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转型时期的生存模式重塑——关于价值重建与文化转型的深层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模式论文,价值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当前价值重建与文化转型的实质是中国民众生存方式的重塑。未来中国社会的命运取决于中国民众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价值选择。工业文明是我们必须经历的，因此不能从道德尺度的浪漫情调出发而企图超越它。实现人的现代化即用工业文明最本质的精神——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重塑中国民众的生存模式。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总体上把中国传统文化“悬置”起来，同时拒斥后现代文化的总体介入，以确保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的主导地位。
几乎没有谁会否认，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正处于由传统农业文明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彻底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与这场社会大变革相伴随，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和心理世界也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荡。如果说，80年代人们的普遍困惑和疑虑主要集中于是否应当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的市场经济，那么，进入90年代的人们则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对于已经开始生成的市场经济一般不再怀疑和拒斥，而是自觉或不情愿地接受与投入。然而，中国民众正在面临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普遍的、急剧的变化问题。
应当看到，这一场精神世界的震荡具有必然性。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商品交易的“市场”，也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它是一种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全然不同的社会运行机制，因此，它必然引起社会各个层面的根本性变化，必然要求一种与农业文明时代根本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正因如此，处于文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正在出现普遍的道德失范现象，处于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之中的中国民众正在经历着文化价值观念的剧烈冲突：个体主体意识与整体主义（集体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同传统“正谊明道”的超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与传统节俭美德，技术批判理性与启蒙理性，后现代文化与工业文明精神，等等。显而易见，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次深刻的价值重建和文化转型。
道德失范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不但困扰着一般中国民众的心灵，而且已经引起理论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近年来发展哲学、文化哲学的兴起，人们对传统中国文化、生态文化、后现代文化等问题的关注，都在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着价值重建和文化转型的尝试，许多人对目前精神世界的震荡和混乱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药方”。应当肯定，这是十分积极的现象，表明中国的理性正在向生活世界回归。但是，我认为，在我们具体探讨如何修补失落的道德规范、如何走出价值观念的冲突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进行一下总体性的、深层次的思考，这样才不会舍本求末，才有可能使这一价值重建和文化转型变成一种自觉的和理性的进程。具体说来，我们应当思考这样三个相互关联的深层次问题：首先，这一场价值重建与文化转型的实质是什么？其次，这一场价值重建与文化转型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上发生的？再次，应当如何确定这一场价值重建与文化转型的主导目标？
一、价值重建与文化转型的实质：重塑生存模式或生存方式
一般说来，伦理学、社会学和哲学所探讨的伦理道德、价值规范、文化观念等均是与人们内在精神世界或心理世界直接相关的范畴，它们代表着人类文明、人类历史在特定时代积淀而成的，通过人的内在世界的建构而规范个体和群体行为的基本要素。这些因素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在永不止息的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也一直经历着各种变化。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道德、价值和文化因素所经历的变化或所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例如，在社会稳定时期和在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与价值、文化的变化在深度上、力度上、规模上都有十分大的差异。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的问题是，在目前这场以市场经济的建构为主要内涵的社会大变革的基本背景中发生的价值重建和文化转型，在深层次上，在实质上到底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转变？
我们首先从比较具体的文化要素——道德规范入手来思考这一问题。通常所说的伦理道德一般指调整人与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规范以及相应的意识、信念和行为活动。这些道德规范或道德准则主要以善恶评价为标准，靠内在信念、社会舆论和风俗习惯来加以维系。一般说来，一种同质的、相对统一的道德规范体系一旦自觉地或自发地形成，就往往会取得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固性。然而，即使在这一前提下，各种僭越或违背某些具体道德规范的个体或行为也时有发生，这在任何社会或任何时代都屡见不鲜。但是，这并不代表着道德规范的普遍失落，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道德规范体系依旧被人们所认同，具有合法性，对于这些具体的非道德行为，只要加强社会舆论、个人修养等，就可以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和人们行为的相对规范。
