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近代史的兴起_宋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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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中国史学的辉煌时代,其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当代史或者说本朝史的成功撰述。两宋统治者特别重视修当代史,“订正旧史,以明国论”,[1]数目繁多的诸帝《实录》、国史,即分别为当代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但是,宋人当代史中水平最高,流传至今且影响最大的,则是私人所撰三部长编体书。宋人当代史撰述的成功,与长编体这种新体裁关系最大。

司马光创制了长编法。但在司马光那里,长编法仅仅是一个编纂程序,其长编也只是对原始资料进行初步整理和加工的编年史初稿,需要作最后的删修定稿,方可成就规范的编年史。[2]到了南宋,李焘、李心传、徐梦莘等,则有意识地将长编法独立出来,使之从一种操作方法,修史的一个环节,卓然而为独立的史书体裁——长编体,成就了《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三部长编体当代史名著。过去,人们认为长编体史书是未遑定稿之作,缺乏从长编到删修定稿这一关键环节。这显然没有体察长编体史家的著述宗旨,没有深入研究这些史书的体例。我们认为,长编体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尝试、实践乃至最后确立,与宋代特有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时代精神有着密切关联。当然,历史学自身的发展,也激发了表述方式的更新和创造。

一、当代社会历史的沉痛刺激

赵宋立国,经历了从强到弱以至于亡国这样一个历史剧变。整个北宋,一直面临着与生俱来的内忧外患。改革与守成的斗争、“变”与“不变”的冲突,起码从真、仁二世,便成为笼罩于政坛,波及士林的最大政治命题。到了南宋,则又一直陷于抗战或议和的痛苦抉择中。严酷的政治斗争,严峻的社会现实,深深地缠绕着知识分子。这个时代的史学家,背负着过于沉重的心理负担和社会责任。尤其,靖康亡国这段赵宋王朝沉痛辛酸的灾难史,更使史学家首先陷于两难处境。他们不愿相信和接受这残酷的一幕,但又无法规避这实实在在的历史和现实。朱熹曾有过这样一段话:

今看著徽宗朝事,更无一著下得是。古之大国之君犹有一二著下得是,而大势不可支吾。那时更无一小著下得是,使无虏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当时之势,不知有伊、吕之才,能转得否?恐也不可转。尝试思之,无著可下手。……每读其书(《徽宗实录》),看得人头痛,更无一版有一件可做得应节拍。[3]是的,历史有时确令人“头痛”,更何况是宋室的灾难史呢!但否定并不等于研究。问题的关键是要忍痛研究,检讨历史,为中兴赵宋得出现实对策。面对这个巨大的课题,南宋士大夫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从不同侧面进行了反思:哲学家们去思考、重构他们认为的根本命题,去理会理学;政治家们去探索抗战立国以至中兴的现实国策;文学家们在诗文中喊出爱国的主题,等等。

处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史学家则走着另一条路。“通古今之变”的传统使他们更为深邃,何况这个“古”对他们来讲,正是自己的当代史呢!他们有观照社会历史,观照现实的独特角度,冷静而又激情满怀,满腔的历史精神不时迸发。试看研究靖康史的专著,仅其书名,亦令数百年后的读者激动而深思:《呻吟录》、《孤臣泣血录》、《靖康要盟录》、《乱华录》、《靖康建炎忠义录》、《痛定录》、《痛哭流涕编》、《靖康要录》、《靖康录》、《靖康遗录》、《靖康余录》等等。我们丝毫不觉得这些史书的作者在玩弄词藻,反而感切到他们悲愤、彷徨、哀惋的心灵,感切到他们痛定思痛的感情激流。时代命运与历史学本身的使命,促使他们将思考研究的对象聚焦于当代史。对他们来讲,尽管最高统治者和权臣有种种禁令,如宋高宗赵构就声色俱厉地宣称“此(指研究靖康史事)尤为害事”,[4]支持秦桧严私史之禁,不让历史学家重提北宋亡国之耻。但是,有良知、有使命感的史家,并没有视当代史为禁区,他们围绕靖康国耻,痛心疾首地检讨本朝史,思考着国家的现状和未来。

