽然会出现贸易交恶,甚至可能引起一场经济热战或贸易大战,但最后仍会互相退让与妥协,伙伴关系不会轻易破灭。中美关系被看做是亚太地区近期有无可能冷战再起的关键之所在。中美之间虽然在军售、人权等问题上还存在重大分歧和纠纷,其关系的改善尚存在诸多困难,但协调与合作增多。中美经济既能互补,又有竞争,是既互相利用,又互相遏制的关系,改善两国关系不仅对双方都有利,对美日关系和中日关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正如基辛格博士所言:“良好的中美关系是美日良好关系的先决条件,也是中日关系的良好条件。”⑩

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另一重要标志是该地区各国都在普遍关注和积极探讨集体安全机制问题。过去在冷战体制下,并不存在多边安全保障机制。苏联70-80年代曾出于扩张霸权目的,提出过亚安体系,由于没有得到积极响应而告吹。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体制的瓦解,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安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们十分关心冷战后时代该地区安全与新秩序的确立。日本和美国由消极而转变为积极,并力图确立有利于自己的多边安全体系。1993年1月日本前首相宫泽出访东盟,提出以“加强区域内政治与安全问题对话为主要内容的“宫泽主义”。同年7月美国克林顿总统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不久又发表题为《推进多边安全对话》的演讲,首次全面阐述了美国亚太安全战略。7月底在新加坡召开了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亚洲除朝鲜、蒙古、缅甸和柬埔寨四国外,其余18个国家均出席此会,集中讨论了亚太安全问题,并成立了“东盟地区论坛”。该论坛于1994年7月举行首次会议,进一步共同商讨多边安全问题。这在亚太地区历史上还是首次,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这是迄今讨论亚太地区政治与安全问题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会议。尽管各国的意图和主张各异,如美国力图建立新组织;日本和新加坡更多地重视东盟外长扩大会议,并欲使该会议成为安全保障的对话场所,具有安全保障的职能;还有一些国家强调APEC部长会议的对话职能,倡导将其升格为首脑会议。但各国都有共同之点,即通过对话与合作共同寻找建立一种安全机制,避免地区冲突和纠纷,以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教授1994年2月在与中国学者座谈时,特别强调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说:“经济发展了,各国就会担心发生军事冲突,发生战争,因为战争会使经济成果丧失殆尽。各国都关心这个问题,关心本国的经济发展,那么今后就不愿发动和卷入战争,就不会有大的军事冲突,虽然局部地区仍会有麻烦,但总的来看,我们将有一个安宁的新世纪。”

亚太地区经济格局与态势的主要特征是高速发展、贸易地位上升、投资势头强劲,与西方大国相继陷入经济衰退相对照,恰好形成一种“东盛西衰”的情景,可以说,环顾全球风光,亚洲这边独好。

据联合国专家及亚洲开发银行估计,199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大约仅为1.5%,东亚则高达7%(除日本、菲律宾),其中中国经济增长率为13%,韩国4.9%,新加坡9%,马来西亚8%,泰国7.9%,印尼6%,越南7.5%(已连续3年增长率超过7%)。自8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经济的增长率约为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3倍。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正在成为新一代的NIES新兴工业化经济)。世界银行在其研究报告中已正式将它们列入NIES之中。

亚洲地区(主要是东亚)区间贸易1993年增长速度在10%以上,比世界贸易平均增长率高出1倍以上。中国、四小和东盟的出口额在1992年相当于美国的160%,共同体出口额的108%,如包括日本的出口在内,几乎相当于美国的2倍,欧共体的1.76倍。预料90年代中后期,仍将保持这种发展的势头。亚太地区内的相互投资也在迅速增长。日本在东亚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直接投资已持续10多年超过美国,其中对四小的直接投资在最近3年中增加8位,对东盟的投资最近2年增加5倍。

亚太经济蓬勃发展的另一重要标志是亚太经济合作正在形成多层次、不同主体的经济合作组织。最高层次是APEC,其发展速度之快出人意料。从倡议成立到西雅图会议,一共只有短短的5年,其成员从初创时的12个增加到现在的17个,几乎包括太平洋两岸的主要国家(地区)。尽管亚太区域分散,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等有着种种差异,距离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还有一段摸索过程,但APEC已取得重要进展,西雅图发表的《贸易和投资框架宣言》表明它在向大区域合作迈出了一大步,它预示着亚太全区性合作的时代将会很快到来。美国东西方中心国际经济和政治计划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贝克评论说:“西雅图会议将是发展亚太关系的重要里程碑”。(11)亚太次区域合作组织首推东盟。这是世界经济区域合作的最早的一个组织。除此之外,在东北亚地区已有建立环日本海经济圈、环黄、渤海经济圈等种种设想。90年代中后期这种次区域合作组织有可能成为现实。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里,东亚最为普遍和最为活跃的经济合作形式则是小区域多边合作(或称“经济增长三角”)。总之,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小区域合作组织正在显现出一幅绚丽多姿的局面。

