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经济与历史”学术研讨会主旨发言集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旨论文,第二届论文,集锦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史与经济现代化研究 现在大家都强调历史研究是社会科学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去年也论述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历史研究从供给方面提供了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而时代要求则是从需求方面提供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历史研究中的问题导向就是时代要求的一个表现，同时也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的要求。 首先，时代要求与反对新本本主义。时代要求分很多层次、很多方面，内容也很丰富，我认为主体内容是现代化。中国提出两个一百年要实现现代化，这是时代要求的核心内容。现在正是一个大变革、大变化的时代，要想解决新的变化、新的时代提出的种种问题，靠老的本本是不行的。我赞同习总书记关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认为完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的话生硬剪裁，不是新的发展和创新，这些都是新本本主义的表现，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还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我强调经济史研究是经济学的基础。经济史研究实际上就是对以往社会实践、经济实践活动的总结。而经济学理论又是从这些实践当中抽象出来的，这种抽象是否正确，往往需要用社会经济实践来检验，而不是用文本来检验。所以经济史研究可以发现理论，可以检验理论。吴承明认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我觉得应该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理解吴老的话。 该如何从大量的、庞杂的经济史研究中，总结历史规律，以丰富和检验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呢？吴承明老师的三个观点值得借鉴：第一，经济学是源；第二，不应该把经济史建立在某种单一的经济学理论上；第三，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目前在中国影响较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称“马经”）和西方经济学（简称“西经”），这两种理论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也有各自的局限，需要创新。我尝试结合经济现代化理论进行经济史研究，希望更好地总结和提出一些规律。 新经济学体系、经济现代化体系有三大特点。第一，立足国情、世情，与经济史学科紧密联系，努力使得经济史研究成果逻辑化、体系化，以更好地将历史经验总结升华为理论。第二，要擅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兼收并蓄，吸收马经和西经两大体系的研究成果。第三，要注意经济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以及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现代化的重要联系，补充过去经济学体系的不足。 经济现代化理论包括两大核心内容，首先是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理论将生产力理论放在重要地位。但是，现有的生产力理论是超越历史阶段的，我觉得应该把生产力理论与工业化理论结合起来。同时，重新定义工业化。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本身，也包括农业现代化和管理改进。管理包括企业、产业、行业、国家宏观层面的管理。同时，区分大国小国。大国需要走工业化道路，小国可以走其他的道路。经济现代化理论的另一个核心内容是市场化。苏联经济史表明缺少市场化的现代化，会走上歧路，难以为继。市场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市场体制自身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另一个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大。 工业化和市场化关联，根源上应该从分工和交换的关系着手进行理论分析。分工的发展导致工业化，交换的发展导致市场化，而分工的扩大又和交换发展紧密联系。因为分工能够带来劳动效率的提高，但是又会带来交易成本的增加。很多制度变革就是怎样将交易成本减少。所以货币、市场、企业都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而进行制度创新。所以在现代化理论体系中，要分别研究货币、市场和企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以及生态文明和现代化。 近百年中国共产党农地所有权改革的探索 当前的中国农村，正在进行的是给农民的土地确权，其中包括农民承包的耕地、林地、宅基地及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称为中国的第三次土地改革。我打算从这次确权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和争论来回顾与反思近百年改革的历史。 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始于20世纪的20年代末。回望近百年来农村土地权益改革的历程可以发现，正确处理当前农村的土地确权改革，应该走出三大改革的历史盲区。 第一，混淆国家政府与农民间排他的不同土地权益。1928年开始的井冈山等各苏区的土地法先是明确规定土地所有权归政府所有，到1931年即很快从政府所有改成为农民所有；1947年开始的土改，先是土地所有权归农民所有，紧接着又变为收归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公有制；1980年代改革，先是改革为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至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继续推进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改革，并提出确权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可以抵押担保和市场流动，可是2014年1号文件又将承包经营权一分为二，规定只有经营权可以抵押担保和流转。这样的反复摇摆，实情是混淆了国家政府与农民间对农地不同的独立权益。 第二，土地权益改革变成“所有权”通吃“游戏”。政府在改革与理政中自然最终都采取了掌控土地所有权而给农民土地使用权，甚至以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用“一大二公”式的公共劳动、公共分配等形式，实现政府所有权的全面掌控（改革开放后征地，补偿地面权，并没有涉及补偿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然而，所谓的土地权益，法权上本应该是具有排他性的财产权；在物权法中则是具有物权性质的财产权。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却只能从属于一权独大的政府或集体的所有权。农民这众多的所谓土地权益，在所有权面前，都因为没有排他与独立性，无法成为自主创业创富的关键要素。农民众多的土地权益被“所有权”“通吃”。 第三，保护农民土地利益的改革“惧怕”农民土地财产权益。整个改革，主导者从头到尾无疑都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但是，近百年下来，我们却走向了惧怕农民土地财产权益。