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搞好“两个转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个转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者认为，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长期以来突出存在的经济效率效益低下——增长方式粗放——体制机制僵化，至今仍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因此，要实现“两个转变”，从体制方面说，要下决心攻破以下“四大难关”：一是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和要素市场的建立；二是政府机构精减与职能转换；三是劳动、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四是着力搞好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从增长方式方面说，则必须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合理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二是积极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提高竞争能力；三是严格进行经济核算，切实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四是改变对各级干部和企业经营者的考核办法，促使其尽可能提高效率和效益；五是打破部门和地区分割封锁，建立起有利于集约经营的经济管理制度；六是建立起一套优胜劣汰的机制，使企业、经营者和职工都具有一种风险和压力。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一个非常英明而正确的战略决策，因而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和拥护。但是，从我国经济发展几十年的历史看，要真正做到这“两个转变”，也并非易事，它不仅需要有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而且需要对为什么必须实行这“两个转变”和如何有效实现这种转变，在思想上有深刻的认识。为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谈一些个人的体会和看法。
一、必须深刻认识我国经济的积弊及其与“两个转变”间的关系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是举世公认的。但是，不容否认，经济生活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如通货膨胀、资金紧张、农业薄弱、失业增加、收入差距偏大、国有企业运转艰难等等，至今并没有解决，也是很严峻的事实。究其原因，人们可以讲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据我观察，最要害的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投入多、产出少，效益效果很差的积弊，长期没有明显改变。如据有关方面按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在我国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额中，依靠增加投入增长的部份仍然要占3／4左右，依靠提高效益的部分大约占1／4。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依靠提高效益的部分一般占35—40%，发达国家一般占50—60%甚至更高相比较，我国经济的投入产出率显然要低得多。这也就是说，同样增加1个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我国所付出的代价，比他们要高百分之几十甚至1倍以上。
特别是在我国经济中至今仍占相当比重的国有企业，效益效率低下的情况更是惊人，在其全部增加值中，依靠提高效益来增加的部份还不到15%，即绝大部分要靠增加投入才能增加生产，没有大量投入生产就不可能发展。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国有经济每年所使用的资金，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贷款，占全部社会资金总量近70%，但在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额中，国有经济的贡献率只有20—30%。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经济从总体上说，至今还没有进入良性循环，而仍然处于一种非良性循环的状态，从而也就必然制约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和整个经济的不断健康发展。
今后1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划，按照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和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的规定，已经明确，国内生产总值要求在“九五”期间，每年递增速度达到8%以上，即到2000年要在1995年的基础上大约再翻半番；下世纪初的10年，年均增长要达到7%以上，即到2010年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这一规划，从每年的递增速度看，似不很高，只有8%或者7%，比过去10余年已经达到的水平将近10%低了不少。但从经济的总规模看，则是相当庞大的。譬如：1995年，我国经济提前实现了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所提出的前两步战略目标，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其总规模只相当于1980年的400%；到2000年要求再翻半番，就达到了1980年的600%；到2010的要求再翻一番，就上升到了1980年的1200%。也就是说，今后15年所要求增加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额，较之过去15年高速增长时期所增加的绝对数量，要多1.5倍以上。说明在这个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任务，不但是相当宏伟，而且是十分繁重的。
