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扩大内需的政策及其效果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扩大内需论文,效果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东亚各国扩大内需的背景及意义
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各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可以总结为“危机发生—紧缩计划—危机恶化—扩张政策”的过程。危机过后的第一阶段，亚洲各国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药方，针对金融、经济领域展开了全面的调整，主要以提高利率、下调经济增长目标、减少财政开支等紧缩措施为主。一年多后，紧缩政策产生的效果不理想，种种经济指标显示东亚经济陷入内需低迷、通货紧缩，第一阶段的紧缩政策宣告无效。因此从1998年第四季度开始，东亚各国政府纷纷改弦易辙，把振兴经济的重点放在刺激内需上，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传统的应付危机的紧缩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帮助危机受害国渡过难关，但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尤其不利于国内经济活动的正常展开，表现为：
1.货币和财政双紧政策抑制了内部经济的复苏。从货币政策的实施来看，货币的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利率的高企使企业由于资金短缺而被迫停工甚至倒闭，大量基础设施项目被迫下马。企业生产规模的缩小又直接造成社会大量失业人口的涌现。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削减政府开支、增加税收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大幅度减少，居民的当前消费相应缩减，对未来的预期消费加大投入，社会生产能力就相应出现过剩。这样，紧缩性的货币、财政政策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刺激经济的目的，反而带来了经济恶化，使东亚各国普遍出现内需不足的状况。
2.金融业大刀阔斧地整顿挫伤了投资者的信心。关闭和接管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收购并重组银行不良债权，整顿金融秩序，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东亚各国金融领域混乱的局面。但是银行的大量关闭严重挫伤了投资者的信心。
二、扩大内需的政策及措施
1.赤字财政。赤字财政是东亚各国政府在刺激内需方面采取的最直接的措施。各国政府一改过去削减政府开支的作法，大幅度地扩大政府开支，屡次修改财政预算案，增加公共开支。菲律宾1999年政府支出总额为3806亿比索（1＄＝40比索），比1998年增长4.6%，2000年政府计划支出4158亿比索，将比1999年增长9.2%。泰国政府向IMF递交的季度报告中指出，将1998—1999年财政年度的预算赤字由原来的占GNP的5%提升到6%。马来西亚政府1999年度提出的财政预算案是自过去6年第一个赤字预算案，预算赤字达179亿林吉特。目前又提出1999—2000 年度第二个赤字预算案，财政赤字为129.69亿林吉特，目的都在于继续推动经济复苏，刺激国内需求，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赤字预算的扩大为各国政府提供了公共开支的可操作空间。菲律宾政府开支主要以农业和住房为重点。根据菲律宾国会1997年12月通过的农业现代化法案，菲律宾政府将在未来7年中向农业部门投资1220 亿比索，以推动农业现代化，包括在农场和集市之间修建道路，增设水利灌溉设施，向农民投放信贷和农产品加工设备等。 在住房方面， 计划在2004年之前投资2000亿比索，建造约90万套低成本住房。马来西亚也从1998年6月起先后增加了120亿林吉特（1＄＝3.8林吉特）的住房拨款，以资助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泰国1999年8月份推出第二个总额为1000 多亿铢的债券，通过国家住宅银行以30年分期付款的形式发放给消费者。
2.放松银根。降低利率，鼓励银行放贷，让更多资金进入消费和投资领域是各国刺激内需的又一重要举措。各国中央银行大幅度降低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调低法定准备金比率。以菲律宾为例，1999年年初以来菲律宾中央银行已经20次降低利率，使商业银行间隔夜拆措利率从年初的13.435%降低到9%，贷款利率从15.435降低到11%； 法定准备金率连降5个百分点，从17%降低到12%，促使超过500亿比索的资金流向金融市场。
3.增加就业。实施产业扶持政策，增加某些行业的就业机会是解决内需不足的另一个切入点。工厂停工，工人失业是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隐患，同时也造成了消费回升乏力。各国政府通过解决失业问题来为扩大内需奠定基础。泰国政府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日本海外解决合作基金等组织筹措了530亿铢的资金，计划为本国居民创造45.6 万个就业机会。为了扩大再就业，政府把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专门拨款用于技能培训，促进再就业。韩国政府通过加快金融、咨询、电脑软件等高增值服务行业的发展，同时兼顾发展零售、饮食、保健等行业，一方面使大批失业人员重新就业，从而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也开拓了国内市场，促进了经济的复苏。
4.改革税制。消费需求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源，而高负税抑制了各国居民的消费，造成了内需不足。为此各国均实行了税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减免税及奖励措施。根据1999年3 月推出的第一个一揽子经济振兴计划，泰国实现大面积减税，包括将增值税由10%降至7%； 将汽油税由17.5%降至5%；将电费降低10.71%；将个人所得税减少2 个百分点。
