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而内方，忍辱以负重——周恩来处理党内矛盾的伟大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党内论文,品格论文,矛盾论文,忍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生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妥善处理党内各种形式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出宽广的胸怀和伟大的品格而为世人所赞颂。
周恩来认为，共产党人应以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利益作为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这是个丝毫不能动摇的原则；对具体问题的处理，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因时因地制宜、灵活应变；而作为个人，在名利得失、荣辱毁誉面前，应当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这里，仅举周恩来对几次党内矛盾的处理情况，以说明其品格之伟大。
（一）良方弥缝隙
对于红四军党内在建军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周恩来下了一道“方子”即《中央九月来信》，他体现出周恩来在处理党内矛盾时以大局为重的思想和高度的党性原则。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红军中最有影响的要数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的红四军。随着红军队伍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对红军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问题，在四军党内产生了某些分歧，行动上也常有表现。发展到后来，围绕前委之下要不要设军委这一焦点问题，两种意见截然不同，并且集中表现为红四军创始人之间的争论。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否定了前委之下再设立一个军委的意见，解决了要不要军委的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背后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仍未得到解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没有建立起来。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留在闽南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
当时作为中共中央军事负责人的周恩来对红四军发展前途十分关心，这场争论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敌强我弱、不断被围剿、战斗十分紧张的环境中，革命队伍内部尤其领导人之间存在日益严重的分歧和争论，对革命是极为不利的，应当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他同前来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陈毅多次交换意见，根据全国红军的情况以及中央研究的意见，对红四军的整个工作做了详细指示；并委托陈毅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指示信强调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注：《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见《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同时，“前委对日常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行政机关去办”。（注：《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见《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指示信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使红四军全体指战员深受鼓舞，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得到了圆满解决，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使红四军不仅胜利地度过了危机，而且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
（二）刚柔拯危局
“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则在刚柔之间”。3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内围绕“立三路线”的斗争，周恩来把刚与柔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他既讲原则又不失灵活，既谦让随和又有所节制，可以三缄其口，而决不意气用事。为了党的利益，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他真正做到了勇于当所勇、退于当所退。
1930年6月至9月间，党内发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9月，周恩来和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依据共产国际7月决议案的基调，批评和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对“立三路线”错误有轻描淡写之误，仅仅把他归结为“策略上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党内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错误倾向。对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共产国际开始时不置可否；随后在执委会发出的《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的信》中，突然将“立三路线”错误升级，指责“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就是极危险的冒险”。相应地指责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批评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
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重新评价，不仅打断了三中全会后纠“左”的正常进程，而且也使党内出现极大混乱，原先潜伏着的矛盾暴露出来并趋向激化。王明等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企图夺取中央的权力；党内许多对立三路线出于激愤的同志也纷纷卷入要求改组中央的风潮。为了消除党内分歧，周恩来到处做工作——说服、解释，但无济于事；他作为三中全会的主持者之一，自己反倒成了斗争目标。
当时，党陷入一场面临分裂的严重危机之中。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一旦出现这种分裂，必将是灾难性的。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十分清楚问题的严重性。对于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种种误解和泼来的冷水，他没有作什么辩解，毫不计较个人的荣辱毁誉，而以共产党人的坦诚态度，检讨自己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竭力维护党的团结。同时，对党内的非组织活动和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当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了共产国际扶植王明上台的做法。1930年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10月来信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针对王明等人的活动，特别强调指出：“已经知道国际信的同志（如新由莫方回国的），必须召集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的立场上来作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四中全会以后，他找罗章龙、王克全谈话，要他们立即停止分裂党的活动，承认错误，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同时告诫他们：分裂党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后由于罗、王一意孤行而受到组织处分。周恩来坚持原则和说服教育，终于使党从面临分裂的严重危机中摆脱出来。
（三）求真舍名利
古往今来，大凡有所作为的人，最难过的恐怕就是“名利关”。名利场上，很多人患得患失，最终竟失去了或葬送了自己的事业。周恩来在党的最高利益面前，在真理面前，不计名利、不顾得失，自我牺牲、服从大局。
遵义会议以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和声望明显高于毛泽东。但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尤其是在几次反“围剿”作战中，周恩来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富有独创性的战略策略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唯一办法。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反对党内“左”的错误斗争中坚决支持毛泽东、遵义会议由此取得历史性的成功。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它的使命是：解决维系全党、全军命运的组织和军事问题，也就是从组织上解决“左”倾错误领导，从危机中挽救党和红军。
解决这一问题是急迫的，但更是艰难的。首先，博古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当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李德是唯一的受共产国际委派的军事顾问，具有共产国际代表的权威，而中共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次，虽经几次失败，但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和李德仍然态度强硬，言辞激烈，他们摆出种种客观原因，推卸失败的责任，拒不交出实权。毛泽东、彭德怀、李富春等同志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挺身而出，毫不妥协地同“左”倾错误领导人进行斗争，并得到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就在此关键时刻，作为当时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在副报告中首先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军事指挥的错误造成的，并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坦荡胸怀，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他坚持原则，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客观公正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
周恩来不计个人得失，以对党的无限忠诚、杰出才干和勤奋工作，在党和红军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他在遵义会议上的坚定而又正确的态度，为遵义会议取得重大成果、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铺平了道路。毛泽东在谈到遵义会议时曾指出，那时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注：参看王行娟：《贺自珍的路》）会后，周恩来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自觉退居助手的位置，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对于保证遵义会议后形成毛泽东对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起了特殊作用。
（四）忍辱负重任
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周恩来之所以没有被打倒，因为他近于世故，善于和稀泥。这是偏见或歪曲。事实远非如此。
1966年，由党的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并被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加以利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林彪、江青一伙要搞乱全国以篡党夺权，他们拉大旗作虎皮，采用卑劣手段，打击党内干部，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出现了空前严重的矛盾和危机。
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开始时是不理解的，感到自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注：1966年7月29日周恩来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运动的发展，出乎意料，周恩来一再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注：1966年10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2月13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时的讲话）。但不久以后，他看到了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在潮头上审时度势，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国家的前途和利益，忍辱负重，殚精竭虑。一方面，要使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要保护大批党内外的干部；另一方面，要同林彪、江青一伙坚持斗争，想方设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而所有这些努力和斗争又须避免与党的主席毛泽东正面顶撞，尽量符合其心理需要。因而这种斗争其艰苦和复杂，也就可想而知了。有时候，他不得不去说一些不想说也不愿说的话，做一些不想做也不愿做的事。邓小平后来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了很多违心的话，做了很多违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不能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垃奇问》，见《邓小平文选》）
周恩来没有站出来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不是害怕风险，更不是担心丢了乌纱帽。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周恩来从全局考虑，想到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而他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更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周恩来忍辱负重，巧妙进行斗争，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大局，相当一批干部保存下来了，经济虽然到了崩溃的边缘，但终于没有崩溃。这一切，都为后来的恢复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作为一个真正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共产党人，周恩来从不希望为自己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但他的形象和业绩已深沉铭刻在亿万人民心中；他的献身精神和无穷智慧，尤其是在处理党内矛盾和冲突时表现出的外圆内方、忍辱负重的伟大品格，仍在哺育着新一代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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