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郭素娥》之症候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症候论文,饥饿论文,郭素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缘起：作者的疑窦
路翎中篇《饥饿的郭素娥》，从作者跟他友人的通信推测，应该完成于1942年5月份。先从《路翎书信集》里节录几段文字，是有关路翎初期创作《饥饿的郭素娥》的基本设想和创作状态的，这些记录应该对我们准确地了解这篇作品有一定的帮助：第一封信是路翎于1942年2月9日写给聂绀弩、彭燕郊的，信中提及：“正在写《恋爱的小屋》一篇东西，也是工人生活一类的，但觉得自己占的位置太大……要能写得像样就好了。”[1] (P.5)这篇《恋爱的小屋》是《饥饿的郭素娥》在发表前的原题。从这封信可以看到，路翎在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写作的主题应该侧重在工人生活。同时作者苦恼于“自己占的位置太大”，这应该有所暗示，下面再作分析。接着的一封信写于1942年3月2日，作者说《饥饿的郭素娥》“写成要在月底，……我现在正在受着损害，但人是这样的人，是没有理由抱怨的”[1] (P.7)，作者的创作环境并不是很好，似乎自己也正处于生活的困顿之中，但作者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人生就是如此，抱怨无益。第三封有关此篇文章的通信写于同年5月1日，路翎告诉友人：“中篇已定稿，但自觉问题十分多，不便仓促的拿出来。”[1] (P.12)显然路翎自己对自己写成的文章也存着很多疑惑，但是为什么作者本人会在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及刚写完，就已经觉察到自己的作品有问题呢？不过路翎在这三封信中都没有把他自己感觉到的这篇作品的问题讲清楚，直到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我们在胡风为《饥饿的郭素娥》写序中才看到作者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一个仍然很模糊的回答。
二、原始强力：进入文本的表面途径
1943年3月，胡风把《饥饿的郭素娥》编入“七月新丛”，由希望社在桂林出版。后来这一中篇跟路翎的另一长篇巨著《财主地儿女们》一起，成为公认的路翎的代表作，在大陆和港台的多部文学史中被不断提及。那么这篇作品到底写了什么让大家对它赞不绝口呢？在胡风的序中，他提到路翎自己说的一段话：“郭素娥不是内在地压碎在旧社会里的女人，我企图‘浪费’地寻求的，是人民的原始的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我只是竭力扰动，想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2] 后来这段话被反复引用，成为读者进入《饥饿的郭素娥》这篇文章的主要途径，同时也规定了对《饥饿的郭素娥》可能有的阐释。而在《饥饿的郭素娥》之前之后，路翎还创作了其他多篇涉及到底层人民的原始生命强力的文章，之前的有短篇小说《黑色子孙之一》和《何绍德被捕了》等等，之后又有《卸煤台下》、《蜗牛在荆棘上》及《王老太婆和她的小猪》等多篇中短篇小说，其中的何绍德、黄述泰再加上本篇中的郭素娥、张振山等形象一向被评论家们看作路翎作品中反映劳动人民身上的原始生命强力的代表人物，以至于后来“挖掘”、“表现”劳动人民的原始生命强力成为众家研究路翎的学者们公认的路翎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这个可以见钱理群先生的《探索者的得与失——路翎小说创作漫谈》，还有杨义先生的《路翎——灵魂奥秘的探索者》等评论文章；有的专著中还对“原始强力”做专章讨论，例如朱珩青先生著的《名家简传书系》中的《路翎》传就安排了一个专门的章节，叫做“原始强力与郭素娥”[3] (P.60)。