由于未来15年中，我国经济总量增长的规模很大，加上我国现在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小，一些重要产品特别是资源性的产品，如煤炭、石油、钢铁、有色金属、水泥、木材等，已居于世界各国的前列。今后，即使我们不再沿袭传统的甲、乙部类比例关系，即所谓生产资料生产必须优先增长的理论，就按照同上述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等幅计算，到2010年，煤炭的生产也需要从1995年的12亿吨增加到30亿吨以上，钢的生产要从9000千万吨增加到3亿吨，石油的生产要从1.4亿多吨增加到4亿多吨，水泥的生产要从4亿多吨增加到10多亿吨，木材的生产要从6600万立方米增加到2亿立方米。这无论从我国的资金或资源条件来看，都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生产了这么多的煤炭、钢铁、水泥等。假若到时候真的生产和使用这么多资源性产品，在大气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上，对人类的生存也将是一种“犯罪”。因此，唯一的出路，是摈弃过去那种单纯依靠增加投入，或者主要用资源性产品的堆集来增加生产的落后方式，千方百计降低单位产品的原材料和能源消耗，用尽可能少的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产出，才能真正达到。不仅如此，还应该进一步深刻分析和认识到，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效益效率不高的更深层次原因，主要还不在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身，而是长期实行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的。
这主要是因为，对于有关我国经济效益很差和增长方式粗放的弊病，我们并不是现在才看到，早在50、60年代就已逐步发现了，并且曾经多次试图解决它。不仅在我国，所有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如此，所谓从粗放型转到集约型这个词，就是苏联人创造的，并不是我们的新发明。但由于我们长期奉为社会主义基本标志之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本身就是违背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否定商品生产，否定市场竞争，不可能达到各种资源优化配置，不可能通过企业优胜劣汰来不断提高经济质量与效益的粗放型体制，始终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传统的增长方式当然也就不可能改变。
因此，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长期以来所突出存在的经济效率效益低下——增长方式粗放——体制机制僵化，至今可以说仍然是三位一体，连在一起，密不可分的。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只要认真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体制机制僵化是“原因”，增长方式粗放是“表象”，效率效益低下是“结果”。我们在研究问题时，为了追本求源，可以从“结果”到“表象”再到“原因”，一层一层地进行解剖，力求把事物的本质弄得既清楚而又准确，这是完全对的。但要真正解决问题，则必须将顺序倒过来，首先针对事物的本质原因，对症下药，切实解决体制机制问题，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否则，很容易重复过去的教训，花了很大的力量，但由于舍本逐末，最终往往变成一种口号或号召，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次中央决定中，为什么同时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的转变，而不是一个转变？又为什么要把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变列为“一”，而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列为“二”，我认为这就是要害的所在。对此，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必须深刻理解，正确加以贯彻，才能把“两个转变”真正搞好。
二、必须下决心抓住重点、难点，认真深化改革，尽快渡过两种体制并存的难关
在进行上述两大转变中，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变，虽然是一个首要的问题，但要真正搞好体制的转变，国内外的实践都证明，是相当艰难的。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应当对过去10余年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的种种改革，积极加以深化发展和完善提高以外，关键是要从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下决心做好一系列扎扎实实的工作。
第一个方面是，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认真化解和消除下述三个明显阻碍着我们改革前进的现实思想障碍。
1.要进一步确立坚定不移的改革决心和信心。对于我国传统的经济体制，必须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从原则上讲，一般没有异议。但由于改革以来，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社会经济生活确实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不良现象，如通货膨胀、秩序混乱、假冒伪劣、腐败丛生等等，有的同志对改革又产生了种种疑虑。特别是鉴于原有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所谓的改革中，党和政府相继变了颜色的教训，少数同志对能否搞好改革，甚至也失去了应有的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弊病，盘根错节，积重难返，改革的时间急了，力度大了，可能凶多吉少。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我国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之所以能够挺过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这一关，正是由于我们从70年代末以来，经过了较快而深刻的体制改革，使经济得到了前所未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对此，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曾经有过精辟的阐述。事实上，他们之所以发生剧变，正是因为其在改革中始终没有动真格的，长期局限于空谈的结果。例如，原苏联从1985起就大讲要进行经济改革，甚至也提出过要搞计划市场经济的口号。但是，一直到1990年底我们去访问时止，其全部产品的价格，95%以上还是国家统一规定的，允许在农贸市场销售的商品，仍然只限于农民自留地上生产的产品，所谓的市场根本就没有发展起来；企业的所有制结构，98%仍然是国有，包括集体农庄也没有转为真正的集体。结果，势必带来生产停滞，市场萧条，百货公司中90%以上的货架都是空的，人民生活明显下降，群众不满情绪强烈，半年后就发生了党和国家的解体。因此，如何全面正确地总结分析国内外改革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并认真提高我们的认识，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防止改革的停滞或倒退，不可避免地就成了我们当前搞好“两个转变”的前提的前提。