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与上述情形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道德失落。一方面是以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以及利他、仁爱、忠孝、勤俭、谦虚等传统道德规范不再为人们所认同，另一方面是反传统道德的行为，如利己、功利等新的价值导向开始普遍化，特别是一些典型的非道德现象，如偷税、漏税、行贿、受贿、吸毒、嫖娼、卖淫、养姘等等公开登台。显而易见，面对如此严重的道德失范，仅仅用道德规范的修补、社会舆论的约束，或思想政治工作的教化，是根本不会奏效的。因为这种道德失范问题标明整个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而，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以社会文明的转型为背景，重新评估传统价值观念，重新建构新的价值观念及其道德规范。
价值同样是与主体行为直接相关的规范性范畴，它表征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表明客体属性对主体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意义或效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事物的关系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6页）。在这种意义上，道德也属于价值范畴，它体现了人际交往关系方面的价值关系。但是，价值远比道德更为宽泛，它不仅包括道德，也包括宗教、艺术、科学、经济、政治、法律等领域。每一社会或民族在每一特定时代都环绕着善与恶、美与丑、利与害、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合理与不合理等基本问题而形成一整套自觉的或自发的价值评价标准、价值关系、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人类的生产实践、交往实践、认识活动、审美活动等构成价值的源泉，随着人类实践的不断推进，人类的价值体系也不断丰富，一些陈旧的价值关系和观念被消解了，更多的新的价值关系和价值取向又确立起来，由此而在动态中调节与规范个体和群体的行为。
然而，目前中国社会所面对的不是上述这种价值的量的积累与变化的情形，而是文明转型时期特有的价值观念或价值取向的激烈的、根本的转变问题。我们发现，与农业文明条件下的自然经济和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相联，有一些普通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如抑制个体性和主体性的集体主义、整体主义、超功利主义、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等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涮下突然不再灵验，开始失去人们的认同；反之，一些同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价值观念，如以个体性和主体性为核心的个体主义、参与意识、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等，则正在得势。正是这些价值观念的冲突造成普通的道德失范和精神的困惑。因此，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转变问题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度，它所要求的既不是具体道德规范的修补，也不是个别价值观念的调整，而是所有价值观念的重新评估和重新建构的问题。而这种意义上的价值重建，已经超出了具体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层面，进入了普遍的文化层面。
在当代理性的思索中，文化不再被政治经济等活动领域所遮蔽，而是凸现为人之生存的最重要的层面之一，已经成为我们理解人类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所不可缺少的范畴。对于文化，人们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与界定。从广义上说，文化是文明的同义语，代表着一种总体性的存在，可以涵盖入之一切造物。但是，在实际运用中，人们很少用文化指谓人之具体的、有形的、可感的、不断处于生生灭灭之中的造物，而是用来指称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无形的、深层的东西。具体说来，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模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正像梁漱溟所说的抽象的“人类生活样法”和胡适所说的“人民生活的方式”。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它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生存活动。
在这种意义上，文化是比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更为普遍、深刻和基础的东西，后者只是它的具体外显，同时，文化的变迁和转型也是人的内在世界和行为方式的最为深刻的变化，它决定着具体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变更。这样一来，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道德失范和价值冲突问题实质上是更深刻的文化转变的表现，它们以正面的或负面的、积极的或消极的、肯定的或否定的方式表明，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文化转型。这一文化转型的实质是生存方式或生存模式的转变或重塑。具体说来，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工业文明要求中国民众改变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自在的和封闭的文化模式，改变经验主义的、自然主义的、自在自发的生存方式或生存模式，用一种新的自觉的文化塑造一种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自由自觉的、具有主体性和创造性的生存方式。由于这一文化转型目前正在开始，尚未取得自觉性，它一方面通过中国民众的主体意识、个体性、参与意识、创造性的增强而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则通过原有道德的失范、文化观念的冲突和精神世界的混乱而曲折地表现出来。
综上所述，结论十分清楚，中国社会在转型之中所出现的道德失范与价值冲突问题，要求我们进行一场深刻的价值重建和文化转型，其实质是中国民众的生存方式或生存模式的重塑。用另一种语言来说，重塑人的生存模式就是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使人由农业文明条件下自在自发的主体转变为工业文明条件下自由自觉的主体。只有环绕着这个实质与核心，我们的价值重建和文化转型才会收到实效，才会有积极的意义。
二、价值重建与文化转型的尺度：确定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
当我们揭示了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转变问题的空间深度，并确立了以重塑生存模式为核心或实质的价值重建和文化转型的构想之后，紧接着的重要问题是确定重塑生存模式的主导价值目标。具体地说，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对中国民众进行启蒙与建构，才能重塑中国民众的现代化的生存模式或生存方式。而为了深刻地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又有必要思索一下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历史方位，从而确立以什么样的尺度来进行这场价值重建与文化转型。