(对此提出异议的目前我只看到刘挺生先生的《路翎小说的深层意识与本体特征》一文，见《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但是似乎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当然研究者们这么看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对原始强力的描写和偏爱几乎可以被看作是路翎创作中的一个情结，他在他的作品中一再向读者提示：在人民群众身上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自发的、深藏于内心的、具有强大破坏力的原始生命力量。而《饥饿的郭素娥》这篇最为典型，因为路翎直接提出，他写这篇作品就是为了寻求人民的原始强力，直到1985年他在写有关胡风的纪念文章的时候还清楚的提到，当时跟胡风在讨论《饥饿的郭素娥》时，他说：“在《饥饿的郭素娥》中，我是企图描写‘原始的生命强力’来反对‘精神奴役创伤’的。”[4] (P.284)而当时胡风的回应是：“他也这样看，很高兴我提出‘精神创伤’少的人民的形象。”[4] 无疑，在写作《饥饿的郭素娥》的时候，作者是有明显的创作动因的，甚至可以说是主题先行，那就是用“原始强力”来冲击、震醒因为饱受“精神奴役的创伤”而麻木、萎靡的国民的精神，撒下反抗的火种。
诚然，作家对于自己的创作，往往因为理智而形成一个清醒的认识，它有可能成为我们到达作品的桥梁，但有时候这种认识却是一道鸿沟，如果不能跨过作者设置的这个障碍，我们就不能看到作品的真正面貌。因为极有可能恰恰是在作者清醒认识的背后，隐藏着作者都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如果过分迷信作者的自述，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迷惑于作品的表层结构而不去深究由于作者的疏忽而无意中在作品里泄漏出来的种种症候和疑团。用路翎自己的话说：很多时候，很多东西是不能完全为理性所控制的，在写作的时候更是如此。这里可以对前文提到的那封信中作者苦恼在作品中“自己所占的位置太大”做出回应，就是说虽然路翎在构思这篇作品的时候已经为它规定好了明确的题旨，可是在具体写作的时候，他个人的情感和无意识趋向就出来捣乱了，使得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这其中的问题和矛盾，但是路翎的感觉虽然准确，却依然是模糊的，他自己也不能说清楚。
三、故事核：寻找作者的潜意识趋向
进入文本，我们可以总结出《饥饿的郭素娥》的故事核是：肉体和精神遭遇双重饥饿的郭素娥，试图依靠男人的力量反抗自身的悲剧命运。故事的主线在郭素娥和张振山之间展开，而郭和另外两个男人：刘寿春、魏海清的关系则围绕主线时隐时现。刘寿春是郭素娥的鸦片鬼丈夫，正是他直接造成了郭素娥精神和肉体的饥饿，他同时还是郭素娥实现逃离矿区、改变命运的梦想的绊脚石；而张振山跟魏海清是一对情敌，但是在竞争中，张振山因为在各方面的明显优势，轻易击败魏海清，接替他成为郭素娥的入幕之宾。但是命运和现实不是按照郭素娥的设计来进行的，甚至不是按照作者的安排来进行的。在决定郭素娥命运的最后关头，强力者张振山选择逃走，只是在临走之前放了一把毫无意义的泄愤之火。而魏海清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当然是符合他自身性格发展逻辑的懦弱，眼睁睁的看着郭素娥被虏走，最后郭被以刘寿春为首的封建势力折磨至死。我们可以看到，这其中郭素娥和张振山应该就是胡风所说的“精神创伤少”的人民的形象，路翎也正是希望通过他们身上爆发的原始强力来反抗几千年封建统治下劳动人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郭素娥从小就被父亲抛弃到山里，丈夫又是一个无能的鸦片鬼；而张振山从小就是一个流浪汉。作者这样安排显然有利于后面情节的合理展开，因为正是这样，这两个主人公身上才更少封建礼教压迫的痕迹，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作者试图挖掘原始强力的对象，尤其是被郭素娥设计成自身拯救者的张振山，在全文的一到十一章中，作者在他身上倾注了大量的笔力和心思，展示了他的众多优点：外貌魁梧英俊，性格雄强狠恶，有技术，识字，能读报纸，有号召力，甚至有了初步的阶级觉悟，懂得团结工人跟工头、资本家斗争……所有的这一切，都让人觉得他一定可以而且有能力成为把女人拯救出深渊的英雄或骑士。
