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透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5—4952（2000）03—0047—12
一、当代中国口述史学方法的尝试
要了解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情况，确实很难。正如美国著名的口述历史学家、城市史专家康涅狄克大学教授布鲁斯·M ·斯蒂文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国口述史学的调查》一文中说道：“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口述史学的状况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像北京城的建筑一样，一切似乎都藏在城墙后面。如果有人试图寻找口述史学活动或者口述史学协会，他一定会碰到漠然的注视或者嘲笑的一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不像西方国家，中国似乎没有一个组织的口述史学协会。”[1] 在某种程度上说，斯蒂文教授的话确实非常准确和恰当地评价了中国口述史学的现状和独特的发挥模式。
建国后，全国人民积极地投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热潮之中，如何更为科学地和理智地看待过去的历史，如何从过去的历史发展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成为当时中国政府和包括历史学界在内的社会科学界的重大任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以不同的方法探索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研究历史当然需要史料，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很多事件大部分是官方记载，尤其在清朝政府统治时期，比如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显然这种记载带有强烈的偏见和歧视色彩，对于研究历史来说是不合适的。因而，怎样挖掘新的历史资料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这个过程中，很多项目纷纷利用了国际同行所指的“口述史学方法”，而在中国则称之为“实地调查”。这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比如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等等。这些事件发生地的当地政府和研究机构，尤其是高等学校纷纷深入实地收集“口述资料”，当然也包括许多重要的陈迹品。
太平天国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史料缺乏或者不尽可靠。因为革命初期的活动比较隐蔽，考虑到人身安全，很多事件和人名都没有记录下来；而清朝的官方记载不仅缺略而且不是很可靠。1954年政府曾组织过一次调查，写成了《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真正使这一项目走向正规化的是195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的成立。从1960年3—9月，先后对广西的桂平、贵县、平南、武宣、玉林、桂林和广东的信宣、化州等17个县（市）的53个人民公社进行了访问和调查，受访者达600多人， 记录下口述资料将近40万字，拍摄了照片300多张，并且收集到一些有关的碑文、 族谱和诗文手稿或抄本等。1961年重新组织力量对桂平、贵县、平南、梧州、玉林、武鸣等县（市）进行重点调查。对于一些特殊问题比如林凤翔、李开芳的籍贯和民族成分问题进行了特别核实。这些收集的资料都汇编成书，1962年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出版。（注：详细资料请参看《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另一个项目便是义和团运动。反帝反封建的义和团运动首先发生在山东省，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1960年山东大学历史系现代史组在纪念义和团运动60周年之际，组织了部分学生和教师深入到山东省的西南和西北等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1958—1960年，南开大学历史系与天津历史博物馆合作，组织学生对那些曾经参加过或支持过义和团运动的年愈古稀的人们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访问。学生们跑遍了天津市区、郊区和附近一些县的村镇，走访了123位义和团骨干、团民、 红灯照师姐和千余名亲历过义和团运动的老人，记录了几十万字的口述资料。其中受访者的最高年龄达到83岁，比如义和团大师兄沈德生、二师兄李长庆、三师兄张金才和红灯照四师姐赵青。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又分别在1972、1974和1975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调查报告，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义和团与农村社会的口述资料。在天津进行的这个项目总共采访了1114人，最后整理出来的资料和大量的历史陈迹品成为研究义和团运动历史的珍贵史料。（注：详细资料请参看《天津义和团调查》，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第三个项目是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1961年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现代史组进行了有关辛亥革命中的一个学会的调查。他们做了1200次采访，访问了将近300多个老人， 获得了关于这个学会的以前成员们的口述凭证。（注：详细资料请参看《兄弟会资料选辑》，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武汉1961年版。）在江苏地区也有类似的项目，1957年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组织了由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教师和部分同学参加的调查队，进行乡土历史资料的收集工作。他们采访了上海、苏州、太仓、常州、镇江、南京、扬州、淮安、南通、徐州等地的当年亲历者们。