革命时期不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先是恐惧农民利用土地财产发家致富的自发倾向，人民公社解体之前都是这样的宣传；后是恐惧农民土地财产权益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比如影响征地、影响招商引资、影响城市化等等。 随着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到来，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因受到资源环境、生态、粮食、食品安全保障等因素的制约，农地的社会公共空间与公益性都在扩大，国家及政府对农地所要承担的社会发展与管理权能也相应增加扩大，同时，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及其经营也自然受这一新时代要求的制约。新的农地改革亟待走出近百年来中国农地改革的三个盲区，根据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社会发展要求，通过政府与农民间二级确权，重新界定国家政府与农民间新的土地权益的清晰边界：政府对国内农地的权益为国土资源管理或管控权，包括立法权，比如制定社会发展规划（征地）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新法规；保护公私土地财产权；管控权：确保农地用途、保护农田、环境安全、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等；税收调节权，防止当前严重的以地暴富现象。农民的具体权益，则为土地财产权，包括继承、租赁、转让买卖、抵押担保四大权能，土地可以作为农民的财产和创业要素，只要不违背国家上述四大管控权，农地的这四大权能应一个不留，全面逐步赋予农民，而且是长久的！ 最后，推进具有生态文明理念和针对当前中国农地权益与社会发展乱象的农地二级权益改革，在农地公共公益方面，是构建更有为的管控政府；在农民土地财产权方面，则要让它在不侵害公共空间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无障碍地流转起来。 经济史话语体系的构建与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经济史的话语权问题，前两年已经有很多的探讨，我今天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首先从经济史学科属性来讲，按照学科划分，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这决定了经济史学科应该在经济学科里发挥作用。其次，从经济学科的特性来讲，经济学理论是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来总结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史应该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最后，经济史应该如何做？经济史是经济学体系的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我们培养的学生要学会经济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第二个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目标和现状是什么。经济史研究的初级目标，就是运用经济学理论和历史资料来解析经济发展的过程，检验理论的适用性、合理性和科学性。经济史学者要能够熟练驾驭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上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同时，要检验历史上产生的理论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适用的。经济史学科的终极目标是参与经济学理论构建，为经济学提供基础，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经济学理论的修正、完善、创新做贡献。 经济史研究的现状问题。我比较早进入经济史研究领域，主动放弃了经济学理论研究。原先很多经济史学者用历史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史，80年代初开始呼吁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史。近年来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甚至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做经济史已经很普遍了，这是很大的进步和可喜的现象。但是这样做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问题：过于偏重理论和方法，忽视了研究的本质。近些年为一些刊物做评审的时候，还有给学校做评审的时候，我发现（有些研究）过多强调理论和方法，但是对史实本身的考证不够；而且过于强调经济学理论的普适性，但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强调不够。 第三，根据研究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我想谈谈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史的话语权，也就是如何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来发挥经济史应有的作用。近年来经济史研究中更多强调方法。我最早是搞计量（其实不是计量，是统计方法，强调数据）的，而现在更多的是要考虑数据是不是可靠的。目前为止清华做了两期量化历史培训班，去年在北大办了一期，今年还要再办一期。首先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让我们学会运用计量的工具，但是有另外一个副作用，就是让人误以为经济史研究中唯计量为大。有些学校明确规定凡是经济学论文必须有模型，可是历史却不可能按照模型发展。吴承明先生认为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办法。我的博士论文出版的时候，请吴先生写序，他也认为经济学研究方法应该是多样的。自然科学做了大量的实验，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只有实验结果都是一样的，才能得到一致性的结论。经济史研究也应该效仿。而且，经济的发展本身是多元的，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而数学方法，不管再复杂的数学，也不可能描述出丰富的、有血有肉的历史。所以方法应该是多元的，不要局限于一种方法。同时，我建议大家多做微观研究。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特点，同时中国地域差异大，照搬其他国家甚至其他地区的经验需要谨慎。另外，还要预防以偏概全的倾向。挖掘档案资料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但因为历史数据非常少，要避免抓住一个数据比较全的个体案例，推演得到宏观的结论，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认为不要急于得出结论。我建议不要急功近利，大家要踏踏实实，多做微观研究，在大量微观研究基础上再得出宏观的结论，对理论适用性也要多考虑，这样才能发挥我们经济史的话语权，发挥它的作用，在经济学理论创新过程当中，贡献经济史的一份力量。 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 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这个问题，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历史科学大会上的贺信。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历史学是基础学科，就跟自然科学里面的数学一样。