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娟[1]2015年在《世界与现代：世界观念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世界观念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为关注对象,考察世界观念形成的内在理路,探讨中国语境下,主体的世界观念与现代性关系、世界观念参与及影响文学现代性的方式与可能。全文的思路与重点是将世界观念的形成放置到具体历史语境中,考察新的观念形态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以及与现代性启动之间的前提关系。关注主体接受与理解新世界观念的渐进层次与内涵侧重,探讨不同时期世界观念参与塑造新文学现代性的不同面向,以及带给现代性发展的多向可能。全文共分五个章节,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缘起、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论文的主要思路和内容。第一章主要探讨世界观念的形成以及它与现代启动之间的关系。以传统天下观为参照系,结合世界观念形成过程考察,确定世界观念的表达层次,以及它去中心化、等级化、思维上的横向性、状态上的流变性以及价值上的矛盾性等特征。以此结合对“世界”概念源流的相关考察,了解以“世界”指称新时空的内在性,也从侧面展现了世界与现代的关联。同时,从天下观到世界观,结构上的封闭到开放,思维上的单向辐射到横向平等交流,内在决定了新的世界观念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第二章主要展开世界观念与现代性体验发生关系的探讨。现代性的发生不仅表现在外在的器物、制度的更新上,更在于主体感知现代的不同方式上,现代性体验也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部分。世界观念直接参与了体验的现代转化,新的地理时空带来的一系列感受体验,从新奇赞叹到迷茫、失落,是最早的现代性体验。黄遵宪诗歌中大量关于世界及相关感受的描写,细致描摹了世界观念与诗歌现代性体验的互动。第三章对世界观念催生文学现代身份的觉醒做了简单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既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对这两重身份的觉醒和认同本身就是文学现代化的重要部分。“世界”的语境是“中国文学”身份觉醒的重要背景,“中国文学”观念的发生与世界观念密不可分；同时,世界文学观念的发生,以整个社会世界意识和观念深化为背景。只有真正接受了现代世界观念,承认其他民族文学的同等地位,对于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接受才成为可能。对于世界的认识也直接影响了我们对世界文学的想象和期待、理解及表达。下面两章是对世界观念参与影响现代文学观念的探讨。首先对不同时间段国人对世界的理解与侧重做了简单辨析。第四章主要关注“世界”与语言变革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世界意识是语言变革发生的动力和目标之一。与世界其他民族语言发展的比较以及对世界语言发展趋势的判断,是语言要求变革的驱动力之一,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语言变革的方向；其二对于世界的追求和判断引发了世界语的推广与宣传,使得现代语言变革呈现出激进色彩。第五章对世界观念与“人的文学”观确立与建构的关注。从个人成为关注重心,“人的文学”观的确立方面来说,世界意识的强化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以国家为代表的强势话语,使得个人得以摆脱束缚、得到成长。世界主义的氛围也有助于人道主义思想的传播,奠定“人的文学”理论基础;从代表性的周作人“人的文学”观的具体建构来看,其“人的文学”坚持个人本位,却一直有世界人类的立场与追求。正是这种世界和人类色彩使得“人的文学”具有了新理想主义特征,同时暗含着社会改造的诉求,从而内在影响着现代文学的面貌呈现和发展走向。最后余论部分承接着正文内容,简单论述了周作人对文学民间性、地方性的现代整合中世界视野的过滤作用,表明世界观念对现代性的发展、进一步整合的继续参与,以及相关研究的未完待续性。
高玉[2]2000年在《语言变革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原因,也即主要从理论上研究中国文学如何从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本文共八章,基本内容如下:第一章:语言不仅仅只是工具符号,同时还是世界观、思想、思维方式本身,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人的世界也是语言的世界,文化问题本质上是语言问题。第二章:中国现代文化的变革从根本上是语言变革。五四新文学革命时的白话文变革,既是工具的变革,又是思想和思维的革命。现代汉语的确立也是现代文化包括现代文学的确立。现代文学的发生在深层的原因上根源于语言的变革,现代汉语从根本上规定了现代文学。第三章: 五四白话即“国语”亦即现代汉语是一种新的语言系统,作为白话,它不同于古代白话,也不同于大众语。五四白话文运动不同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前者既是语言工具运动但更主要是思想文化运动,是语言变革运动,后者主要是语言工具运动,是文艺大众化运动,是语言改良运动,二者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作用和贡献也迥然不同。第四章:本章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中国文学的古代转型和现代转型进行比较研究。殷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学的古代转型最终可以归结为“前古代汉语”向古代汉语的转型;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最终可以归结为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型。在深层的语言上,中国古代文学的“古代性”源于古代汉语,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源于现代汉语。第五章:翻译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具有“异化”和“归化”的双重关系:一方面是翻译文学作为一种异质的文学对本土文学具有冲击性,促使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另一方面,本土文学又由于语言的规定从而同化翻译文学,最终使翻译文学民族化。近代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最终取决于语言及文学观念的变革。第六章: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但胡适本人并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他所提倡的白话与文学革命以及整个文化思想革命之间的深刻关系。