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融合与新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新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698(2002)04-0108-09
一、引言
卢卡斯说：“印度人的收入每50年翻一番，而韩国人的则是每10年。一个印度人一生中平均比他的祖父生活好过一倍，而韩国人则是32倍……。一旦你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很难再去想别的问题了”。（注：转引自Ray,Debraj,1998.Development Econom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从终极意义上说，一切经济理论都是发展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毫无疑问，也是低度发展国家。现代经济理论把关于经济增长与关于经济发展分开来谈，只是经济学界一种比较习惯的分法，实质是相同的。前者主要考察“发达国家”的情况；后者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原因、经济特征、走出低收入状态的道路、战略和条件等。（注：刘易斯的定义是：发展经济学是“研究每人产出低于1980年2000美元的经济的结构性行为的学科”。见Lewis,W.A.,1984.The State of Development Theor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4(1).）因此，动态地看，发达国家过去的经验，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参照系和一定程度上的榜样。增长理论和发展理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以至最终溶为一体。发展经济学自产生到发展，从经历困惑和反思的痛苦到获得新生，前后不到百年。21世纪将是发展经济学鲜花盛开的时代。
二、发展经济学的成长阶段
发展思想源远流长。但成为一门经济学分支，则是在上世纪30-40年代。一般认为，现代发展经济学经历了大致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45-1975年。二次大战后，一大批摆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控制的经济上落后国家纷纷把发展本国经济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当时，发展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而当时主流经济学理论在西方是凯恩斯主义，在东方是马克思主义。因此，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依据和政策主张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基础。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萧条和苏联工业化显现的成就，对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发展经济学家产生深刻印象。以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为基础，发展经济学强调资本积累、政府干预、经济计划、进口替代、大推进、工业化等等，并在实践中得到大规模试验。此时，发展经济学充满自信、乐观和使命感，相信能够通过经济政策使落后国家人民摆脱贫困和不发达状态。
第二阶段：1975-1985年。发展经济学受到质疑和挑战。除少数例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遭遇挫折和失败。发展经济学受到左、右和其他方面的责难。与此同时，西方保守主义经济学各流派向居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联合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革命运动，并先后在主要西方国家把后者逐出政府决策机构。发展经济学成为新古典攻击的首选目标。新古典的攻击几乎是致命的，以至有人开始宣告发展经济学的死亡，甚至要取消发展经济学的学科。此时的发展经济学处于怀疑、反叛、悲观和退却的境地。但大部分发展经济学家还在坚守阵地，沉浸在反思、修正、更新和完善理论的过程中。
第三阶段：1985年以后。在激烈批评声浪过去之后，人们开始冷静地对待发展问题和发展经济学。克服了论战片面性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各派逐渐意识到谁也没有使落后国家摆脱不发达状态的万能秘方。新古典理论吸收了战后发展经济学的许多贡献，其他学派也在运用新古典的分析模型。许多观点剥去表述上的差异外壳，实质内容相互间有很多接近，有相当部分趋同了。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开始成熟。发展经济学终于获得了新生。新生的发展经济学是多种理论的融合。
三、主流发展经济学的危机
初期发展经济学一般强调资本积累、进口替代战略、政府干预政策、关税保护措施等等，总之，忽视或忽略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在这种发展论指引下的发展一般都遇到了困难。所以，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先后遭到来自内部、左派和右派等方面的激烈批评，而以后者的批评更为致命。
1、对发展经济学的反叛