历史学在这个时期显示了赵宋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生机与魅力。北宋史尤其靖康之耻本身和它的刺激效应,成了史学家们关注当代史的契机。在这个群体中,李焘、徐梦莘、李心传三位大家的史学意识和创新精神尤为突出。

李焘、徐梦莘二人直接经历了南北宋之交的历史灾难。北宋败亡、南宋动荡、宋金矛盾激烈、现实形势严峻,是他们共同的遭际。史载李焘“遭王国多难,慨然有志驰驱。”[5]一介书生虽最终未能报效疆场,而亡国之恨却刻在了心头,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随之作了调整,专力治史。象一切优秀史家一样,他遵循着“厚今薄古”的精神,明确地规范自己的历史研究“曷若取其近于时机而论之,取其失者而鉴之,则于谋谟为有补矣”。[6]他首先研究靖康亡国史,追念靖康变故,著《反正义》十四篇,内中“皆救时大务”[7],并作《四系录》一书,记“女真、契丹起灭,自绍圣迄宣和、靖康,凡二十卷”,进而全力研究整个北宋史,写成《长编》这部巨著。

徐梦莘也走了几乎相同的道路。在《三朝北盟会编》自序中,他毫不掩饰地讲:“呜呼!靖康之祸,古未有也。夷狄之为中国患久矣,……是皆乘草昧、凌迟之时,未闻以全治盛际遭此易且酷也。”[8]同样,是靖康亡国史使他痛心疾首,引发了他的著史宗旨,他要究其源、竟其因,从更大的历史场面来研究当代史。

相对于李焘和徐梦莘,李心传是位晚辈。这位下第之余绝意场屋的史臣后代,从少年时代即对史学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经世之学中没有比史学更重要的了。他关注的是赵宋中兴史,也即南宋的现代史。但中兴之源也始于靖康,客观上无从回避,于是在《要录》中,他不惜破例为体,将笔端追触至北宋的政和、宣和年间,他解释说:

臣谨按:编年之体,不当追录前书已载之事。今以金人和战,帅府建立,皆中兴已后事迹张本,故详著之,以备其始末。[9]在李心传看来,历史并不遥远,而是与现实胶着在一起的。于是靖康之耻也成为他研究当代史的触发点。在使用有关靖康史的《钦宗实录》以及《孤臣泣血录》、《痛哭流涕编》等书时,他特别感叹道:“蔡绦《国史后补》所谓‘国家破辱,皆在端成殿’,即指此也。”[10]又说:“此据《孤臣泣血录》。《三国谋谟录》亦有之,其进书序云:‘编成此书,以代尝胆之苦,庶几会稽之耻未忘,东门之役必报。’今从之。”他一样地对靖康之耻切愤于胸,感慨万端,从而以靖康史为缘起,走入当代史的研究。

与同时代的其他历史学家相比,李焘,徐梦莘,李心传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没有沉浸于国难国耻的苦楚之中,而是把冷峻的目光投得更远,在整个赵宋历史中探究历史嬗变的奥妙,总结教训,得出现实对策,将自己的报国热情建立于理性思考之上,从而使自己的历史研究真正有补于时。

于是,李焘痛感靖康之耻,去规划他的北宋史巨著。在他的思考中,北宋从建国到靖康亡国,实是一个割不断的整体。他第一个创造性地将长编法独立为一种著史体例,明确指出其“篇帙或相倍蓰,则长编之体当然”,[11]从而写出了960卷的长编体巨著《长编》。对于他的治史大旨而言,长编体的体制是非常适宜和恰当的。而徐梦莘则把笔端触及境外,把靖康史放在宋辽金的大空间系统和南北宋交替的时间流中去审视,在纵横交错的时空中去总理历史教训。他也采用了编年体,而且是长编体,并尽量保存原始文献以利他人和后人再度研究。《要录》的作者李心传,则把靖康史作为当代史研究的起点,从发展方向上作审视和总理,紧扣时代脉搏,对高宗一朝,即“中兴始末”的军国大政,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在治史中熔入了强烈的政治意向。他也有意识地选择了长编体。

三位史学大家走的是相同的路。这就是,在社会历史剧变的刺激下,把治史的方向规范于当代史,重视整个历史的走向,关注其与现实的联结点。另一方面,他们总结当代史,共同倾心于长编体,成就了各自的长编体巨著。