胡适的语言本质观基本上是工具论,因为这种工具论,他并没有把当时他所提倡的白话和传统的白话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即后来的“国语”是一种新的语言系统,一种口语、欧化词汇和部分古汉语词汇的混合物,一种具有强烈西方思想和思维特征的话语方式。第七章:现代汉语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最深层的基础。鲁迅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语言的思想性。正是深层的语言观以及语言系统决定了鲁迅的创作从而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鲁迅思想和文学的现代性实际上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得到深刻的阐释。文言文作为一种话语体系以其巨大的“权力”在思想上最终“归化”了鲁迅早期的思想文化论文,使它们从根本上具有传统性。第八章: 本章以胡适的《关不住了》和鲁迅的《狂人日记》等新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品为例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作语言学实证分析。“诗的白话化”导致了诗体的解放,也导致了诗歌在精神内涵上的实质性变革,《关不住了》正是在现代白话的语言形式和思想方式两个方面确定了新诗的基本原则从而具有“纪元”性。《狂人日记》是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的意义上是第一篇中国现代小说,它是现代白话的因而是现代思想的,它的“开篇”性在于它确立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白话”与“现代思想”这两大原则。《祝福》的悲剧
刘绍峰[3]2014年在《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文中提出中国文学是中国历朝历代民族国家文学的总和,是一个复杂存在,其性质、构成、所指和能指在不同语境下有所不同。这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突出。受世界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中国文学在20世纪经历了反复多次全面重建,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阶段特征,不同文学流派、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现象纷繁多样,阐释五花八门。各阶段文学既相互关联,又迥然不同,相互竞争,交相辉映。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学主张和艺术规范,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与新的民族国家建设紧密相连,密切互动,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质,围绕其主体性有诸多相关理论阐释和探讨,如文学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大众与精英、民族化与世界性、中国与西方等,但却由于多种原因始终未能切入正题,主体性长期被忽视。论文是《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共60万字)的上篇,联系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争取民族国家自由解放的历程,以现代政治的视角,把文学重建的大历史与文学发展的细节结合起来,比较系统集中地探讨了在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下,现代文学的生成、演变和发展道路选择,以此为线索,整理把握文学的本质及其历史走向,评估现代文学重建的价值意义,分析其缺失和不足,鲜明提出现代文学作为现代中国新的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论题,并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阐释论证。第一章通过扫描古代文化,从专制国家与文化统治的关系透视中国数千年专制主义统治的精神实质。民族国家的思想文化是该民族国家实践和创造精神成果的总和。隋朝开科取士,中国建立起了文官统治制度,自此后,封建国家以文治国,文化国家化。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家”、“国”、“天下”是一体的。“天人合一”、以“德”“孝”治天下、“三纲五常”等道德伦理观念,与封建国家统治要求高度一致,是封建国家统治的思想基础和政权建设的重要部分。中国古代文化有“道统”传统,以吏为师、文以人传、尊重传统、重视传承,有影响的文学家大多又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不分,习惯上将“文学”当作文化思想的主要载体和核心内容,文学体裁序列等级森严,功能分工严密。各文体都有严格的艺术规范,创新创造空间狭小,表达受到极大限制。诗文等是文学正宗,讲求遣词造句和音韵声律,备受推崇；小说、戏曲等为“邪宗”,不登大雅之堂。在朝向近代的进程中,正统文学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严苛禁锢,因循守旧,缺乏创新,走向穷途末路；“邪宗”的小说、戏曲虽受到民间大众欢迎,获得较大发展,但却不被认可,发展遭遇困境。民族国家与文化思想的生命力逐渐丧失,双双进入衰亡阶段。第二章阐述近代文学思潮和社会变动引起的文学新变。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的自然延续发展,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是文学重建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自鸦片战争起,中国遭遇了东西方列强持续一百多年的侵略掠夺,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国家危亡,呈现末世景象,“经世致用”成为主导性的思潮,引起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的一系列变化。近代诗歌承续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热情歌颂国家民族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揭露侵略者的残暴,与明清诗文的纯文学风格相比有明显变化,走在了变革前列。这种转变由于受到诗歌严重的形式化桎梏,难以转向现代,文学的重心由诗歌向“文界”、“小说界”转移。晚清民初,进步学人在西方思想文化影响下,大力推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多方面探求救国救民道路,都以失败告终,继而深刻反省传统文化,倡导用文学“新民”,开启民智,改革社会人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20世纪初,中国报刊业迅速发展。