从他们口中获得了大量的珍贵的口述资料，极大丰富了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史料。（注：详细资料请参看《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当然，规模最大的首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持的全国范围内的文史资料收集项目。从清朝末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社会经历了无比深刻的变化。由于其历史因素的影响，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录都不是很完整。因此，迫切需要从各个渠道进行广泛地收集，显然，那些经历过各次历史事件的老人们便是很好的资料源泉。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之后，周恩来在招待60岁以上的委员的一次茶话会上，号召大家将60、70年来所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和见闻，自己写下来，或者自己口述，让别人记录下来。会后很快便设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来负责和策划这一工作。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地方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有关军事、政治和外交的资料；有关经济、文化、社会和华侨的资料；其他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物。（注：请参看《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文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比如武昌起义、护国运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黄兴、杨虎城、冯玉祥、李宗仁等历史人物；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建国会等民主党派；保定军官学校、陆军大学、清末新军、粤军、桂军等军事学校和军事派别。到目前为止，已经收集了大约150多辑（不包括地方收集的）。 这一项目收集和保存了大量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资料，使我们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从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两方面得到印证和解释。更加令人欣慰的是，这个项目的传统一直保留下来，而且其收集的工作方法和手段不断地提高和完善。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极大地抹杀了这种“口述史学方法”——调查的运用。“文革”中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被剥夺了发言权，实事求是的史学界的作风荡然无存，而所谓的“实地调查”变成了片面地为政治服务，即所谓的“影射史学”时期。
上面列举了有关这时期使用口述史学方法的重大项目，当然这些项目到底能不能被称之为“口述史学”，还是存在争论的。因为口述历史学家们在“什么是口述历史”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创始人阿兰·内文斯的同事和学术继承人路易斯·斯塔尔说：“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 2]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钟少华先生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3] 显然斯塔尔和钟少华先生都强调口述历史必须以录音为依据，以口述史料为主。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教授则认为：“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意，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 4]当然，杨立文教授也并不否认录音机、摄影机和计算机等先进技术工具的使用。
笔者觉得是否使用录音机不应该成为判断是否是口述历史的依据，因为各国的情况都不同，比如50、60年代的美国口述历史工作者已经广泛地使用了录音机，而在同时期的中国、非洲等国家和地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很明显，上述中外学者给口述历史下的定义都是正确的，之所以产生上述的差异，这是由研究者的身份决定的，因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博物馆工作者和新闻记者由于其背景知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的差异，在他们使用口述历史这一研究方法的时候，其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笔者觉得这些差异不应该成为口述历史学界争论和相互攻击的焦点，给口述历史下怎样的定义那是无关紧要的，关键要把握住口述历史的精髓，也就是其最明显的特点——它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地方口述历史办公室在其主题为“捕捉历史的瞬间：从谈话到打印”的序言中写道：“口述历史对理解过去和今天以及保存即将逝去的声音来说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方法。”这一点正是口述历史的最重要的作用和最明显的特征，因为它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等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或者至少弥补其不足。因而，上述那些项目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使用了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比如山东大学历史系从事的义和团运动的项目，他们在正式启动之前，作过大量的预先研究，跟当地政府和村民建立和睦的关系，以保证访谈的顺利进行。同时他们也有事先准备好的问卷表以及受访者的资料表单。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在操作上跟国际正规的做法还是有距离的，其致命的一点是没有处理好口述资料的专利权问题，很多访谈没有签署法律授权书。不管怎样，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还是受到国外部分学者认同的。两位曾经去过中国的美国学者说“口述史学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诸如‘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和‘中国民主革命’等基本领域。”[5]
