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对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的探索(1977—1992)，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能力论文,试论论文,中共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743(2006)01-0050-04
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标志着中共把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到关系党能否长期执政的高度，也标志着中共对提高执政能力探索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中共对提高执政能力的探索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全面分析了新时期的形势和党的任务，对涉及中共执政方略和确保中共执政地位等重大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果，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论中共执政方略
党的执政方略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历史经验表明，什么时候党的执政方略正确，革命事业就兴旺，党的组织就巩固和发展；反之，党的政治路线发生失误，革命事业就要遭受挫折，党的组织和力量就要削弱。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结合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提出一系列执政方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共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1] (P121)“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这条路线的简明概括。它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条脚踏实地、长期稳定的路线，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南。
邓小平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变，因为“实践证明它是正确的，改变了，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所以人民不会赞成。”[2] (P83)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党的中心任务应当是进行经济建设。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20年间，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经济，使我们吃了大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左”倾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而使党的建设有了正确的方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对我国现阶段社会的历史条件、建国后的历史经验和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以后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邓小平认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点：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2] (P248)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内在统一的：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两者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
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邓小平认为就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开放政策。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邓小平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 (P78)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3] (P377)中国“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坚持引进先进技术和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提高自主开发能力，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邓小平指出，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全面的开放，“并不只是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开放。对这些国家开放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方面，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一共三个大方面。”[4] (P377)着力办好经济特区，增加沿海、沿江对外开放城市，把经济特区办成“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对外政策的窗口”[2] (P51-52)。保持对外开放政策的稳定性，邓小平强调：“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本世纪内不能变，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也不能变。”(《人民日报》1985-01-20)总之，总结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是，“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实行对外开放是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在经济上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一项基本国策。
邓小平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3] (P371)“在这短短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来说过去，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2] (P371)中共阐述经济发展战略，实现到本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伟大目标。要达到此目标，需要什么条件呢？邓小平概括成两点：“第一条，需要政局稳定。第二，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2] (P216)党的基本路线不变，社会政治稳定，有了这两条，我们就能够不断地胜利前进。
(二)“发展是硬道理”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动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离开发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邓小平论述“发展”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共忽视了社会主义阶段要发展生产力。正如邓小平指出：“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2] (P141)邓小平还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等方面来论述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意义。邓小平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提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 (P373)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2)重视区域协调发展。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意义十分重大。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我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遵循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构想。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思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2] (P227-278)
(3)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进行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普遍实行多种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生产力发展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中共接着在城市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但是“有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作借鉴，加上我们有清醒地认识到有风险，避免犯大的错误”，因而也取得了显著效果。邓小平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邓小平把“改革当作是第二次革命。”[3] (P113)
(4)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弊端，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 (P373)结束长达十几年的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的争论，终于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5)“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文革”中，“四人帮”荒谬地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马克思、列宁从未讲过社会主义要贫穷。邓小平总结二十年的经验，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2] (P116)中国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使生产力发达，摆脱贫穷。在改革中，他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6)“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十分重视关于判断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早在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邓小平就结合拨乱反正和探索改革的新政策时多次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3] (P128)他还说：“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2] (P23)在这一时期，是否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即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已提到最根本的是非标准的高度。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在这一时期，强调生产力标准，把它作为最主要、最根本的是非标准，使全党全国人民思想更解放了。改革的步子也更快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国际国内的原因，生产力标准一度被冷落，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又多次出现了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争论。改革的是非得失究竟应该用什么来评判？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检验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归根到底，“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 (P372)“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是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和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邓小平论中共确保执政地位
中共作为执政党，肩负着历史重任，经受着时代的考验，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切实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这是决定社会主义在中国巩固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也是确保中共执政地位的重大战略问题。邓小平总结我国和原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倡导和实践一系列重要原则：
(一)实事求是 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5] (P133)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确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对待建国以来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上，强调指出：“对建国三十年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在对待毛主席的功过评价问题上，邓小平同样以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指出：“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思想路线是什么？邓小平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2] (P62)我们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否则“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5] (P113)。
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邓小平认为，20年的历史教训告诉了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2] (P95)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我们才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也才能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抛开这条原则，党的事业将经受危害，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2] (P95)
(二)思想解放 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要解放思想。邓小平认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5] (P131)邓小平认为，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邓小平将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归纳成四点：一是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禁锢。二是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三是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5] (P131-132)
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怪现象就会产生。邓小平具体分析了其中的危害：条条框框多起来；随风倒的现象多起来；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5] (P133)为此，邓小平同志进行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探索：
(三)反腐倡廉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实行改革开放时间不长，由于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邓小平曾及时指出，不坚决刹住一部分干部中日渐猖獗的腐败现象，“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4] (P403)
邓小平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首先从高级干部开始，实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要求高级干部及其子女自觉遵守规定，克服脱离群众，搞干部特殊化的腐败作风。邓小平在对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交班时，强调指出当务之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3] (P313)“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2] (P314)
我国现阶段之所以发生许多消极腐败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新旧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有许多体制、制度上的问题尚未理顺，还没有也不可能普遍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的机制。另一方面，新的体制正在建立的过程中，尚未完善，因此，权力和金钱交换等腐败行为就会滋生蔓延。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我们要解决腐败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改革。邓小平在1980年就深刻论述了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问题，指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就会重新出现。邓小平认为，解决腐败问题，主要依靠两个手段：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就是要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并重，并要把加强思想教育同注重制度建设紧密结合起来。[1] (P255)要通过学习和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提高模范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同时，要抓住最容易产生腐败问题的部位和环节，总结实践经验，严格纪律。
要解决腐败问题，必须深化改革。第一，要改革原有体制中的弊端，同时建立和完善新的体制，为消除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创造必须的条件。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不正之风等，要重视，要注意解决。因此，经济体制要改革，政治体制也要改革。”[2] (P212)我们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做到政企分开，政府不要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防止权钱交易。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拓宽民主渠道，强化监督机构等。第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为反腐败斗争提供物质基础，邓小平指出：“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2] (P149)“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2] (P149)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从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方略等方面探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原则。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有的提法或观点反映了当时的认识水平，或者有的观点和原则没能完全付诸实践，尽管如此，这些举措抓住了党建的关键，抓住了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特点，表明了中共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从而促进了中共自身建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邓小平对加强中共执政能力建设的探索也成为中共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进一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理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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