5.制定法律。低收入者是社会消费的主导力量，危机恶化了低收入阶层的经济状况，削弱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现象。韩国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国民基本生活保障法》来防止消费过度萎缩引起经济长期不振。新法律扩大了资助对象的范围，使受益的低收入者从54万人增加到194万人。对这些低收入者， 韩国政府以放宽限制、提供实物或现金等形式向他们提供包括日常生活、居住、医疗、教育、分娩、自救、死亡等多方面的资助，从而促进大众消费继续保持适度增长。
三、政策的实际效果及其分析
东亚各国和地区在实行一年多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后，经济复苏的步伐逐步加快，经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1999年上半年，菲律宾经济增长了2.4%，韩国增长了7.3%，泰国第二季度也增长了3.5%。 另外，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等著名研究机构最新预测，受个人消费等出现恢复的支撑，1999年韩国经济预计将实现8%的增长，经济将全面复苏。 受高科技产业生产增加的支撑，新加坡和台湾的经济将增长5%。 但印度尼西亚和香港的经济前景仍不明朗。东亚经济加快恢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需。外需对经济复苏的贡献大于停滞不前的内需。1998年年底以来国际电子产品市场的复苏，给东亚这些电子产品出口国增加了外汇收入，美国经济的持续走强和日本经济的开始回温为东亚提供了广阔的出口市场。相反政府大量举债，增加财政预算赤字开支只是有限地刺激了经济增长。内需的扩张效果不显著，国内需求仍十分脆弱。究其原因有三点：
1.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来看：由于各国经济国际化程度很高，国内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与国际联系紧密，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无法使内外部均衡同时达到。具体地说，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赤字的融资途径主要是发行国债和借外债。借外债使各国财政负担过重，发行国债会引起国内债券价格下跌和长期利率上升，刺激外国资本的流入。但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了刺激内需，不断下调利率。利率的下调一方面给本国货币施加了走低的压力，另一方面缩小了东亚各国货币和美元的利差，致使投资者抛售当地货币，购入美元保值，抑制了外国资本的流入。这样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在资本项目上相互抵消，导致国际社会对东亚地区经济的复苏前景继续保持观望态度。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这种外部的悲观态度直接影响国内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展开，消费和投资就停滞不前。以菲律宾为例，1999年上半年菲央行连续降息20次，短期国库券的利率降到8.4%，为过去12年来的最低水平， 以刺激经济复苏。但随着美元利率的提高，许多投资者又纷纷将比索换成美元保值， 央行就无法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自主权之间寻求双重平衡，为刺激内需而实施的国内政策无法和外部经济保持一致。
2.从放松银根的实际效果来看：利率的降低并不能增加银行贷款和企业投资，相反出现银行惜贷现象。低利率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的政策工具，信贷投资扩大造成的投资乘数效应是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机制。如果政府传导机制受阻，无论政府如何加大政策力度，都无法达到预期的扩大内需的效果，也就不能刺激经济的复苏。原因在于前一阶段的金融改革中各国中央银行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不良资产，鼓励银行兼并和重组，清理银行债务，使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得到提高，部分地改善了银行的经营状况。但作为贷款对象的企业在高额的负债和萎缩的产品市场需求的夹缝中依然陷于困境，难以生存。各国政府原本要鼓励银行放贷，让更多资金进入投资领域，通过投资乘数效应拉动经济增长，但银行在审查企业贷款问题上的谨慎态度使实际的扩大投资效果不佳。据统计菲律宾1999年1—8月在投资署的投资总额只有1020亿比索（约合25.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5%。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恢复最快的韩国正是采取了银行改革和企业改革同步的作法，达到了扩大信贷，解决企业资金不足的效果。在企业改革方面，政府专门筹资70亿美元，成立了“股本基金”和“债务调整基金”，调整大企业结构，将短期债券转变为长期债券，处理企业不动产，清理了企业队伍，保证了企业的经营和还款能力；在银行改革方面，韩国政府制订了“非常计划”，公布“退出经营”的银行名单，实行强制性清理整顿，专门修改了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在企业和银行同时恢复健康的轨道上实现了银行贷款的顺利发放、企业经营状况好转、设备投资回升等一系列良性循环。
3.从影响内需的居民消费来看：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限制了内需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于未来具有理性预期的能力。如果政府在目前通过发行国债、减税等方式进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人们就会预期到将来政府会增加税收。出于维持将来的生活水平或遗产动机等，人们将增加储蓄，减少当前消费，边际消费倾向就减少。东亚各国的减税措施对刺激消费也就毫无帮助。相反传统的文化观念中“勤俭节约”的思想深入民心，居民对未来经济前景的看淡愈加促使居民储蓄倾向的增强，即使在低利率下居民也把储蓄当作消费的替代。尽管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刺激消费，但实际的收入水平并没有提高，小幅度的减税也不能改变低收入者的贫困状况，当然就不能提高多数居民的消费水平。