我们经济史在经济学里面，就像数学在自然科学里面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另外吴承明强调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而非经济学的流，这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有启发的。前面王教授说经济史对于经济学理论来说是二级学科，这是对的。但是在历史学科是有它的地位的，它专门研究经济史。我对中国经济研究20多年，我知道在经济史比较寂寞的时候，坚持经济史做得比较多的，相对来说还是历史学者。经济史研究相对活跃的群体主要是经济学的群体。 为什么要构建经济学话语体系？因为建立中国特色经济话语体系，不单单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需要，而且还将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更加深刻。 我首先简单回忆一下中国经济史的发展。中国经济史学研究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史学，是近代学科的经济史。《史记·货殖列传》标志着中国食货之学，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超过了两千年。《史记》之外的著作里，比如庄子、老子、管子，也有很多关于经济史的资料。《史记》设了《货殖列传》以后，以后的正史《二十四史》里面基本上都有《食货志》。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出现了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1927～1937年，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当时主要谈中国发展的道路，中国的路怎么走。第二个高潮是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1978年一直到今天，是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时期。现在经济史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去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史年会在日本召开，在会上，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外国人很多，对中国的问题也比较重视。现在国内形成了一些有业界影响力的团队，发表了标志性的成果，出现了一些标志性的人物。世界经济史学界和学术界对中国的重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体。中国的经济受到世界的重视，中国的经济学界也受到重视，相应地，中国经济史学界也受到世界学术界的重视。 第二个问题，我简单谈一下中国经济史研究目前出现的十个特点。（1）关于现实经济问题在历史上的研究（即对历史上出现过的与现实经济问题类似的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体现了经济史的借鉴意义。（2）研究越来越深化了，具体的、以小见大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当然学术碎片化倾向我们要杜绝，要防止。（3）在理论方法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研究方法多元化、科学化，量化分析等等也受到了重视。（4）加强国际交流，借鉴国外理论方法，同时重视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科学范式等。（5）经济史研究资料的挖掘和整理，这个成果非常多。（6）经济史学科研究及团队、研究机构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成立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院、研究室、研究中心多达三十多家。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先后成立中国经济史学系，这是非常好的事情。（7）一些中青年经济史工作者脱颖而出，在学术界已经崭露头角，特别是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些年轻学者，加入我们的经济史研究队伍，可喜可贺。（8）经济学界一些非常有成就的学者，他们将研究重点转到经济史。（9）经济史教学受到重视。在人民大学去年我们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大家呼吁至少在经济学界和史学界，要增设经济史学课程。我想教育部的大纲肯定会有所体现，这也是可喜的一个方面。（10）中国经济史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学科平台，比如像厦门大学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我们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的《经济史》杂志，还有中国经济史学会相继成立等等，这对加强经济史研究都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基于以上简单的概括，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恰逢其时。 今天我们关于话语体系的讨论，是在中国崛起背景下展开的，中国经济史本身是国际经济史学界的有机组成部分。1949年之前是实证主义乾嘉考据学派，1949年以后确立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1978年以后形成多元化的以应用史观为基础的多元学科。它们都对我们今天丰富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史学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对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吸收、消化不够。一些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时，对它的优势认识比较充分，但是对它的缺陷认识不够。一些读者也给我们《中国经济史研究》打电话、写信，说我们刊发的文章只是模型研究。我觉得量化经济史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在有些方面很有效，量化史学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我觉得在研究方法上，特别是杂志上，还是希望多元。吴承明先生提出的史无定法，对经济史研究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方法。 中国经济史上前后出现了四次比较大的变革，这些变革包括商周变革、春秋战国变革、唐宋变革、近现代变革。近现代变革也包括三次艰难的抉择，一是传统与现代的抉择，二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抉择，三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抉择。中国正是沿着自己的历史轨迹，通过一系列变革和抉择，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经济史的优势。经济学界应该看到我们的优势，应该主动跟我们合作。站在观察现实问题的视角，我们要瞄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当前我们正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而话语体系的基础之一应该是中国的意识。我们提出传统的经济史理论和方法一定要重视，发掘它的优势，发掘它的合理内涵，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经济史观点与体系，这样才能在学术界有话语权。