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文官体制废弛,知识分子进入国家体制的通道被阻塞,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只有通过写文章、办报刊介入国家政治,传播现代文明,获得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各派势力纷纷涉足文学,以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文化观念阐释文学,推动文学为改良社会政治服务,梦想新国家的美好未来,文学观念理论和实践开始朝向现代,文学作为传播思想工具的作用更加突显,极大地矫正了明清以来严重的纯文学倾向,为现代文学重建作了重要铺垫。但是也带来了对文学作理念性阐述、文学的艺术特征被忽略等问题。第三章论述在现代思想文化催生下文学最初的重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文学为切入口,从革新文学的思想、内容、语言形式和传播方式、对象等方面,否定旧文学的主体性,将文学革命与改造社会、塑造新的国民精神、建设现代思想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呼吁建设新文学,掀起了文学革命思潮,确立了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朝向,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声,彰显了文学的极端重要性。五四运动前后,现代文学以西方文学为正宗,崇尚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呼唤人的自由解放,重视对文学语言、形式、主题思想等文学表层的革新,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创作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社会矛盾,激发变革热情。人文主义思潮兴起。文学各派探讨文学与人生、艺术的关系,重建适应现代要求的新文体、新内容、新形式。文学从古代中庸的文学、文人雅集的文学转向批判的文学、战士的文学,从抒情转向叙事,写实、真实成为创作基本要求,现代特征日渐鲜明,形成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最初的重建是彻底反传统的,是以引进西方观念和模式为目的的,有种种偏颇偏激的认识和操作,导致源流被遮蔽,传承被割裂,带来了政治化简单化的传统,产生了民族化与西化、国家与世界的分歧与对立,文学的民族国家主体性严重不足,必然在随后的发展中得到弥补修正。第四章论述随着民族国家危机加深,现代思想理论不断引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不断生成,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觉自信持续增强,现代文学日益成熟,积极追求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重建需要作大量理论与创作实践准备,过程注定曲折漫长。现代文学与世界多种文艺思潮互动,弘扬人道主义,倡导个性解放,书写新思想,描绘新人物,营造新意境,拓宽了艺术空间和审美范围,作了多样探索实践。由于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激烈对立中转向现代的,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是被强行植入的。中国社会对此充满了异己感和强迫感,在多个向度上展开批判。受世界左翼文学运动影响,现代文学经历了最初的狂热后,复归理性,摆脱对西方文学的亦步亦趋,在文学上实践中体西用,扬弃五四时期的“欧化”倾向,系统地批判西方和资本主义,从混杂西方、日本、俄苏等多种观念,转向认同苏俄,追求民族国家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复古与进步,民族民间形式与欧化、世界化,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等理论与实践的争执。现代文学社团蜂起,文学各派分裂对立,奉行不同的文学宗旨和主张,形成了不同阵营,激烈争夺文学的阐释权和话语权。现代政党迅速壮大,积极介入文学,文学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使清晰地划定文学与政治的界限客观上很难做到。文学主流在严酷的环境中始终保持坚定的民族民主立场,从革命文学向左翼文学递进。现实主义一枝独大,以鲜明的反传统特征、富于激情和浪漫色彩,被当作五四文学的正脉。第五章阐明由于现代文学基本上是在战争环境下产生发展的,形成了文学的战时体制,党派文艺政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党从不同时代要求出发,规范引导文学创作。现代文学受到各派政治势力拉扯,不是以统一的国家意志为基础的,现代政党主导了文学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一致对外,国家完全统一和民族解放出现了曙光,国共两党提出“民族文学”、“国家文学”、“民族形式”、“大众化”等观念,规范文学发展。分裂的文学各派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趋向融合。文学面向民族、面向大众,重视对传统文学进行研究和转换,集中关注民族国家反帝爱国、救亡图存的伟大抗争,为文学重建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和传统资源,形成新的创作潮流,更多地具备了统一民族国家文学特征。进步作家投身民族国家独立解放运动,激情书写人民的觉醒抗争和理想的英雄,促进了文学民族形式和内容生成。文学倡导集体意识,排斥批判个人意志,向着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方向疾行。文学的主体性追求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受战时体制规范,暴露和讽刺、批判的文学在国统区、解放区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批判的文学与文学的批判日渐萎缩,文学多样化发展的宏大局面渐趋结束,单一文学的局面初现端倪。受时代社会的现实制约,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纷繁复杂、理论争鸣层出不穷、创作实践多种多样,有多个走向、多样理论、多种派系,取得了辉煌成就,也产生了一些不足和问题。文学是变动的。现代文学适应中国现代革命的要求,与民族国家争取独立解放的奋斗密切相连,在近代文学自新的基础上推倒旧文学,从语言形式入手,通过系统引入外国文学理论,学习借鉴外国文学的思想艺术形式,张扬个性,反映国家现代化进程,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方面,获得了现代性,取得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主体性；又通过关注现实,走民族化大众化发展道路,描绘本国本民族集体和个体的生存状况,书写民族国家的苦难与奋斗,形成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国家特征,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和再造,实现了从旧文学到新文学,从文人文学到大众文学,从社团文学到党派、阶级文学再到民族国家文学的跨越,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重建,获得了区别于西方文学的主体性,成为世界文学中独特的“这一个”。从旧文学到新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一次重建,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重建,形成了深厚传统。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文学实现了思想理论、内容形式的全面更新,与文化日益分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规范了随后的多次文学重建,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基石。