应当承认，如果一般地谈论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历史方位，问题似乎并不复杂。正如我们在上文中反复强调的那样，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时期。但是，如果深入考察这一问题，则会发现，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在这方面，存在着众多相互差异和冲突的见解。造成这种歧异和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文明转型处于一种十分复杂的人类文化和历史背景之中。
这一特殊背景源于中国属于后发展国家这一事实。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间有一个十分大的时代落差，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之际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某种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才开始实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这种历史错位给中国的现代化造成了极特殊的历史定位，它使得原本以历时的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在置身于开放的世界体系之中的中国社会那里，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与此相适应，以人与自然的自在的和原始的合一为内涵的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现代工业的文化精神，以及以消解主体性、解构自我、重建人与自然的统一为特征的后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时出现，同时从不同角度冲撞、挤压、困惑着中国民众。这些不同文明时代的基本文化精神在历史演进中都表现出某些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又都展示出内在的某种缺陷和弊端，这就使得刚刚步入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民众难以抉择，无所适从，体验着价值取向、文化观念和发展尺度上的巨大冲突。这是我们确定价值重建和文化转型的尺度与目标时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可以略加展示上述三种基本的文化精神的冲突及各自的特征，以确立适合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尺度。
首先，由于中国正在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型，所以，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价值因素对中国民众的冲击和影响是十分大的。尽管人们对工业文明的本质特征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认同的，即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共同构成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技术理性塑造了的超越狭隘经验的科学思维和理性活动方式，人本精神代表着自由自觉的主体的参与精神、批判意识和创造性，二者共同规定了现代人征服自然、创造世界的价值导向。这些是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得以确立和运行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然而，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在共同支撑了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同时，也产生了彼此间的内在张力和冲突，展示出各自的内在局限性。工业文明条件下人对自然的过分征伐破坏了人与自然间的生态平衡，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创造出来的高度丰富的技术世界并未像启蒙理性所允诺的那样，成为展示人的主体性和本质的解放力量，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导致了各种社会力量对人的主体性的压抑，导致了人的孤独、抽象、片面等异化状态。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将工业文明的正面和负面效应同时展示给后发展的国家与民族，造成了极大的价值冲突与混乱。
其次，由于对工业文明本身弊端的恐惧，一些敏感的心灵又向后转，企图重新以农业文明的本质精神来重构中国的社会。梁启超当年从呼唤西方工业文明到拒斥西方工业文明的转变，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依旧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不少人期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有助于调整工业文明条件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期望传统的整体主义或群体主义的伦理文化有助于克服工业文明条件下的极端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以及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异化现象。应当指出，这种主观愿望是善良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却存在着巨大的障碍，这是因为，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原始的、自在的“天人合一”观念之上，它对自然血缘关系和伦理纲常的强调、对科学技术的拒斥等价值取向塑造了具有自在性、自然性、自发性和封闭性特征的活动主体。显而易见，这种在农业文明条件下比较典型的失落主体性的个体同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自主和创造性的主体格格不入。这样一来，企图以传统文化来建构现代市场经济的导向在实际后果上可能与我们建构市场经济的主导目标背道而驰。
再次，对发达工业文明本身局限性和弊端的批判意识一方面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导致了后现代文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介入。近年来，生态文化、技术批判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哲学界和文学界变成“热点”，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应当看到，后工业文明并未成为一个完全超越工业文明的文明形态，因此，后现代文化并不是一种同质的、统一的文化价值观念或理论形态，相反，从广义上讲，后现代文化包括所有产生于发达工业文明社会之中的、对于工业文明及其文化精神提出修正、质疑、批判和超越的价值与文化观念。在这种意义上，后现代文化中既包含许多积极的文化价值内涵，如生态文化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交往理性对异化的人际交往的调整、技术批判理性对自律的异化的技术发展的人道调控；同时，后现代文化也包含着许多极端的文化价值观念，如对一切哲学、对现代性、对自我、对主体性、对一切有深度的价值与思想的彻底消解。