而郭素娥更不用说，她一直反抗至死，虽然有时候她会想：“假若能挣出饥饿的苦境，她又为什么要干那些得罪天地、败坏的事情呢？”即使她知道在当时自己干的是“得罪天地、败坏的事情”[5]，但是她看重的仍然是“挣出苦境”。全篇只有她的反抗是最彻底、最绝决，甚至可以说是绝望的。尽管对未来的一切并不明了，只是莫名的渴望让她“跳下去，伸出手来，抓住前面的随便什么”，于是她选择张振山来解救她。她希望通过自己的肉体和温情攫住张振山，让他引领自己到达梦想的彼岸，可是最后她却被刘寿春带走了，带进了那个由于她的反抗而注定会降临的命运。在濒临毁灭的时候，郭素娥像恶魔一样掐住刘寿春的堂姐的脖子，又有了一次原始强力的爆发，可是她轻易地就被鸦片鬼丈夫打倒了。“她用原始的强悍碰击了这社会的铁壁，作为代价，她悲惨地献出了生命”[2]。胡风的序和很多评论者都认为由于作者刻画了张、魏性格中的复杂和矛盾，因而这两个人物形象较郭素娥更有光彩。虽然作者也交代他写这篇作品是为了反映工人生活，但我认为如果就反映原始强力和追求个性自由来说，郭素娥的形象塑造的更为成功。作者正是在这样的坚决反抗和原始强力的不断爆发中，把郭素娥身上强烈的叛逆和反抗意识推上了颠峰。
分析至此，从作者的创作动因和文本的表层结构来看，作者的感情很明显倾向于张、郭两个人物。这时候，文本中的症候就显而易见了，作者既然想借重原始强力来反对精神奴役的创伤，那么为什么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会安排张振山选择自私、怯懦的逃跑，而把替郭素娥复仇的责任托付给在文章的前大半部分既不入郭素娥法眼，或者说根本也不在作者的视野之内的魏海清呢？如果说魏海清的懦弱正好用来说明人民身上的“精神奴役创伤”，那么为了对之作出反击，按照作者前面提出的创作动因的逻辑，接下来路翎应该安排张振山进行一番英雄主义的表演，即使不用驾着五彩祥云，但是最起码也应该把郭素娥救出“苦境”才能完成作者给自己布置的任务。可是，路翎没有这样做，于是这里就出现了创作意图和具体表述之间的空白和沉默。那么这时候张振山原始生命强力的疲软说明了什么呢？其实胡风序中提到的路翎的那段话里还有一部分一直被忽略或者曲解。那就是：“但我也许迷惑于强悍，蒙住了古国的根本的一面，像在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所显现的。我只是竭力扰动，想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事实也许并不如此——‘郭素娥’会沉下去，暂时地又转成卖淫的麻木，自私的昏倦。”[2] 注意这段话中的措词：“也许”、“迷惑”、“蒙住”、“事实许并不如此”，这几个词很明显的表露了路翎心中被他过分鲜明的创作意图所隐抑的焦虑和矛盾。而这种焦虑和矛盾投射在文本中，反映出来的就是作者表层的创作动因和文本表述之间存在的巨大空白。仅仅依靠神秘的、不可操控且潜伏于人的无意识中的原始强力果真能反抗已经积淀了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吗？郭素娥的死灭和张振山的退缩恰恰提供了一个反例。如果说在写作的过程中和写完之后，路翎已经模糊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此处的沉默和空白所体现出来的路翎的疏忽，正好反映了路翎意识深处对原始强力的作用的真正认识。但是，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
随着两个主人公的一死一逃，故事的主线应该结束了，但是奇怪的是，小说情节继续向前发展。在一到十一章中一直作为郭素娥和张振山的陪衬的魏海清在后面的章节中，逐渐向中心靠拢，作者在主线的脉络之外，安排了魏海清来替郭素娥复仇。在前面的部分中，作者对魏海清用墨极少，而且相对于张振山来说，他身上只有弱点，魏是被地主没收了土地而不得不到矿山来活命的农民，又是拖着个儿子的鳏夫，长相猥琐，性格懦弱，所以郭素娥最终才没有选择他。可以看出作者很明显的是在把张振山和魏海清对比着来写的，而作者的倾向也很清楚，他要批判的正是魏海清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和“原始生命强力”的匮乏，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魏海清的告密，才直接导致了郭素娥的悲剧。