高玉[4]2001年在《论文题目:语言变革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博士论文摘要本文主要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原因，也即主要从理论上研究中国文学如何从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关于语言的本质，本文既不完全赞成传统语言学的工具观，也不赞成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把语言本体论绝对化，而提出“语言道器”论，或者说“
刘颖[5]2006年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民俗学语境》文中提出晚清和五四这两个阶段确立了中国现代性由器物、政体到精神文化，由“强国保种”到“新民”再到“立人”的启蒙主义价值体系的架构，而此期的文学则感性地体现了晚清至五四中国现代性发生和构建的历史过程，也因此被称作启蒙文学。启蒙价值体系中的“种”、“民”、“人”、“国民性”等概念则暗含了民俗学的研究范畴，“强国保种”到“新民”再到“立人”的启蒙主义价值的渐进实际上也指示了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学理念在中国的滥觞、运用、确立的过程。基于这一思路，本文试图从传统文学与风俗的互为因果的关系入手，确立从民俗学的角度来探究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发生、确立以及文学创作的形式与内容的转化等问题，理清清末民初及五四的民俗观念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内在关系，即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发生原因，怎样发生以及发生状况如何等问题上，民俗及民俗学理念究竟起到了什么样或多大程度上的作用。 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民俗学语境之形成”，主要探讨晚清社会在西学影响下思想观念、社会风气的转变、文学运行机制中新因素的出现以及传教士这一新型民群的文化影响尤其是对他们对中国社会风俗的批判与改造思想等对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所营造的社会文化环境，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启蒙民俗思潮。假借进化论之名而被介绍到国内的西方民族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学又促使中国民俗学的滥觞。以上这些可以说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提供了一个民俗学的语境。 第二章“文学观念转型开端的深层民俗学机制”，主要是对于文学观念转型背后的民俗学理念的挖掘。小说、戏曲一改其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地位而被视为“文学之最上乘”，文学由“载道”的政治附庸地位转向独立的艺术门类的悄然开始，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另一方面得力于晚清民初的民俗理念尤其是注重民俗比较以及人心风俗的改造——的推动。而创造新文学的第一人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则是晚清“人心风俗”改造理论之集大成。他所倡导的三界革命，就是为如何“新民”而找到的不二法门，尤其是小说界革命，从此揭橥文学的国民性改造主题，并且将小说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三章“现代转型的确立期文学与民俗学之血缘关系”，从文化立场观念的转变与民俗学的确立、五四时期的文艺民俗观、新诗与民歌的关系、问题小说之问题与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乡土小说的确立几个方面来具体展开五四时期文学与民俗学的这种密切关系。 第四章“文学表现主体的确立与民俗学之‘民’”以及第五章“文学旨归的定向与民俗学之‘俗’”主要是从内容上来论述转型期文学与民俗学的关系。从
赵纪萍[6]2015年在《创造性叛逆视野下的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研究》文中指出文学翻译对我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是中西文学和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这是任何比较文学史、中国文学史都不能忽视的研究领域。然而,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以及其译者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由于不忠实于原著而遭人诟病。这种评价和待遇之于译者以及其作品并不公平。要公正客观地评价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我们需要换个角度,把注意力从文本比较转向那个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文化诉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选择以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活动中形态复杂的“创造性叛逆”为基点,关注清末民初社会文化背景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和制约,试图回答这一现象背后更核心的问题。诸如“为何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如此普遍?”,“哪些社会文化因素决定着译者的种种选择?”,“这些文学翻译作品为何能在译入语文化里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明白不能仅仅通过文字或文学价值来评判一个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及其翻译作品,而是要综合考虑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活动的限制和需求。