二、体裁选择的客观制约

几乎没有一个史学家不在当代史研究面前颇费踌躇。要刀刻汗青,要完成历史的不朽,并从中实现史家的使命,必须投入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全部才智和理性。李焘、李心传、徐梦莘都是以私人身份独立修史的,这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业。相对于史局的官方史家,他们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不便。私人见闻的局限,资料收集的艰苦,处理不当,必然影响“直”、“信”宗旨的贯彻。更为棘手的是,如果不去图解“钦定”标准,则必须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对纷繁广阔的社会历史有总体把握。即,既要作历史学家实录当代历史,又要当好社会病理学家,超越时代的迷障,冷静地探求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寻出基本的经验教训,完成“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责任。这其中,有太多的问题使他们难以轻松。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本朝史。

首先,他们不可回避现实政治的敏感性。

历史学与政治有着不解之缘。修史作为现实政治的组成部分,往往浓缩了政治斗争的全部。两宋政坛上,频繁、激烈、严酷的党争,客观上给史学家研究当代史布下层层障碍。不同派系的子孙、门生故吏,散处于现实政坛的各个角落,甚至和史学家同期共事,这不能不影响和左右着修史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把持着资料的诠释权、记载权,在最原始的材料上打上党派私见的烙印,造成失实。比如,欧阳修作《范仲淹神道碑》,其中记叙范仲淹晚年与政敌吕夷简“欢然相得,戮力平贼”。而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却以为有辱乃翁,削去此事。欧阳修虽大为不快,但亦无可奈何。[12]另如,张方平本是平庸之辈,无甚可称道的大政绩,曾受到司马光的尖锐抨击。但他曾识拔过三苏父子,故苏轼作司马光《神道碑》时,有意略去其事,而且写文著书,“十分说他(指张方平)好。今人又好看苏文,所以例皆称之。介甫(王安石)文字中有说他不好处,人既不看,看又不信。”[13]这就造成对张方平评价认识上的有违真实。再如,有关南宋名臣张浚的记载,多以朱熹所作《张浚行状》为蓝本,但张浚之子张栻和朱熹同为理学大家,关系极洽,所以,《行状》之作多有不实。[14]朱熹后来曾作检讨,说自己“十年前率尔记张魏公行实,当时只据渠家文字草成,后见它书所记多不同,常以为恨。”[15]可见实录、信史之难。经过此事,朱熹更为谨慎了。所以,当赵鼎的后代再来找他作《赵鼎行状》时,他只是不允。《朱子语类》曾载:

问:赵忠简(鼎)行状,他家弟子欲属笔于先生,先生不许,莫不以为疑,不知先生之意安在?

曰:这般文字利害,若有不实,朝廷或来取索,则为不便。如某向来《张魏公行状》,亦只凭钦夫(张栻)写来事实做将去,后见《光尧实录》,其中煞有不相应处,故于这般文字不敢轻易下笔。《赵忠简行状》,向亦尝为看一过,其中煞有与魏公同处。或有一事,张氏子弟载之,则以为尽出张公,赵公子弟载之,则以为尽出赵公。某既作了魏公(张浚)底,以为出于张公,今又如何说是赵公耶。[16]

朱熹将自己执意不写赵鼎《行状》的苦衷,向学生推心置腹地讲了个明白。他认为,其一,张浚、赵鼎都是南宋政坛上的关键人物,同事高宗一朝,都有极大的政治影响,门生子弟遍布朝野,所以写他们二人的行状,是太敏感了,太关“利害”了;其二,张、赵二相功过尚未有定评,而双方子弟均挟私意,功同归己,过则予人。自己既作了张浚行状,上当受骗过一次,所以赵鼎《行状》最好回避,以免错上加错,有违史家良知。朱熹讲的都是事实,理由也充足。但也不是没有更合适的解决办法,他完全可以作个客观的史家,去理清个中公案。但他没有勇气去纠正,却象逃避瘟疫一样回避了,把这个皮球踢给了别人,要人家去“仔细推究,参考当时事实,庶得其实而无牴牾耳。”可见,一旦事关现实利害,连朱熹这样的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所以,理清历史,超越利害顾虑去作信史,只有留待更具责任心的史家。长编体史家李焘、李心传、徐梦莘,正是这样富有责任心的史学大家。