2.要正确理解和贯彻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明确，我国原来那种单一的公有制，必须改为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下的多种所有制长期并存，共同发展。在党的十四大上，又进一步明确了，公有制主体地位，既包括国家所有制，也包括集体所有制。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并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衡量标准，是国家和集体的资产，在社会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主要是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发挥主导的作用。据此计算，我国的公有制经济，至今仍占社会生产总量的85%以上，公有资产要占全社会资产的90%以上，属于经济命脉的行业和企业，至今基本上都掌握在国家手中。这不仅证明，我们过去的改革，始终坚持了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也充分说明，党中央所确定的上述目标和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当前，如果不能把人们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既定方针上来，就很难保证国有企业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地顺利向前推进。
3.要自觉促进与适应经济权力利益的深刻调整。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一种权力利益的调整，从1979年到现在，我们的改革每前进一步，实际上都在作出这种调整。只不过过去的特点是：（1）由于我们改革所采取的是渐进式的方法，权力利益调整的力度一般比较弱，人们不太容易感觉出来；（2）由于我们过去体制的主要弊病是集中过多，统得过死，调整的趋势一般都是从中央到地方、国家到企业、集体到个人的单方向调整，地方、企业和个人，无论权力或利益，所得往往都大于所失，也比较容易接受。但改革进入现阶段，要继续进行这样的调整已不可能了：一是中央剩下的权力已远不如过去那么多，财力更是捉襟见肘，再作单方向调整的余地显然已经不大；二是，一种新体制的建立，最终必须达到规范化、法制化，这样势必要进一步作出种种制度性调整，从而也就必须影响到许多方面的既得权力和利益，不仅难度将大大增加，而且有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抵制甚至反对。但这一步到现在又非走不可。如果对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长期不动真格的；或者为照顾某些单位和个人，因维护不合理的权力和局部得益而反映出来的意见甚至情绪，导致正确的改革措施也久拖不决，无法尽快到位，一整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因此，如何通过正确而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有效增强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对这种调整的理解，尽可能做到自觉地去促进和适应种种必须进行的既得权力利益的合理调整，是目前搞好改革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第二个方面是，必须围绕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努力攻克以下至今仍然困挠着我们，欲进难进，严重滞后的四大改革难关。
一是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和要素市场的建立。金融、投资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目标，在1994年推出的宏观经济改革方案中，已经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但至今还远没有到位。由于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专业银行不能按企业化经营，利率不能在中央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的基础上，随资金供求灵活浮动和市场化，金融手段对经济的应有宏观调控作用就不可能有效发挥，整个经济和市场、物价就很难保持基本稳定。由于投资体制改革不到位，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投资的比重和建设项目就不可能大大减少，计划经济就难以转到市场经济而很可能变成一种审批经济，由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各种要素市场，包括资金市场、股票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是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但我们现在仅刚刚起步，一般还处于一种经常大起大落、投机盛行的不正常局面，同建立新体制的要求严重不相适应。“九五”期间，如果对这一改革难关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二是政府机构精简与职能转换。这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为此，从改革开放初期起，我们就一直比较重视，并分别于1983、1988和1993年进行过三次比较大范围的改革；但至今收效甚微，各级政府机构先减后增，人员编制越来越多，政府的职能也基本没有转换。实践已经反复证明，这个问题不下决心解决，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的问题就很难解决，不但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无法真正转换。自主决策和经营的权力难以落实，而且传统的以行政隶属关系和层层指标分解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可能转变成市场经济体制。
三是劳动、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这也是在体制上至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重要领域（主要指国有单位）。由于单位就业终身制和铁饭碗的劳动制度没有打破，不仅难以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往往起码的劳动纪律和劳动态度也很难坚持。由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工资制度还没有经过合理的改革，就普遍实行了职工分配同本单位劳动生产率和效益挂钩的制度，不但导致一些所谓效益好的单位年年大幅度提高工资，效益不好的单位基本工资也保证不了，形成了种种人为的分配不公；而且至今没有建立起一套合理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济制度，对劳动者可能受到的风险也缺乏必不可少的保障。“九五”期间要建立和形成新的体制，在这一方面不动大的手术也肯定不行。