但奇怪的是，正是这个魏海清却成为贯穿全文的人物，胡风说：“张振山的性格是鲜明的，但作者的笔尖还带着欲进又止的疑虑，而魏海清却一直向前”[2]，剩下的三章，也不再是对原有的原始强力这一主题的深化，而是偏离，或者说是超越了这个主题。我们来看一看，回归了五里场的魏海清，在没有了郭和张的对比之后的魏海清，被作者描写得特别有光彩。他不再总是那么愁苦，总是那么受到蔑视，舞着龙的魏海清，充满活力，在他的乡人中，受到格外的欢迎，他会幸福、坦率而自信的微笑。像对张振山的描写前后矛盾一样，作者对魏海清这一形象的塑造，前后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路翎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疏忽，给我们留下这么多的疑团？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作者创作这个作品的真正动因：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并不像路翎表面上说的“描写‘原始的生命强力’来反对‘精神奴役创伤’”那么简单，当然也不会仅仅是要批判人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那么隐藏在作者的无意识趋向中的到底是什么呢？
魏海清在很多方面显然是不能跟张振山相比的，但是他却是真正的爱着郭素娥的。跟张振山对郭的爱相比，魏海清的爱更生活化，但是平凡真实；张振山爱郭素娥的身体，想从她那里寻找刺激和征服欲望的满足，偶尔对她也有些许温情和同情，但是最根本的，他把女人看作负担，认为她什么都不懂得，靠出卖身体养活自己。而魏海清却一直等着刘寿春死后能跟郭素娥一起过日子，所以他会在回忆自己的亡妻的时候，想起郭素娥。但是他“布置着希望的这颗过平凡日子的真心”没有被郭珍惜，他的可怜的自尊又被张振山碾得粉碎，于是这可怜的人告密去了。在郭素娥被抓走之前他又因为胆小懦弱而没有去救她。文本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郭素娥在被抓走之前给了她的邻居和魏海清以仇恨的一瞥，“这一瞥在魏海清底以后做苦工的日子里，将永远从内心怨毒的照耀，不会被忘掉”，结合魏临死前对郑毛所说的：“……我悔……”，可知魏海清之后一直受着怎样的良心的煎熬；而郭素娥的辩白又给了魏海清怎样的震撼以至于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她是一个女人，……她好难捱啊……”这其中包含了魏对郭的命运的真切同情。而在郭被抓走之后，张振山关心的是郭“会从不会？”，而魏的回答是：不会的，因为他知道郭素娥宁愿选择死。看来魏海清才是真正懂得郭素娥的，爱她，如爱自己的妻子，而不是把她仅当作一个可以从她身上寻找快乐的女人。
因此才有了这部作品真正的高潮，就是魏海清的复仇。这里必须要把这个复仇的举动和原始强力的骤然爆发区别开来。众多论者都强调过原始强力是无意识的潜藏在人心深处的能量，而魏海清的复仇显然不是在最后关头临时爆发出来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是早有预谋的。他开始为他的儿子安排以后的生活，让他以后也去做工，他纵容他，说：“日子是他自己的”，“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桥”，那个时候，他应该就已经决定以死复仇了。而他对张振山的态度是暧昧的，嫉妒，痛恨，钦佩：妒忌痛恨张，因为他无情地夺去自己的希望，又乐意他，钦佩他，因为他明知自己只会一味地守着自己的偏狭和软弱，永不能在郭周围扮一个严重的角色。他如此明了自己的弱点，又因为着悔恨，他不再像以前那么无力而是像“鲜明的火焰那么蓬勃”。再后来，他虽然明白郭素娥已经死了，不能再帮她什么忙，可是他还是充满着“徒然的期待”，“带着隐秘的不安，回到了五里场”。他不断的提醒自己：“郭素娥是在那里死去的！”他骂奸死郭素娥的黄毛：“你们害死一个女人……卖她！我看着你的下场！”于是他冲上去了，“他却不能不死了，由于这执着所产生的一种怀恋的力量。……两个环境里面的看似矛盾但却融贯无间的心理动态，活生生地照出了他底灵魂”[2]。朱珩青先生说：“悲剧的结局，也可看出希望的结局，故事的推进将张振山作为强者的懦弱的一面凸现出来，却给弱者的魏海清注进了坚强而悲壮的血液。”[3] (P.64)朱先生看出了隐藏在文本中的沟壑，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沟壑，朱先生却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四、美好人性：民众自我拯救的无限可能