历史早就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另外，经济史的范围体系构建过程实际是个创新的过程，而体系建成以后需要保守，意味着需要突破和开放，所以还是需要发展，还是需要不断创新的。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是我国学术界对经济史理论，或者经济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必然体现。同时也是目前中国经济史国际学术地位提高的迫切要求。要构建科学而有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最重要的是要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范式和标准。 古人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就像吴承明先生说的，中国经济目前的现状和未来的走向，我们怎么判断？怎么研究？怎么探索？中国经济史是很好的一把钥匙。既然中国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对于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意义，我们是不能小看的。中国经济史学者的话语权，及中国特色经济史学的建立，无疑对提高中国软实力很有帮助。 从历史中可以学到什么：王安石变法的启示 我今天提供一个案例，希望能把历史和理论结合起来。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问题的研究背景。我是做经济理论的，有一个自己的经济学模型，这个模型可以用几句话概括。第一，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有利的公共经济体制的结果。第二，有利的公共经济体制是精英选择的结果。第三，精英选一个好的制度，或者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是因为它有一定的利他行为。第四，希望用历史，或者经济思想史的论据，来验证我的猜想：市场经济的衰落，可能是精英集体利己行为的结果。这可以解释成两个方面：第一，公共经济的缺失会带来市场经济的无序发展或不可持续发展，第二，因为精英利己心的泛滥影响公共经济的发展。那么精英为什么会有利己心，或者利己心怎么变化？政府政策对公务员进行利他性培养，有利于公共经济的发展，相反，用利己心来诱导公务员会损害公共经济发展的基础，导致腐败的（高）监督成本。 我们观察到今天中国市场经济正在走向无序或者不可持续。表现为两点：第一，无利不作为的政府以及公共经济的缺失；第二，唯利是图的精英与需要安抚的大众。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自由市场论无处不在的误导；二是集体主义精英文化或者王道理论文化被有意削弱。历史上王安石变法的很多问题跟今天非常相似，都是精英集体精神缺失的问题，这个是契合中国现实的。它的两个原因也非常像今天的：第一，北宋政府政策有意腐蚀了政府的精英；第二，北宋商界精英唯利是图也导致了市场经济无序或者不可持续。结果公共经济提供的冲突、无效导致了亡国。 下面简单回顾王安石变法及其变法思想。首先是变法背景。根据对王安石的万言书的分析，我们将变法背景总结为以下三点。第一，财政开支太大。太大有很多原因，核心的有两个。一是军费开支，这是因为地缘政治，这是外生变量，是不可改变的。二是庞大的官员队伍，这是内生变量。第二，不合理的财政收入制度。富人交的税很少，农民负担的很多。第三，公共权力的滥用，导致私人经济的无序。公共权力本来应该是维持市场经济的，结果它也参与了市场竞争，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混淆了。从社会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北宋整个精英阶层普遍缺乏集体主义道德与传统儒学不断强调的正统道义。造成这种缺失的原因一是政治上、政策上有意的，杯酒释兵权是一个起因，表明当时的政府是有意对它的精英阶层，特别是政界的、军界的，用钱收买人心，这是政治上引起的。二是市场经济本身。市场经济本身发展一定会带来自私自利或者个人主义的泛滥，这是正常的，而政治上引起的是不正常的。三是公共经济学分析。宋朝的经济结构，今年上半年香港科大的一个教授写了一本书，说中国宋朝的市场经济，中国当时的市场经济，和当年的荷兰、英国有很多类似之处，但是中间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财政体制，特别是英国是强调富人交钱，穷人没有公共权利，也不交钱。但是宋朝的是穷人交钱，专门保护富人。这是模式上的矛盾，它缺乏正义，当然就不可持续。实际上宋朝的税制结构非常像民国的商品型结构，但是不能持续。 下面简单回顾一下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我们从中总结了几点跟我们相关的。一是节流裁兵，削减行政机构，减少俸禄支出。这是跟财政支出过大相关的。二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实际上就是在穷人和富人之间调整，一方面不让富人有特权，因为富人有特权，不交税这个是特别坏的。在欧洲，法国、西班牙也类似的情况，不交税反而有表决权，这是不符合经济学道理的。另一方面支持民间经济的发展。三是加强官僚队伍建设，就是加强正统道义的官员队伍。对王安石变法，我们做了一下简单分析。第一，他确实想重新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特别是想让精英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第二，他想用教育的方式，重塑当时的思想理念文化，同时配合法治的方法，即不光是教育的方法。 最后得出结论，第一，变法最后失败了，或者是利益集团反对，或者是王安石变法用人不当。第二，私人经济利益的侵蚀与公共经济利益的衰微导致北宋的灭亡。无法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第三，公共经济混乱，杯酒释兵权是对精英的误导。这是北宋的教训，对今天也有启发。例如20世纪90年代也对社会精英用利诱导，例如地方政府官员搞GDP竞争。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一方面要加强法治，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教育。因为我们是大学，我们会影响到年轻一代，我觉得我们对年轻一代进行再教育的时候，千万不要再用利益诱导，特别是对精英。对大众可以给利益，对社会精英一定要强调将来的社会责任，这样我们的后代才有可能把这个趋势扭转过来。 经济学与历史感 我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思想史、经济史不是我的专长，但是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深感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两个学科非常重要。所以我今天就经济学科的历史意识或者历史感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一个问题，我特别欣赏恩格斯这句话，他说“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我认为这是对经济学学科属性的解读。经济学是数学，是自然科学吗？不是！经济学是一门艺术学吗？也不是！它是社会科学，是历史的科学！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学如果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我们怎么来理解“历史”二字？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这样的，我认为把握经济学历史意识或者经济学历史感，至少应该从四个维度去加以理解。这四个维度分别是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实践维度和总体性维度。 第一个，从时间维度来讲，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过程。任何一个问题，无论是长期的也好，还是某一历史阶段的也好，其实都是时间概念。但是经济学如果缺乏时间概念，这个经济学就不被称为经济学。经济学要用发展，而非静止、僵化的观念看来人类社会经济学活动。