二、当代中国口述史学发展的新阶段
从80年代开始，中国口述史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明显的表现是和国际口述历史学界开始接轨。“口述史学”这一术语正式被学者们使用，建国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学科被称之为“口碑史料学”。这时期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新的动向：
首先，随着国外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口述史学在中国历史学界开始受到部分历史工作者的重视，像杨立文、钟少华、杨雁斌、彭卫、孟庆顺、沈固朝等先生都发表过言论，关心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还提出了不少方案。而且作为一种新兴学科开始被国内的社会科学界介绍过来。1987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新兴科学百科知识》就专门介绍了什么是“口述史学”。
其次，突出地表现在国内外口述历史学界的交流不断扩大，国外的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开始引进，同时国外同行也开始了解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的杨雁斌先生对中国口述史学的国际化和正规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从80年代开始就介绍国外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在短短的十几年内，专门就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就发表了很多文章。而且他还在北京部分高校举行了多场有关口述史学的报告，极大地推动了口述史学的宣传和普及。
除了理论和方法介绍之外，国内外口述史学界的人员交流也日益扩大。从80年代开始，国外学者陆续来中国进行口述历史研究和调查。比如1984年，美国著名城市史专家康涅狄克大学教授布鲁斯·M ·斯蒂文受富布赖特奖学金的资助来华讲学，他在北京大学讲授美国历史的同时，专心致志地从事有关中国口述史学的研究，而且他自己实施了一个关于中国城市历史和发展的口述历史研究的计划。他与北京大学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张寄谦教授、杨立文教授在口述史学问题上有过交流。1986年，美国哈佛大学的何海诗博士邀请钟少华先生共同口述访问一批中国生物学家。他们的到来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中国口述史学的正规化发展。与此同时，国内的学者也开始与国外的口述历史研究机构频繁接触。在今年的口述历史协会年会上，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四位教授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是杨立文、刘一皋、牛大勇和董振华教授，而且会上举办了中国口述史学专题讨论会——今天的中国口述史学。
第三，可以说正规的口述历史项目开始增多。科技手段的发展诸如录音机、摄影机、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为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条件。这时期的许多口述史学工作者，也开始从事国际正规的口述历史实践。80年代钟少华先生开始走上口述史学的道路，他当时选定已经年近古稀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他认为，他们所经历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治学经验和独特见解，并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完整地保留下来。正是抱着抢救活史料的强烈责任感，他不辞辛苦地采访了100 多位科技老人。1996年，他对其中的部分材料进行整理，出版了口述历史著作《早年留日者谈日本》。这本书生动地再现了汤佩如、柳步青、赵安博、邓友梅等一批老留学者们的留学动机、过程、状况以及他们的感受和经历。
这时期影响最大的口述历史项目首推有关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研究。溥仪是一位国际性的知名人士，关于他的家族历史、政治经历以及他的人生的巨大转变——从中华帝国的皇帝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周恩来总理称之为“世界上的奇迹”），这一切都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自本世纪初以来就以文字报道和电影记录片等多种形式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在研究溥仪的历史学家之中，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庆祥先生所做的工作是影响最大的。他除了整理和研究文献资料以外，把大部分的经历放在了口述访谈上。先后他采访了李淑贤（溥仪遗孀）、溥杰（溥仪二弟）、韫和（二格格）、韫颖（三格格）、韫馨（五格格）、李玉琴（“福贵人”）、润麒（婉容胞弟）、毓岩（溥仪立嗣子）、毓唐（溥仪族侄）、李国雄（随侍）、严桐江（随侍）、王庆元（随侍）、巨赞法师（广济寺主持）、杜聿明（文史专员）、董益三（文史专员）、于镜涛（伪满勤劳奉仕部大臣）、高丕昆（伪满国务总理大臣秘书官）等人，不仅记录了大量的口述资料，而且收集了他们的照片和一些手稿。据统计王先生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著作（包括电视专题片）共26部，此外还在中外报刊上发表《中国皇族》（载美国《中外论坛》1993年第1期，同年获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奖）等文章 70余篇，总字数超过650万字。王先生记录的口述资料引起了电视、 电影界的极大兴趣。根据李淑贤口述，王庆祥整理撰写的《溥仪与我》，同年改编为电影《火龙》。根据口述资料制作了4 集电视专题片《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评说》，另外还有一部电视专题片《爱新觉罗·溥仪——你想知道吗？》