其二,政策的影响。

每项政策都有它产生的广泛社会基础,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制定实施和运作之后又会产生深浅不等的影响,并有其延续性。即使一项政策运行不久便给取消了,它仍然会有遗痕,不会马上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消声匿迹。尤其是当代史上的一些重大国策,更是如此。史学家处在当代社会之中,处在以各种政策为主导的现实生活中,要做当代史,其难度可想而知。其一,客观的,即史家对某些重大政策不能或不容许有异议;其二,主观的,即史家在研究以政策为主导的当代史时,限于自己的认识水平,尚不能对之作科学的认识。

无论是客观的“难”还是主观的“难”,都回避不了一个事实,即,本朝史上的一些重大政策,首先就是当代史编写中应反映的主干内容,一旦舍去,史学著作便失去了应有的份量。所以,史学家必须给予政策以实事求是的记叙,并作出恰当的分析评价。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采取科学认真的态度,搜集各方面的史料记载,考辨异同、综合订正,然后选择合适的体例,著之于书。这个过程,实际上体现着史家的历史眼光和见识。比如关于“守成”还是“变法”,就是整个宋代争议最大的政策取向问题。其中,王安石变法更是沸沸扬扬。北宋后四朝反反复复的党争,也基本围绕着变法政策展开。神宗朝任用王安石变法,制定新法。哲宗初,宣仁太后和司马光则对新法彻底否定,全盘废止。哲宗亲政后,又搞“绍述”,重行变法政策。到了南宋,祖述元祐的大臣赵鼎、范冲又在高宗赵构的支持下,急匆匆给宣仁太后“辨诬”,改修神、哲二朝《实录》,“是元祐而非熙丰”,给王安石变法强行定案,并把否定变法作为现实政治斗争的一大内容。高宗、孝宗之后,朱子理学兴起,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把持文化领域,在书院这个阵地宣扬自己的政治见解,进而影响朝野。书院派评定变法的一个基调即认为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亡国,是祸国之源。这个意见通过朱门弟子又影响到史书编纂,于是,否定王安石变法,在史学领域渐成“铁案”。但是,政策的否定却没有这么简单。王安石变法的一些具体政策,虽历经政治风云变幻,不仅不可能从实质上被完全废止,反而在不同名目下继续施行于现实社会。例如,司马光目为“最为害事”的募役法,不仅在司马光废止新法时不能尽为除去,而且一直到南宋还被政坛认为切合实际。可见,合理的政策并未因制定者的失势而消亡,也未因反对者的歪曲而失却其合理性。再如,北宋末,宋徽宗、蔡京大搞官制改革,尽管这些政策是昏君和奸臣制定的,但它反映了宋代官制改革的必要性,所以,官制改革的某些具体内容,历靖康之难,到南宋仍被沿用。再如,秦桧当权时的议和政策,在当时即为胡铨、张浚等抗战派激烈反对,但因高宗支持而得以奉行。秦桧死后,和议之策仍奉行如故。至孝宗朝,抗战派曾一度扬眉吐气,北伐抗金。但军事失败之后,议和又成主导,整个南宋,对金政策上大抵以和议为主。朱熹在论及此节时曾讲:

问:“秦相既死,如何又却不更张,复和亲(当作议)?”

曰:“自是高宗不肯。当渠(指秦桧)死后,仍用沈该、万俟、魏道弼,此数人皆是当时说和亲者。中外既知上意。未几,又下诏云:‘和议出于朕意,故相秦桧只是赞成。今桧既死,闻中外颇多异论,不可不戒约。’甚沮人心。”[17]所以,尽管和议误国,“甚沮人心”;尽管秦桧已死,但议和政策仍无法否定,因为高宗诏示天下,说这项政策是“出自朕意”,这就意味着:如果谁否定和议,便是否定高宗皇帝。史学家写此段历史,怎能不为之三思呢?所以,正是政策的延续性、渗透性,给史学家编著当代史以种种压力,缚上了道道绳索。