如果不是从这样的视角研究经济问题，经济学不可能产生对人类社会有益的结论。第二，空间维度。任何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形态都是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环境和特定条件下进行和存在的。中国的事和美国的事就不一样；谈美国的事和俄罗斯的事，空间不一样，范围也不一样，历史条件不一样，文化传统不一样，结论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个人认为经济学一定要从客观的特定环境出发，观察政治社会经济活动，特别是强调社会经济活动安排的多样性、特殊性。在这个前提下去关照一般性。经济学如果单纯重视特殊性研究，或者单纯关注一般性研究，我认为都有偏颇。所以正确观察问题的视角，应该是从客观维度出发，观察经济活动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经济学应该在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结合上去提炼范畴，去概括、构建它的理论体系。第三个维度是实践维度。经济学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人的活动，而不是物的活动，更不是动物的活动。作为经济学研究来讲，从哲学层面来讲，实际上是一个抽象概念，如果具体到经济学来讲，劳动范畴应该是经济学最核心的范畴。实际上，我个人认为目前经济学在很多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争论的时候，很重要的分歧点在于怎么看待劳动在经济学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个人认为，如果从实践维度讨论问题的话，应该说劳动其实是讨论经济学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你把非劳动因素也纳入进来，跟劳动放在一起，（将它们）作为经济分析并列的因素加以观察的话，这样的经济学得出的结论一定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实际状况相差十万八千里。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经济学是一门人学，是研究人的活动的，而不是别的。第四个维度是总体性维度。我们说时间也好，空间也好，历史也好，林林总总各种因素，实际都是以人的活动为中心所构成的体系，一个系统。这个体系，这个系统，它既有历史流动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封闭的圆圈，所以我特别欣赏黑格尔他在《哲学史讲演录》里面，把哲学史发展过程看作是一个圆圈。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讲，哲学史其实是客观的历史发展的再现，因此，黑格尔历史学圆圈的概念，也可以完全说成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或者人类社会发展本身也是圆圈。如果我们从圆圈的角度来关照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并且上升到理论高度的话，经济学的重大使命就是要发现和构建这样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和使命。所以从历史感角度出发，我认为总体性、实践维度、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是历史感非常重要的四个维度。从这四个维度从事经济学研究，我认为就是一个富有历史感的经济学研究。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如果经济学缺乏我上述所说的四个维度，那它就可能缺乏历史感。 那么，经济学缺失历史感的特点是什么？我认为以下五个方面不可避免。第一，凡信奉方法论个人主义经济哲学的经济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歪曲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歪曲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通常等于是把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感、历史感、总体性、实践性，这些非常重要的因素都舍弃掉，这样就很难对人类经济活动实质做出深刻的分析。它势必会落入个人主义经济窠臼。有了这个东西的束缚，他的眼见也好，视野也好，研究的深度也好，都会大大受到局限。第二，凡是缺失历史感的经济学，都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人的理性，歪曲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辩证关系。传统经济学教科书通常把人的完全理性作为分析假定。后来哈耶克说，人类完全理性是不对的，只有上帝才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普通人根本做不到。他反过来认为理性是有限的，否定了人类一切经济活动自觉性和计划性的构建。所以，要么是无限性，肯定无限性；要么是过分夸大有限性，这些都是理论形而上学的观点，我认为都是缺乏历史感的表现。第三，用自然主义的态度看待人类社会，歪曲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辩证关系，也就是把人等同于动物，认为人天生就是利己的，人就是恶人。像这种观点其实都是自然主义观点的具体体现。第四，追求一种超历史的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好像自己天然、当然地要构建一个超越特殊性、超越多样性，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适用的经济学，并且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一种使命。我觉得这种使命感是狂妄，更是无知。按照我个人理解的经济学历史感，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学，更大程度上是对经济学特殊性、多样性去倾注我们的研究力量，一般性只能在特殊性和多样性基础上概括和提炼。经济学最重要的首先是在特殊性、多样性上作文章。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你先把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学搞清楚，然后才上升到广义经济学高度。即使是研究广义经济学，也不是抽象一般的经济学，一定要考虑到特定的时空和特定的人类实践活动。第五，滥用数学进行经济分析，歪曲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在经济学这样一种历史感、时空感很强的研究当中，有一种做法是用数学研究人类的经济活动。这种方法一开始就犯了错误，研究方法本身和研究对象是极端不一致，或者不匹配的。用简单的数学来分析简单的数量关系是可以的，但是要用数学研究复杂的人类经济活动是不可能的。而现在经济学的发展，似乎在更大程度上在这个方面引导了人们，我认为这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以上是历史感缺失的经济学的特点，五个方面可以作为一把尺子衡量缺乏历史感的经济学。缺乏历史感的经济学，我定义为就是没有生命力的经济学。 经过上述分析，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符合我前面所认知的富有历史感的经济学的特点。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看作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他特别强调，经济学理论是逻辑过程和历史过程的统一。所以今天这个会的主题特别好，我们做经济学首先要有历史感，所谓历史感一定要扎根在广阔的、深厚的、长期的历史研究。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对客观经济过程运动规律的研究之上。