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内地残疾青年的社会排斥经验：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残疾论文,视角论文,内地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6)01-0042-06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6.01.007 一、残疾青年研究的重要意义 有关残疾人福利的研究是社会福利领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残疾从个体的医学模型逐渐演变为蕴含在社会环境下的社会问题，根据国际功能分类的阐释，任何人在一生中都有可能会遭遇永久性的或短暂性的残疾，到进入老年的时候人人都会体验到残疾的生活状态。那么研究残疾问题就不仅仅是以传统医学的视角来理解，而应以一个社会性的对社会人群普遍有益的问题来理解。残疾青年处于人生中社会活动最活跃的时期，面临着各个领域的排斥和生存困境，为提高这一群体的福利水平，扩展人们对残疾青年群体更深的了解与认知，有关残疾青年的研究也逐渐成为青年研究及残疾问题研究涉及的重要方向。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根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数据，推算2010年底全国残疾人口已经超过8500万，其中15~59岁的人口占42.10%，已超过3578万人，虽然其中并不只有青年群体，但也可以通过这个数字初步推测青年残疾群体的规模。这个庞大的人群在经济上因为丧失劳动能力而失去了就业机会，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致使残疾人绝大多数处于贫困状态；在教育上，根据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有近一半的残疾人未接受过正规教育，只有1.49%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家庭上，大多数残疾人更是相当于丧失了婚恋的权利。当我们使用青年这一概念时，背后就有了关于一代人(generation)的隐含意思，当用年龄的界限如儿童、青年、成年以及老年来定义社会中不同的人群时，实际上就是在代际的框架下讨论，不同年龄层群体意味着拥有不同的权利、义务、状态、角色、特权等[1]，这也决定了处于不同的生命阶段的残疾人有不同的生命历程，这与他们所处的阶段与社会环境相关。因此我们应该更谨慎地对残疾青年这个群体进行相关探讨，这一群体的生活经验是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社会环境中，是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无法分割的。 二、内地残疾青年研究的现状与反思：个体模型与社会模型 (一)个体模型与社会模型的内涵 残疾的个体模型传统上是医学模型，医学模型把残疾人看作是丧失了某些重要功能的人：他们看不见、听不见、无法行走、不能从事严谨的工作或无法完成简单的数学运算，在这里残疾被看作是功能的丧失，即丧失了独立和有效地完成他人所能完成的活动的能力[2]，在医学模型的视角下，残疾人是身体有残损的人群(people with disabilities)。传统的医学模型是认识残疾人的基本视角，也是有关残疾人研究的发展基础。除了从身体的角度出发理解个体模型，另外研究人员也将对残疾人心理的研究纳入到个体模型之中，聚焦于残疾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的研究都可以算作个体模型的研究范畴。[3]总结个体模型的理解就是残疾的个体模型遭遇理论，包括了残疾人的心理和生理两方面。 到20世纪70年代由英国反隔离身体残疾联盟推动而成的残疾的社会模型在英国残疾运动史上是一次重大的思想变革。残疾的社会模型定义是：因为身体残损得到社会压制和排斥的人(disabled people)。用社会模型的视角理解残疾人群体，是相比于将残疾视为自身悲剧的个人观念而言，从社会环境制造的障碍与排斥的社会性的视角来理解残疾人面临的问题，[4]即残疾不但是个人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只从健康的角度来理解残疾人群体是不够的，应从更宏观的社会性的角度来诠释这一群体的问题，来探讨他们对更高的自主权利的要求，将残疾视为一种社会压迫，指出残疾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生理决定的。[5] 综合残疾的个体模型与社会模型，我们可以看出，残疾研究经历了变革性的发展，从个体的医学模型到社会层面的社会模型的变革，社会学者为残疾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重点，当残疾问题不再局限于医学的个体框架之下，而是成为融入社会环境中的分析视角时，用社会模型来理解残疾问题也就成为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残疾问题的基础。 (二)内地残疾青年研究的现状：个体模型与社会模型的共生 在中国残疾人事业不断专业化的今天，内地残疾青年研究也有了一些长足的发展，有很多研究是以个体模型为基础，讨论残疾青年的生活能力、心理情况、康复情况等。较早期的研究里有很多会涉及残疾青年个体的经验，主题多是以他们自强自立的人生故事为主，研究对象多是在一些专业领域有所成就的残疾青年，倡导建立残疾青年的榜样来激发残疾青年的自立自强。从生理角度进行的研究则主要侧重在传统的康复情况和生活能力调查的一些研究，研究立足于个人的生活能力的障碍和康复情况的调查来提出促进残疾人康复事业的观点[6-7]。也有学者研究残疾人心理问题和残疾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认为残疾人在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的遭遇处境造成了残疾人的一些心理问题和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8-9]。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社会对残疾研究的社会模型视角被大力推广，可以看到我国的残疾青年研究发展与国际的趋势并无二致。1986年张潘仕就以“残疾青年的社会问题”为主题对残疾青年在教育、就业以及婚姻问题等方面进行探讨，有关残疾青年的研究也呈现出逐渐从个体经验到社会环境的变迁。[10]到2012年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进行了一项探索残疾青年需求的调查研究，该项调查不仅仅局限在康复的医疗需求上，还涉及教育培训需求、就业服务需求、托养服务需求、社会融入需求等。[11]研究显示，青年肢体残疾人群的需求带有明显的年龄特征，与他们的教育水平、生活经历等因素相关，并且很多肢体残疾青年人有聪明的头脑和融入社会生活的热忱，因此应提高为残疾青年提供社会专业化服务的能力。[12] 总体而言，有关注残疾青年自身的生理状况和心理状况的基于个体模型的研究，也有关注这一群体的不同社会需求，并倡导社会相关服务机构团体的关注和更具专业性支持的以社会模型为视角的研究。虽然当前的残疾研究有个体模型和社会模型不同的侧重，但是两者不能对立来看，它们都是针对残疾问题的不同的方向，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将个体模型与社会模型更好地结合一起运用在实践研究中是对残疾研究非常重要的整合。另外，通过对残疾青年研究现状的概述，也可以看出目前针对残疾青年经验的研究是相对匮乏的，并且在研究方法上多是二手文献的分析，缺少实证数据的发掘，而残疾青年的研究在中国青年研究中也是重要的一部分。 (三)对残疾青年研究的反思：个体模型与社会模型的关系 中国内地关于残疾研究更多的是以宏观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政策为核心，是一个宏观地涵盖了残疾人生活各领域的生活状况的体系与范畴。在这种趋向于社会政策的研究传统中，可以看到学者在讨论和研究残疾问题时将残疾不再是单单看作是个人的、医学的问题，而是与社会环境、经济文化等整体的社会发展状况休戚相关的。也有研究是基于个体模型的逻辑，但研究普遍呈现出的是由于方法上的局限，导致研究结果或讨论不能更好地拓展，缺乏定性和定量的实证数据的探索和检验，这也是日后内地有关残疾研究发展所要突破的问题，同时，在残疾人研究领域需要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能提供更为丰富的可以参考的数据，这也是未来残疾研究应该把握的方向，而对于残疾研究社会模型和个体模型的考量也应成为残疾人研究方向上值得被关注的焦点。 虽然残疾社会模型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发展，但也有学者开始反思医学模型发展到社会模型这种元叙事的发展逻辑，质疑强硬的社会模型的理解视角，并开始重新审视两种研究残疾的模式的内在联系。巴奈特和奥特曼(Barnartt & Altman)提出身体的残损与残疾并不是二分的，而是描述一个连续事物的不同方面，因此不能单独抽离出某一种解释，另外不能否认的是，在医学层面或者个人层面进行干预依然是最重要的。而社会模型的代表人奥利弗等学者在批判传统的医学模型的残疾研究视角时总结其存在问题包括：1.将残疾人看作被决定的一个群体，他们只能通过心理康复来应对遇到的困难；2.将残疾界定为个体发生的事情，但是却忽略其结果往往影响到家庭及社会境遇，这些更广泛的影响被忽视；3.忽略了不同的残疾人更加深刻的个人生活体验，正是这些不同方面的批判致使学者对残疾的研究有了新的探索方向。[13]其中第一、二点正是社会模型得以受肯定和推崇的原因，但第三点与强硬严格的社会模型的研究思路是相悖的，因为第三点对个体经验的探索恰恰是将个体的身体机能与外界社会进行互动的探索，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严格的脱离个体遭遇的社会模型是不足以更好地研究残疾问题的。 残疾研究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传统的医学模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残疾人群体面临的困境，而强硬的社会模型虽然能从社会排斥的视角理解残疾人的遭遇，这一视角在宏观社会政策领域方面对残疾人运动有重要推动作用，但依然存在无法兼顾讨论残疾个体经验和诉求的问题。