钱理群先生指出，路翎的作品中把人性分成两种：一是具有“原始的强力”的雄强的人性，一是追求“爱情、友谊、同情”的美好而柔弱的人性。钱先生的判断是“作者是更倾心于前者的”[6]，其他评论家也指出路翎偏爱原始强力。但是来看一看所有这些作者遗留在作品中的疑团，我们就不会再作出这样的结论。经过层层揭剥，在作者矛盾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文本中表现出来的原始强力并不能震醒、启迪民众，原始的生命意志也不是对抗保守、愚昧、腐朽的旧社会的有力武器，更不能重建新的世界。因此可以肯定，在潜意识的层次里，路翎对原始强力其实是怀疑的，甚至是否定的。如果说路翎对原始强力有某种偏爱(这跟路翎自身的体验有关，因为不是本文的重点，不多赘述)，可是为什么他还总是不停地问自己：人生是值得宝贵的，可是人身上真正应该珍惜的到底是什么？在他以后的作品里，是时时出现原始强力，但作者却再也没有对此赋予过多的期望，所以，赵园在分析路翎的作品时才有可能发现这样一个趋向，那就是：最初在路翎的小说中被想象、放大，经过夸张变形的劳动人民身上的原始生命强力随后逐渐减少原始性，而加强了时代性、社会性和特定的历史性内容[7]。那么，我的结论正好跟钱先生相反：正是在这个用“原始强力”反对“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背后，被掩盖的恰恰是作者质疑七月派用原始强力震醒麻木民众的主张而倾向于赞美美好人性的深层结构。作者的这种无意识倾向，由于他的理性认识而被隐抑于文本的里层。舒芜的一篇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路翎的分析，都是一种批判。人物的某一个行动，思想，情绪，或感觉，在他自己不觉得有什么意义的，经过批判，出现了重大意义；在他自己以为大有意义的，经过了批判，却并没有什么意义；他自己认定是处于某一种根源的，经过批判，却是出于完全不同的，乃至相反的根源；在他自己认定具有某种价值的，经过批判，却是具有完全不同的，乃至相反的价值，等等。人物所不能自知自见的，都显露于他的批判之光下面。”[8] 舒芜的这番话原来是想描述路翎作品中的人物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用在路翎身上却更合适。创作之前，路翎认为原始强力更有意义、更具有价值，可是在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却完全不同。跟原始强力相比，路翎看重的恰恰是那种追求爱情、友谊、同情的美好的人性，虽然它柔弱，但是它却更具韧性，从而能坚持到最后。正是因为爱，因为同情，更因为对自己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懦弱的忏悔等等底层人民在现实历史中除了“精神奴役的创伤”以外还一直具备的这些美好的情感，才支撑着魏海清作出了英雄般的举动。所谓的不由意识控制的原始强力并不能拯救人们的命运，改变人的精神，而只有从文化、历史和生活中积淀下来的人的现实、沉郁、美好的情感才是真正值得赞美并能带来希望的。
所以，对于最后一章安排小冲和一对年青夫妇上工的片断，尽管胡风和邵荃麟等人都认为是不合理而且多余的，但是路翎在四十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依然反驳：他自己并不认为这样！[4] (P.292)窒息、昏沉、黑暗是整个民族乃至国家的缩影，但是人们并没有彻底沉沦、死灭，他们还在为了生活不停的奔波、挣扎，不肯投降。正是在这些平淡无奇的最朴素的人群里面孕育并被承继下来的美好情感中包含着力和美，把魏海清们心中几乎萎没的那一点灵魂的微光点燃，而谁又能否认，正是藉此，苟活在黑暗中的人民和国家才有了自我拯救的无限可能性。虽然死灭的死灭了，逃亡的逃亡了，但是新的人正成长起来。在这平凡、普通的生命交替中，中国有了充满希望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