时间和空间所构成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特定社会历史环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关照和最注重的方法。脱离开对这些因素的关注去研究经济学不得要领，不可能得到很好的结论。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命题不是你头脑里独断出来的，一定是来自于鲜活的生活实践。这个鲜活实践我想应该是有丰富历史内容的实践。第四，经济学命题正确与否不在于逻辑过程本身是否严密，而在于逻辑推理过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所以这里面既是历史，又是检验，我们通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这里加一条：有历史感的实践、基于历史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经济学必须不断创新。时间是流动的，空间是多样性的，实践更是与时俱进的，因此经济学当然要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以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突出的五个特征，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备这五个特征，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非常有历史感的经济学，因而它是非常有生命力的经济学。 最后顺便谈一下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的关系。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做经济学按照分工原则，张三做经济史，李四做经济思想史，王五做经济学，这样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做特定领域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进，可以做出更好的成果。但是从经济学自身发展角度来讲，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不能截然分开。目前我们国家高校经济思想史、经济史教学被忽视，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这方面的教学研究，很大程度上说明我们国家目前理论经济学发展误入歧途。经济学不重视历史，可能是当下经济学发展的严重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所以当下的经济学我认为缺乏历史感和总体性是最大的特点，脱离实际是它的最大后果，这跟前面所说的缺乏历史感有重要的关系。因此我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当下强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关注历史，既关注中国历史，也关注世界历史，既关注某个失败的历史，也要关注人类的过去，特别是要有终极关怀。实际上这次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里面，重提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理想，我认为这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没有终极关怀的政治经济学不叫政治经济学。而现在西方政治经济学没有终极关怀，就是数量分析，所以这种经济学没有生命力是很自然的。最后我想在这里强调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共产主义的理念做终极关怀，回过头来研究当下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这也是历史感的充分体现。 从货币的起源看货币的本质：历史与现实 英国的一个首相说，“因钻研货币的本质而受愚弄的人甚至比受爱情所愚弄的人还多”。这句话说得非常到位。还有另一个说法，令一个男人发疯的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个是美女，另一个就是钻研货币。今天在有限的时间里我给大家讲几个问题。第一，我先从大范围的经济史和货币制度史看一下货币的本质。第二，从货币缺位看当代主流经济学的问题——当前对主流经济学批评很多，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它缺乏货币——它有价格，但是没有货币。第三，从债务和信用视角看当下中国的现状和问题。 先谈一下大范围经济史。从思想史上来看，对货币的把握基本上是两种思路：一种是金属论，一种是名目论。对传统货币本质的把握，一个是商品货币观，一个是债务起源说。对商品货币观，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主流经济学是一样的，就是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克，然后到斯密、马克思、穆勒、马歇尔、弗里德曼、萨缪尔逊等等。第二个就是大家比较忽视的债务起源说，有麦克劳德、白芝浩、凯恩斯，另外还有格雷柏、马汀的货币起源说。债务起源说并没有否定前面的商品交易说，而是把它隐含在其中。商品货币说，大家比较熟悉，这个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和洛克，后来演进到马克思的经典学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马克思所说的货币的五个职能大家都熟悉了，这五个职能完全被主流经济学接受的话，主流经济学货币思想就变成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统一的看法。这个背后的逻辑是，物物交换产生一种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然后产生金银，从金银到铸币，从铸币到纸币，从纸币到信用卡，再到电子数字货币、手机二维码。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商品货币关系是有问题的。 再来看货币债务说。麦克劳德讲货币是可转移债务。凯恩斯在《货币论》里面的第一句话说，“记账货币是表示债务、物价与一般购买力的货币。这种货币是货币理论中的原始概念。货币本身是交割后可清付债务契约和价目契约的东西，而且是储存一般购买力的形式。计账货币是货币的主要存在形式”。而现在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也好，主流货币理论也好，包括证券货币理论也好，都是把货币看成纸币，看成是金银货币或者铸币，而放弃了记账货币，这是经济学最大的误解。熊彼特在《货币论》里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货币的本质并不在于其可发现的任何外在形式，如一种商品、纸币或其他任何东西，而在于稳定地转移支撑经济交易的信用和债务”。货币债务起源说也得到了近几年人类学、考古学的证明。门格尔、洛克都认为是物物交换产生了货币。但是考古发现，早期文明里没有物物交换，却发现有债务关系，有利息，但是没有货币。我们看巴比伦汉莫拉比法典也可以看到，实际上有很多关于债务的记录，但是没有记录货币。这些东西当然它用了金银，但是金银主要是还债而不是用于市场交易，债务要比商品出现得早。这一点已经被大量人类学教授证明了。而且债务货币出现很早，但是绝对没有出现所谓的货币。中国商周时期债务关系已经很多了，但是铸币出现在战国时期。东西方历史都证明货币起源于债，而债早于货币。另外，我这里特别指出，人类历史上四大文明里面三大文明同时在一个时期出现了铸币。铸币最早出现在土耳其西部，然后传到希腊，传到罗马，同时在印度出现了官方铸币，都是公元前六世纪前后。中国战国时候出现铸币。商代是否有贝币？贝币到底是用于交易还是用于装饰？这存在争议。为什么三大文明在一百年里同时出现货币，而要远远晚于债，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经济学界探讨的。 另一点是在读罗马史，读中世纪欧洲经济史发现，主要货币存在的是用记账货币，用金钱的很少，中世纪的教会用的铸币也很少。这一点恰恰是经济学里最大的误区。我们现在144万亿货币，只有7万亿的钞票，其他138万亿都是电脑数字。