可以看出，对残疾的理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含义，而对不同的视角作出区分和整合是非常有益的。[1]普里斯特利(Priestley)提出，一味争论个体模型与社会模型谁优谁劣是没有益处的，而是应该深入理解各自的内涵，对不同的视角作出区分和整合。他总结道：残疾的个体模型包括生理和心理维度，生理上关注身体可测量的一些特征和组织功能，而心理的维度则是对身份认同和自身适应的关注；社会模型也是主要围绕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关注政治经济和残疾人生活环境的结构模型，另一个则是关注文化价值的文化视角。可见不能从单一的一个方面来理解残疾人，比如残疾人的身份认同不只是个体心理的产物，而是根植于整个社会环境且受文化和结构影响而成，甚至认为单从个体的心理来解释残疾是错误的。笔者认为强调深入的理解并不是单单为了区分，而是在区分的基础上丰富对残疾研究的理解，从而提出一个可以整合现有视角的分析框架。 三、整合个体模型与社会模型：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视角 残疾青年的研究对于残疾人福利研究以及青年研究领域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不仅涉及残疾青年这一群体自身福利问题的思考，也反映出残疾人研究整体的方向和反思。根据上述对我国内地目前残疾青年研究现状的回顾和残疾人研究社会模型与个体模型关系的思考，本文认为在内地残疾青年研究中应该建立个体模型与社会模型更紧密的联系，并提出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视角。 (一)从社会排斥理论到个体的社会排斥经验 残疾的社会模型将残疾的视角投向社会，认为残疾是一种社会压迫和排斥，残疾人被排斥在主流社会生活之外。[5]残疾人群体是社会排斥领域常常会涉及的人群，这一部分人群由于身体的原因被排斥在经济领域、家庭生活领域、教育领域之外，由于没有制度政策条件的充分支持无法参与到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活当中，逐步陷入贫困，甚至是对家庭产生贫困的代际传递。对于社会排斥的内涵，内地学者曾群综合已有文献提出社会排斥的定义，概括作为过程的社会排斥的机制，所谓社会排斥(仅指排斥者为个体的情况)指，个人由于国家、企业(市场)和利益团体等施动者的作用而全部或部分被排斥于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文化权利以及国家福利制度之外的过程。[14-15]学者周林刚进一步运用社会排斥理论研究残疾人问题，提出在我国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双重转轨过程中，残疾人这一特殊的脆弱群体，是尤其需要关注的，而目前残疾人在观念、教育、就业及其他(环境和交往)方面面临排斥；宓淑芳等在探讨残疾人的心理问题时也提出是受到教育、就业、婚恋等问题上的排斥而引起的；也有学者归纳已有的文献认为残疾人面临着普遍的社会排斥而排斥的原因主要是制度性的。基于日常生活的考虑，将残疾人面临的排斥综合归纳为制度性的排斥和非制度性的排斥，制度性的排斥是指由于社会政策制度引起的，从宏观的层面引起的排斥，而非制度性的排斥则是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观念与环境上的排斥。[11]综合以上学者的关于残疾人社会排斥的研究可见，当我们探索残疾人问题时常常以社会排斥理论为出发点，而这种社会排斥是被置于社会环境和结构中，且属于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排斥理论。这种研究残疾人社会排斥的视角是基于社会模型的基本逻辑，即当采用社会模型的视角理解残疾青年时，关注点是教育、就业、婚恋、环境等不同的领域如何限制影响了残疾人，而这种关注以社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缺少对残疾人与社会互动的经验探索。 西方已有学者采用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将研究重点放在残疾青年的社会排斥经验上。苏西诺斯(Susinos)的研究领域就是残疾青年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经验，她采用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理解社会排斥过程。她总结社会排斥的特征包括：1.社会排斥是一个复杂的现象；2.社会排斥是由社会建构的，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个体的条件，而是由于社会的机制系统和意识形态的阻碍与制约；3.社会排斥可以通过个体的表述来研究。她提倡通过残疾青年主观经验的表述来研究他们的社会排斥经验，批判已有的研究将残疾青年个体的社会排斥经历归咎于其自身的心理原因。这种认识是将社会现象和社会环境当作了自然普遍的“真理”，她质疑这种自然而然的“真理”，她采用社会建构主义范式来理解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探索出外在的环境和结构组织是如何建构了残疾人的被排斥身份的。