一些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面对发展政策屡屡失败的现实，开始转变立场，举起了反叛的旗帜。鲍尔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者之一，以研究西非和马来亚的小农经济和初级产品贸易而闻名。他后来回忆到，在研究过程中，他逐渐发现自己的观点与“主流发展经济学正在形成的一致意见，在部分内容上存在着惊人的差异”（注：Bauer,P.T.,1984.Reality and Rhetoric:Studies in the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因此，早在50年代，他就竭力反对印度推行经济计划政策。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无人能听且也不合时宜。“印度需要的本质上是政府活动的更弦易辙，从限制她的人民的活力和机会的政策和从模仿苏维埃世界的行动中转向以释放百万人民活力为目标的方向上来”（注：Bauer,P.T.1959.United States Aid and IndianEconomic Development.Washington,DC:American Enterprise Association.）。
另一名前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也是反叛者之一。他归结发展经济学具有两个特点：1)把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视为根本不同，因此需要一个非传统的分析方法（放弃“单一”经济学主张）；2)主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对双方都有利（“互利主张”）。在此基础上，赫希曼把发展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它接受单一经济学主张）区别开来，也与新马克思主义（它既否定单一经济学主张也反对“互利”主张）区别开来。正是这两点遭到了两个方向上的攻击，从而引起发展经济学的衰落以至死亡（注：Hirschman,A.O.,1981.The Rise and Declin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in A.O.Hirschman,Essays in Trespassing:Economics to Politics and Beyo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针对凯恩斯理论的反革命来了！
70年代，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双重压力下，凯恩斯革命的神话逐渐破灭。在保守政治势力掌控的政府和主流媒体的策划下，一场反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浪潮席卷而来，发展经济学首当其冲。拉尔的小册子《发展经济学的贫困》出乎寻常地受到官方和主流媒体的喝彩。英国《泰晤士报》先后以“第三世界理论遭攻击”（1983年8月22日）和“第三世界理论面对一场反革命”（1983年9月9日）为标题两度刊登此书出版的消息。拉尔声称，发展经济学是一种因倾向政策操纵和智力懒惰而产生的教条，其主要谬误是：市场价格机制应当被取代（而不是仅仅被补充）；从现有资源配置效率改进中获得的益处微不足道；自由贸易不适宜于发展中国家；为了减轻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贫困，政府有必要控制工资、价格、进口和生产性资产的分配。发展经济学家还受到进一步的指责：他们否定标准的经济学原理的有效性，虚构一些理论上仅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因此，“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可能有益于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这两者的健康”（注：Lal,D.,1983.The Povertyof'Development Economics,London: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Hobart Paperback 16.）。
其他一些站在新古典立场攻击发展经济学的人还很多。如利特尔从方法论上批评发展经济学提倡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运用可行性，从而否定经济计划的价值。巴拉萨则重点批评发展经济学的贸易政策主张。反革命往往把印度作为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失败的典型，而把东亚“四小虎”当作放弃发展经济学教条的成功典范。
3、来自左派和其他方面的谴责
从左的方面对发展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有许多派别：“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和传统的自由主义等。
“马克思主义”从国家的阶级性和统治阶级经济政策的利己性出发，反对发展经济学的目的和手段，因此，断言其必然无效和失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计划，由于社会的阶级利益对立和贫富悬殊，也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新马克思主义”则不然。它们放弃了劳动价值论，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可以取得有限成功。沃伦认为，帝国主义创造了第三世界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繁荣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持有资本主义在世界前资本主义地区扩张是值得的和进步的”观点（注：Warren,B.,1980.Imperialism:Pioneer of Capitalism(edited by John Sender),London:NLB and Verso.）。他倾向发展的依附理论。依附发展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观点运用。自由主义反对发展经济学的政府干预政策，更多地是从政府控制必然限制公民自由，侵犯私有财产权和人权。因此，自由主义谈不上是经济理论。西尔斯声称发展经济学过分关注增长而不是分配，数学模型而不是社会经济规定（注：Seers,D.,1979.The Birth,Life and Death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Development and Change,10,707-19.）。