有鉴于此,论文着重考察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这一现象,用现代翻译理论的视野和比较文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现象进行系统的梳理、描述并探寻其背后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影响。论文共分六部分对该问题进行论述。绪论部分包括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文献综述,该文的研究方法和论文框架,以及该选题的意义和创新点。第一章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做一概览,分析这次文学翻译高潮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总结出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三个特征,并指出该时期文学翻译的三个特征最终都指向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第二章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清末民初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缺乏鲜明的意识形态指向,这使得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也呈现出杂多的形态。这一时期的译者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直接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原文进行增删甚至改写,借助翻译文本发出自己的声音,使该时期的文学翻译显示出明显的创造性叛逆特点,译入语社会意识形态通过文学翻译言说自我。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形态各异、纷繁复杂的创造性叛逆不仅是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表征,而且揭示了清末民初翻译者面临的两难处境：翻译者试图借助域外文学达到某种目的,但是当域外文学中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与本土文化与意识形态发生碰撞与冲突时又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抵御。在这一悖论中出现的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则记录了清末民初的译者在国家民族命运遭受巨大挑战和挫折时的思想、信念、行动等各种体验,揭示了两种文化交融与发展的种种可能性。本部分在梳理总结清末民初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创造性叛逆的具体表现形式的基础上,辅以个例分析,主要对林纾译作中在意识形态影响下而造成的对原作的误读和创造性叛逆、《哀希腊》清末民初三个译本中呈现出的创造性叛逆予以描述和分析,并对狄更斯 林纾译本与张谷若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个案进行考察分析,以期厘清意识形态是如何对译者进行操纵并施加影响从而造成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第三章从诗学的角度考察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入语文学系统对文学翻译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其诗学规范对文学翻译的规约得以实现。原语文学体系和译入语文学体系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诗学规范。在译介过程中,这两种不同诗学相遇,译者不可避免地会用自身的诗学观念来理解他者,从而造成对异己诗学的误读,这种误读便会在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现象中呈现出来。译入语文学系统通过其诗学体系对文学翻译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会受到文学翻译活动的反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文学翻译是推动整个译入语文学系统发展的强大动力。以中国的民族文学为例,文学翻译是滋养现代作家成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对我国文学的现代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促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加快了中国民族文学融入世界文学潮流的步伐。本部分主要考察译入语文学系统中的诗学规范是如何操纵清末民初的译者在译介过程中对原语文学体系中的诗学规范进行误读从而造成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分析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对译入语文学系统现代化所起到的作用。第四章考察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中国文学由古典到现代的嬗变正是在清末民初开始而到五四时期基本实现的。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活动的勃兴对这一转型过程不可能是毫无影响的。事实上,该时期文学翻译活动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以及融合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中国文学在文学观念、文体格局以及文学规范方面带来了异质因子,进而拉开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序幕。结论部分总结了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极富时代气息的三个主要特征,分别归纳了受意识形态和诗学操纵下创造性叛逆的类型和意义,并从文学观念、文体格局和文学规范三个方面分析了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推动作用,进一步肯定了该时期文学翻译活动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胡峰[7]2010年在《诗界革命：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文学的研究越来越热,其中的诗界革命研究同样如此。