这后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对于后发展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具有很大危险性，因为它很容易同这些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以高科技发展为背景的平面文化和通俗文化相结合，使这些民族刚刚开始突现的主体性又被消解到自在的、原初的“天人合一”之境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同西方现代化之间的巨大历史错位这一事实造成了中国社会文明转型的极其复杂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在这一历史方位上，我们不可能找到一种像西方工业文明早期的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所构成的同质的、统一的文化精神，去毫无争议地支撑现代工业文明的建构。相反，我们总是面对代表不同文明时代的各种文化精神的冲突和碰撞，这给我们的文化价值选择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它同时表明，没有什么外在的力量能确保处在目前历史方位上的中国社会一定会毫无争议地走上现代化之路，未来中国社会的命运与状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民众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价值选择。
这一严峻的现实更加证明我们确立一种明确的发展尺度的必要性。回顾中国过去百余年现代化历程的痛苦经历，总结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对于目前的中国社会而言，没有什么比尽快建构起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文明更为重要了。无论工业文明本身展示出什么样的局限性和弊病，它都代表着人类历史超越农业文明的一次巨大进步，我们都必须经历这一文明时代。我们既不能退回到农业文明，也不能从道德尺度的浪漫情调出发，企图超历史阶段地扬弃工业文明的一切弊端而享受它的一切优秀成果，从而直接进入到后工业文明。如果我们不能正视一点，那么我们的民族真有可能永远地错过现代化的机遇，而被人类历史所淘汰。由此，我们衡量目前这场价值重建与文化转型的主导目标正确与否，乃至衡量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与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尺度只能是一个，即是否有利于建构真正意义的工业文明形态。
三、价值重建与文化转型的主导目标：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的文化启蒙
我们在前文中一方面把中国社会目前的价值重建与文化转型的实质与核心限定为人的生存模式或生存方式的重塑，另一方面确定这一价值重建与文化转型必须以真正工业文明的建构为基本尺度，现在就能比较容易地给出这场价值重建与文化转型的主导目标了，这就是，用工业文明的最本质的精神，即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来重新塑造中国民众的生存模式和生存方式，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这既是价值与文化转变的主导价值目标，也是确立中国社会新文化的框架内涵的基点，有关道德规范、价值观点、文化精神的一切调整或改变，均应以此为核心。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概要地说明这一基本观点。
第一，必须用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进行自觉的文化启蒙，消除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文化阻滞力，消解传统活动主体的自在性和自发性，塑造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主导价值目标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现代主体。
这一主导价值目标的设定是针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文化阻滞力的。应当承认，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允诺在过去百年间迟迟没有实现，这自然与多种内在的外在的因素有关，但其中根本原因之一，是中国现代化所特有的强大的内在的文化阻滞力使大多数农业文明的主体很难生成为现代工业文明所要求的自由自觉的主体。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至今尚未真正超越农业文明形态，只是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时期。农业文明植根于自然经济之上，中国的农本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它本质上是一个自在自发的日常生活世界，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他们终生被封闭在家庭与天然共同体之中，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到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生儿育女这种自在的、重复性的日常生活之中，凭借着自发地溶进血脉之中的传统、风俗、习惯、经验、天然情感、血缘等自在的文化基因而自在地生存。这是典型的自在自发的经验主体。同时，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植根于原始的、自在的“天人合一”观念之上，其主导价值取向不是超越自然关系，把人从日常生活中提升出来，而恰恰是对自然的回归与肯定。儒家通过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基于自然血缘和天然情感之上的伦常的强调，道家通过对“自然无为”的赞美，大大地强化了日常生活的自然主义色彩和自在性、重复性、封闭性等本质特征，由此产生出重伦理不重科学、重经验模仿不重理性思维、重“品德”不重创造才能的行为定式。这些植根于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塑造了中国民众自在自发的生存模式，使大多数人即使在面对着需要强烈主体意识和创造性的非日常的社会活动和精神生产时，也依旧采取这种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行为模式。这显然是几千年中国社会缺少内在驱动力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由上可见，同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本质精神的现代工业文明本身可能出现的局限性和缺陷相比，这种由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所塑造的生存模式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消极影响和阻碍更为直接、更为有害。这种由几千年农业文明培育的、未经过工业文明洗礼的自在自发的经验主体，面对着急速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往往会无所适从。一些人会呈现出困惑、疑虑、恐惧、拒斥、逃避的状态，另一些人则会采取各种不可思议的、反常的行为。目前全社会普遍的焦虑和浮躁人格、疯狂追逐金钱的物化人格、以疯狂消费为特征的笼罩着世纪末心态的幻灭人格，都从负面证明，传统农业文明的自在自发的经验主体无法直接支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文明。