世界大国战略重心进一步向亚太地区转移,一股“亚太热”新浪潮骤然升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百年间,世界经济、政治乃至军事舞台的重心均在欧洲,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舞台均是以西欧为中心展开的;二战后至苏联解体之前,这种状况虽然由于第三世界和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使世界格局与战前不大一致,但世界政治、军事的重心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主要阵地和战略重心也一直在欧洲,尽管美国因越南战争而曾一度乱了阵脚,战略重心曾一度出现转移,但尼克松上台后很快作了调整。然而,随着亚太经济的飞速发展,加上苏联解体,世界经济、政治战略重心正在发生向亚太地区转移的重大变化。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战略已从以欧洲为重点逐渐转变为欧亚两大战略中心同时并重,或甚至可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强调,美国政府今后将把与亚太地区的关系放在其对外政策的首位,在其长期安全和经济计划中,美国对东亚的重视将高于欧洲。(12)德国《时代》周刊评论说,“美国的主要注意力不再放在俄国或者从前与美国关系十分密切的伙伴欧洲身上,而是放在本国和亚洲,美国对欧洲的战略兴趣随冷战的结束而消失。(13)为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美国更加重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竭力推进APEC的活动,促成了该组织西雅图领导人的高级会晤。

苏联在其解体后已无力与美国在欧洲争夺,俄罗斯由于目前的困境需要西方国家的大量援助,因此战略重心不会马上向亚太转移,故而实行所谓“以西为主,兼顾东方”的外交战略,但种种迹象表明,俄罗斯正力图将其政治外交重心转向亚洲。1992年7月叶利钦总统强调俄罗斯“要坚决走向东方”,其外交政策应是“全方位的”。叶利钦提出的建立一个亚洲多国安全协商机构的建议已被看成是俄罗斯战略重心转移的标志。

日本是亚太重要一员,无疑应以亚太为基地,并成为其战略的中心。但过去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以“脱亚入欧”为荣,并已成为西方的一个大国。本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两极体制解体后,日本改变了过去“重西轻东”的战略,分外重视亚太地区,并以亚太地区为其外交中心。正如日本前情报调查局局长现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所说:“今后世界是亚洲的时代,日本应以亚洲太平洋为中心发展国力,应综合地调整亚洲政策和战略,以争取‘亚洲超级圈’。”(14)

澳大利亚过去一向两只脚踏在亚洲,但心却在欧洲。现在它则一反过去的态度,一心“脱离欧洲融进亚洲”。澳总理基廷在东京会见报界记者时说,如果澳大利亚继续把“大英帝国的鬼魂”拖在自己后面,那将是犯错误;澳大利亚既不是“欧洲教区牧师”,也不是“美国的代理”,“澳大利亚的前途在亚洲。”(15)现在澳70%左右的出口运往亚洲和太平洋周边国家和地区。

欧洲大国也紧跟美日澳正在展开一场争夺亚太市场的激烈竞争,实施新亚太战略。1994年7月中上旬欧洲委员会正式通过了一项加强与整个亚洲在政治、安全、经济和发展方面联系的《关于亚洲新战略》。欧委会在一项声明中称;“亚洲的兴起正极大地改变着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如果欧洲联盟不能采取一个较为协调的战略,那么它将因来自日本、美国以及亚洲地区的公司的激烈竞争,而坐失亚洲正在出现的经济奇迹所提供的良机。”(16)欧洲各大国中最为积极者要属德国。它正在调整亚太政策,推行以中国为重点的亚太新战略,强调与日本建立战略同盟关系,与中国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德国总理科尔表示,愿向中国“奉献具有长久发展前途的可靠的伙伴关系”(17)。德国已成立了以西门子为轴心的“亚太委员会”,以协调和驾驭它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动。

注释:

①详见本人稿:《东亚格局的变化与发展趋势》,载(日本大学)《法学纪要》第34卷,1993年5月,另载(日本)《新国际秩序的构想》(纪念浦野起央博士60诞辰论文集),1994年3月。

②〔苏〕索洛多夫:《我们能在亚太地区找到自己的位置吗?》,《国际生活》1992年第2期。

③〔日本〕《东京新闻》1994年6月17日及文章:《东盟加紧建立10国共同体》。

④〔日本〕《每日新闻》1992年8月23日。

⑤〔韩国〕梁性喆:《东亚秩序和朝鲜、韩国的重新组合》,载北大国政系《国际政治研究》,1993年第2期,第20页。

⑥香港《南华早报》1994年3月19日文章:《细川的力量将发挥作用》。

⑦法新社纽约1993年10月1日电:《新加坡支持美-中-日结盟》。

⑧中曾根康弘:《亚洲的走向,日中美协调是一根支柱》,〔日本〕《读卖新闻》1993年1月11日。

⑨⑩〔美国〕《时代》1994年3月14日。

(11)理查德·贝克:《西雅图太平洋首脑会议是对克林顿亚太政策的考验》,新华社华盛顿1993年11月9日英文电。

(12)美国助理国务卿洛德1993年8月31日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3年9月2日。

(13)克里斯托夫·贝尔特拉姆:《美国转向亚洲》,〔德国〕《时代》,1993年8月27日。

(14)〔日本〕冈崎久男:《走向“亚洲超级圈”的新战略》,《读卖月刊》,1993年8月。

(15)〔日本〕《朝日新闻》,1993年10月21日。

(16)路透社布鲁塞尔1994年7月13日电。

(17)科尔总理在欢迎李鹏总理晚宴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4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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