其三,事件的影响。

整个赵宋,有许多难作定评的大事件。举其要者,北宋有所谓:陈桥兵变、斧声烛影、涪陵之迁、元佐贬庶、宋后之丧、庆历党议、熙丰变法、元祐更化、宋末党争、海上之盟、靖康之难等;南宋则有建炎复辟、楚齐叛伪、秦桧专权、主和主战、诬杀岳飞等。这些一代大事,关涉整个当代史的军国大政。各方记载又参差不齐,或略或疏,舛牾迭出;或隐约其辞,了无定凭。但撰写本朝历史又绝不可回避。这就要求史家根据各种相关记载,不舍蛛丝马迹,索隐钩沉,参互求证,“取众说而质之”,毕现历史真相,得出平实的结论。

其四:资料情况。

长编体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收集最丰富的资料,尤其是相互矛盾的资料,加以甄别考辨。如果相互歧异的资料少,那就不必采用长编体。而宋代有关本朝史的著述,恰恰非常纷繁而复杂,其歧异与矛盾,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因为人、事、政策的影响,因为记载者政治倾向、立场、观点的不同,因为现实政治斗争的频繁,宋人特重白纸黑字,相信历史记载的“利害”。因而,各式各样的官史,私史充斥、不同程度地“传闻失实,私意乱真。”就官方史书而言,无论是最原始的起居注、时政纪,还是在不同背景下修成的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无不充满着矛盾岐异,打上了皇权干预和权臣私意的烙印,以致实录不实、正史不正,“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比如:北宋的实录,太祖实录曾两次修纂,后录即是在宋太宗干预下重修的,充满迎合和避忌。[18]神宗实录至有三修。元祐史臣修者诋毁新法,蔡卞、林希重修者贬斥元祐,故有朱墨本。到了南宋,高宗、赵鼎令元祐史臣之子范冲三修,力为宣仁太后辨诬,攻击王安石变法。[19]相应,哲宗实录,也经两修。初由蔡京主之,分前后录两部分,“京之意,以宣仁垂帘时,政非出于上(哲宗),故分前录,盖厚诬也。”[20]实质上,这是新旧两党政治斗争在修史上的反映。再如,高宗朝《日历》,即受到权臣秦桧的篡改。[21]所以无论北宋或南宗,官修史书私意曲笔之处比比皆是,且“是非凡几易”,问题太多了。修当代史尽管要使用这些史书,但必须做到明其弊、去其讹、断其疑,尤其要重新审视其是非标准。

私人著述方面,北宋中叶以后,随着政治斗争的频繁,也呈纷纭之势。最明显者,邵伯温、司马光等无祐派及其子弟门生,著私史诋斥、诬蔑变法派,甚至无中生有。到了南宋,先有李纲、宗泽与汪伯彦、黄潜善的矛盾,后有赵鼎、张浚与朱胜非、吕颐浩的政治分歧,再有秦桧专权十六年与主战派的势不两立,可以说矛盾更为复杂,各种势力交织,各派门生子弟均执笔著述,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以致记载事件详略各异,评判人物各执一辞。相对于官书而言,更没有统一的是非标准,撰述者背景各异动机不一,阵营复杂,门户派属私见行诸文字,隐己之恶,掠人之美,几为通病,难以作凭。资料记载的这种情况,决定了史家在利用时决不可贸然从事,而只有将它们纳入长编体之中,综合考证、参互求索,方可补弊纠偏,扶其偏私,斥其讹谬,平析曲直,恰当弃取,做出高质量的信史。而《长编》、《要录》和《会编》正是在上述资料条件下,利用长编体修纂成功的。

总之,无论是人、政策,还是事件、资料都给编写当代史布下了层层障碍。史学家受到现实政治、人事、资料的多方面掣肘,这是既定的先决条件。而南宋三位史学大家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们找到了最恰当的途径——长编体。从而,在夹缝中突出了史家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书、事诸因素的左右,达到了众说“汇而为一”的修史效果和目的。