还有一些人，包括那些与这门学科无关的人士，批评发展经济学共同忽视非经济因素，如人类学因素等（注：Hill,P.,1986.Development Economics on Trial:The Anthropological Case for a Prosec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四、对反革命批评内容的分析
在多方批评中，最致命的来自新古典理论。我们这里仅对其作一简略分析。新古典学派的约翰逊指责发展经济学说，“新观点赢得公众和学术界的注意，不是因为它们在科学上的优点，而是因为能否提供一个方案，保证能够解决主流正统理论证明无法解决的重要问题。”（注：Johnson,Harry G.,1971.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and the Monetarist Counter-Revolu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1,p.12）其实，这一点，用在反革命的身上也正合适。
从理论分析看，新古典对发展经济学的批评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少科学性。首先，发展经济学即便在它的初期，也不是一门同一的学科。由于各国发展阶段和所处条件不同，发展经济学自然是由不同方法、不同流派和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观点组成的。不要说后来形成的结构主义，即便是一开始，就是多元化的学科。有基本上属于凯恩斯主义的发展理论，有属于“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背景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思想，还有强调农业重要性的中国学派。（注：中国学者张培刚1945年写的博士论文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于1949年作为《哈佛经济丛书》之一出版，奠定了他的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的地位。而张的思想实际上是他在中国国内研究成果的提炼和理论化。30-40年代中国讨论工业化问题的书籍大量涌现。参见叶世昌：《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87-88页。）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拉尼斯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型基本上是新古典边际方法范畴之内的理论。
其次，正因为发展经济学是由多种流派、多种方法组成的，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政策的失败都可以毫不困难地加在发展经济学的头上，而忽视了发展经济学的其他不同学派的意见。例如，虽然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但也有主张市场机制价值的；多数强调工业化，也有强调农业地位的。因此，新古典往往指出了前者的谬误，却看不到后者的灼见。
再其次，如果把发展经济学视为同质的整体，必然要割断历史延续性。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从李斯特到制度学派和新制度学派，从经济增长理论到经济发展理论，都被人为地分隔开来。其实，是很难分得开的。如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哈罗德——多马模型，而这个模型是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阐述。如果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分割开来，无异于阉割了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灵魂。
从实证角度看，新古典也难以完全立足。新古典在攻击发展经济学的弱点时，常常以那些推行发展经济学政策的国家的失败与新古典视为自由市场成功例子的亚洲“四小虎”相对照。似乎给人以很强的说服力。然而，经过各国经济学者对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实证分析，很难得出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结论。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家后来也是承认的。例如，拉尔就指出，“自60年代以来，几个没有多少土地或资源的沿太平洋国家或地区开始突破计划经济的思路。基于实用主义而不是从理论出发，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即亚洲四小龙）发现其内部市场太小，难以实行绝对按计划的‘均衡’增长政策。另外，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唯一资源是人口。因此，它们采取了以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品为中心的‘外向型’发展政策”（注：拉尔，D.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从计划到市场，载于道，J.A.等编：《发展经济学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5页。）。这就是说，这些成功的例子也不是运用新古典理论的结果。实际上，这些小龙，除了香港以外，都是在强力政府的干预下取得成功的。因此，对其经验的解释就不一定完全对某一种理论有利。最近的一份研究显示，韩国60年代到90年代的40年中，可以称得上是“出口导向”和“进口导向”并重，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敢于改正错误，并大胆推进进口管制放松政策；而政府的产业政策总体上是得不偿失的（注：Yoo,J.,1999.Neoclassical versus Revisionist View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Asia-Pacific Development Journal,Vol 6(2).）。