[16-17]可见，从社会建构主义来理解社会排斥，是对社会排斥的“自然属性”的根本性质疑，这理解强调社会排斥根植于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而促成的建构过程，它也对个体经验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 (二)基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探索残疾青年的社会排斥 在有关社会排斥的研究中，结构化的社会排斥常被提及，而从社会结构层面分析社会排斥，是解决社会排斥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的重要的工具性方法，而从心理层面研究社会排斥则恰恰需要更多的探讨和补充。在残疾问题研究中，残疾的社会模型和个体模型与残疾人社会排斥的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相呼应，都是将研究聚焦于社会环境或个体部分的讨论。只是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研究的关注点不同，个人建构理论的观点和社会建构理论的视角不同，在英文表述上分别对应的是“Constructivist”和“Constructionist”。个人建构阐明的是关于世界的内在描绘，由人们通过自身的感知建立起来，每一种个人建构都不同于他人的建构；社会建构则是关于世界共享的一些描绘，经由人们在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互动而建立起来，社会建构强调社会互动和文化等因素在个人知识建构中的作用。[18]如果从社会排斥的动态性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社会层面的社会排斥在不同领域(如就业、就学、婚恋家庭等)具体影响了残疾人的心理发展、身份认同和主观经验。因此，基于社会排斥动态性的特征，本文提出基于社会建构的视角来理解残疾青年的社会排斥经验。 从社会建构视角理解社会问题，关注的是我们对社会问题的定义和理解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建构的。也就是说，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互动过程中创造了不同形式的知识(如社会科学知识等)去探索和解决社会问题，而这些知识在慢慢巩固和散播的情况下，逐渐成为一般人所经验到的“客观现实”，这些“客观现实”更反过来塑造和制约了人的主体性(human agency)。[19-20]另外，克拉克和科克兰(Clarke & Cochrane)也提出从社会建构的视角理解社会问题，将关注点放在引起社会问题的社会条件之上，是为现状的改变、改革和推进提供可能性。对于引起社会问题的某些特性进行重新安排，从而解决社会问题，这是社会建构主义理解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也就是说，社会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它表达了其他建构的可能性，也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之一。残疾青年的社会排斥作为一个影响残疾青年群体社会福利和社会融入的社会问题，当把研究重点放在探索残疾青年的社会排斥经验之上时，我们不仅应探索他们的排斥经验，而且应进一步探索这种对社会排斥经验的理解是如何被定义的，这个社会问题是如何在现存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建构而成的，从而能为解决他们的社会排斥问题提出基于他们自身需求和经验的福利政策建议。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形塑了整体社会文化观念对残疾的理解，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如果建基于个人成就创造成功的价值，那么残疾人受限于能力，无法和人公平竞争，势必会被排斥在整个阶级之外。如果社会的中心价值，例如宗教，则对于身心障碍的解释可能会是对犯罪的惩罚、妖魔附身或完全相反的是神的意旨降临拣选的结果。当我们探索残疾青年自身经验时，也必须要了解到，他们对残疾的理解和有关残疾的经验必然是来自于当前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残疾观念的反应。正如苏西诺斯认为将残疾青年的社会排斥过多地归因于心理是缺少批判和反思的，她认为残疾青年的社会排斥身份(excluded identity)是由社会建构的，而她也主张从残疾青年人自身的经验出发，通过他们自身的语言和表述来探索他们如何在处于社会排斥的境遇当中建立社会排斥的身份认同的。总体而言，社会排斥作为一个动态过程，不仅在经济与社会关系的领域产生影响，且最终将作用于个体心理；在社会建构理论的视角下，研究关注的是人们的主观意识层面，即探索被排斥群体是如何定义社会排斥以及探索这种社会排斥的经验是如何在与社会互动中建构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