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为什么洛克提出了用金属做货币的商品货币说？主要原因是当时欧洲发现大量白银，白银到了欧洲，正好洛克看到这个现象。到十九世纪又出现铸币，这时候形成了从洛克，到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货币观。另外，对货币挑战的同时，张五常说货币是用来交易的，不是用来调控的，调控会出事的。但是它是怎么用来交易的？就像这么大的石头，你看它方便交易吗？ 第二，从货币缺位看经济理论的问题。货币背后是一个信用制度、债务制度，是清偿债务的，这才是货币的本质，而这一点恰恰我们经济学就看到形式而没有看到背后的债务和可转让信用本质，这是我们经济学最大的误区。实际上货币源于债，本质上是信用，一种支付承诺，经济学讲是支付契约。这个理论发现恰恰印证了所有经济史，并且大家看一下货币是一个债。我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观点是）央行也好，王朝也好，或者任何一个银行发行货币就是欠债。当然要是金属铸币以后，可以从它的本身价值减去它的表面价值，这个叫铸币税。现在根本没有，央行每发行一块钱的货币，就是全国人民的一块钱的债。但是无论是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还是主流经济学，都是商品债务说而不是货币债务说。货币本身是一个债，是一个可支付信用，这才是对经济学真正的挑战。 主流经济学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有价格没有货币。交易方程、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表明，发货币就是通胀。但是为什么目前欧盟、日本、美国都是通缩？而且资本主义经济是从钱到钱，商品只是赚钱的手段。我们发的货币，买吃的，买用的只占很少的部分，大量的货币在金融市场上，现在美国虚拟部门是用钱赚钱，现在社会主要是钱到钱，创造GDP。美国广义货币不多，但是有价证券占GDP十倍。但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中没有货币，金融学里货币也不是债务的概念。在瓦尔拉斯均衡里面，只有价格，没有货币。根据瓦尔拉斯的说法，有过剩才有货币的需求。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也是有价格没有货币。而现实中有了货币以后，就牵扯到社会一般均衡能不能成立，这是主要的挑战。宏观经济学里面是讲货币是央行发出来的，但是按照凯恩斯和后凯恩斯的说法，货币不是央行主要发出来的，而是商业银行自己内生出来的。如果货币是内生的，那么IS—LM模型是否还能够成立呢？希克斯自己说，“我错误理解了凯恩斯”。 第三从货币债务信用说看当前的金融问题。首先解释货币怎么增长的现象。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广义货币增加100万亿，中国2008年到现在准备金率从最低15.5提高到21.5，100万亿怎么出来的？贷款增加就变成广义货币。即通过内生货币理论才能理解中国广义货币增加。其次，从债务角度看中国的潜在危机是什么。我最近在凤凰网讲了三个观点，包括在北大，不要把3.5万亿和3.2万亿看成是财富，这是什么？这个是美国人欠我们的欠条，我们把3.8万亿送到美国，美国变成数字，他连钞票都没有给你。如果现在打仗了，他不认账，你的3.8万亿怎么办？别人给你3.8万亿美元的账，你还说是财富，它是一个欠条。反过来我们国家的广义货币是怎么出来的？它给一张欠条，周小川把那个钱，买到中央银行，1块发6.5块到7块，欠中国人民。我们基础货币是美国人欠央行的，央行再兑换成人民币，发出来欠全国人民的。整个故事是这么一回事。现在我们广义货币不得了了，我们债务危机管理力度还大，我们广义货币140万亿，我们债务是163万亿，多20万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债务角度看整个宏观经济问题，你就知道宏观经济应该怎么做了。 最后说一下余论，我不敢说是结论。货币本质是一种可转让的债务信用。现在主流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是没有货币的公理化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主流经济学的根本挑战，不在于它是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而是如何把货币还原到经济学。这恰恰是凯恩斯做的一个工作。而现在主流经济学，完全背离凯恩斯。古典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主流经济学货币理论的主要问题是不像凯恩斯和熊彼特那样认识到货币的存在形式主要是计账货币。无论是在罗马时期，在欧洲中世纪，还是在当代，绝大部分货币表现为记账货币。中国、美国、英国三个国家的记账货币是96%，其他才是钞票。中国现在存款很多，但是债务更多，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降低杠杆率和债务，而不是增加投资。我国三年投了186万亿，GDP才77万亿，现在生产1块钱GDP要投入3.5块钱。这个模式不能持续。我认为去杠杆千万不能紧货币，宽货币才能平稳去杠杆。 斯密在哪里 斯密对于中国来说，他在与不在，实际上是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史最核心的问题。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我们对中国经济历史的认识，包括反过来对斯密的理论的认识，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我这几年试图做这个工作，试图从环境史或生态史、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不断变动的历史来重新理解中国的经济历史，或者说重新来反思斯密的理论。 我首先要谈的是从18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明清中国经济不同的认识，来展示斯密的形象发生了怎样的颠覆性变化。从18世纪开始，我们对明清时期的中国有很多不同的认识，但是如果梳理一下，不同阶段我们对明清中国的历史（理解）很不一样。所有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它有一个最重要的源头，实际上就是斯密。斯密对中国有一个判断，就是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同时中国有五百年停滞。既富有又停滞，这就是斯密悖论。这个悖论被马尔萨斯、马克思、魏特夫、伊懋可、黄宗智等等继承，但是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像马尔萨斯是讨论人口陷阱，人口陷阱主要是以中国作为例子。马克思当然不同意马尔萨斯的观点，他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以家庭的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以及大规模水利工程所引起的专制国家的结合。这种结合按照魏特夫的解释，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分工的形式。我们国内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对传统社会停滞论的讨论，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的判断来进行的。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停滞论。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伊懋可提出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中国在13～14世纪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经济革命，虽然市场高度发达，但是中国进入了技术锁定的状态，不可能进入现代的工业社会。接下来黄宗智从家庭微观经济角度来讨论，提出了货币化。他提出所谓货币化就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我们可以称之为均衡论。