就迄今为止人类文化和人类历史所达到的发展水平而言，我们如欲从根本上消除中国现代化的内在文化阻滞力，使中国社会尽快汇入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格局之中，那么唯一的选择是用现代工业文明的本质精神，即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来对中国民众进行自觉的文化启蒙。只有这两种文化精神才可能消解农业文明主体的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特征，把他们塑造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自觉的知识主体，以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为依托的科学技术理性形成一种超越狭隘经验主义的、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以可计算性和数量化为特征的科学思维、决策模式及行为模式，这成为现代理性化社会的内在机理和现代人的根本素质。而体现在现代艺术和哲学之中以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为核心的人本精神是支撑现代工业文明的另一主导精神，它所强调的是主体的参与精神、批判意识、创造性和自由自律的本质特征，这正是置身于既充满创造机遇又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中的主体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同时，人的创造性的发挥和全面发展也应是现代化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可见，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这两种基本的文化精神正是中国民众所最缺乏的，而市场经济又最需要的因素。如果说，我们以前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来设想这种文化启蒙，只能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那么今天的情形已大不相同了。当市场经济大潮已经无情地冲涮着中国民众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生活世界的根基，当越来越多情愿或不情愿的人们被卷入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进程之中，我们通过现代教育、理论建构、制度规范等多种手段来进行这种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的启蒙，就已经是十分现实的事情了。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建构与这一重塑生存方式的文化启蒙互为因果，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反过来又成为前者的支撑与保证。
第二，在确立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容的主导性价值目标的同时，还必须建立起以人的总体性生成，即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多种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并存的价值约束体系。这是以重塑人的生存模式为内涵的价值重建与文化启蒙同样不可忽略的内容。
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在上文中所分析的中国现代化的特定的历史方位。由于中国现代化与西方业已完成的现代化之间的巨大的历史错位，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和后现代化文化同时冲撞和挤压着中国民众。由此，当我们把工业文明的基本文化精神——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确定为我们所进行的价值重建和文化转型的主导目标时，切不可忽略中国传统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存在与影响，因为这些文化精神不会因为我们不去关注它们而自行退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所能做的是如何在不动摇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吸收其他文化精神的某些具体的积极价值因素。对此，可以考虑两方面的要点。
一方面，我们必须从总体上和根本精神上把中国传统文化“悬置”起来，同时拒斥后现代文化的总体的和普遍的介入。具体说来，我们必须防止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在的“天人合一”精神及未分化的整体主义意向和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的极端导向从两个方面抑制自由自觉的现代主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成。只有这样，才能为以科学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工业文明精神提供现实的切入点和生存空间，从而确保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的主导价值的地位。
另一方面，在从总体上和根本精神上“悬置”和拒斥中国传统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有条件地吸收这两种文化精神中的具体的积极要素，如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同一问题的关注，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后现代文化中生态文化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建，交往理性对人与人间的合理关系的重建、技术批判理性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的限制和批判，等等。但是，必须有一个限定条件，即不能使这些文化要素做为独立的文化精神而介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要把它们整合到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工业文明精神之中，形成一种合理的、自觉的约束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能减轻历史阵痛、避免历史错误。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总体的人”或人的总体性的生成，即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我们衡量社会现代化乃至整个人类进步的最根本的发展尺度。然而，这一根本目标既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在终极意义上彻底完成，它是一个开放的历史进程。人由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自在自发的主体向工业文明条件下自由自觉的主体的生成，是这一开放的历史进程的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人类历史留给中华民族选择与排徊的余地已经不多了。我们不能再屈从于单纯道德尺度的固执与浪漫，既不应出于对工业文明某些方面的恐惧而固守传统农业文明精神，也不应带着美好的浪漫情调企图超越历史阶段，直接进入后工业文明。只有一种新的自由自觉的生存模式和开放的文化精神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坚实的支撑点，跨世纪的中国民众才有希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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