当然，期间也出版了大量以口述资料为基础的口述史学著作，比如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作者通过实地访谈，生动地了解了她们的生活习俗、社会地位以及她们的内心世界，这本书对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注：其他著作请查看笔者的主页：http://oralhistory.netfirms.com）
最后，口述史学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手段也开始受到部分历史工作者的重视。在美国，从初级学校到研究生学校，从继续教育到社区教育，包括为较年长的市民举行的研讨班，教师已经广泛地使用了口述历史教学。口述历史教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青睐，是因为口述历史教学一方面改变了以往的静态历史教学面貌，而成为充满活力的，内容丰富的动态活动。在我国，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杨立文教授从1996年开始就设置了题为《口述史学研究》的课程。他系统地讲述了“口述史学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国际口述史学的发展概况”、“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口述史学”、“口述史学中方法与技术问题”以及“口述史学中的法律问题”等等内容。这一课程深受学生的欢迎。1998年刘一皋教授也开设了口述史学课程——《口述史学的理论和实践》。笔者利用了网络技术，让学生们查阅世界各地的口述历史项目网站，然后专门就一个网站写出自己的感受并做课堂讨论。值得庆幸的是笔者的这一举措受到口述历史教育家协会主席巴里·兰曼的注意，他主动邀请我们加入他们的协会，以推动国内外口述历史教学的交流与发展。
三、台湾口述史学的现状
现代最早从事中国口述史学的是美籍华人唐德刚教授，这一点可以从他所说的话中得到印证：“所以那时（指50、60年代）我所做的中国口述历史就成了世界最早的中国口述历史。后来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也有口述历史，那时当年在美国向胡适先生建议的。”唐德刚教授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在校留任。因为哥伦比亚大学设有口述历史研究室，借此机会，他从1957年开始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工作，他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和《黄郛夫人回忆录》等书，特别是《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影响甚远。这本书真实地介绍了这位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的家世、求学、治学的主要经历与学术成就。首次在台湾出版便引起了海内外的重视，被称为是研究和了解胡适具有“实用价值”的“名人自传”。
1958年，胡适回到台北，后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次年在他和郭廷以教授的主持下，拟订了一个口述历史的访问计划，“其目的在广泛收集当代人物的有关史料，为国民史留一忠实而深入的记录，以备将来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所的口述历史计划确实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至1998年已整理出版了70余种口述自传丛书，该所从1984年1月26 日开始，在所长吕实强的推动下成立了口述历史小组，继续新的访问工作。1989年12月27日，值该计划实行30年之际，又创办不定期刊物《口述历史》，据“发刊词”所称，30年间接受该所访录的人已超过160位。 （注：具体内容参看：《口述历史丛书书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99年2月。）
最近几年，台湾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逐渐转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社区史、学校发展史和儿童妇女史等方面。尤其是在社区历史研究领域中，普遍地应用了口述史学方法，而且都建立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台湾的口述史学一开始就采用了国际正规的做法，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毫无隐晦的是台湾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建设是相当薄弱的，也许，在台湾口述史学仅仅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不同领域的学者使用而已。
四、国外有关中国历史题材的口述史学研究
在某种意义上说，口述史学研究的适用范围是否广阔，与这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有极大的关系。比如中国独特的近现代历史，很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便可以通过口述史学来研究，而且能够突破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许多比较了解中国历史的学者开始注意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情况，并且极力想推动中国的口述史学市场。在这个背景下，很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开始启动有关中国历史的口述历史项目。