三、编年史传统的转化与更新——长编体确立的内在因素

任何一门学科都要随时代的发展而调整自身,同时在发展积累过程中不断寻求更合适的表述方式。因为,表述方式的变革往往也就反映了学者们对学科自身的新认识。中国历史学也不外此理,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史,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史学家们探究历史的最合适写作方式的历史,就是说,是不断更新与转化传统写作体式的过程。

中国历史编纂史上最早确立的是编年体。五经之一的《春秋》即是最早的编年史。稍后的《左传》,更是一部编年体煌煌巨著。二者以其崇高的地位确立了编年史的体例和传统。到了汉代,天才史家司马迁创作《史记》之后,纪传体才另开一枝。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与中国人的认知方式比较适应,满足了一定的作史要求和目的,所以为后代所继承,也被封建王朝尊为“正史之体”。但是,纪传体独霸史坛之后,也带来了一些麻烦,不足之处是明显的,尤其是纪传体断代史。唐之刘知几,宋之郑樵,都对之有过非议和驳难。尤其,纪传体明显地不适于对当代史的,当代史研究中所要涉及的价值评判、政治评价、鉴知等,作为当代人总有些难以定案、难作定评。

编年体在其长期发展中,显现了旺盛的生命力。刘知几说这种体裁“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序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列重出。”[22]长处的确不少。但是,编年体长期难以与纪传体对垒。司马光作了深入探索和实践,将其操作程序规范为先搜集各种记载成从目,然后作资料长编,最后再删修定稿这样互为衔接的三部曲。于是,人们发现,作长编是编年体成功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无力量或条件不成熟时,仅利用长编法也可以成就史学著作。这样,长编的独立是自然而然且又切实可行的事,它不仅是编年体传统的体现,而且是其更新和发展。

当然,李焘曾说过其《续资治通鉴长编》是“未成书”的话,又说等以后由司马光一类大家来定稿等。同时的大学者吕祖谦也曾在给李焘的信中建议将《长编》删削定稿。而且象《长编》等宋代长编体名著的注文中也多有“待考”之类的未定之论。但这些都不能否认长编体作为一种体裁的独创性和独立性。因为,我们稍为考察便不难发现,作长编的方法远承古籍校勘中的异同校勘记,正文体现作者倾向,注文表示异同。如果说校异同属于校勘古籍的一种校勘法,那么,长编法也可以作为写作史书的一种体例。所以,李焘自称未定稿云云,正可解释为聪明的自谦。尤其,长编体作为一种体裁,与编年、纪传一样,也确有自己的规格和特点。它一经确立,便在各方面凸现出了当代史编写的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

其一:用长编体编写当代史,最能总结朝代兴亡的教训。长编体继承了《左传》、《资治通鉴》等编年体名著的传统,详记当代史上有关国计民生的事件、政策、人物,将它们纳入时间系统内,无支离破碎之病,对于检讨当代史最为系统。

其二:容量大且体式完备。李焘、徐梦莘、李心传在完成他们的长编体巨著时,就使用和吸收了各种体裁和有关当代史的各方面资料。例如,《长编》引书达七百五十余种,《会编》引用书篇达四百来种,《要录》引书达四百九十余种,基本上囊括了当代历史的主要文献,本身就是资料渊薮,容量特大。至于体式完备,则指这些长编体著作用合适的体裁框架了所使用文献。一方面,它们使用各种体裁的历史文献。比如官方史书中,国史、实录、日历、会要、时政纪等,体裁就很丰富。国史即正史,属纪传体;会要则有“志”的成分;日历则属编年体。私史中,有的属纪传体,有的属编年体。另一方面,长编体也在编年体的总原则下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比如,其叙写人物,于卒年往往简记其生平,很象附传;其叙写政策,往往追叙其来龙去脉,又近乎志,即在行文中熔入了纪传体的成分,弥补了编年体的不足。如此,长编法已发展为一种独立体裁。所以他们的“长编”,不是半成品的“通鉴”,而是一种著述,是他们追求的能比较完整表达其史观的史书体裁,从而也就成为完整意义的著作。

其三:“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的写作效果。长编体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仅提供著史者的倾向,而且不排斥矛盾的甚至对抗的材料。这种体裁和表述方式,便于史学家顺利地处理当代史上许多棘手问题。一般而言,长编体的正文代表作者所取,反映作者对人或事的倾向,注文则“存异”那些矛盾歧异的资料,或表明自己的疑惑的考辨结果,留待后人进一步研究。