五、关于发展理论的不同流派与发展经济学的成熟
各种经济学理论都根据自己关于经济发展哲学观点、研究方法、发展战略和道路构建理论体系，形成众多流派（见表）。虽然众说纷纭，但彼此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和一定程度上的替代性。
首先，根本目的一致。几乎每一流派都承认落后国家摆脱贫困走出不发达状态的必要性。除了极少数人（右翼激进主义者）对工业化、现代化和科学文明持有怀疑态度以外，各派都把经济发展当成理论追求的目标。这一点正是不同流派在发展问题上沟通的基础。它们在一些问题上产生相同或相似的看法自然就是可能的。就拿左右两大阵营来说吧，右派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左派则集中关注社会公平，一般对自由市场力量持批评态度；前者通常与新古典方法相联系，后者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
表一 经济发展战略六分法
提出者（年份）
名称 主要内容
1.货币主义
资源配置效率、自由市场
2.外向战略
市场、比较利益原则、促进外贸、
吸引外资、政府主导
格里芬(1989)
3.工业化战略
政府主导、增长的起飞效应、进口
替代
4.绿色革命战略 依靠技术进步发展农业、环境保
护、可持续发展
5.再分配战略
通过资产重新分配实现收入均等化
6.社会主义战略 生产资料国有、经济计划
表二 发展经济学理论二分法
表三 发展经济学理论三分法
虽然绝大部分观察者感到这两者势不两立，但西尔斯却发现两者有许多共同点：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者都强调物质刺激，把历史解释为进步的过程，强调物质进步（经济主义）；注重资本积累，坚持现代化信念，一般对道德、宗教、语言因素不感兴趣（注：Seers,D.,1979.The Congruence of Marxism and other Neoclassical Doctrines,inA Rothko Chapel Colloquium,Toward a New Strategy for Development,New York:Pergamon Press.）。我们还可以加上：两者都起源于古典经济学，相信经济学是科学，进而认为存在着一种单一经济科学理论体系；经济理论不仅可以说明经济现象，而且可以用来预测、指导实际经济活动；都是国际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只不过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因而民族特殊性并不能否定经济理论的普遍适用性，等等。
其次，研究手段相互借鉴。透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工人的集体工资谈判可以被看成是新古典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阶级斗争也可以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群体通过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争论来得到说明（注：Roemer,J.,1985.Rationalizing Revolutionary Ideology,Economietrica,53:pp.85-108.）。结构主义分析可以用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存在的市场扭曲和不完全来解释。同时，结构主义在分析人类行为差异时，也运用了阶级方法。其他许多理论多多少少都可以在这些理论框架里找到自己的方法论。制度经济学，无论是旧制度经济学，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它们的工具箱里既有新古典的假定和边际分析方法，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上层建筑和历史进步（制度变迁）因素，还有结构主义的整体与部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概念。但是，必须指出，每一流派都否定自己的观点或方法与对方有关。
正是因为存在着对立、批评、争论甚至毁灭性的攻击，不同学派之间才能产生相互渗透、借鉴、融合甚至部分的趋同。实际上，当代经济理论的一些新进展，很多都是起源于发展经济学或在发展经济学中得到最好应用。如不对称信息、道德风险、委托人——代理人关系，报酬递增、战略互补、多重均衡等（注：Bardhan,P.,1993.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7(2):129-142.），早期的贡献有双缺口模型、不平衡发展、大推进、上升的储蓄率、低水平均衡陷阱、伪装失业、二元经济、农业剩余、增长极、指数计划等（注：Lewis,W.A.,1988.TheRoots of Development Theory,in Hollis Chenery and Srinivasan,T.N.,eds.Handbook of Development (New York,North-Holland),part I,pp25-37.）。我们还可以添加新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饥荒的社会原因等等。正如刘易斯所说，“发展经济学现在并不显赫，但仍然或者并且活得很好”（注：Lewis,W.A.,1984.The State of Development Theor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4(1).）。
中国曾是发展经济学的故乡之一，但后来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走向了封闭，因而几无国际认可的成就。值得高兴的是，新世纪伊始，伴随经济的高速成长，中国经济学学者终于摈弃了“中国发展经济学”这一逻辑上矛盾、自我禁锢、陈腐的非科学概念：大门已经打开，中国的经济学家将像前辈一样对新世纪的发展经济学做出自己的贡献，并且一定会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