但从诗歌本体的角度来整体把握诗歌内部世界的新变与转型的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力图进入诗歌的本体世界,对诗歌的语言、声韵节奏、意象及文体诸要素进行具体考察,从中探寻现代新诗发生的历史根据与内在动力,凸显诗界革命与现代新诗发生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所用的“本体”概念,主要是指构成诗歌审美世界的诸多要素的形态及特征,主要包括语言、声律节奏、意象、文体等构成要素。这些要素不仅是诗之所以成为诗的必备条件,而且也决定着诗歌的审美面貌与呈现风格。考察诗歌的转型轨迹,这些要素不仅无法回避,而且必须作为研究的重心。为避免形式主义研究存在的片面性,本论文拟运用发生学原理、文化研究、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等理论,采用文化学、历史与审美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对诗界革命的诗歌本体进行整体观照与文本细读。从诗歌本体的角度看,研究者对诗界革命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仍存在一定的误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早期的“新学诗”置于诗界革命的范畴之外而不顾。本文重新发掘了“新学诗”的文学意义及历史价值,并把它还原为诗界革命的开端。同时还纠正了诗界革命并非诗歌“革命”而是“改良”的认识,进而对诗界革命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整体梳理。第一章主要从诗歌的基础——语言切入,指出诗界革命已经催生了早期的白话诗。该章首先分析了诗界革命中语言变化的背景与动力,指出诗界革命的语言变革是处于晚清语言文字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而展开的。梁启超、黄遵宪等诗界革命的先驱与现代新诗的早期诗人在诸多方面存在着相通之处:语言是他们寻求诗歌变革的共同突破口,进化论的思想是其共同的理论武器,而采纳口语、方言、外来语入诗则是他们共同的变革策略与追求目标。这其实就标志着现代白话语言的最初的诞生。黄遵宪率先提出“我手写我口”的倡议,确立了以口语对抗文言的方策。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宣传者对口语的推广使用使口语得以普及。诗界革命的诗人主要是看中了口语自身的鲜活性、通俗性、晓畅性、交际的便捷性以及明显的主体性等特征。而这正好契合并启发了胡适“白话文学”观的出台。方言除了具有口语的一般特征,还有自身的独特之处,最突出的就是它以边缘化的身份形成对主流文言的对抗姿态,反叛性与抗争性自然蕴含其中。除此之外,方言还以不同的地域特色来丰富诗歌的语言与审美世界。方言入诗不仅体现在早期白话诗人胡适、刘半农、郭沫若等人的创作中,而且也受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诗人的青睐。而方言自身的矛盾与张力,正是其具有长久生命的关键所在。从最初的“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新学诗”开始,诗界革命的同人们就开始把新名词引入诗歌创作这一“高尚的楼台”里,后来梁启超对诗界革命的目标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但新名词仍可以留存在诗歌中。新名词的介入不仅标识着一种新思想的出现,而且还会引起诗歌本体的变化,比如声韵节奏的调整与语法句法的变化等,并进而改变诗歌传情达意的方式与效果。现代新诗中的新名词与新语句更为突出,在郭沫若等诗人那里甚至出现了直接移植外来词汇入诗的现象,外来词汇所代表的新事物被改造成诗歌意象的情形也不乏其例。口语、方言、新名词新语句等不同风格、不同形态的语言既动摇了传统诗歌的语言基础,同时也为新型诗歌的孕育与诞生耕耘了土壤,预示了方向。第二章重点分析诗界革命中的诗歌创作在声韵节奏上对传统诗歌的突围与创新,这是诗歌从传统的格律模式向现代自由声韵节奏转型的重要表现。声音是语言不可分割的一个侧面,而诗歌对声音的依赖性又远远超过小说、散文等其他文学类型。诗歌古体近体之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声韵节奏作为衡量标尺的,而诗歌本体的变化也势必体现在声律节奏方面。诗界革命对传统诗歌的反叛也体现在对其固定严密的声韵节奏的颠覆上。首先在声韵规则上,近体诗有着严格的要求,即使稍有违反即“拗”也要及时予以补救。诗界革命的创作则频频触犯近体诗的大忌——出韵,把近体诗中严禁使用的不同声韵有意排列在同一首诗中;同时通过使用近体诗中罕见的仄韵,突破了近体诗与古体诗的界限;而对平仄规则的违背,更是彻底解构了近体诗的声律规范。有的诗作甚至舍弃了古体诗相对自由宽松的声律限制,而采纳了超越于近体诗与古体诗之外的全新的诗体形式。这不仅是诗人自觉反叛自唐代以来的声韵传统的具体体现,更是一种新的诗歌声韵形式的预示与开端。它昭示着将来的诗歌会在既已成型的声律规范之外寻求更为自由、广阔的声韵形式,从而朝着自由诗体的方向拓展开来。在胡适的早期诗歌中,重古风轻格律的现象也极为突出;稍后出现的自由体诗歌,则彻底抛弃了近体诗与古体诗的声律模式,把诗界革命中对声律节奏的突破精神发扬光大。其次,诗界革命还对传统诗歌的节奏模式进行了大胆的“破解”。在词语的组成上,诗人采用了双音节、三音节乃至更多音节的词汇入诗,使得传统诗歌的节奏划分模式难以为继;在音节的排列组合规律上,也突破了传统节奏的程式化规则,即五言的“二二一”(或“二三”)、七言的“二二二一”(或“二二三”)规律,在七言诗中甚至出现了“六一”的节奏形式,显然违背了先抑后扬的传统诗歌的语言规则;而语义组与语音组不能两全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另外,散文中常用的“之”、“乎”、“者”等语助辞也频频冲击着诗歌的传统节奏模式。声韵节奏上的这些变化更能够契合并张扬创作主体的现代情感与体验。这种调整与更新的意义是双重的:既在继承与改造传统的同时开启了现代格律诗发展的通道,又在此基础上催生并启发了现代自由体诗的诞生。而现代自由体诗和现代格律诗的同时并存与此消彼涨,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历程。第三章着眼于对诗界革命中意象使用情况的分析,指出诗界革命创作中的意象已经显露出现代性的特质与趋向。诗歌中的意象是指寄寓了诗人情感与意念的客观事物,它与诗歌特别是中国诗人以形象思维见长的特点密切相关。诗界革命对诗歌本体的改造,同样也以意象作为对象与表现形式。首先,在物象的选择和改造上,诗界革命增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具有现代性内涵的事物作为意象的基础构成,从而极大地扩展了物象的范围与表现能力;与此同时,在原有事物或景物的基础上,通过寄寓传达诗人新的情感体验与思想认知,同样使原有的“象”与新颖的“意”结合在一起,构成新的意象类型。其次,诗界革命的创作还把传统诗歌中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的事象叙写作为表现的重点表现出来。事象的增加既是诗人理性分析与归纳能力提升的重要表现,又使得诗歌增强了叙事情节的完整性与连贯性,同时促进了表述方式的精确与具体化,另外对诗歌声律也具有一定的改造功能。因此,诗界革命中偏重于事象叙写的诗歌繁盛的现实,正是诗歌本体结构与外在形态由传统格律诗向现代自由诗过渡的重要表征之一。除此之外,诗界革命的创作者把大量的抽象的概念名词引领进诗歌的殿堂,这自然会挤压意象占有的空间并影响其在诗歌中的地位。而这种抽象名词的出现,不仅影响了诗歌的声韵节奏、对仗、诗体形式,而且还迫使诗歌的表意手段及功能由具象向抽象转变,从而催生了现代说理诗的发生。第四章重点考察诗歌文体结构与形式向现代诗体形式的转型。