四、余论

李焘、徐梦莘、李心传三位史学大家创制了长编体史学巨著,完成了对本朝史的反省,从而迎来了宋代史学的光辉时代,证明了历史学旺盛的生命力,受到了普遍的称许。在南宋,孝宗皇帝就把李焘的《长编》誉为当代《通鉴》,认为可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置于同等地位,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

三部长编体巨著的成功,也深刻影响了南宋及以后的中国史学。南宋陈傅良的《建隆编》、阙名的《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宋九朝编年备要》,都是《长编》影响下的产物。所以,长编体成了封建社会后期很受重视的史书体裁,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从研究角度看,长编体史书记事详瞻,资料丰富,“一代之书(资料)尽荟于此”,可谓包罗齐备。《长编》、《会编》、《要录》尤其如此,故而成为研究宋代社会历史的最基本文献,尽管后人重编、续编宋朝《通鉴》颇多,但没有哪个能代替这三部巨著。

从资料利用角度看。长编体名著皆考证异同,周密精审。如本文第二节所论,宋代史料因为各方面原因,真实性大打折扣,稍有不慎,即有谬信之虞。但长编体有一个基本原则,即“实录、正史未必尽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关键强调史家之高鉴慎择,综合考证。李焘、李心传等人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对许多问题提供了看法,廓清了许多材料的来龙去脉,使真伪虚实毕现于读者面前,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和揭示历史规律扫清了障碍。即使我们读其书而不同意其结论,也仍可作进一步研究。因为他们在长编体的原则下,将矛盾歧异的资料附于注文之中,我们完全可以“据以求其是”。所以,长编体给后人提供了驰骋的广阔天地。

就学风而言,长编体的创立和实践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长编体史家旨在给人们提供信史,尽管政治立场不同,好恶有别,但还是尽量保存正反两方面的资料,虽有褒贬,却并不因人废言、因人废书,从而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文献,比起那些空洞无物、议论至上,只给结论而不重实据的史书,更为耐读,更有反复研究的价值。总之,长编体的尝试和成功,昭示了历史研究的一个真理,亦即:史学家必须与时俱进,为研究对象找到最合适的表述方式;尤其是给人们提供了编著当代史的成功经验。李焘、徐梦莘、李心传不愧为一代优秀的有创造性的史学家,他们利用长编体创作当代史的成功,意义是多方面的,给后人以不尽的启迪。

注释:

[1]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121,绍兴八年八月壬午。

[2] 关于长编法的具体内容,参见裴汝诚教授《〈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一书(中华书局1985年版)的有关内容。

[3] 《朱子语类》卷127《本朝一》,中华书局标点本,页3048-3049。

[4] 《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夏四月丁亥。

[5] 李壁《巽岩先生墓刻》,见《永乐大典》卷10421李壁《雁湖集》。

[6] 《宋代蜀文辑存》卷52。

[7] 《宋史》卷388《李焘传》。

[8]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首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9] 《要录》卷1,建炎元年春正月辛卯注。

[10] 《要录》卷2,建炎元年二月丙寅注。

[11]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3。

[12] 《朱子语类》卷129《本朝三》,页3087。

[13] 《朱子语类》卷129《本朝三》,页3087。

[14]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50《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牍》,其中记史浩语:“蒙示张公行状,可发一笑,识者观之,必有公论!”

[15] 王士祯《池北偶谈》卷9引何彦澄家藏朱熹墨迹。

[16] 《朱子语类》卷131《本朝五》,页3149-3150。

[17] 《朱子语类》卷131,页3162。

[1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卯条“太宗扣马”;卷2,建隆元年六月甲午条“金匮之盟”,两事自注。

[19] 《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辛卯条,及卷76绍兴四年五月癸丑条。

[20]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2。

[21] 《要录》卷148,绍兴十三年七月辛已条注及卷165绍兴二十三年冬十月下丑条注,又参见《宋史》卷473列传第232《奸臣·三》。

[22] 刘知几《史通》卷2《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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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近代史的兴起_宋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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