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最先开始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院。1958年富兰克林·胡和马丁·韦尔布教授设立了一个项目旨在记录 1911 —1949年期间中国国民党的杰出领导人的回忆[6]。 其中包括国民党驻联合国大使、驻美国等国大使、外交部长、各省省长、国民革命军司令以及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工业巨头、文化名人，比如曾经担任海牙国际法庭副主席的国民党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和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胡适。访谈主要集中在他们的生活经历，这些访谈现都已转录，并且很多写成回忆录出版，在整个国际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学者杨天石先生曾经利用了这方面的资料，在他的著作——《海外访史录》中介绍了有关陈立夫、张发奎的口述资料。而且受访者为访问者们提供了大量的私人资料，包括日记、相片等珍贵物品。这些都成为学者们研究这段历史的非常重要和最具特色的历史资料。上述资料，都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可以说，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项目推动了台湾口述史学的发展，胡适等人就将美国口述史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介绍到台湾，并且他们在中央研究院筹划了口述历史计划。从此，台湾的口述史学就走上了比较正规的道路，与国际口述史学的发展是相适应的，这一点与大陆不一样。
外国传教士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西的交流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当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有相当多的文献资料，但是如何更生动和形象地“再现”那段历史，国外的同行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口述史学研究的方法。美国加利福尼亚克莱蒙特研究所发起了一项中国传教士口述历史项目。这一项目主要是研究1900—1950年期间中国传教士运动的影响。采访的对象包括教育家、翻译家、医务人员、教师、部长和作家等等。他们详细地叙述了中国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以及中国居住区与美国居民的相互关系。这些资料的“挖掘”不仅极大地拓宽了传教士研究的深度，同时提供了一个别具一格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国外华人社区历史的研究非常流行。澳大利亚的华人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他们开始注重华人历史的研究和探讨。比如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就设有中国历史收藏部，其中收藏有大量的口述历史资料。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黛安娜·吉思在这一领域作出了很大的成就。她主持的战后澳大利亚华人口述历史项目开始于1992年。到目前为止，已经采访了80多位华人，其中包括第一批移居澳大利亚的先行者、华人社区的退休政治家、国会成员以及那些有名的华人企业家。通过他们的叙述不仅可以了解他们在中国的生活，而且可以从中得知他们在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不同感受。正如吉思所认为的，口述历史能帮助他们详细地说明他们在特定时代的经历，而且可以追溯得更远，父辈们能回忆起他们的祖父母以及父母们的生活，同时也可以准确地描述他们的子女们的成长过程。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推广到整个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于1995年和1997年分别出版了吉思的两部著作《唐人街那边》和《太空人、丧失的灵魂和龙》。其实在此之前，澳大利亚—中国理事会、澳大利亚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已经启动了一个澳大利亚—中国口述历史项目。60年代末，吉姆·奇曾经就他的父亲在中国和维多利亚采矿区的经历接受了采访，1978年这个项目还采访了悉尼中国社区的元老威廉姆·刘。这些访谈资料现都收藏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与此同时，很多外国学者也纷纷来中国从事口述历史研究。70年代珍尼·莫里森来华进行有关加拿大医学家白求恩的口述调查。（注：具体内容请参看：珍尼·莫里森：《漫步于竹幕后》（H.Jean Morrison:Stepping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Fall- Winter,1974,4—5.（注：“Bamboo Curtain”为西方资产阶级舆论界过去对我国的诬蔑性用语））但是遗憾的是她的访谈非常不成功，很多人不愿意接受采访。
1984年布鲁斯·M ·斯蒂文进行了一项有关“中国城市都市化和城市计划”的口述项目，他向建筑设计师及专家们做了采访，积累了一套录音磁带。采访的主题包括中国城市总述和历史的发展，解放前和解放后城市的变化。尤其是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的经济特区的建立、交通、住房、环境等问题。目前，这些磁带和抄本等资料都保存在康涅狄克大学的研究中心里。同时，他还就中国口述史学的状况做了调查，其调查报告刊发在《国际口述历史杂志》。（注：请参看布鲁斯·M·斯蒂文：《中国的难题：寻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述史学》（BruceM.Stave:The Chinese Puzzle:In Search of Oral History in the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History",6/3,1985））
五、中国口述史学发展的障碍和前景展望