到了90年代，美国加州学派一批学者，对中国经济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判断。中国已经和同一时期的欧洲，尤其是英国，不仅仅处在同样的地位，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比英国还要先进。我们称之为发展论。但是加州学派判断的时候说中欧很相似，但是中欧按照既定的道路没有任何前途。为什么欧洲，特别是英国可以从这样一个困境里面跳出来呢？就是因为它有煤，有殖民地，所以是非常偶然的因素导致了工业革命，导致西方的崛起。这是加州学派的结论。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阿里吉，他写了《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阿里吉在他的书里面指出了所有的经济史学者，可能也包括一部分经济学者，对斯密理论的误解。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把加州学派的结论和斯密的分工理论又混在一起，认为中国的以家庭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这样一条道路，实际上就是斯密的动力，这个动力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有所顿挫，但是到今天已经成为推动中国东亚复兴或者中国复兴最根本的动力，我们称之为复兴论。 在整个过程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从马尔萨斯到马克思，到魏特夫，到黄宗智都是拿斯密作为一个标准。一开始大家认为中国没有斯密所说的分工，到了加州学派说中国有，而到了阿里吉则说中国不但有，而且一直存在，它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源泉。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斯密原来不在中国，然后到了中国，在加州学派里面他还相当老，而到阿里吉那里，他则重要得不得了了。所以整个斯密形象在学术研究中被完全颠覆了。所有这些思考，自始至终或隐或现地都会关注到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到了彭慕兰那里，变成生态史或者环境史的视角。我们在整个研究里面，发现一个重要的逻辑，这个逻辑不是线性的因果逻辑，而是非线性的逻辑。这就是斯密所说的自利导致福利。 第二，斯密分工真实的内涵，以及在中国和欧洲不同的历史表现。阿里吉认为绝大部分历史学家或者一部分经济学家把斯密读错了。因为斯密一开始用制针厂的例子来表示分工的好处，而制针厂事实上是一个生产单位内部的分工。但实际上他要讨论的是不同生产单位之间的分工，比如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分工、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工、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分工、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分工，甚至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分工，涉及国家和民众管理之间的关系，它是不同的生产单位和管理单位之间的分工。但实际上他也有一些失误，斯密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没有离开过生产单位之外的社会分工。那个制针厂只不过是一个例子，整个社会分工我们看不清楚，那我就带你到这个制针厂去看看你就知道了。但这个例子却误导了一批又一批经济学家。我们忽略了他对社会分工的讨论。而且在这样的社会分工里，斯密对国际劳动分工也有他自己的认识。斯密非常欣赏美国的道路，但是美国要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要搞对外贸易的话斯密肯定是不同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维持他宗主国即英国的霸权。我们说斯密的分工，实际上是以英国为核心的，英国的城乡分离、以工农业为主导的，包括国际劳动分工、以殖民地占有为特征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在内的世界经济体系。 用这样的理论重新反思彭慕兰的解释，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彭慕兰将煤和殖民地作为偶然因素，而煤和殖民地，尤其是殖民地，在工业革命之前并不是原原本本放在那儿，实际上是英国主导的，或者欧洲主导的殖民体系刻意经营的结果。殖民地形成和欧洲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形成分工合作的关系。同时，彭慕兰把中国切割开来，按照世界体系方法来分析中国。如果把被彭慕兰分割开的，回归成一个国家的话，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特征。在我看来中国不可能会表示出对外扩张形式，而会保持落后的、自我剥削的方式。从男女性别关系看，肯定是男权压制女性；从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看，也是不平等的。这些特征可以推进中国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最终会带来一系列的危机。这些特征不能算是帝国主义的，而是类殖民主义的。类殖民主义在19世纪中期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挑战。实际上在乾隆朝的时候已经在寻找出路，当时更多地是对资源和环境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这引起了嘉庆和道光年间的普遍性的全国生态危机。西方人来了以后，传教士来了以后，很多中国人，最早是在户部工作的江西的陈炽，开始把斯密的理论作为拯救中国的圣道。原来的圣道是《论语》、《孟子》，现在是斯密。但是他看到的是斯密追随者写的《富国策》，他自己写了本《续富国策》，讨论如何将其运用到中国。而真正引入斯密的则是严复的《原富》。由于严复所在的时代是民族危亡的时代，所以严复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虽然对当时的思想启蒙有用，但是对于当时的国家经济政策来说却不被大家所接受，更多的是（主张）以国家为主导的现代化的方案，就是国家干预。我们很多人可能以为国家干预是斯密反对的，实际上是错的。斯密并不反对国家干预，只是反对那种不合时宜的国家干预，认为国家干预一定要和经济自由发展结合起来。所以尽管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看起来没有斯密自由主义的发展，但是实际是以国家形式所推动的所谓社会分工体制的实践。尤其是像我们说的三年自然灾害，当然这个运动就是中国高歌猛进的现代化运动，要赶英超美，实际上还是按照斯密的逻辑走的。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对斯密逻辑有一个非常彻底的贯彻。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我们感受到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环境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关于分工理论的讨论，在中国经济研究里面，也有很多对斯密的讨论。这些讨论可能有助于我们反思斯密的理论，以及斯密在中国的实践。比如说管子的分工理论、孟子和农家弟子之间的争论等，需要我们仔细辨识管子和斯密的异同。 最后要说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种反斯密的思考，这种反斯密的思考，最早是由吴承明先生提出来的，那就是没有分工的市场理论。这对于我们考虑未来的中国的发展，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让我们把斯密的理论搁到一边，创造一个新的符合生态人文自然和谐道路的一个新的经济学体系！标签：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