诗界革命的创作成果在诗体形式上开始呈现出现代自由体诗歌的特征。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是作家、批评家独特的感觉方式、体验方式、思维方式、精神结构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上述各种因素的直接体现。诗界革命中的诗歌文体受外部环境、作家观念、传播工具特别是语言等诗歌本体要素的共同作用,无法固守原来的结构特征与文体形式,“变”成为其继续生存的不二选择。在“变”的具体路向上,诗人们首先选择了具有新鲜活泼的文体特性的民谣作为资源与镜鉴,以此来消解“庙堂”诗歌的僵化雕琢与固步自封;同时,不同地域的民谣含蕴着不同的文化形态,它的出现同样能够起到丰富诗歌文体类型的作用。其次,为了恢复诗歌的音乐本性,诗人们还大力倡导并积极实践歌体诗创作。他们分别以歌行体为模板,同时汲取异域音乐资源进行歌体诗的独创与普及,试图以音乐特有的感染力、形式上的自由灵活而又不失诗歌旋律的特征改造旧体形式,实现诗歌体式的创新。再次,采纳“以文为诗”的创造策略进一步解放诗体,以不拘形式、不拘格律的散文化特征把诗歌文体引领进更为自由、更为广阔的天地。这种散文化的诗体形式主要表现为以虚字、口语词汇以及新名词入诗,在对仗、韵律、节奏上逐渐脱离传统格律诗的模式,诗行上则呈现出长短不一、灵活多变的散文化句式。这不仅更新了传统诗歌单一稳定的文体形式,而且也极大地拓展了诗歌的表现范围与表达效果。同时,更是诗人主体意识与精神结构的集中体现。这种诗体上的创新策略与发展路向,不仅为现代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样板参照,而且也成为新诗体式建构的一致路径。结语部分主要是对诗界革命之于现代新诗发生的意义进行论析。主要分析了诗歌创作作为文学活动的四个要素:外在环境(世界)、创作主体(诗人)、接受者(读者)以及诗歌文本(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特别是它们对现代新诗的发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外界环境还是创作主体,抑或是接受主体,他们的变化必定会影响诗歌本体并通过它表现出来。而且,诗歌的转型研究也必须以诗歌本体的变化为中心,因此诗界革命在语言、声韵节奏、意象以及文体结构及形态的变化对于现代新诗的发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诗歌本体的嬗变成为现代新诗发生、发展的最突出表征与路向标。而诗界革命是现代新诗发生的雏形与预演。
颜水生[8]2011年在《论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转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1872年《申报》创刊始至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散文理论。试图以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打破以往散文理论研究中的共时性结构,不仅梳理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转变的历史线索,而且概括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转变的结构性特征。导言部分简单介绍本论文主要解决的问题以及相关的研究现状、意义及方法,阐明了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转变是与中国启蒙运动的发展相结合,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是中国散文理论现代性转变两个主要方向。第一章阐明中国散文理论现代性转变的缘起。第一节阐明中国启蒙运动不仅为中国散文理论的发展提供背景和动力,而且充当了主体思想和核心内容;晚清报刊与启蒙运动的耦合为散文理论的现代性的转变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文界革命”中产生的“新文体”是中国散文理论启蒙现代性创建的重要标志。第二节阐明晚清至五四时期文艺理论的审美追求为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转变指明了方向。第二章阐明中国散文理论现代性转变的路径。第一节阐明白话文运动与启蒙运动相结合促进了中国散文理论现代性的发展,白话文运动促进了散文的语体变革,“散文的革命”吸收了白话文运动的成果,促进了散文的文体变革。第二节阐明了晚清以降的人学思想,尤其是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理论促进了中国散文理论现代性的突进,个人主义理论和自我表现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第三章阐明中国现代性散文理论的主要范式,依据库恩“范式”理论,中国现代性散文理论可以概括出“美的散文”、Essay、小品文等多种范式。第一节阐明“美的散文”是中国散文理论现代性发展的标志,“美的散文”在理论建构上体现了“文学性”与“美文性”的统一,在文体要求上体现了内容与形式、个性与共性的统一。第二节阐明西方现代性对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国散文理论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西方“Essay”被建构为现代性之偶像。第三节阐明现代性的张力结构在小品文理论中,主要表现为外来资源与中国传统的分野及合流,以及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偏至与统一。
苏永前[9]2006年在《民俗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文中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在一定的历史合力之下的必然产物,从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这些合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西方文学思想的输入、国内社会变革的需要以及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另辟蹊径,阐述了民俗文化在这一转型中的重要意义。论文除引论外,共分四个部分: 一、“五四”前后民间文化资源的重新发现。“五四”前夕,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到民间去”的强大呼声,一场以歌谣征集活动为起点的现代民俗学运动由北京大学迅速传向全国。这场运动分别以北京大学与中山大学为中心,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为中国文学在知识分子所垄断的古典传统之外找到了一条充满活力的民间传统。 二、民俗文化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伴随“五四”文学革命而兴起的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彻底扫清了人们对于俗文化、俗文学的偏见,从而颠覆了以诗歌、散文为文学主体的传统文学观,也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实现了对儒家道统文学观的超越。 