四是着力搞好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主要都仅限于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关系，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1991年起，我们虽然转为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但仍限于以放权为中心，实际效果也很不理想，绝大多数企业活力不强、效益不高的状况，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为此，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解决深层次问题，着力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由于对许多问题和做法在认识上不统一，实际进展仍然步履维艰。而实践已经证明，国有企业的体制理不顺，整个经济体制也不可能理顺，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实现良性循环。因此，“九五”期间如何通过突破国有企业改革这一难关，在绝大多数骨干企业中真正建立起既有中国特点，又能到国际市场上竞争的现代企业制度，可以说既是整个经济改革的重点和焦点，也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上述四个方面的难关，在实践中可以说象连环套一样，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必然牵涉到其他问题的合理解决。例如，要推进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必须使国有企业有相应的承受能力，这就涉及国有企业的改革。而要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又必须解决政府机构精简、职能转换和劳动、工资、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现在，很明显的是国有企业改革严重滞后，拖了金融、投资体制改革的后腿；而政府机构精简、职能转换和劳动、工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滞后，又制约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深化与制度创新。这种情况，也决定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现在正处在一个既关键而又非常复杂的阶段。其基本特点是：在许多领域客观上都是两种体制、两种机制并存，经济生活中的矛盾、漏洞、摩擦，甚至冲突很多，形形色色的以权谋私、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在所难免。如果长时间不能有效解决和缓解，不仅经济改革的应有效果发挥不出来，而且会给党和政府的威信造成极大的损害，并且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九五”期间，我们必须围绕以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为中心，加快金融、投资体制，政府机构精简、职能转换，劳动、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以既尽快渡过两种体制并存的难关，又使新的体制能够真正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作用。
三、必须下决心以市场为基础，以效益为标准，从多方面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实现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经济增长的方式从此就可以自动地进行转换了，还有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等着我们进一步去做。而且，这些工作，基本上又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主要是企业和微观领域应当做好的，这也是现在人们一般比较重视，经常强调和宣传的；一个层次，主要是政府和宏观领域必须解决的，这也是至今一般不太引起人们的重视或者谈及不那么多的。当然，这只是一种大致划分的办法，实际情况也并非那样绝对，有些明显是互相交叉，需要企业和政府共同来解决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只强调企业和微观层次应当怎么做还不行，而必须同时强调要认真解决好政府和宏观层次应该解决的问题，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特别是有些措施，很明显还同体制机制的改革交织在一起，是非常艰苦和复杂的。为了全面而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两个转变”的正确方针，我们必须同时做好以下包括两个层次在内的六个主要方面的工作。
1.必须合理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等都不合理，甚至很不合理，导致各种资源无法实现优化配置，就是造成我国经济投入多，产出少，效率效益低下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从理论上说，我们实行的计划经济，是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的，但实践中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不但一些大的关系全局的经济结构，如农轻重关系，一、二、三产业关系和能源交通、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的关系等，曾经长期没有解决好，即使一些小的结构，如人人皆熟悉的老三大件消费品，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尽管从“一五”时期起就供不应求，并且在每次编制计划中都明确指出要解决它，但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也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这里，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调整经济结构，到底是以计划为基础，还是以市场为基础的问题。以计划为基础，等于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基础，往往与实际是脱节的，很难达到预期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过去几乎所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其结构都是不合理的。以市场为基础，或者虽然也有一定计划指导，但只要计划不是主观决定，而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包括市场需求和市场价格的基础之上的，即使过去认为很难解决的结构问题，也可以很快解决。例如，我国长期十分落后的通讯和民用航空事业，由于采取了按市场经济的原则运行，其面貌在短短几年内就有了很大改观；相反，现在还同属一个部门管理的邮政事业，因为继续按计划经济的模式运行，至今仍然相当落后。因此，在切实搞好经济体制转变的前提下，如何下决心以市场为基础，运用市场机制来促进各种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有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首要任务。