虽然在过去的50年里，中国口述史学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与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口述史学相比，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尤其在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中国口述史学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很多历史工作者不了解口述史学是什么东西。传统的史学方法主要是建立在史料的考据和辨伪之上，以期重建过去的历史。他们对文献记录深信不疑，而对从实地作业而获得的口述凭证却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很多学者认为口述资料之所以不可靠是因为它们极容易受时间流逝和个人情绪的影响，而对口述资料嗤之以鼻。确实，文献资料有不受后来历史事件影响，不随时间流逝而转变等优势，这些情况对口述访谈中的受访者来说可能会发生，但是文献有时不完全、不准确，甚至具欺骗性，因为毕竟这些文献资料也是人记录的，既然这样，其中肯定渗透着作者的个人意识和看法。至于访谈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口述者与采访者的个人偏见，怀旧的情绪，童年的不幸遭遇，对亲人的感情，健康的妨碍等影响口述资料可靠性的因素，通过训练有素的访问者的开导和提示还是可以尽量避免的。笔者觉得关键的是历史工作者们首先应该摆脱传统观念，以自己的实践经验来验证口述资料的可靠性，也就是要放弃过去那种坐而论道的习惯。正好，口述史学便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使我们将田野作业和书斋作业结合起来，我想这样的历史才是更真的历史。
第二个面临的问题便是在操作上缺乏正规的指导。尽管国内有部分历史工作者和研究机构在从事口述史学的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组织。这对于口述史学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可以说，国内的同行根本没有正式的机会进行交流（惟一可能的只是通过刊物上的文章），尤其是在发展构想上缺乏沟通。而且，口述史学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学科，其适当的培训是相当必要的，可是国内却没有一个这样的研讨班或培训班。由于没有受过正规的培训，在操作中出现很多问题，诸如没有考虑专利权问题，访谈的主题经常偏离，受访者不愿坦诚地叙述。很显然，这些问题在专业的口述历史学家身上是很少遇到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口述史学对研究者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笔者觉得上述两个问题是中国口述史学将来发展所急需解决的。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资金缺乏、缺乏群众基础等等。口述史学在中国历史研究的诸多领域都大有用武之地。
首先，在现代史和当代史方面的运用是非常显著的。现代和当代史的文献资料虽然非常丰富，但是仍有不少侧面属于“处女地”。而且这段历史离现在还比较近，当事人或目击者还有回忆的能力。如果不抓紧时间的话，这样的“活历史”都将一去不复返。比如抗日战争、长征、遵义会议、解放战争、解放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运用口述史学方法的重要选择。它突破了传统的方法，使得历史的“重塑”更加形象和真实。
第二，民族学的研究也可采用口述史学的方法。田纳西州菲斯克大学图书馆开设了美国黑人口述史学项目，并且得到了全国人文科学基金会的财政资助。该项目的目的是“借助录制各居民阶层代表人士的谈话记录，他们能够提供生动的各种各样美国黑人的生活的情报，以补充美国黑人的历史和文化的空白”。[7] 口述史学在我国的民族研究中也将会有很大的前途。我国有56个民族，有很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因而未留下什么书面材料。对于这些民族来说，他们本民族文化的精髓都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保留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之中。而且，目前很多少数民族研究的成果过于陈旧，比如我国东北的鄂伦春民族，关于这个民族的资料大部分是刚解放时，国家就全国范围内所做的少数民族调查的汇编资料而成。当然，也出了几部专著，不过笔者觉得它们对鄂伦春民族的现代研究是很肤浅的。所以，如何更真切地反映鄂伦春民族的历史，口述史学方法应该是最佳的选择。
第三，应用于社区史研究，也就是国内所称的地方历史研究。所谓“社区”可被大略地定义为有共同身份的一群人，他们或居住在同一区域，或属同一种族，或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或同属有组织的无党派人士，或有相同的职业。[8]。社区的口述研究， 不仅有利于自身研究水平的提高，而且为口述史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群众基础。一般来说，官方对于普通社区和人民的记载是有限的，他们很少受到别人的注意。而这一方法的运用必将引起他们的兴趣，正如国际口述历史学界权威、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保罗·汤普逊所说：“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9]
第四，在我国灾难史研究中将是一个新的领域。我国是一个多灾多害的国家，解放以后，每年都有各类自然灾害发生，全国约有一半以上人口和占全国2／3以上的工农业处于洪水和其他灾害的威胁之下。[10]比如发生在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震中地区损失巨大， 唐山市被夷为一片废墟，人员伤亡惨重。经历过这场大地震的当事人当他们即将离开人世时，都愿意将自己的内心感受告诉自己的后代。而口述史学恰好提供了大量对这些事件的主观、个人的感受：在洪灾中是什么感受、在火灾中是什么感受，在集中营中面对死亡又是什么感受。口述历史学家“以他们独特的方式询问受访者，询问他们过去从未想到的问题，激起人们对过去被遗忘或忽视历史的重新理解”。[11]
当然，口述史学还可应用于妇女史、家族史、艺术史、城市建筑史、人口史、儿童史、体育史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因为随着历史学研究的社会化，历史学家们开始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那种精英历史观，而要求重视下层平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撰写有关他们的历史。
面对着上述中国口述史学的成就与困难，以后的发展可谓任重而道远。正如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前任主席威廉·W ·莫斯所说的：“口述史学要对历史学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就必须使自己彻底地被人们所了解，并接受严峻的考验。”[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