三、民俗文化与中国文学精神的现代转型。民俗文化的精神特质主要体现为反抗精神与平民精神,这些特质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中国文学中否定精神与平民精神等现代精神的张扬。 四、民俗文化与中国文学形式的现代转型。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的语言民俗以其现代性品格,对中国文学的语言、体式等形式的现代转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周羽[10]2009年在《清末民初汉译小说名著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文学在清末民初所进行的现代转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大规模的西方小说汉译活动,当时大量的汉译小说本身便承载着中国小说现代变革的任务。清末民初,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几乎一夜之间由俗入雅,进入汉语文学的中心,这一事实说明汉语文学进入了剧烈变动的转型时期,而这一变动又确乎是以西方文学为坐标系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梁启超等人所发起的小说界革命)所直接促成的。清末民初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最初20年,汉译西方小说得以与本土作家的创作小说分庭抗礼,不但对小说现代变革发挥了决定性影响,而且汉译小说自身成为承载小说变革任务的重要载体。清末民初出版发行的汉译外国小说名著,在作为文学的物质外壳的语言、作为文学精神依归的主题和作为艺术图式的小说结构这三个向度,都做出了具有现代转型意义的最初探索。清末民初汉译小说,由于大多数译者的非职业化和非专业化的特点,许多译本鲁莽灭裂、错译丛生,这一时期的译本整体质量肯定无法和五四后的文学译本相比。但是,清末民初还是产生了一批水准较高的小说译本,它们不仅在语言、主题、艺术图式等三个向度上做出了谋求文学现代转型的最初努力,更由于其时文坛尚无后来逐渐定于一尊的主流话语的辖制,非职业化和非专业化的译者们所特有的自我作古、无所依傍的自由心态,而生发出一些相较于五四文学更为参差多态、更其丰富驳杂的带有现代文学转型意义的追求。而这方面至今尚未见到系统的研究,本论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绪论,对论文所讨论的“清末民初汉译小说名著”的概念作了界定,初步描述了清末民初汉译小说名著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关系,并简要评析了与本论文论题相关的前人研究成果。第二章讨论“名著”话语与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中的文学经典建构,试图把历来研究者对于清末民初翻译文学最集中的非议和责难,即外语原著选择的偏差、经典名著译本的稀少以及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比例失衡等诸多问题以“名著”话语为切入口作一厘清,并以林纾汉译小说为个案讨论外国文学汉译活动本身参与建构中文语境的译本名著的可能性的问题。第三章讨论清末民初汉译小说与文学的语言外壳的现代转型问题,分别讨论文言、浅近文言、白话三种中国古代文学固有的语言外壳在清末民初受到小说译本语言的冲击所产生的应对和变化,分析当时书面汉语以汉译小说为载体出现的多种形态、多种层次的分化和变种,指出在现今通行的现代书面汉语取得定于一尊的地位之前,书面汉语现代转型其实面临多种选择和可能性,并肯定了清末民初这批小说翻译家对现代汉语改造所进行的多元化尝试的价值。第四章对清末民初汉译名著小说作主题学研究,分别从民族国家观念、两性情爱观念、人道主义观念、个人主义观念等四个维度对最初二十年的汉译名著小说作主题分析,试图说明通过这些小说译本,现代文学所关注的文学主题的诸多方面已经成功地对中国传统文学中相对应的观念部分进行了现代转型意义的颠覆和转换。第五章则对清末民初汉译小说名著作形式分析研究,此章借用英国批评家福斯特提出的小说的“艺术图式”概念,讨论了这一时期的名著译本小说在把中国传统小说图式由长篇章回白话小说、短篇话本小说和短篇文言传奇小说向现代长篇小说和现代短篇小说艺术图式过渡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此章还对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最富现代文学特征的周氏兄弟的外国短篇小说汉译集《域外小说集》和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五四新文学全面发动之前)最具代表性的周瘦鹃的外国短篇小说汉译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分别作了专节分析研究,指出《域外小说集》所作的谋求中国小说现代建构的尝试,由于相对于当时中国小说界占主导地位的小说观念过于超前,导致了这个文本在商业上的惨败和在文坛的长期得不到与其地位相称的评价,而这个译本所使用的语言过于古奥,并不是其招致现实失败的唯一因素;而《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则体现了“新小说”时代向“五四”新文学时代转折的过渡特征,这个译文集所散发的诡异阴冷的文学风格,与《域外小说集》的总体风格还存在颇多暗合之处,则可能是周氏兄弟对其赞赏有加的原因之一。第六章余论,在总结汉译小说名著影响下中国文学的语言转型、主题转型和艺术图式转型的同时,逸出清末民初的时间范围,试图探讨从晚清至今的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文学翻译有关的一些问题,以及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实践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文学翻译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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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诗界革命：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D]. 胡峰.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8]. 论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转变[D]. 颜水生.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9]. 民俗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D]. 苏永前. 兰州大学. 2006
[10]. 清末民初汉译小说名著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D]. 周羽. 上海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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