2.必须积极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提高竞争能力。现在的世界经济，是一种高度竞争的经济，任何国家的企业和产品，都不仅要面对国内市场的竞争，而且要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而是提高竞争能力，关键在于经常拥有质优价廉，能够在市场上畅销不衰的产品。这种产品从哪里来？只能靠科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与更新。否则，就势必变成几十年“一贯制”，像我们过去那样，50年代中期就开始大批生产的产品，如解放牌汽车，其性能和模样到70年代末几乎还一个样，既影响了企业本身的竞争能力，也制约了全国经济技术水平和效益效率的不断提高。
对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弊病，我们过去为什么长期解决不了，最根本的也是原有体制机制不合理造成的。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全部由国家统一分配，加上经常供不应求，“皇帝女儿不愁嫁”，质量不好，价格再高也照样有人要，企业照样可以生存下去，当然也就没有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压力，尽管我们曾经一再号召和强调，但始终也无法改变。因此，如何真正做到以市场为基础，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作用，来迫使企业加强研究工作，不断开发新产品，采用新技术，是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又一有效途径。
3.必须严格进行经济核算，切实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企业内部组织是否科学，管理水平高低，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一个企业的效益，也是增长方式是粗放还是集约的重要体现。
在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还处在上级管下级，一级管一级的原始行政管理阶段，距以市场为基础组织内部管理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从极少数企业开始转变的情况看，如邯郸钢铁公司，从90年代初起，实行了“模拟市场核算，成本否决”的内部管理办法，把企业的各个环节，每个职工的工作，都加以认真分解，并且按照市场价格或费用水平，核算出其应该支出的成本数额，然后严格包干，超过有奖，达不到的受罚。与此同时，把每个人的基本工资，拿出50%同奖金一起浮动，节约成本越多者所得资金越多，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搞得不好的只能拿50%的基本工资。从而使企业的面貌很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90年全公司仅盈利100万元，1994年即达7.8亿元，一跃而成为全国的先进企业。其取得成功的关键措施，就是在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坚持了市场核算的原则。这充分说明，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不但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必然趋势，而且也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
4.要改变对各级干部和企业经营者的考核办法，促使其尽可能提高效率和效益。上述通过优化结构，提高技术，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来实现集约化增长的办法，可以说是任何国家要搞好经济工作的永恒主题，几乎是人人都知道并时时都要强调，而且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也是行之有效的。但在我们这里，却往往变成了“老生常谈”，至今尚未取得应的成效。这是为什么？一个重要的障碍，在于我们各级政府对干部和企业经营者的考核办法，往往是注重政治条件多，注重经营能力少；注重速度和总量方面的指标多，注重效益和质量方面的指标少。从而使真正搞得很好，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的，不一定能够增加多少收入和得到提拔重用；相反，搞得不好甚至造成了国家财产大量损失的，也不一定减少多少收入和受到应有的惩处，往往还可以易地做官，甚至易地升官。这种考核办法不彻底改变，前面讲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几种重要手段，就很难真正落实并发挥作用。
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政府部门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除了考核标准必须改变外，还应该相应改变企业的人事制度。主要是，必须使企业的人事管理与现行政府部门的干部管理办法脱钩，对企业和企业的领导干部都不再定行政级别，取消企业领导干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国家干部身份和任命制。企业的董事会或监事会成员，在经过必要审查手续后，可由股东会或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企业的厂长（经理），可由董事会或企业的投资者聘任；企业的其他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职工，可一律实行合同制。逐步建立起企业经营者和技术、管理人员的人才市场，形成企业与职工的双向选择机制，尽快理顺企业中至今仍然严重不顺的劳动者与企业和企业内部人事关系，以促使各级经济管理干部、特别是企业的经营者，都能够自觉地把转换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率效益，放在其思想上经常关注的问题和日常工作的首位。
5.必须打破部门和地区分割封锁，建立起有利于集约经营的经济管理制度。这也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政府和宏观领域必须切实解决好的问题。我国过去增长方式之所以长期粗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管理上过分集中，主要采取行政手段，依靠部门和地区，从上到下层层控制的办法，不但违背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政企应该分开的原则，而且通过这种行政隶属关系，把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实际上变成了地区部门所有的经济。各级政府部门和地区，既可以其上级领导者的地位，任意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应有的自主权很难落实；又可凭借其行政权力，随时推出种种有利于其局部利益，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规律要求的管理行为。如果经营没有效率，或者发生了重大失误，下面可以推给领导，上面可下推给企业，任何人都可以不承担责任。从而不但决定了我国经济中的部门分割，地区封锁，互相扯皮，信用低下等现象，往往禁而不止，甚至越来越严重；而且势必导致盲目生产，重复建设之类弊病，比许多所谓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我们一提倡发展家电产品，很快全国就可以分头进口上百套彩电、冰箱、洗衣机的生产线；一强调要发展汽车，全国很快就可以搞起来上百家整车生产工厂；一说要扩大“乙烯”生产，全国很快就建起了一批中小型的石化企业。不仅批量很小，单位成本很高，而且技术水平低，市场竞争力不强，建成之日往往也就是企业亏损之时。这在其他国家，一般是不可能出现的。
也正因为此，尽管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优化经济结构，积极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增加大量资金投入，但仅有的一点建设资金，往往也被这样撒胡椒面似的分散使用了，很难干成象样的大事；或者由于行政部门、地区的决策不当，把相当部分都浪费了，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这种政府管理经济的办法如果不改变，所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是根本转不过去，就很可能只是经常停留在口头和文件上，很难真正得到有效的贯彻与落实。
6.必须建立起一套优胜劣汰的机制，使企业、经营者和职工都具有一种风险和压力。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很不合理，长期摆不脱低效益、低效率的阴影，同我们始终没有建立和形成一种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有着直接的关系。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可以睡“铁摇篮”，只生不死，无限期吃国家的大锅饭；经营者可以坐“铁交椅”，只上不下，搞得不好也可以易地做官或升官；职工可以端“铁饭碗”，只进不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个样。这样，当然也就难以焕发出一种兢兢业业、奋斗向上的精神。
国际国内无数事实可以证明，一个企业、经营者或职工，有没有优胜劣汰的风险，不但直接关系到一个企业的兴衰成败，经营者和职工的工作态度与精神面貌，而且将明显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的活力与效率效益。例如：就企业来看。现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由于每年都有一批企业在竞争中破产倒闭，一般5年淘汰率约为25—30%，不仅其企业的活力较强，效益能够不断提高，而且经济结构调整也快，整体素质也较好。我国的非国有经济，特别是同样属于公有性质的乡镇企业，因为形成了一种优胜劣汰的机制，搞得不好只能倒闭或重组，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两度宏观紧缩和调控中，不但增长的速度和效益没有出现滑坡，而且其发展的势头，包括速度、规模、批量、技术档次和效益效率等，反而越来越好，同国有企业在这段时期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就经营者来看，也是如此。现在非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一般的素质和能力并不一定比国有企业高，但因为是聘任制而不是终身制，随时面临着优胜劣汰的压力，其经营的业绩往往要比国有企业好。特别是即使都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有没有这种压力和风险，其效果也完全不一样。我在香港曾经见到过招商局面（交通部系统在港的国有企业）下属友联银行的一位老总，不但在被聘任期间取得了很好的业绩，使友联银行在短时期内就扭亏为盈和利润大幅增长；而且在决心辞职不干，即将离去的前夕，仍然能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坚持搞好工作，毫无懈怠情绪。是什么力量在支持他这样卖力地工作？他讲的道理十分简单：即他也是一个打工者，没有大量资产和终身职务，他的社会地位高低、收入多少、生活好坏，完全取决于他的本事和信誉。他在这里搞得好，信誉就高，就会有人出更多的钱聘用他，如果他在这里搞得不好，就可能名誉扫地，没有人再雇他。他归结为，这是经营者的自我价值观在迫使他这么做。这同我们现在国有企业的不少经营者，因为没有这种风险机制，在快离职时，不是情绪低落，就是想办法借机捞点个人的好处甚至以权谋私，也是一种明显的对照。
就职工来看，有没有这样的风险，结果也很不一样。我曾经调查过一个乡镇企业的洗衣机生产厂，由于职工全是合同制，分配绝大部分实行计件工资，仅1000人左右1年可生产100万台上以双缸洗衣机，人均生产约100台，而同样生产双缸洗衣机的国有工厂，1000多人一般1年只能生产10多万台，人均年产约100台，相差达10倍。我还调查过一个机械工厂，他们为解决质量长期不合格问题，曾经制定了一套很严格的制度和高奖重罚的办法，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的工人却同质量检查人员联合作弊，以次充好，领得奖金2人平分。而且，这种现象，工厂还根除不了，因为不能开除职工，只能扣奖金，下次有可能还照样干。说明没有优胜劣汰的制度，起码的管理也搞不好。至于这样做以后，职工真的遇到了风险怎么办（如失业）？这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现在，不少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这种保障，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而且也完全有条件做到。
总起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国各个方面从上到下经过一系列艰苦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如果不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建立起一套权力、利益、责任、风险互相制衡的体制与机制；各级政府部门和地区，还可以继续搞本位主义，官僚主义而不承担任何责任，企业、企业经营者和职工，还可继续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而没有优胜劣汰的压力，是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的。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提高思想认识，改进工作方法，协同向前推进，力争取得更大更多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